《我的父亲袁世凯》——袁静雪

袁力

《我的父亲袁世凯》之一洪宪研究笔记

袁静雪

  人心中的历史 2024-03-14 08:18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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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2月29日于北京无遗楼

袁力

《我的父亲袁世凯》之二

袁静雪

三、在彰德的“隐居”生活

  我父亲回到北京以后不久，就接到了让他“回籍养疴”的命令。这时，他内心的恐惧，才慢慢地缓和下来。当时彰德的住宅正由我大哥袁克定监工修缮改建，尚未完工。我父亲便带了第五、第七两个姨太太由北京先到河南辉县暂住。我们家里的人原来也是非常恐慌的，除了北京锡拉胡同的住宅里留有一些人看家以外，大部分人都逃到了天津，借住在梁宝生（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的家里。我父亲到了辉县，最初真是“闭门思过”，后来才渐渐活动起来。直到一九○九年五月间，彰德北关外洹上村的住宅大致修好，我父亲才让人把所有家眷接来一同搬入新居，开始了他的“隐居”生活。

  我父亲的隐居生活，是有着他的长期打算的。我父亲在洹上村的住宅，原是天津某人修造的别墅，洹水流过它的前面。这所别墅原有的房子并不很多，大哥所监工修建的，只是我们家里人所必需居住的一部分房屋，还有很多工程都是在我父亲搬进去以后才陆继完成的。首先在住宅外面修了高大的院墙，院墙周围还修筑了几个炮楼。当时的地方当局，还派两营马队（叫做马一营、马二营）驻在那里护卫着，看起来仿佛是一个寨子似的。在这个“寨子”里，修建了一些“群房”，部分男佣人的家眷就住在里面。此外，还开辟了菜园、瓜园、果木园、桑园等各种园子，也饲养了猪、羊、鸡、鸭之类的家畜家禽，以备全家上下日常食用。我们的住宅有很多的四合院，它们另有一道墙围绕着。他整修了一座花园，取名“养寿园”。他雇人在养寿园里叠石为山，栽种了很多花草和桃、杏、枣等果木树；还把洹水引进园里，开凿了一个大水池，池里种植了一些荷、菱之类，养殖了很多活鱼。我父亲喜欢吃的熏鱼，是二姨太太的拿手菜，她就常常养蟹，每个人都用高粱米和芝麻来喂养自己所有的螃蟹。等到秋深蟹肥的时候，大家都兴高采烈地自己捕来自己吃。池内还修有一座水心亭，必须坐船才能到达亭上。每年夏季或月圆的时候，我父亲常和全家人划船过去，在那里吃饭赏月。他有的时候独自和我的生母三姨太太荡舟赏月。我母亲会弹七弦琴。这个时候，他对着皎洁的月光，听着悠扬的琴音，是十分高兴的。有的时候他俩一边下围棋，偶然一语不合，也会闹起气来。有一次我母亲竟气得把棋盘、棋子都扔到水里了。   

  我家当时上下人口是很多的。为了筹措这么多人的日常生活用品，我父亲早就在彰德置买了不少田地，因此粮食是不成问题的。那时候，园里又饲养了家畜、家禽、活鱼，因此副食也就供应无缺。园子里产的瓜果等，还可以卖到市上换回钱来。他甚至在南方请来了一些蚕娘和纺纱娘（这些人也都住在宅子外面的“群房”里），让她们养蚕和缫丝。缫出来的丝，就送到他在彰德所办的纺纱厂里织成绸缎出售。他时常带着家里人去看她们喂蚕、缫丝。同时，也让各房自己喂蚕，自己缫丝，所得的丝价就归各房自己支配。家里还用了一个姓葛的采买，每天总要进城采办一次，每隔两、三个月，还要专程到天津、上海购买那些彰德买不到的吃、穿、用的东西。葛在去天津、上海之前，总是逐一向各房问明需要买些什么。这时，各房就开列清单，交他办理。所有需用的款项，都是由账房支付的。

  这里要着重谈谈我父亲的所谓“隐居”生活。他每天起床后，就和我三伯世廉（当时因病由徐州道解职后前来彰德，住在宅子里的西院，后来病重身死，我五叔又搬来同住）下棋谈心。有时他就独自到花园内钓鱼。他曾照有戴着斗笠、披着蓑衣、在渔舟上静坐垂钓的相片，以表示他超然世外。遇到亲戚来看望他的时候，也时常和他们下棋来消磨时光。他有时还把河南坠子和“柳子戏”的艺人叫来演唱。在过年的时候，总有他的一些“北洋”老部下来给他拜年；同时，住在项城老家里的我六叔等人，也来洹上和他共度佳节。这时候，他就叫人传北京京剧界的名角，如谭鑫培、王瑶卿、王惠芳、杨小朵、德珺君如等来唱堂会。这种堂会戏，在他和正妻于氏过寿的时候，也同样是传来唱过的。   

  记得有一天，大概是在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正是川汉铁路国有事件刚刚爆发的时候，端方（他是我父亲的把兄弟）奉旨南下查办。端方特地前来彰德和我父亲面谈，我父亲当晚还放映电影来招待他。他们谈话的内容，自然是保密的。他们在这次会面中订下了儿女们的两门亲事：一个是，二姐仲祯许给端方的侄子；另一个是，端方的长女许给五哥克权。后来，端方、端锦两人同时在四川资州被杀身死。端方弟兄人的家眷都改成汉人装束逃难到彰德来。他们匆匆前来，人数很多，只得暂时在各房挤着住，以后才先后离去。

  我父亲在做官的时候很少做诗，但回彰德以后，有时也和前来访问的友人们互相唱和。他曾把这些唱和的诗句，编为《圭塘唱和诗集》，圭塘是洹水上的桥名。记得在诗集里有这样几首：
      
次王介艇丈游养寿园韵

乍赋归来句　林栖旧雨存
卅年醒尘梦　半亩辟荒园
雕倦青云路　鱼浮绿水源
漳洹犹觉浅　何处问江村   

和江都史济道女史月下游养寿园诗

曾来此地作劳人　满目林泉气势新
墙外太行横若障　门前洹水喜为邻
风烟万里苍茫绕　波浪千层激荡频
寄语长安诸旧侣　素衣蚤浣帝京尘

登楼

楼下级容膝　檐高老树齐
开轩平北斗　翻觉太行低

晚阴看月

棹艇捞明月　逃蟾沉水底
搔头欲问天　月隐烟云里

自题渔舟写真二首

（其一）

身世萧然百不愁　烟蓑雨笠一渔舟   
钓丝终日牵红蓼　好友同盟只白鸥
投饵我非关得失　吞钓鱼却有恩仇
回头多少中原事　老子掀须一笑休

（其二）

百年心事总悠悠　壮志当时苦未酬
野老胸中负兵甲　钓翁眼底小王侯
思量天下无磐石　叹息神州变缺瓯
散发天涯从此去　烟蓑雨笠一渔舟

  他的诗确实做得不算好，但是从诗里却可以看出一些自负和不甘寂寞的复杂心情。如“素衣蚤浣帝京尘”、“吞钩鱼却有恩仇”、“搔头欲问天，月隐烟云里”等诗句，表达了他对清廷不满的情绪。又如“漳洹犹觉浅，何处问江村”、“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等句，却深深地道出了他待时而动的心机，表明了他在彰德隐居的实质。

  事实上，他也的确不是一个逃避红尘、澹泊名利的隐士。他虽然身居乡村，却时常有一些朝野要人来看望他，询问他对于当时某些事情的看法。像上面所说的端方，就是这些要人之中的一个。那时，他每天要接到很多从各方面发来的信件和电报。为了处理这些信、电，他每天上午要用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来办理“公务”，他设置了一个电报房，从而能够更迅速地和各方面加强联系。他向各方面伸出了触角，等待着再起的时机。

四、乘辛亥革命之机东山再起

  辛亥革命爆发，我父亲终于得到了东山再起的机会。这时候，清廷为了镇压在武昌起义的革命军队，派了陆军部大臣荫昌带领冯国璋、段祺瑞率北洋军两镇南下讨伐。当荫昌和冯国璋经由京汉铁路南下的时候，都曾先后在彰德下车来看望我父亲，并且征求他对于国事的意见。我父亲当时对荫昌表示：“久居乡野，对国事未敢置辞。”可是对他的老部下冯国璋，却指示了“慢慢走，等等看”的六字方针。冯国璋确实是依照他的指示来执行的。因此，北洋军队虽然已经陆续南下，但并不积极行动，也不认真听从指挥。这就使得那身居总司令的荫昌陷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清廷在万分不得已的情况下，先是起用我父亲为湖广总督，他不肯就任。后来又召回荫昌，改派我父亲为钦差大臣，节制调遣水陆各军，他仍然不肯就任。最后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组织责任内阁，他这时如愿以偿，才答允出山。

  在他和清廷讨价还价的时候，他和各方面的信、电往返，更加频繁了。电报房中嗒嗒之声终日不断。朝野要人来看望他的也就更多了。我们那时候年纪还小，虽然不知道来的都是些什么人，但是远远看到一些男佣人们穿梭似地来往传报，我父亲几乎整天都在“办公”和会客，我们意识到他是忙碌极了。这时候，听说他的老朋友，当时的内阁大臣徐世昌也来劝他出山了。那时候三姨太太的住房紧靠着另一个院子里的厢房。我父亲就在这厢房里办公和会客。这两排房屋，虽然不是一个院子，但后窗户却是紧对着的。我们在夜里三、四点钟一觉醒来，总是望见那边的厢房里电灯还亮着，还仿佛听见那边有说话的声音。

  最后，我父亲决意出山。全家上下听说以后非常高兴。在他临走的头一天晚上，全家团聚在一起吃饭。他看到大家那样欢乐却叹了一口气说：“你们不要太高兴了，我是不愿意出去的。这次出去了，怕的是不能够好好回来啊！”话虽如此说，他却毕竟是东山再起了。   

  在他出发以后，有一天，我们家里忽然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说是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要派人杀害我们全家。这时候，全家上下惊慌万分，毫无办法。我们小姐妹更被吓得手足无措。二姐曾天真地对我说：“要是真来杀我们，我们就顶着花盆藏到花园的池子里去，他们自然就找不到我们了。”不久又传来消息，说吴禄贞在石家庄车站遇刺身亡。在这次事件之后，我父亲考虑到，今后我家如果还住在彰德，未必不再发生同样事件，就让我们全家分批搬到天津。当时我们在天津是分别住在几个地方的：我娘和大哥住在德租界，大姨太太和二哥住在意租界，其余的二、三、五、六、八、九六个姨太太和我们小兄弟姐妹们都住在英租界小白楼“矿物局”。住下不久，全家又按我父亲的指示，分批搬到北京，住在石大人胡同外务部（民国时期改名为外交部，石大人胡同也改名为外交部街）内。记得当时第一批来就和他同住的是五、六、八、九四个姨太太和二姐同我姐妹二人。

  当我们到达北京的时候，正是我父亲介于清皇室和南京政府之间居中折冲的时候。有一天，他乘坐双套马车由宫里回家，在走到东华门大街将近东口的时候，忽然有人从当时有名的饭馆东兴楼的楼上扔下三颗炸弹。其中的两颗当时爆炸，除了我父亲的顶马袁振标当场被炸死以外，还有另一顶马杜保和双套马车的两马，都被炸成了重伤。杜的伤势很重，过了不久就死去。另外一颗炸弹扔到东兴楼下便道上自来水龙头旁边的水坑里去了，没有爆炸。那两匹马被炸伤以后便如飞地奔驰起来，车上的马夫虽然紧紧地勒缰绳，也勒它们不住，只得任着这两匹伤马飞快地跑，一直到它们回到石大人胡同外务部门口方才站住。这两匹马因为受伤过重，终于死去了。我父亲侥幸，当场既没有受伤，又平平安安地回到官邸。因此，他在见我们之后，只简单地说了一下当时的情况，接着便哈哈地笑了起来。据跟随我父亲出去的男佣人事后谈起，当时那两匹马都被炸伤了肚子，伤势很重，如果立时都死在东兴楼门前，宫保的性命是会发生危险的。   

  在这次刺杀事件发生后的不多时间，我们就听得有人来说，当场捕获了5个“凶手”。据说，都是孙中山派来的革命党人。同时，还在东兴楼楼上发现了另外两颗炸弹，都是用蒲包装着的，只是还没有来得及扔去罢了。我父亲在这次事件中虽然并未受伤，但以后对清皇室的交涉，都让他的助手代他办理，他本人却从此不再出门了。第二天，又有人在外务部的门口扔了一颗炸弹，当场并没有炸伤什么人，只是我父亲的办公室窗户上的玻璃受爆炸声浪的冲击，形成了许许多多的小纹。他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此后就听从家里人的劝告，搬到地窖子里办公去了。有一天，我听得母亲惊慌地说了一句：“招儿（二哥克文的小名）又惹祸了！”原来是，二哥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竟自把刺杀我父亲、原来要判处死刑的凶手，给放走了一两个人。可是我父亲对于这件事并没有深究。

  清王朝的“宣统皇帝”宣布退位以后，南京政府派了蔡元培等5人为“迎袁专使”，前来北京迎接我父亲南下，就任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不料就在这个时候，北京城内又发生了第三镇兵变的事件。兵变的借口是反对我父亲离开北京。事后听说这次兵变的把戏，是我大哥串通第三镇统制曹锟搞起来的。我父亲事先并不知道。但是，不管怎样，我父亲终于在南京政府的妥协下，在北京宣誓就职。（待续）

  （《文史资料选辑》第74辑P132-140，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8月第1版）

  康涛 2024年2月29日于北京无遗楼

袁力

《我的父亲袁世凯》之三

袁静雪

五、从总统到皇帝梦的幻灭

  当我父亲宣誓就任临时总统以后，又过了一个时期，清皇室让出了中南海。我们又从当时所住的铁狮子胡同陆军部（现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宿舍）搬进了中南海。我父亲自从住进了中南海，就没有再出过新华门一步。这是因为东兴楼门前的爆炸案件使得他余悸犹存。而且，大约在我们搬进中南海后不久，府内也发生了一次意外事件，说是有一个人把炸弹扔进海里，并未爆炸。这更使得他不敢轻易外出。说他不敢轻易外出，是因为我和我父亲同住在居仁堂楼上，如果他有事外出，一定要传车，传待卫的人，还要换衣服，这些我不会不知道。可以这样说，我父亲是活着进的新华门，直到死后才被抬着出了这个门。

  我父亲在中南海内先是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接着是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后来又自称“中华帝国洪宪皇帝”。现在分别谈谈在这三个阶段里有关他的一些情况。

  我父亲当时一直居住在居仁堂内，有人说他当时住在怀仁堂，是错误的。他办公室，设在居仁堂楼下东头的一间大房间里。楼下的西部，是他会客、开会以及吃饭的所在。另外，在居仁堂的前院，还有一处叫做“大圆镜中”的房子，也是他会客的地方。他什么地方会什么样的客，是按着来客的身份以及跟他的关系来区别对待的。例如，一般生客在“大圆镜中”，熟客在居仁堂楼下西部，最熟的就在办公室内会见了。如果来客比较有身份，那么，会见的地方也可能有所改变。但是他接见张作霖却是个例外。张作霖是当时的二十七师师长，他由东北来京谒见我父亲。按照他的身份以及他和我父亲的关系，是只能在“大圆镜中”会见的。可是我父亲为了表示对他的优遇，却破例地在办公室内会见了他。当时办公室内的北面，安设着一个多宝格子。格子里摆设着一些古玩器物。其中有一个丝绒盒子，里面放着四块打簧金表。每一个表的边上环绕着一圈珠子，表的背面是珐琅烧的小人，样子是极其精致的。当时我父亲和张作霖分坐在沙发上谈话。张在谈话的时候不时地注视离他坐位很近的这四块金表。我父亲看到这种情况后，晓得他是爱上这几块表了，当时就送给了他。我父亲在送走张作霖以后，一路笑着上楼，说明了赠表的经过，并笑着对我们说：“他真是没见过世面。他既然看着喜欢，我就送给他了。”说完了，接着又哈哈大笑起来。   

  我父亲的卧室，是居仁堂楼上的东头的一个大房间。他最喜欢二姐和我，就让我俩住在楼上西头的一个房间里。我家其他人的住处，也是经过他安排指定的。大致的情况是：我娘于氏是和二姨太太、大哥夫妇、还有大哥的姨奶奶和他的孩子们以及四哥夫妇都住在福禄居；大姨太太、三姨太太和二哥夫妇三哥夫妇，还有一部分小弟妹们，住在五字廊后边的四个院子里；五、六、八、九四个姨太太和她们的孩子们都住在居仁堂后边的一所楼上。这个楼和居仁堂的楼上，是有天桥可通的。

  我父亲在做大总统期间，每逢阳历新年，一定要在怀仁堂招待外宾。宴会后，总要有北京京剧界的名艺人来唱堂会。那一天，他穿着蓝色的总统服，头上戴着插有白缨的蓝色鸭舌帽，胸佩勋章，斜系大绶。我和二姐当时都也有“总统小姐”的礼服：上身是大红绣牡丹的外褂，里面衬着“和尚领”，系带子的淡青色绸衬衣，下面是淡青色绸裙子，红色缎子高跟鞋。这种礼服的样式，到底是什么人规定的，那就说不清了。

  我父亲从什么时候起想要当“中华帝国”的大皇帝？有关这一事件的酝酿和发展过程，我们是知道得比较晚的。这是由于他凡是涉及到政治上的大事，向来对我们守口如瓶，加以我们被深深地闭锁在中南海内，所有府外的情况，我们了解得极少。但我们也自有其有利条件，那就是，在和大哥、二哥的闲谈的时候，他们有时会露出一鳞半爪，使我们能比较简单地晓得某一个事件的经过。我父亲要称帝这件事，由于大哥在政治上有野心，所以一向讳莫如深。他怕过早暴露，会给自己多树敌人。至于二哥，他是一个不愿过问政治的“名士派”，又和我是同母兄妹，因此，他就把这个秘密告诉了我。在我晓得这个消息后，渐渐发觉全家上下的精神面貌，确实和以往有所不同，仿佛将要发生什么大事似的。   

  我父亲在这一阶段里的表现，也自然不同往常。他有的时候似乎很高兴，有的时候又非常不高兴。比如说，他在晚间上楼以后，二姐和我去看他，如果他心里高兴，就会有说有笑，有时说得高兴，还会和以前一样地哈哈大笑起来。有一次，我俩在叫了他一声“爸爸”以后，他温和地对我俩说：“你俩要好好念书，好好学习规矩礼法，将来要当公主啦！”有的时候，在我俩叫了一声以后，他却简简单单只“嗯”地应了一声，说上一句：“去玩吧！”这时候，我们便意识到，爸爸又在不高兴了。另外，我俩有的时候还听到伺候他的丫头对别的佣人说：“总统今天又有气，大家小心点！”真的，在这天吃饭的时候，他一定是板着面孔，鼻子里有时发出一声叹息似的“嗯”声，并且一边吃，一边嫌菜做得不好，在闹脾气。这时候，就是他所最宠爱的五姨太太也要看个合适的当口，才敢淡淡地解释一两句。但是，她的解释，也同样要碰我父亲的钉子。他这种态度的转变，大概是和外间对于帝制反映有关的。

  我父亲的生活习惯，在这个时期里也同样有所改变。我们觉得，他不再像以前那样从容，而是比较紧张。他做大总统的时候，经常是晚间九时上楼，到了这个时候，却深夜还在办公和会客，以致我俩姐妹虽和他同住一个楼上，可是常常很晚了还不见他上来。因此，他那逗我们说笑玩耍的事情，就成为很少有的了。   

  他虽是这样日夜紧张忙碌，可是并不能阻止那内外交攻的情势向他逼来。首先是，蔡锷在云南发动了起义，组成护国军。紧接着日本帝国主义也改变了原来的赞成帝制的态度。这些已经是够使他恼火的了，家庭间因此而惹起的纷争，就使得他更加恼火。其中最突出的是“立太子”的问题。大哥克定以前在彰德车站骑马的时候把一条腿摔坏了，左手也连带着受了伤（他左手的手心没有厚皮，所以经常戴着一只手套）。因此，我父亲说他“六根不全”，将来怎么能够“君临万民”。他曾露出这样的口风；要在二哥、五哥二人之中，择一立为“太子”。二哥人极聪明，有才气，我父亲常常夸奖他“有天才”。五哥待人诚恳，学问也不错，我父亲也同样很喜欢他。当时的“大典筹备处”曾给各个弟兄每人做了一身“皇子服”。有一天，四哥、五哥、六弟、七弟、八弟五个人，在新华宫内，各自穿着“皇子服”，合着拍了一张照。大家一看，五哥那一套上的金花式样和其他弟兄的有所不同（这张照片，现在还在我处保存），只有二哥的那一套是和五哥的相同。这反映了我父亲的用意所在。在这两人之中，二哥年长，又不时替我父亲外出办事，颇得我父亲的信任。更重要的是，我父亲对他有所偏爱，因为他既是三姨太太的长子，又是过继给大姨太太而为她所溺爱的一个爱子。因此，二哥将要被立为“太子”的呼声更高。大哥听得了这个消息，便扬言说：“如果大爷（大哥称呼我父亲为“大爷”原因不明）要立二弟，我就把二弟杀了！”因此，新华宫内闹得人心惶惶。有一天，我特地把大哥所说的话告诉了父亲，并且和他说：“咱们家要闹‘血滴子’了！”我父亲听了以后，只简单地说了“胡说”两个字，并没有什么其他表示。但是雍正夺位的惨剧，到底不能不使他无动于衷。   

  立太子的事，并没有到此为止。原因是二哥的呼声虽然最高，但五哥的皇子服毕竟也有那不同式样的金花。五哥是二姨太太的长子，如果五哥立为“太子”，二姨太太就是未来皇帝的母亲，也就是未来的“皇太后”了。而五姨太太想到自己既是我父亲身边最宠的人，自然也就希冀着那样的尊位降临到自己身上。因此，她就时时在我父亲身旁嘀嘀咕咕，要求立她的长子——老六为“太子”。这个情况，不但伺候我父亲的丫头流露过一言半语，就是我也听到五姨太太在我父亲面前称赞老六的种种好处。我父亲处在这内外夹攻的情况下，怎么能够使他不越加恼火呢！但是，使他更加恼火的，还是假版《顺天时报》的暴露。

  《顺天时报》是当时在北京销行数量比较多的日本人所办的汉文报纸。我父亲平时在公余之暇，总是专门看它。这大概由于它是日本人办的报。可是，也就因为这个缘由，才使他受了假版《顺天时报》的欺骗而毫不自知。假版《顺天时报》，是大哥纠合一班人（是否就是所谓“六君子”那一班人，那就不得而知了）搞出来的。有一天，我的一个丫头要回家去探望她的父亲（这个丫头是一个老妈子的孩子，是自由身子，所以准许她隔一些时候回家探望一次），我当时是最爱吃黑皮的五香酥蚕豆的，便让她买一些带回来吃。第二天，这个丫头买来了一大包，是用整张的《顺天时报》包着带回来的。我在吃蚕豆的时候，无意中看到这张前几天的报纸，竟然和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顺天时报》的论调不同，就赶忙寻找同一天的报纸来查对，结果发现日期相同，而内容很多都不一样。我当时觉得非常奇怪，便找二哥，问是怎么回事？二哥说，他在外边早已看见和府里不同的《顺天时报》了，只是不敢对父亲说明。他接着便问我：“你敢不敢说？”我说：“我敢。”当天晚上，我便把这张真的《顺天时报》拿给了我父亲。我父亲看了之后，便问从哪里弄来的，我便照实说了。我父亲当时眉头紧皱，没有任何表示，只说了一句：“去玩去吧。”第二天早晨，他把大哥找了来，及至问明是他捣的鬼，我父亲气愤已极，就在大哥跪着求饶的声音中，用皮鞭子把大哥打了一顿，一边打，一边还骂他“欺父误国”。大哥给人的印象是，平素最能孝敬父母，所以他在我父亲面前的信用也最好。我父亲时常让他代表自己和各方面联系。可是从这以后，我父亲见着他就有气。无论他说什么，我父亲总是面孔一板，从鼻子里发出“嗯”的一声，不再和他多说什么话，以表示对他的不信任。看起来，我父亲对于帝制前途的不甚美妙，已经是有所觉察了。   

  就在这个时候，家里的几个小些的姨太太，还不知道我父亲当时处境的困难，竟因为“妃”，“嫔”的名称和他当面争执，以致使得他更加一分烦恼。事情的经过是：在他决定了帝制以后，我娘于氏当然就是“正宫娘娘”，至于那几个姨太太，我父亲曾口头封过：大、二、三、五四个姨太太都为“妃”；六、八、九三个姨太太都为“嫔”（四姨太太、七姨太太这时已死）。这种封法，那三个小些的姨太太是不满意的。可巧在元宵节的晚上，很多人都聚在居仁堂楼下在等着吃元宵（那时我父亲和我们家里人都仍然把汤圆叫做元宵。有人把外间叫做汤圆的说法告诉了我父亲，他还说：“袁，元两字，音同字不同，有什么可忌讳的。”）等到元宵端来，我父亲一边先坐在桌旁吃，一边还叫大家坐下同吃。这时候，六姨太太首先嘀咕起来，说是如果我父亲不封她为“妃”，她就要带着孩子回到彰德去住。接着，八姨太太、九姨太太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五姨太太当时在旁解劝着说：“你们别闹啦！你们都当妃子，爱管我叫什么就叫什么。”可是那三个人却依然在呶呶不休。我父亲看到了这种情况，把筷子一撂，长叹了一口气，说：“你们别闹啦！你们都要回彰德，等着送我的灵柩一块儿回去吧！”说完，就走回办公室去了，接着，过了没有几天，便下令缓办帝制，撤销了“大典筹备处”。   

  这个时候，国内的情况是：一方面，蔡锷所率领的护国军，很快地占领了四川南部的一些地方。接着贵州和广西也先后宣布了独立，陆荣廷并自任为两广护国军总司令，因之护国军的声势大振。另一方面，我父亲所掌握的北洋，这个时候也开始分化，特别是他手下的两员大将——段祺瑞、冯国璋，一个是置身事外，袖手旁观；一个则不再那么恭顺地服从我父亲的命令，并且联合了江西、浙江、山东、湖南省的将军，准备发出取消帝制、惩办祸首的电报。我父亲看到大势已去，只得亲自邀请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三人到中南海来共同举行取消帝制的紧急会议。关于取消帝制的电稿，已经拟好准备拍发了，忽然我父亲又叫把电稿拿了回来。徐世昌、段祺瑞听到了这个消息，赶忙又第二次来到中南海问我父亲，为什么又撤回这个通电？是不是不愿意这样办了？我父亲当时只说：“我要改动里头几个字。”随着也就交出去拍发了。看来，我父亲本来或许是起了反悔之意，及至再一考虑，却是除掉这样做以外，别无其他出路。正好徐、段二人又来催问，于是借辞掩饰，就此下台。但是，从此他就忧愤成疾，终于身死。

  我父亲是有迷信思想的。他既相信批八字，也相信风水之说。有人给我父亲批过八字，说他的命“贵不可言”。还听得说，我们项城老家的坟地，一边是龙，一边是凤。龙凤相配，主我家应该出一代帝王。这些说法，无疑地也会使我父亲的思想受到影响。他之所以“洪宪称帝”，未始不是想借此来“应天承运”吧。

  这期间冯国璋的态度是值得一谈的。冯国璋从小站练兵起就跟随着我父亲做事，后来经过我父亲的不断提拔，到了民国初年，直做到宣武上将军、督理江苏军务，雄踞东南，手握重兵，成了我父亲手下的一员大将。有一天，我父亲在晚间上楼后，看见几个姨太太和我俩正在他的卧室里闲谈，便和我们说：“今天冯华甫来了。”我不知道华甫是冯国璋的字，就问：“冯华甫是谁？”我父亲在说明了以后，接着问我俩：“你们应当叫他什么？”二姐迟迟疑疑地说：“叫世哥。”我父亲笑着说：“不是世哥，是四哥。”由这一称呼看来，我父亲对于冯国璋是怎样看待，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这里还应当插叙一下冯国璋和我们老师周砥结婚的一段故事。周砥，字道如，家住在天津（并不是天津人），曾教过二姐和我读汉文，及至我们搬进了中南海，她虽然已经不在五字廊的专馆里担任课程，却由于她和三姨太太相处得很好，所以仍然常来常往。她是一个老姑娘，曾经声明过不再嫁人。那时候，冯国璋断了弦，他原想再要一个姨太太，所以就叫他的儿子到北方来物色。谁知他的儿子错会了意，竟自和周家说定了。当他回到南京复命的时候，冯说：“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要娶太太做什么。”因此不肯应允。周老师的弟妇周四太太平素和六姨太太最好，就到北京来转求我父亲从中说合，这才定局。随后，由我父亲代为置办妆奁，并派我的姓武的保姆作为陪嫁的老妈，此外，还派了男佣人护送着周老师到南京和冯国璋结婚。结婚以后，周老师有时回到北京来，还把我家当娘家走动，我们也都改了称呼，叫她“四姐”。

  还在洪宪帝制没有公开的时候，有一次，冯国璋由南京来谒见我父亲，顺便问一问外传称帝这件事的究竟。我父亲听他的口气，知道他是来劝阻的，对他说：“我的身体很不好，几个儿子又都不成器，我哪里有这种心思呢！”就这么把他的嘴给堵住了。我父亲在当晚上楼以后，连声说：“冯华甫岂有此理！冯华甫岂有此理！”

  帝制公开以后，冯国璋感到自己受了欺骗。我父亲死后，曾听到一个很可靠的人说，冯国璋对于我父亲的“洪宪称帝”，始终是嫌怨很深的。有的人说，当我父亲最后处在绝境的时候，冯国璋经过徐世昌、段祺瑞、梁士诒等人的疏通，幡然变计，仍然承认我父亲继续做总统，以维护北洋派的大局。这种说法是不确实的。   

  附带在这里谈一下曾在彰德教过我们的杨令茀老师的态度。她也是不赞成帝制的。有一次，她到府里来，说起洪宪帝制的事，便对我说：“既然共和了，又闹什么君主，恐怕非闹出漏子来不可！”她在当时是很有名望的。她的态度如此，似乎可以代表一部分人对这件事的看法，从而也可以知道我父亲称帝的不得人心。

  在我父亲“洪宪称帝”的时候，我们家庭中对此也有不同的反应。我娘最高兴。她说她要当“娘娘”了。有一天，“大典筹备处”把做成的“皇女服”送了进来，二姐和我是经我父亲口头上封为“公主”的，但是“公主服”还没有做好，我娘便叫从二姐起都穿上“皇女服”，陪着她一起照相。这天，五、六、七、八、九妹，还有大哥的两个女儿，共七个人，都穿上了新装，唯有我是不赞成帝制的，偏偏不肯穿着照相。很多人劝我，我母亲还吓唬我，我不听，最后只得由我穿了便服了事。拍照的时候，我娘居中稳坐，众“皇女”左右簇拥着，看起来，花团锦簇，好不得意。那几个姨太太之中，除了上面已经谈过的六、八、九三个人有过争“妃”的问题和五姨太太有过争六哥为“太子”的事情以外，其他的人从来没有什么异议。看来，她们对于我父亲的称帝一事，都是表示赞同的。

  在我们家里，最热衷于这件事的是大哥。他之所以这样热衷，是为了要当“太子”，要做“嗣皇帝”。他虽然残废，却还是野心勃勃。因此，他宁肯冒着“欺父误国”的罪名，造出假版的《顺天时报》，也因此他能不顾手足的情分，竟然扬言要杀那将被立为“太子”的二哥。原先我父亲历来对他信任，他是嫡出，根据宗法制度中所谓“立嫡立长”的说法，他认为“太子”一席应当是他的，所以他竟然私自铸刻了“大皇子印”的金印。有些善于拍马的人给他写信。就称他为“大皇子殿下”。他也居之不辞。他还培植他自己的私人势力，和当时的“筹安六君子”以及一些政客们常有往来，为的是让这些人为他效力，也正是如此。例如，他的把兄弟杨士琦（杨是我父亲的心腹，当时担任着政事堂左丞），还有杨度、沈云沛、薛大可等人，就在我父亲面前嘀嘀咕咕，说他“嫡出当立”。总之，大哥是一个在政治上有野心的人，所以他就最热衷于帝制。   

  二哥的态度，就和他迥然不同。二哥是一个旧时代里十足的浪漫才子型的人物。他从不爱过问政治上的事情，所以，一经听到那“太子”的称号将要落在自己的头上，并且还听说大哥因此而要杀害他，他内心是极其痛苦的。他曾和我商量过，如果我父亲一旦登极，我们就私自逃往英国去留学。不料这个消息，被大、三两个姨太太听到了，便先后把二哥叫到面前，又哭又劝，使得他想走不敢走。他在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做了一首题目是《明志》而实际上是讽谏我父亲的诗：

  乍著微绵强自胜，荒台古槛一凭陵。
  波飞太液心无往，云起苍崖梦欲腾。
  几向远林闻怨笛，独临虚室转明镫。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我父亲称帝以前，北京城内曾出现了很多请愿团，其中有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等。由于二哥平素爱和这些人来往，就有人说是二哥弄出来的。其实这也是大哥串通外头一些人搞出来的把戏。

  在我父亲的女儿当中，我算是唯一不赞成帝制的人。上面谈过，我揭发了假版的《顺天时报》，不肯穿着“皇女服”照相，曾和二哥私议着要逃往英国留学。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我在政治上有什么独到见解，但是我爱好自由，不愿意受那更进一步的束缚。我在当时曾说过这样的话：“现在我们本来就在'馍饭监狱’（音谐'模范监狱’）里，每天起来扛着三大件（指念书、吃饭、睡觉），要是做了'皇帝’，那还受得了吗！”我不愿意学习那“公主”、“皇女”们学习礼节。记得“大典筹备处”为了教导“公主”、“皇女”们学习礼节，专派了两个女师大的毕业生，一个姓鹿，一个姓杨，前来做示范性的讲解，我们就随着她们的讲解一次又一次地演习。一般说来，关于行礼、言谈等等的所有礼节，大体上仿照的是清宫里的那一套。例如：每天早晨向我父亲请安的时候，要像过去旗装妇女那样一次请三个安，计进了门请一个，往前走几步再请一个，最后到了我父亲面前再请一个。需要磕头的时候，要两腿同时跪下再磕。彼此说话的时候，要先问“您好”，还要问“您昨晚上睡得好”。对于这些繁文缛节，我是学习一次，哭闹一次。可是，在当时我父亲已经登上皇帝宝座的情况下，要想不学是行不通的。幸亏这个学习由于当时政局的变化，没有继续多少日子就停止了。   

  为了筹备帝制，还有一个大典筹备处。大典筹备处是什么时候成立，又是什么时候撤销的，我们不清楚。一次听二哥说，和他常在一起的他的朋友郭葆昌奉大典筹备处的命令，到江西景德镇去烧洪宪彩瓷去了。我们从这时候起，才知道还有大典筹备处这么一个机构。这个机构的负责人是朱启钤。听说早在它还没有公开的时候，就已经在那里准备我父亲“登极”以后所该办理的一些事情了。例如“中华帝国”大皇帝的年号“洪宪”，便是大典筹备处依照我父亲的意思规定下来的。又如上面所谈到的“皇子服”、“皇女服”的式样，也是这个机构订定的，我父亲的“龙袍”是已经做成了的，只是没有公开，因而我们都没有看见过。我娘的“娘娘服”，也同样是做成了的，只是由于“妃嫔服”还没有做好，所以也没有拿进来。后来，在我父亲死了以后，这套“娘娘服”实在无法交代，我娘又坚决不肯要它，最后只得把它放在“烧活”里一同烧化了。   

  现在让我们了解一下已经送了进来的“皇子服”和“皇女服”的式样吧。“皇女服”的样式是：上身是对襟、宽袖的黄缎褂子，上面绣着凤凰、牡丹、云彩、潮水和红色的太阳，所绣的这些都鲜明地在缎子上凸了出来。衣裳上镶着的领子，同样也绣着小的凤凰和牡丹。那样子，就像京剧里旦角行当所穿的“霞帔”似的。下身是黄缎裙子，也在上面绣着和上衣一样的花样。里面还有水红色绸子的衬衣，衬衣上面镶着白色绸子的“和尚领”。“公主服”虽然由于尚未做好而没有送进来，但是听说那样子和“皇女服”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所不同的是上衣、裙子都比“皇女服”的多绣了两只凤，裙子前短后长，“公主”们走动时裙子的后摆能轻轻地拂地。看来，这又是从古代外国贵族妇女那里学来的样式了。“公主鞋”是红色缎面绣花的所谓“朱履”。鞋的前端微微向上翘着，样子好像现在朝鲜妇女所穿的鞋。

  “皇子服”又叫“金花服”，是仿照英国宫廷内的式样用黑色呢子缝制的（由于当时正值冬季，所以用的是黑色呢子，其他季节该用什么样的料子那就不得而知了）。上身采用了西洋大礼服的样式：前身仅及腹部以上胸部以下，后身长过臀部，胸襟上满是一横排一横排凸起的金绣，既不开缝也不系钮扣。下身是西装裤，两侧各绣有一条金线。帽子扁扁的，样式和土耳其式帽子相仿佛，上面饰有一大溜黄色的绒毛。前面已经谈过，四哥等五个人曾经穿着“皇子服”合影。合影时，他们身上还佩着金色的绶带，绶带下端悬着佩刀。所有这些，各人都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是胸前部分的金花，五哥和二哥的是麦穗形的，其他弟兄的是牡丹花形的；还有帽子上的绒毛，五哥和二哥的是从前到后长长的一大溜，其他弟兄的则没有他们的那么多、那么长。听说，所有上面已经做成了的服装，都是由当时最大的绸缎店“瑞蚨祥”承做的。（待续）   

  （《文史资料选辑》第74辑P140-153，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8月第1版）

  康涛 2024年2月29日于北京无遗楼

袁力

《我的父亲袁世凯》之四

袁静雪

六、一妻九妾的地位和待遇

  我父亲的家庭情况，可以说是旧时代里封建家庭的一个典型，他有一妻九妾，十七个儿子和十五个女儿。此外，还有几个儿媳和一些孙子、孙女。家中还有管事的、账房、男女教师、中西医生、厨役、裁缝、花匠以及男女佣人，跑上房的和跑各房的老妈、丫头等等，总计有几百个人。这么多的人一切都要以我父亲为中心，服从他的命令，听凭他的摆布。他们的荣辱沉浮，全由我父亲一人决定。他的家庭主要成员——一妻九妾的命运，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他们之中有的是宠擅专房，有的被打入冷宫。这些人的命运，完全由他个人的好恶来决定。至于他的好恶，到底有些什么标准，那就很难说了。

  他的原配于氏，就是因为偶然的一句话，弄得他不高兴，以至牢记在心，从此冷淡相待，成了一个主妇“牌位”。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她是河南省乡间人。她的娘家在乡间虽是一个有钱的人家，但是她却没有读过书，不认识什么字，也不大懂得什么规矩和礼节。我父亲和她结婚的头一两年里，感情还好。有一天，我父亲看到她经常喜欢系一条红色绣花缎子的裤带，就和她开玩笑说：“看你打扮的样子就象个马班子。”她并不认为这只是夫妇之间的一句玩笑话，却反而讥讽地说：“我不是马班子，我有姥姥家。”她说的这句“我有姥姥家”的话，意思是说她是有娘家的人，也就是说她是一个明媒正娶的大太太，而不是没有娘家人的姨太太。我父亲由于自己的生母正是一个姨太太，因此认为这是她有意揭他的短处，一怒之下，从此不再和她同房。所以她在生了大哥克定以后，也就没有再生其他子女。我父亲做官以后，一直把她撂在项城乡下。后来我父亲在山东巡抚任内派人迎接我的祖母刘氏，她才随我祖母一道来到济南任所。自从我父亲把她接到任上直至后来到了北京，我父亲始终只是在名义上承认她是家庭中的主妇。他既不让她管家，也不和她同居。实际上，使她成了一个主妇“牌位”。不过，我父亲表面上对她还是客气，就是到了中南海以后，他也总是按着历来的习惯，隔个三天、五天，就到她房中坐一会儿。他俩在见面的时候，我父亲一定先问一句：“太太，你好！”她也一定回答一句：“大人（妻妾们一直称呼我父亲为大人，直到洪宪帝制时期也未更改），你好！”接着，再随意谈上几句生活上的闲话，就结束了这照例的一次会见。   

  有一次是阳历年，各国公使和夫人先后来到总统府给总统贺年，随后还照例要给总统夫人贺年。她平常在家庭中虽是一个主妇“牌位”，但在这样的外交仪节中，我父亲还是不能不让她上前的。这一天，她穿着红外褂、红裙的礼服，接受外宾们的祝贺。不料正在仪式进行当中，忽有某一国的公使走上一步，到她面前，要和她行握手礼。她当时不明所以，大为惊慌，立刻把身子一偏，口里发出“嗯”的一声，将双手缩回背后去了。这时候，公使一看总统夫人神色有变，动作不同寻常，不由得僵在那里，最后只好同着公使夫人匆匆退了出去。我父亲听到这些情况，就规定以后凡遇接待宾客，需要她出场的时候，就让二姐、二哥和我陪同出场，由我们在旁代为照料问答，不让她自己再说一句话，也不让她再有什么特殊动作，以免再出现其他笑话。从此，每逢遇到这种场面，她就更是一块地道的“牌位”了。

  我父亲在前后两个阶段里所最宠爱的是大姨太太和五姨太太。前一阶段里宠爱的是大姨太太苏州名妓沈氏。由于她在我父亲落泊无聊的时候对他有过恩情，所以我父亲在朝鲜做官期间，就把她接到朝鲜，把她当做“太太”看待。我父亲不但让她管家，还把带到朝鲜去的大哥克定交给她抚养。所以从大哥以下，所有的我们兄弟姐妹们都称呼她为“亲妈”。“亲妈”这种叫法，是仅次于“娘”的一种称呼。我父亲竟让自己的儿女们这样叫她，也就可以看出他对她的宠爱之深了。在当时的一些外交场合中，她同样是以我父亲的“太太”的身份出现。在她的手里，我父亲还娶进二、三、四三个姨太太。事情是这样：我父亲原定娶朝鲜李王妃的妹妹金氏一人为妾。可是，在金氏嫁过来的时候，还带来两个陪嫁的姑娘，李氏和吴氏。我父亲就一并收她们为姨太太，并按她们年龄的大小，排定李氏为二姨太太，金氏为三姨太太，吴氏为四姨太太。还因为这三个人都是在大姨太太手里娶进来的，所以我父亲就让大姨太太担负教导她们的责任。直到我父亲回国在他升任山东巡抚的时候，才把我娘由项城老家接到济南任所，也才把她那块“假太太”的招牌给摘掉。   

  过了不久，我父亲又娶来了在后一个阶段里最能得到他的欢心的五姨太太。五姨太太杨氏，天津杨柳青人，是一个出身于小户人家的女子。她长得并不漂亮，但是我父亲对她却特别宠爱。这主要是由于我父亲既赏识她管理家务的才能，又欢喜她口巧心灵，遇事有决断。从此，我父亲对于自己的日常生活，可以既不操心，也不过问。无论是该吃什么，该穿什么，或是该换什么衣服，该做什么东西，都交给她一手经营，就是我父亲的贵重财物也同样交由她收藏保管。我父亲不仅让她照管自己生活上的一切，还让她管理整个家务，管理各房的女佣人和丫头，管理我们兄弟姐妹们，还管理六、八、九三个姨太太。由于我父亲很能听从她的意见，所以不论是谁，只要不服从她的约束，她就可以随时告诉我父亲，由我父亲出面解决。因此，全家上下都因为我父亲的缘故而对她抱有畏惧的心理，就是我娘于氏也不例外。   

  上面已经谈过，我父亲在朝鲜原定娶金氏一人为妾，可是金氏本人却认为是嫁过来做我父亲的“正室”的。不料，过门以后她不但不是“正室”，她的陪嫁过来的两个姑娘反倒被我父亲一并收为姨太太。同时在她的头上，还有一个我父亲当做“太太”来看待的大姨太太。她当时才是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在那样的环境里，她除了逆来顺受以外，不可能有什么其他出路，因此心情是痛苦的。由于精神苦闷的重压，使她成为一个性格古怪的的人。一方面，似乎脾气很好，对家里所有的人都很和气，也从不和人争长论短；另一方面，在不高兴的时候，却会因为偶然的原因，一语不合闹起气来，甚至闹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例如，像前面已经谈过的，她就是因为一言不合，居然把和我父亲对坐下棋的时候所用的棋盘、棋子，都给扔到水里去了。又有一次，她和五姨太太在中南海内一处座落里对着喝酒。大约两人都喝得有些醉意了，不知道为了几句什么话，两个人吵起嘴来。先是动口，接着就动了手，直打得不可开交。幸亏有的佣人报告了我父亲，等到他大声喝止以后，两人才算罢休。她虽是有些醉意，但五姨太太是我父亲当时最宠爱的人，这一点她还是能够意识到的。她是在五姨太太历来的欺压下，忍无可忍，这次为了几句闲话便不顾任何后果地拼起命来。她这种古怪脾气，也表现在对儿女和丫头们的责打上。她还有“重男轻女”的思想，所以对待女儿就比对待儿子更厉害一些。她有时毒打起丫头来，那就更加厉害了。

  她皮肤很白，浓黑的头发长长地从头顶一直披拂到脚下，看起来是很美丽的。但是，她神情木然，似乎永远没有高兴的时候。她不但对待儿女没有什么亲热的表示，就是我父亲有时候到她屋里去，她也是板板地对坐在那里。有的时候，我父亲说到高兴去处，她虽然也陪着一笑，但笑过之后，立刻把笑容敛住，于是她的脸上就再也看不出丝毫笑意。她在过年、过节和她自己生日的时候，总要暗暗地哭一场。她嫁到我家以后，从没有回过娘家，娘家的人也从来没有来看过她。有一次，六姨太太的母亲和哥哥从江苏扬州老家来看望六姨太太。这两个客人，既要给我父亲和我娘磕头，还不能和我家的人平起平坐，这大概就是她不愿意娘家人来看望她的缘故吧。对于娘家过去的情况，她更不愿多说。在中南海的时候，她并不是每天都到居仁堂去的。但是，我父亲见到有什么好吃的，或是她所喜欢吃的东西，总是时常叫佣人请她同吃。此外，我父亲对于她无论在礼貌词色间，或是物质待遇上，都比较其他姨太太要特殊一些。这或者是我父亲于心有愧，才借此来弥补他的罪过吧！   

  她在死前的头一天里，对我二哥说了两件事：一件事，在她过门以后不久，大姨太太借对她教导和管束的名义，对她进行虐待。有一次，大姨太太把她绑在桌子腿上毒打。由于她的左腿被打得过分厉害，受了内伤，以至于临死的时候还经常疼痛，并且还不能伸直。另一件是，她的父母原来也认为她是嫁给我父亲做“正室”的，及至过门以后，才知道她不但是一个姨太太，并且还把她和两个陪嫁的姑娘排在一起，成了个三姨太太，自然已经十分痛心。后来，她又要随着父亲离开朝鲜，更是加倍的伤感。特别是她的母亲看到自己的爱女迢迢千里地到一个陌生异地去。今后自然很少再有见面的机会，因此悲痛和思念的情感，就交织在这个老人的心中。有一天，她母亲在精神恍惚的情况下，仿佛也就投井自杀了。她父亲既痛心于女儿的遭遇，又看到老妻因为女儿的缘故竟至自寻短见，当时悲痛得吐了很多血，3天后也就身死了。她在说完第二个故事以后，又对我我二哥说，她所以不愿意在这以前说起这件事，是为了免得暴露我父亲生前所做的错事，由这一点看来，她算得是“用心亦良苦矣”。除了上面谈过的这几个姨太太以外，我父亲在后一阶段里，还陆续“置办”了几个姨太太。六姨太太叶氏，七姨太太张氏，都是做直隶总督的时候“置办”的。八姨太太郭氏，是他做军机大臣的时候“置办”的。九姨太太刘氏，是他在彰德隐居的时候“置办”的。他“置办”这么多的姨太太，完全为了自己的享乐。这里只谈谈六姨太太的“置办”过程，便可以看出他的荒唐了。   

  我父亲在直隶总督任上，曾派二哥到南京替他办一件什么事。由于二哥生性好在外面玩乐，所以公余之暇，就常到钓鱼巷一带走走，因此结识了后来六姨太太。两人一见倾心，互相订了嫁娶的盟约。在二哥临行的时候，她赠给二哥一张照片留作纪念。依照我们家的规矩，儿女从远道归来，是要向父母磕头“请安”的。二哥返津复命，正在磕头的时候，不料这张照片却从他身上失落下来。我父亲看到了这种情况，就指着地上连声问：“是什么，是什么？”当时二哥还没有结婚，自然不敢在父亲面前透露自己的荒唐行为。他情急智生，就说是他在南边给我父亲物色了一个很好看的姑娘，现在带回来的这张照片，为的是征求我父亲的意见。我父亲一看这张照片的倩影，果然很美丽，就连声说：“好！好！”接着便派了向来给他做这种差使的符殿青带了银钱将她接了回来。那六姨太太原是和二哥有着嫁娶之约的，现在看到是袁家派了人来接，很自然地便想到二哥身上，便也收拾行装，欣然北上。没有想到在“洞房花烛夜”，却发现她意想中的翩翩少年，竟变成了一个满嘴胡须的老者，她那哀怨之情，想也不会少于我的母亲吧！

  四姨太太吴氏和七姨太太张氏，都是我们还没有搬到中南海之前死去的。四姨太太是因为“月子病”死去的。当时我父亲正在直隶总督的任上。有的人说，我父亲在临死以前，曾掐死了一个姨太太，有的小说还特别指明是四姨太太，那是不确实的。七姨太太没有生过子女，依照我家的规矩，是应该叫做“姑娘”的。但由于我父亲对她的宠爱，一切给予姨太太的待遇，所以全家上下也都称呼她为七姨太太。当我父亲奉命“回籍养疴”时，他曾带着她由北京到河南辉县暂住，就在那个时候她因病死在辉县了。（待续）   

  （《文史资料选辑》第74辑P154-160，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8月第1版）

  康涛 2024年2月29日于北京无遗楼

袁力

《我的父亲袁世凯》之五

袁静雪

七、音容举止和起居饮食

  我父亲生就一副五短身材。我们曾看到过他做直隶总督时的一张照片，从照片可以看出那个时候他已经比较胖了，到了中南海，比以前更胖了一些。由于他好武，所以无论是站着或是坐着，总是挺直了腰的，就是坐在沙发上和人谈话的时候，也直着腰。当然，靠着沙发背坐着的时候是有的，但也是直着腰在靠着，从来没有看到他斜歪在那里的时候。他在坐下的时候，总是一边由鼻子里发出“嗯”的一声，一边用手摸着胡子，然后慢慢地就坐。他坐下以后，总是两腿叉开，两只手经常放在膝盖上。由于他腿比较短，所以在坐的时候，总是两腿垂直，仿佛“蹲裆骑马”的姿势，从来没有看到他架“二郎腿”的时候。他保留着比较重的河南乡音。在谈话的时候，他总是一面和人交谈，一面却不时地用手摸他的胡子，并且时常“啥”啊“啥”的。他说话的神情很严肃，语气斩钉截铁，从不絮絮叨叨。他有一个口头语是：“嗯，你懂不懂？”每当他和人谈话到了一个段落的时候，总要用上这个口头语。这不过表示他“重言以申明之”，使得听的人不至于忽略他所谈的内容罢了。但是，有人认为这是我父亲对人轻慢的表示，这倒真是冤枉他了。他和人交谈的时候，嘴里总离不开雪茄烟，走路的时候也是如此。他走路的时候，有一些轻微的左右摇摆，手里一定拿着一根下端镶有铁包头的藤手杖。这根藤手杖，仿佛不是我父亲借它来支撑自己的身体，而是故意用它来敲地似的，随着他走路的声音，总是另外听得见这根藤手杖梆、梆、梆……敲地的声音。我们知道，我父亲所以要随身带着这根下端镶有铁包头的藤手杖，是有防身之意的。   

  他平常很少有笑容。和人谈话的时候，同样很少看到他又说又笑。就是他遇到或是谈到什么极其可笑的事情，也总是哈哈地一笑就完。笑完了，在他脸上就再也找不到些微笑意了。有一次，黎元洪副总统的夫人来看望他和我娘，这才看见他带着笑容和黎夫人问答的神态，但这只不过是“偶一为之”的例外。可是我父亲的起居饮食，一年四季，是有一套刻板规矩的。他每他下楼后，就到办公室办公和会客。十一时半他吃午饭。他又很少生气，也很少看见他脸上有怒容。除了管教儿子有时生气，甚至于气到用皮鞭子或是棍子责打儿子以外，他对于男女佣人，自己从来没有责打过。他们做错了事，他最多只是骂上一声“混蛋”；真的气极了，也只是把一声“混蛋”，变成“混蛋加三级”，便算了事。那些“跑上房的”（当这个差使的，都是年龄在十四、五岁以下的男孩子，他们都是一些老佣人的儿子或孙子，一过了这个年龄，便调出去做别的事了），如果谁犯了重大的错误，他也只是叫管事的申明善或符殿青把“跑上房的”带了出去，用皮鞭子责打十下、二十下，以示惩罚，他自己却从不动手打人。至于他的僚属或部下，他对待他们都很客气，很少看到他厉声厉色的神气。但凡是和他接触过的人，没有一个不对他抱着恐惧的心理的。可以说，我父亲是有着“不怒而威”的神态的。有的人说，他坐在那里，象一只老虎。这当然是一种附会的说法。但是他的双眼，如果圆睁起来，确实令人感到有些“杀气”，这大概就是人们对他心怀恐惧的道理吧！

  每天早上六时起床、盥漱，六时半吃早点。早点总是吃一大海碗的鸡丝汤面，七时“下去”（由于当时住在居仁堂楼上，所以称上楼、下楼为“上来”、“下去”）。他缓步下去的时候，总是拿着那根藤手杖。这时人们就听得梆、梆、梆的声音，最后又听得他发出一声“哦”象咳嗽而又不是咳嗽，这才算完成了他下楼的“仪注”。我曾经问过他：“爸爸干什么要‘哦’呀？”他回答说：“要这样才好。”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大概是为了表示他的到来，以引起人们的注意。   

  他下楼后，就到办公室办公和会客。十一点半他吃午饭。他所用的碗、筷、布碟，都比其他人用的大些、长些，所吃的菜，不但花样经久不变，而且摆的位置也从不变换。例如，他最爱吃清蒸鸭子，那么，在入冬以后，就每顿必有这个菜，位置一定摆在桌子的中央。又如，肉丝炒韭黄摆在东边，红烧肉摆在西边，那么，只要不换这两个菜，位置就固定在一东一西。他吃鸭子的时候，最喜欢吃鸭肫、鸭肝和鸭皮。他吃鸭皮的时候，用象牙筷子把鸭皮一掀，一转两转，就能把鸭皮掀下一大块来，手法是异常熟练的。他还爱吃我母亲做的高丽白菜。做法是：剥去一棵白菜外边的菜叶，将它的嫩心切成四段，每段的中间再夹上梨丝、萝卜丝、葱丝、姜丝。他从不爱吃咸菜、酱菜之类，因此饭桌上就永远看不到这类小菜碟；有的只是二姨太太做给他吃的熏鱼，到了冬季还有上面所说的高丽白菜。至于所吃的主食，也是经久不变的，每顿除了馒头和米饭以外，一定要准备好几种稀饭，大米的、小米的和玉米糁的，夏天还多加一种“绿豆糊糊”。这是一种河南人的饭食，用磨碎的绿豆熬成的“糊糊”。吃午饭的时候，如果没有外客，除了当值的姨太太（姨太太当值的办法，当在下面谈到）及我和二姐陪同他一起吃饭外，有时也叫别的姨太太来陪吃。她们来的时候，总要带自己房里做的一、两样有特色的好菜来同吃。

  午饭后，他上楼午睡约一小时，下午二时起，又下楼办公和会客。五时以后，他就离开办公室和姨太太们以及小弟弟、小妹妹们到中南海各处去散步，有时候也骑一骑马或划一划船。每逢他出来的时候，是要“净园”的。比如说，他今天要到瀛台去看看，那么，在他没有出来以前约一个小时，就有人按传下来的话，吹着哨子，沿途四处知会。叫人们事先“迴避”。这是因为在总统府内办事的职员、杂役人数多，怕他们在无意中“惊了驾”而定的规矩。这个规矩，并不是从住进中南海的时候才开始的。他在彰德隐居的时候，那个养寿园的规模并不很大，但是每逢他去散步或垂钓，也是要“净园”的。因此，当我父亲带着我们一些人出了居仁堂的时候，只觉得满园静寂，悄无人声，各处都呈现出空荡荡的一派肃静气象。至于随着我父亲出来的，除了我们家里的人以外，他只许可那一些扬州籍的丫头、老妈（划船时，也是由他们划的）和几个“跑上房的”在旁听候差遣，其他的任何外人是都要“回避”的。

  他大约七时吃晚饭，春、秋、冬三季仍在居仁堂，夏天改在稻香村（这是一个能够放眼观赏中南海内景致的所在，房子上面铺着稻草，门口挂着葫芦，似乎带着一些农村的风味，冬天有时也在这里吃烤肉赏雪。），跟他外出游园散步的人们，也就和他一起同吃晚饭。星期日的晚饭，就和平常日子不一样了。这天晚上是全家在一起吃的，我娘也来。除了大厨房供应的菜以外，各房姨太太也都带来各房自做的拿手菜。有的时候还叫外面饭馆的厨师前来做菜，如烤全羊、烤小猪、烤鸭……等等。烤全羊，是叫前门外正阳楼的厨师来做的。星期日吃晚饭的时候，他的神情不象平时那样严肃。他和全家随意说笑，也和小弟弟、小妹妹们逗着玩。这时，哥哥们也都“解放”了，也敢参加说笑，一改他们平常那种畏惧拘谨的不自然的神态。他每晚九时归寝，在“上来”的时候，当差的必先高声报告；“总统上来啦！然后他就用和早上“下去”时同样的“仪注”，上楼就寝。

  我父亲夜间休息，并不到各个姨太太房里去，而是姨太太轮流前去“值宿”。轮到哪一个姨太太当值的时候，就由她本房的女佣人、丫头们把她的卧具和零星用具搬到居仁堂楼上东间我父亲的卧室里去。那时，大、二、三三个姨太太都已经不和他同居了，轮值的只有五、六、八、九四个姨太太。这四个人，每人轮值一个星期。其中只有九姨太太由于年纪轻，有时伺候得不如他的意，因而还没有到一个星期，我父亲就让她搬了回去，另行调换别的姨太太。一到第二天早晨却依然要五姨太太到他身边来伺候一切。当然，他在夜间休息的时候，虽是采用姨太太轮流值宿的办法，但一到第二天早晨却依然要五姨太太到他身边来伺候一切。当然，五姨太太值宿时，就接着在他身边伺候了。这位五姨太太平时对人极为严肃，但是每天早晨见到我父亲的时候，却总是笑吟吟地叫上一声“大人”，然后再去招呼我父亲的吃穿一切。其他的几个小些的姨太太也同样称呼我父亲为“大人”，也同样地照料我父亲的穿衣、吃饭以及其他琐事，却总不能象五姨太太那么合他的意。此外，他许可在他身边伺候的，还有几个扬州籍的丫头。因此，有关他拈花惹草的行为，就有时风言风语地传了出来，但以事涉猥亵，这里不多谈。在中南海，除了我娘于氏个人有一个厨房外，我父亲和所有姨太太们、少奶奶们的饭食，都由一个大厨房供应。为了分清内外界限，大厨房设置了几个转桶。当早、午、晚开饭、开点心的时候，就由各房的“跑上房的”拿着提盒到大厨房说明取哪一房的饭食、点心，大厨房的人们就把应该供应那一房的东西，放在转桶里转出来，然后再由他们用提盒提回去。各房的午饭、晚饭都是四菜一汤。各个姨太太又各有自己的小厨房，做菜的都是各房的女佣人。当各房的小弟弟、小妹妹们的生日的时候，照例头一天吃饺子，当天吃面（炸酱、打卤两种）。包饺子的办法是：由大厨房把面和馅送到一间指定的大屋子里，由各房女佣人前来包好拿走，自行煮食。当我父亲看到饭桌上摆上饺子或是卤、酱时，必要问一句：“这是谁的生日啊？”   

  当时除了大厨房以外，还另有西餐厨房。但是我父亲只爱吃西餐厨师做的洋点心，并不喜欢吃什么西菜，也不喜欢用什么刀叉。有的时候让做鲍鱼汤，都叫西餐厨房用菜碗盛来喝，既不用汤盘，也不用汤匙。这个西餐厨房，我父亲很少用它，倒是我大哥、二哥请客时还用得多一些。

八、穿戴装束和习惯嗜好

  我父亲的起居饮食，固然有一套刻板的方式，就是他的装束、习惯、嗜好，也同样是一成不变的。他在前清做官的时候，除了上朝要穿袍褂以外，到家就换上黑色制服。他这种喜欢穿着短装的习惯早已形成，在彰德隐居时是如此，在中南海的时候也是如此，洪宪帝制时期也未改变，只有在祭祀祖先的时候改穿袍子、马褂。他在夏天穿一套黑羽纱制服，冬天换穿黑呢制服。制服的样式都是矮立领，四个暗兜。他所戴的帽子，夏天是“巴拿马”草帽，冬天是四周吊着貂皮、中间露出黑绒平顶的黑绒皮帽。帽子前面正中镶着一块宝石。他所穿的鞋，夏天是黑色皮鞋，冬天是黑色短筒皮靴。靴内衬有羊皮，靴的两旁嵌有两块马蹄形的松紧带。他由于有轻微的风寒病，所以不愿穿新做的皮鞋、皮靴。他是从来不穿绸衣服的。他的衬衣裤夏天是洋纱小裤褂，到了严冬天气，除了绒小裤褂以外，外穿厚驼绒坎肩一件，厚毛线对襟上衣一件，皮小袄一件，厚毛线裤一条。这时外面的黑呢制服也就都换成皮里的了。不论吃点心还是吃饭，他都是穿着整整齐齐。居仁堂内烧有暖气，温度本来很高，他又穿着这么多的衣服，自然要遍体出汗。因此，在吃完东西以后，往往是腾腾的热气笼罩了他的头部，那样子，好象是刚从浴室里出来似的。   

  他沿着上嘴唇留着沿口胡子，胡子末梢都突过嘴唇。他吃东西的速度比一般人都快，用大海碗吃面条，几嘴就可以吃完。他在喝汤或喝稀饭的时候，往往弄得胡子、衣服都沾上汁沥。他又从不用手绢，遇着他擤鼻涕的时候，如果无人在旁伺候，他就用衣袖一擦了事。所以，他的衣服上就有很多这些东西的痕迹，看起来很不雅观。为了他的仪容，姨太太们就得将毛巾沾湿，帮他擦拭干净，他自己是从不动手的。他比大家吃得快，吃完了有时候就和大家谈些闲话，说笑一会。等到大家都吃完了，他才站起来。有时候就一会儿也不等，吃完以后，立刻走开。

  他所住的居仁堂，是安装着卫生设备的，但是他除了每年过年时洗一次澡以外，其余时间从不洗澡。每到炎夏酷热，汗自然流得很多，他却从不自己洗，而是让姨太太们给他擦背，就是他的下身也同样是让她们给擦的。他也从不用洋恭桶，却用一个定做的木制马桶。这个马桶比一般的要高，他坐在上面，就仿佛坐在一个凳子上似的。

  有一次，我问他：“爸爸，为什么不上澡房去？”他笑着回答说：“那个味儿不好。”澡房里的恭桶可以抽水，他反认为气味不好，用马桶却认为没有气味，这真是奇怪的逻辑。

  他平时不喝酒，只是逢年过节喝一些绍兴酒。他嘴里经常衔着雪茄烟，却从来不抽水烟、旱烟、香烟。特别是鸦片烟，那真是他深恶痛绝的东西。他在小站练兵时，有一天独自一人出外巡查，恰恰在一个营盘里发现了一个小军官在偷偷地抽鸦片烟。这个小军官一见是我父亲闯了进来，手里的烟枪没有来得及放下，吓得浑身发抖，立刻翻身下地，跪着求饶。我父亲顿时大怒，亲自用腰刀把他的首级枭了下来。可我们家里，大姨太太、三姨太太、二哥、三哥等，后来都抽上了瘾。但这些人都是偷偷地抽，绝不敢让他知道一点风声。外间传说他有“阿芙蓉”癖，有的小说甚至还说他每顿要抽八口神仙烟，那实在是无稽之谈。他爱吃药，中药是吃参茸等滋补之品。他常常一把一把地将人参、鹿茸放在嘴里嚼着吃。西药只吃苏打片之类帮助消化的药。此外，当时还雇用着两个奶妈，他每天就吃这两个奶妈所挤出的奶。就中医的医理说来，人参、鹿茸、人奶，都是热性的补品，他却成年累月地在吃，日子长了，是不会不影响他的健康的。

  他喜欢缠足的女人，他所娶的太太和姨太太，除了朝鲜籍的二、三、四三个姨太太是天足外，其余都是缠足的。特别是他所喜爱的五姨太太，其得宠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她有着一双缠得很小的“金莲”。二、三、四三个姨太太既都是天足，她们嫁到我们家的时候，又都已经成年，要想缠足已经不行了，只得仿照从前京剧中花旦、武旦角色“踩寸子”的办法，做出缠足的样子来取悦于他。其中，四姨太太死在他直隶总督任上，算是少受了一些罪，二、三两位姨太太，却一直到他死，双足才得离开“寸子”。但是，她们刚刚离开“寸子”的时候，却反而不会走路了。（待续）

  （《文史资料选辑》第74辑P160-168，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8月第1版）

  康涛 2024年2月29日于北京无遗楼

袁力

《我的父亲袁世凯》之六

袁静雪

九、封建家规，儿女婚事及其他

  我父亲整个家庭的家务，主要是由被他宠爱的某个姨太太来经管的。至于我娘于氏，只是个主妇“牌位”，当然很少过问家务。就是他自己，也同样是很少过问的。经管家务的姨太太，每每狐假虎威擅权凌虐他人，但是身受其害的人们，却由于我父亲在给她撑腰而不敢抗拒，不敢声张。

  我父亲规定了这样一个“家规”：新进门的姨太太要服从早进门的姨太太的管束，所有礼法仪节、起居言谈，都要由老的随时教导指点，新的丝毫不得违拗。所谓早进门的，老的姨太太，实际上就是那个管家的姨太太。前一阶段里大姨太太对二、三、四三个姨太太的管教，以及后一个阶段里五姨太太对六、八、九三个姨太太的管教，都是依照着我父亲所定的这个“家规”来办事的。

  大姨太太由于骤然间来了三个对手，要分享我父亲对她的宠爱，当然内心很有醋意。因此，她表面上说是教导和管束她们，实际上却是借着“教规矩”的名义来虐待她们。这三个朝鲜籍的姨太太一旦来到我们这样一个陌生的封建家庭里，说话既不利落，又不懂得那一套封建礼法，自然就给了大姨太太很多借口。因此，大姨太太便乘我父亲不在家的机会，常常无事生非，非打即骂，有的时候甚至还罚她们跪砖头。为了不让她们有躲闪的可能，还曾把她们绑在桌子腿上来毒打。我母亲左腿的残疾就是我父亲所定的这个“家规”的后果。

  按说，几个人被责打得那么厉害，我父亲不可能听不到一点半点，可是他却认为他所定的“家规”是不能改变的。因此，五姨太太也就仍然能够假借“家规”的名义，以教导和指点为名，对于六、八、九三个姨太太非打即骂，特别是九姨太太年纪轻，进门的日子浅，又不懂得什么规矩礼节，所以她遭受五姨太太的虐待也就最厉害。有一次，五姨太太竟然把她的头都打破了。   

  我父亲在处理家务的时候，还出现过这样不合理的情况。有一次，我在专馆里把石笔研成细末，先撒在讲桌下面，使得前来上课的董文英老师当场滑倒，这种不尊敬老师的行为，本来是极其严重的。但是，我父亲在听到了五姨太太的报告以后，只把我叫了过去，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你要是不好好念书，以后就不给你饭吃！”这个时候，我母亲也得到了这个消息，便把我叫回自己屋里，重重地责打起来。我父亲不但不认为她管教自己的女儿是正当的，反而很严肃地向她说：“以后你再敢这样打她，我也照这样打你。”

  我父亲对于女儿的管教，虽是比较马虎，但他对于所谓“男女之防”，还是非常重视的。他的几个姨太太和一切女儿，在进了中南海以后，他从不让再出中南海的大门。由于二姐和我曾多次要求大哥带我们出去玩一趟，大哥无法，才偷偷地把我们带到他在外边的住处——锡拉胡同去了一趟。我们这绝无仅有的一次外出，往返所坐的汽车，是撂下车帘的。在大哥那里京剧名艺人王瑶卿、王蕙芳等人的清唱，也是隔屋子听的。这固然都是大哥的安排，但由此也可以看出我父亲“家规”的严厉。就是在彰德老家、在中南海内，他也不准我们任意闲步。二姐和我要从所住的居仁堂到我娘所住的福禄居去，一来一往，都必须坐人力车。这个人力车，无论冬夏都支着车篷，我们坐上去以后，还必须放下车帘。伺候我们这些人的，也只有丫头和老妈，我们所见到的男性，除了自己家里的兄弟以外，就只有一些“跑上房”的男孩子。这和清宫里除了太监以外看不到别的男性的情况，又有什么区别呢！

  除此之外，我父亲还在家庭里的称呼方面以及区别姨太太的身份方面，都仍然沿袭着我们袁家的一些不成文的传统“家规”。比如说：我们兄弟姐妹们对大夫人都叫“娘”，对自己的生母叫“妈”，对别的姨太太就在“妈”前冠上一个数目字，如五姨太太称为“五妈”。对大姨太太叫“亲妈”是例外，但那是经过我父亲特许的。对那没有生过子女的，就冠上她的本姓，称为“姑娘”，如“张姑娘”、“李姑娘”。姨太太对大夫人叫“太太”。大夫人对姨太太也是冠上一个数目字，如六姨太太就叫做“六姨太”，对那还没有生育儿女的，也是冠上她的本姓，叫做“×姑娘”。在生了儿女以后，才称做“姨太太”。七姨太太是例外，但那又是经过我父亲特许的。姨太太生了儿子，在满月时，由大夫人发给大红裙子和外褂。当我母亲生二哥克文的时候，由于我父亲准许把二哥过继给大姨太太，所以她们俩人同时穿上了大红裙子和外褂。至于生了女儿的姨太太，就只能发给水红色裙子和外褂。姨太太的娘家人，从来不准当作亲戚来往，就是有人来看望，也是把来人当作“下人”来看待的。我父亲对待儿女的婚姻，当他和所谓知己之交在私室密谈时，往往一两句话就决定了儿女们的终身大事。例如象上面已经谈过的二姐和五哥的婚事，就是在他和端方密谈时订下的。虽然二姐对于这门亲事非常不满意，可是又不敢向我父亲说明。因此，有时她只好偷偷地哭泣。我父亲知道了以后心中不免后悔，但他绝不容许自己的女儿悔婚。后来二姐坚决悔婚，那是在我父亲身死之后了。

  我父亲对于儿女们的婚事，有时很明显地是从自己的政治利益出发的。当然，他的所谓知己之交的朋友，其中的很多人都同样是大宫，他们彼此之间结为儿女姻亲，不可讳言地是想在政治上彼此帮助提携。他为自己的九子克久聘定了黎元洪的女儿，以他们向来的关系说来，无疑地是抱有政治上的目的的。另外，他在做大总统的时候，还准备把我许配给清逊帝溥仪，他的这一目的，也是显而易见的。这里谈一下我们家里关于这件事的一些反映以及我所表示的反抗。   

  关于我父亲是怎样向清室提出的，又是委托什么人去提的，我们事先都不知道。在他向清室提出以后，有一天，大哥向我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三妹，我把你送到宫里去当娘娘好不好？”我听了，大为不满，哭闹起来，一直闹到我父亲的面前。我父亲问明情由，便把大哥说了一顿。后来，他见我还在哭闹，就又有意识地说了一句：“以后我非把你送礼不行。”我听了，更是不依，就哭着说：“我又不是家里的鼻烟壶，爱送给谁就送给谁。你要把我送礼，我死也不去。”说完以后，扭头就走向一旁，不停地哭泣着。我父亲听了反倒哈哈大笑起来。这个时候，九姨太太在旁说：“你看她这个样子，孩子不听话还行吗？你还哈哈笑呢！”我父亲接着说道：“就为的是逗她那犯混的样子好玩。她理智高，斗志强，要是个男孩子就好了。我们家的男孩子，没有一个象她那样有勇气的！”当时五姨太太就说：“别的孩子都叫你给吓破了胆了，所以谁也不敢这样。你看她这样的不听话，将来谁娶了去，谁倒霉。”我父亲又笑了起来，说：“那也不见得。”

  我父亲在提出这门亲事的时候，已经是在自己决定要做皇帝之后了。他既不准备让溥仪复辟，当然他就没有必要在事先取得“国丈”的地位。那么，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可能是，他鉴于在清帝退位的时候自己玩的手段，很惹起一些清皇族的不满，因而想借此来缓和一下矛盾，从而使他们在自己称帝的时候，不至于公开表示异议。这件婚事最后没有成功，原因可能是清室不肯“俯就”，也可能是由于我的积极反抗。

  但是，我父亲对于二哥的婚事，却是另一种方式。我父亲在直隶总督任上，有一年他带着二哥由天津到北京颐和园给西太后拜寿。那时，二哥已经有十七、八岁了。西太后接见了他们父子。她看到了二哥那很聪明的样子，非常喜欢，就提出来要把她娘家的侄女配给二哥为妻。我父亲当时“奏明”我二哥从小已经定了婚，这才作罢。实际上，二哥是没有定过婚的。因此，我父亲在回到天津以后，为了避免自己的“欺君之罪”，就暗暗四处托人为二哥说亲。当时的条件是，只要姑娘本人好，至于娘家的门第、贫富，都可以不必理论。就这样，定下了刘家的姑娘。刘家很穷，所以陪送的一切东西，都是由我们家代办的。亲事说定了以后，接着便在天津督署内举行了婚礼。这样，我父亲才算把和西太后所说的谎话给圆上了。   

  我父亲的儿女亲家到底都是些什么人，在本文末尾附录的“家庭成员表”内有所说明，这里就不赘述了。

  现在，谈一下我父亲所定的从姨太太以下的月费的数目。各房姨太太的月费是八十元到一百元。原来是，每生一个孩子，加给月费三元，到了中南海以后改为加六元。二姐和我特殊，月费都是三十元。每月月费由“账房”按着房头包好，由“管事的”申明善分送。除此之外，当姨太太们需要购买一些特别的东西如衣料、首饰等等的时候，总是用一张白纸条写上需用的款数，请我父亲在条上批示，然后再由“账房”将款送来。这种特殊费用，她们总要等到我父亲高兴的时候，才敢拿出条子请他批示，不然是会碰钉子的。还有另外一种要钱的方式，那就是买好了东西，开好了账单，请我父亲在账单上批了“照付”后，再送交“账房”取款。一般说，这种账单的款数都是比较小的。

  我父亲所用的“管事的”，主要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申明善，一个是符殿青。这两个人都兼管着“账房”的职务。申明善，小名叫小狗，从十一、二岁起就在我家当差，人极聪明能干，很能得我父亲的信任。符殿青，除了兼管“账房”以外，还专门担任着替我父亲“置办”姨太太和丫头的任务。象上面所谈过的六、七、八、九四个姨太太和在我父亲身边伺候的几个扬州籍丫头，便都是由他在各地给“置办”来的。此外，他还兼管“传”戏。我父亲在彰德隐居以及后来在中南海的时期，每次唱“堂会”，都是派他一手办理的。除此之外，我父亲在居仁堂楼下办公和会客的时候，随在身旁伺候的，一共是四个人，申明善也算是其中的一个，另外还有申明善的弟弟申明德和何致样、马其昌三人。替我父亲总管北京、天津两地房产的是袁乃宽（字绍明，是和我父亲后认的本家）。管理彰德地产的是徐天成。

  我们家称呼男佣人为“老伙”。前在东华门大街被炸死的袁振标是我们家的老佣人，我们就叫他“袁伙”。称呼女佣人为“干”，如张干、李干。多年的老佣人，如果死了，在禀明了我父亲以后，按他当差的年限“赏”给丧葬费和抚恤费。如果这个人还另有功劳，那么，我父亲就不但要供给他全家的用度，并且还让他的家属跟在一起住着，以便有所照应。在礼节上，对他们也是很特殊的。按照我家的规矩，一个老佣人可以和我娘平起平坐，可是儿媳们却必须在一旁站着。至于那些买来的丫头，如果岁数大了，一般地说，都是通知她的家里把人领走；有那实在不愿意领走或是丫头本人不愿意走的，就暂时仍然留住，以后遇有合适的对象，就由我家把她陪送出去。

十、专馆和他对子女的教育

  我父亲对于儿女们的教育，主要的是采用专馆（家塾）教育的办法。这个办法，从他在天津做直隶总督时就已经开始采用了。当时只有女馆，所请的老师也是女的。设女馆的用意只是为了让他的几个姨太太读些书，我们大一些的姐妹们跟着认些字罢了。后来，他在军机大臣任上住在北京锡拉胡同的时候，和以后被罢职住在彰德时，也都只设女馆。至于四哥、五哥、六弟，当时都留在天津读书。他们有的时候也回到北京或彰德住上一个短时期，然后再回天津。直到我家搬入了中南海，才分别成立了男女两个专馆。

  两个专馆的规模以及课程的安排，都和一般学校没有什么差别。这就等于在自己的家里成立了两所学校。我父亲为了教育子女所付出的财力和物力，也算得是不在少数的了。但是，他却从来没有亲自到专馆去检查过儿女们的功课。以女馆为例，他从来没有把女老师请到他的办公室里和她们研究一下关于教学上的事情。逢年过节，女老师们前来给他拜年、拜节，他总是“挡驾”不见的。他在四哥、五哥、六弟前来请安的时候，经常嘱咐他们要好好念书，也对二姐和我说过同样的话。可是他既没有当面考核过儿女们的功课，也没有对儿女们说过应当怎样念书才算是好。

  下面简单地谈一下关于这两个专馆的一些情况。

  当时的男馆，设在北海五龙亭北土山上的一片房子里，是否就是现在中央文史馆的馆址，已不能指认了。它象当时一般学校那样设有汉文、英文、算术、历史、地理、体操等课程。各门课程都请专门的老师来讲授。其中比较有名的汉文老师有严修、方地山、董宾吉等人。教英文的是一位外国人。当时在馆读书的男生，计四、五、六、七、八、九、十弟兄七人。依照专馆的规定，不论老师和学生，都必须住在馆里，并专有一个厨房供应他们的伙食。也用了一些男佣人，做摇铃、打扫教室和馆内杂役等事情。同时，还用了一些人来专门伺候老师和学生，照料他们的起居饮食，并给他们办理一些私人事务。后来，由于四哥、五哥都结了婚，先后搬回了中南海，只在上课时间才到专馆里来，成了“走读生”。当时总管男馆事务的，是经我父亲指定的严修老师。严字范孙，天津人，是一个有名的学者。
   
  女馆设在中南海字廊后面假山上的一个院落里。它也同样是按照学校的设置来办理的。每天上下午，一共上八堂课。上午八至十二时上四堂，下午一至五时再上四堂。每堂课的上课时间是五十分钟。课程和男馆不同的是没有体操。所请的老师，都是天津女子师范学校的毕业生，计有教汉文的杨蕴中、董文英。教算术的是唐尹昭，教历史的是陆绍仪……等等。英文是请了一位英国姑娘苏小姐来担任的。汉文又分门别类地讲授。例如，杨教的是古文，课本是《古文观止》；董教的是《四书》。教室内，同样设着讲台、讲桌和课桌、课椅，就外观上看来，是和一般学校的情况完全相同的。

  当时在女馆上学的，有二、三、五、六、七、八、九、十、十一等姐妹九人，还有大哥的头两个女儿，五、六、八、九四个姨太太。那时候，还有我二伯家里的一个大姐正住在中南海内，所以也同在这个女馆里读书。女馆里按照文化程度，分为第一、第二、第三三个班，第一班有二姐和我，大哥的两个女儿，五、六两个姨太太和二伯家的大姐，一共七个人，第三班则是一些小妹妹们了。专馆里也规定了考试制度，计有大考、小考两种。小考在暑假前举行，大考在年假前举行，也同样记分数，定名次。每次考试的第一名是有奖励的。二姐和我的功课在第一班里是最好的，每次考试总是我俩轮流得第一。因此，在考试的前夕，我父亲总要问问我俩，这次如果考了第一名，要些什么东西。假如我真的名列第一并在试前说是要一架新式铜床的话，那么，名次一定，新式铜床便也抬到我屋里来了。我们姐妹姑侄们是有学名的。对那四个姨太太，老师们在课堂里叫她们“姨太太”自然不便，因此，我父亲便分别给她们起了名字，五姨太太叫做志学，六姨太太叫做勉学，八姨太太叫做潜学，九姨太太叫做勤学。女馆的女老师们，也住在专馆里，也专有一个厨房供应她们的伙食，专用了一些女佣人来伺候她们。她们的月薪，大约是每人一百元。这样一些物质待遇，在当时说来，算得是很优厚的了。但是，她们却有一大苦恼，那就是虽然没有任何明文规定来限制她们的自由，实际上她们的行动却大大的不自由。在总统府里，我们姐妹和丫头、老妈们尚且不能那么自由自在地任意闲步，何况那些女老师！请假外出，本来是被允许的。但是外出的时候，要开一种条子，既要有专人送出府门，回来时，也还要有专人在府门迎接，才能进得来。因此，这些女老师们为了避免进出的麻烦，除非有特别紧要的事情才出去外，不管什么样的佳节良辰，都在那小天地里熬，唯有等待寒假、暑假的到来，才能得到解放，走出总统府。

  我们女生是不住在女馆里的。学生们每天上学的时候，总要随身带着自己的丫头或是老妈，有的小妹妹甚至还要带着奶妈，以便随时得到伺候和照料。学生们在教室里上课，这些随从们就坐在教室外的廊子上，等待各自的主人随时来吩咐她们些什么。教室里是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上着课，某姨太太忽然站起来说“杨先生，我请一会儿假”，接着她便走出了教室，向自己的丫头问“总统吃的饺子预备好了没有”，或是再吩咐一些别的话，然后再回到教室继续听讲。也可能在同一堂上，别的姨太太也同样来上那么一套。请想，在这样的情况下，老师们怎么能够讲好，学生们又怎么能够专心！

  女馆同样规定学生要和老师一同吃午饭。但是，那几个姨太太有的要回到居仁堂陪着我父亲吃饭，有的要回到自己屋里单吃。二姐和我也不能经常地和老师们一同进食。

  就我父亲设专馆的本意说来，不但希望儿女们从这里学到封建社会里所需要的“学问”，同时还希望儿女们在和老师们的日常接触中潜移默化地学习一些同样是封建社会里所需要的进退应付的规矩礼节。但是，根据当时的男馆、女馆的情况来看，由于我父亲不得其法，所以它们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   

  我父亲对于教育子女，除了用专馆以外，就只有一味地严厉了，尤其是对儿子们，有时甚至用皮鞭或木棍抽打。在彰德，有一次四哥偷偷地跑到养寿园里的水池内捞鱼，正在捞得高兴的时候，猛然听得岸上“哦”的一声，似乎是我父亲的声息，他赶忙跑了上来，却是五哥在假装着捉弄他。第二天他又去捞鱼，同样地又听得“哦”的声音，他认为一定还是五哥搞的鬼，便喊了一声：“好你个老小子！””不料，这次却真是我父亲带着一些人来散步了。当时我父亲就叫丫头把四哥从水池边拉了上来，不容分说，用棍子打了一顿。因为三哥克良不爱读书，又娶了唱戏的孙宜卿做姨奶奶，所以我父亲最不喜欢他，挺大的人了，有时也要挨打。

  弟兄们对我们父亲非常害怕，在他的面前就只有一味地驯顺。他们每天照例要向父亲请安，每天都几乎照公式进行问答。在中南海，大哥、二哥、三哥每天总是在我父亲吃午饭以前，大约是上午十一点多一点，到居仁堂去给他请安，四哥、五哥、六弟如果专馆里下课早一些，也有时在这个时候来请安。当他们进屋之前，男佣人先要高声传报：“×爷来啦！这时，他们必须得到我父亲的许可，才能进去。他们进门以后，先是叫一声“爸爸”，然后鞠一躬，站在一旁，温声问道：“爸爸！吃得好，睡得好！接着就恭恭敬敬地垂手低头，静候问话。我父亲对大、二、三哥，总是问：“这几天干些什么？对四、五、六哥，总是问：“念书了没有？要好好念书！”每天都是这样。在这之后，有时也问问他们生活上的情况，有时也问一些他所要问的别的问题，有时却任什么也不问，只用“去吧”两个字来结束。这每天一次的照例会见。在他说完了“去吧”以后，这几个弟兄依然要向他再鞠一躬，倒退着踏几步，然后才敢转身出门。   

  至于父亲对待少奶奶们的请安，那就更加可笑了。大约在每天上午十一点左右的时候，有一个“跑上房的”分头到各个少奶奶处告诉一声“总统快吃饭拉”。这时，她们就分别前来。在叫了一声之后，同样地问一句：“爸爸！吃得好，睡得好！”我父亲对她们是更没有什么话可以说的了，只简单地说上四个字：“好啦，去吧！”就算完事。因此，在他们彼此之间，谈不上有什么父子之情，天伦之乐，只是走走形式罢了。当大哥、二哥、三哥每天来请安的时候，我父亲往往就让他们陪着一同吃午饭。但是，这三个人怕受拘束，是不愿意留在那里吃饭的。有一次是二哥陪着他同吃。在二哥吃得很饱的时候，我父亲又递给他一个热馒头。古礼有云：“长者赐，少者贱者不敢辞。”依照这个说法，二哥是不敢说不吃的，但是他又真的吃饱了。这怎么办呢？他就一面假装掰着吃，一面把所掰的馒头块偷偷地往袖筒里装，结果胳膊竞被热馒头烫掉了一块皮。

  我父亲对于儿子的管教，既是这样的严厉，儿子们又都受过专馆教育，后来五、六、七三兄弟还曾先后到英国留学，九弟、十弟、十一弟、十二弟也先后到美国留学，是应该成为出众的人才的。但是，在那样家庭的影响下，他们念书既没有得到比较出色的成绩，以后也没能成为什么“人才”。

  我父亲对于女儿的管教，是比较马虎的。这是由于他认为女儿到头来总是人家的人，在父母面前的日子不多，所以他是有着“女儿为重”的思想的。这一思想，也表现在他对儿女们的称呼上。例如，大哥克定的小名叫做“小记儿”，二哥克文的小名叫做“招儿”，就是在他们结婚以后，我父亲和我娘于氏也还是叫他们小名的。至于女儿，我父亲却从不许叫她们的小名。小的姐妹们叫做老几、小几，如老十二、小十三，年纪大些的则称为姑娘，如二姑娘、三姑娘。无论我父亲和我娘以及各个姨太太都是这样称呼她们，就是她们自己的生母也不例外。也就由于他有着“女儿为重”的思想，所以对于女儿的管教，主要交给她们自己的妈负责，他是不大过问的。特别是二姐和我，是他最喜欢的两个爱女，所以就让我们和他同住居仁堂。当我俩已长到十四、五岁的时候，有时遇着他高兴，还要把我俩抱在腿上。我父亲有时还给我们讲故事，也有时故意把几十块或上百块银元先藏在他卧室里一个不大容易被发现的地方，然后叫我俩进房去找，谁找着了就赏给谁。一般是，我们找过几个地方以后就能找到，也有“手到擒来”的时候，有时着着实实找了许久也没找到，我们父亲就用各种说法或是暗示来启发我们，最后还是能够找到的。还有，在冬季里，每顿饭总有一个火锅子。我父亲在舀汤的时候，有时把勺里的余沥带进火锅，有时甚至把鼻涕也带进去了，因此我总是在他吃汤之前，先舀出一碗来单吃。我父亲看到这种情况，也知道我的用意所在，却丝毫不以为怪，只当没有这事似的。由以上这几件事来看，他对女儿们，特别是对二姐和我，与对男孩子的“严厉”管教，可以说截然不同，甚至是“娇纵”或是“马虎”了。 （待续）  

  （《文史资料选辑》第74辑P169-181，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8月第1版）

  康涛 2024年2月29日于北京无遗楼

袁力

《我的父亲袁世凯》之七

袁静雪

十一、过年的繁文缛节

  除夕的晚饭，也就是所谓的团圆饭，摆在居仁堂的楼下。由于全家大小人数过多，所以采用中菜西吃的办法。这个时候，我父亲也破例喝一些绍兴酒，并和大家随意谈笑，大家也同样随意吃喝笑乐，似乎是比上面所谈过的星期日晚饭那一顿还要随便得多。吃过了团圆饭，接着大家便给我父亲和我娘辞岁，行的是叩拜大礼，次序是：姨太太们先拜，兄弟们拜，姐妹们拜，嫂子们拜，侄儿侄女们拜，最后是男女佣人分成多少起，一起一起地来拜。辞岁后抓彩，彩里有各种糕点和糖果，也有各种玩具和应时当令的“春节”用品。小孩子们抓到什么就拿走什么，因此，他们在这个时候是极其活跃和高兴的。我父亲平时不准家里人赌博，在抓彩以后，他却首先带着各个姨太太、二姐和我在一起推牌九。他总是五百元一底，输完了事。如果实在输不完，他也听凭我俩一次一次地借端抢走，因此，历年的这场赌博，总是我俩成了最后的胜利者。我们家从除夕起既然由我父亲带头对赌博开了禁，那么各房的人们也就此来彼往地聚在一齐赌博，特别是男女佣人们更是兴高彩烈地大赌起来，直到正月初五日才告终止。
我们家过年是这样的热闹、高兴，但是，有一年却在中南海福禄居东边的一个院落里，出现了一个与此完全相反的景象。那就是，大姐在出嫁以后，曾经回到中南海来过了一个年。按照我们家的“规矩”，她是不能和我们一道吃团圆饭的，同时还不准她看娘家的灯。据说，如果娘家的灯被她看了去，娘家那兴旺的势派便会衰落下去，因此把她所住的那个院子里的电线也剪断了。她是点着蜡烛过除夕的。在同一个中南海里，一边是灯火辉煌，一边是冷冷清清。这个忌讳是多么的不合理，但是我父亲却偏偏照办不疑。   

  除夕夜，我们家里各个屋里都要点上守岁蜡烛，各个院子里都要烧上香，撒上芝麻秸。我父亲的卧房里，则要撒上很多“铜子”，他自己还往地上撒上一些“洋钱”。一般人都知道，在院子里撒上芝麻秸，为的是谐着踩“岁”的音，取个“除旧”的吉利。至于我父亲在屋子里撒上铜子、洋钱，那是不可能踩“碎”的，这种做法的用意何在，我们至今弄不明白。

  我们家从正月初一到初五还不准扫地。据说是为了避免把“财气”倒出去。可是在这几天里，伺候我父亲的丫头仍在扫他卧房的地，只是不动那些铜子、洋钱罢了。在除夕的晚上，我们家从我娘以下，所有女眷和女佣人，都要戴上一朵绢制的石榴花，到了初一天刚亮的时候，就纷纷地把这花扔到院子里去。这大概也是一种“除旧”的意思吧！

  还有，在除夕的晚上，各房的小孩子和男女佣人们，都能得到很多份压岁钱。这是我父亲、我娘、各个姨太太分别赏给的。

  初一以前，我娘和各个姨太太，还有我们大一些的兄弟姐妹们，都要预先查一查“皇历”，看一看这一天的喜神、财神在哪一方。在这一天早晨第一次出门的时候，或是要迎喜神，或是要迎财神，便对着那神所在的方向走出门去。但是门的方向又是固定的，因此，有时要斜侧着身体出门。我父亲每逢看到这个情景，总不由地哈哈大笑起来。初一那天，我们全家准于早六时集合在居仁堂的楼下，七时在院子里摆上供桌，陈列三牲，先行祭天，接着便到“祖先堂”祭祖。这以后，全家大小都再次集合到居仁堂给我父亲和我娘拜年。叩拜的次序和辞岁完全一样。在初五以前，我们全家只是自己的家里人在欢度春节，一般的亲友是不来拜年的。特别是亲友们的女眷，就一定要过了初五才能登门。当我父亲在彰德隐居的时候，每逢过年，住在项城老家的一些伯、叔、兄、弟们，在年前，一过腊月二十，就先后来到彰德了。至于姑太太们，虽是自己的家里人，要来也必须在过了初五以后。   

  当时，黎元洪副总统的夫人、小姐以及各部总长的夫人等等，一过了初五，便先后到中南海来给我父亲和我娘拜年。这个时候，我父亲总是让符殿青“传”京剧界的名艺人来唱“堂会”戏。我父亲虽然在天津和北京住了很多年，但是他却不很懂戏。请他点戏，他总是爱点一出闹剧中的“浣花溪”。我娘却爱点一出“四老爷打面缸”。我父亲恰好排行在四，又有着和戏中老爷相类似的癖好，这就很容易使得人们发笑。听戏的时候，除了我娘，女眷们都在廊檐底下坐着。我父亲为了严“男女之防”，叫人在廊檐的外面挂上了极细的竹帘子，因此听起戏来是非常气闷的。
   

十二、内外交攻，气恼成病而死

  我父亲很少患病，精神和体力一向很好。摄政王载澧在把他罢职的时候，说他“现患足疾，步行维艰”，命令他“回籍养疴”，这不过是要除掉他的一种借口罢了。其实他腿上只有点很轻微的风寒病，并不是真有什么不能走路的大毛病。他到了中南海以后，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他病得不能下床，不能办公。府里虽有中西医生一共四个人（当时府里的中医是刘斗夫和我们本家的一位袁大叔，西医是王仲琴和一位黄大夫，我们都叫他们为“医官”），但是我父亲从来不相信西医，也从不请中医给他诊脉开方。所以这几个医生只是给府里的人看看病，在我父亲那里，可以说是“无处用武”的。我父亲平时对于重要的文电，向来是亲自批阅的。他的记忆力相当强，办公和会客也从来没有现出过倦容，应该说他的精力是够旺盛的。   

  上面已经谈过，一九一六年的元宵节，他正在吃元宵的时候，忽然六、八、九三个姨太太为了“妃”、“嫔”的名称和他面争，他长叹了一口气，说了一番话以后，便走回办公室去了。从这以后，他就吃不下东西去，觉得食量渐减，精神不振，慢慢地就恹恹成病。有的人说，他的病一定是气裹着食所致。其实，他的“洪宪称帝”遭到了国人的普遍反对。他在内外夹攻的情势下，精神上的压力为他致病的主要原因。所以，他虽是请了中医诊治，吃着中药，但这心病是药力所不及的。及至他看到大势已去，明令撤销帝制，原还想仍然保全总统职位，但是他当时已经处在四面楚歌、众叛亲离的境地。到最后，连他最信任的四川将军陈宦（他是大哥的把兄弟）、湖南将军汤芗铭也先后通电宣布独立，这真是对他的沉重的打击。他这时羞愤交加，又恨又怕，就再也支撑不住，以至身死。

  他在有病以后，虽然吃着中药，却还是下楼办公和会客。直到旧历四月中旬以后，病势渐渐加重，才不再下楼，但他在楼上卧室里，仍旧下床坐着看公文，有的时候还会见一些重要的来客。这样延续到旧历五月初，病势更重，才不能下床，也不再办公。他病得最严重的时刻，不过四、五天。就在这个时候，三嫂偷偷地割了股上的一块肉，熬成了一小碗汤，让我送给他喝。我父亲看到了碗内那一块肉，一面问“是什么？”一面或者已经意识到那是有人在“割股”了，就连说：“不喝！不喝！”我无奈，只得把它端了开去。有的人说，大哥曾在这个时候割过股，那一定是由于三嫂的割股而传错了的。

  他致死的病症，是膀胱结石症，最初的症状是小便困难。这个时候，如果住院导尿或开刀，是不会有生命危险的，但他一向坚信中医，从不肯找西医来诊视。到了最后的几天，不能吃，不能尿，尿毒渐渐地在全身蔓延开来。那时候已经到了极其危险的时刻，但是他的神志始终清醒如常。家里的人看到他的病况严重，中医已经束手无策，但又不相信西医。这时候，大哥坚决主张改请西医。他人别无良策，就商经我父亲的同意，由大哥亲自去请法国医生贝希叶来府诊治。贝希叶大夫说，这个病需要住院动手术取出结石，但是我父亲不肯到医院里去。根据他当时的病情，到医院去也确实有困难。于是就决定先行导尿，以解除当前的痛苦。在导尿的时候，大哥、二哥、二姐和我是都留在我父亲的屋里的。我们看到，贝希叶大夫在我父亲的后脊梁扎了一针，接着便用了五个玻璃火罐在后腰部位往外导尿，但导出来的并不是尿，而是血水（可能是夹杂着血的尿）。当时在场的人都很惊慌，可是我父亲并没有看到导出来的究竟是些什么。他呻吟了一声，似乎是很痛苦。到了黄昏他可能意识到自己的病情是够危险的了，却又认为或者还不至于死，所以就叫人把段（琪）〔祺〕瑞和徐世昌找了来，把大总统印交付给徐世昌，并且和他两人说：“总统应该是黎宋卿的。我就是好了，也准备回彰德啦。”从此以后，我父亲才渐渐地昏迷不醒。到了第二天，也就是旧历五月初六日（阳历六月六日）的早晨六时，就死去了，终年五十八岁。由于他始终是清醒着的（昏迷不醒的时间，还不到十二个小时），并且可能认为不会就死，所以既没有留下什么遗言，也没有对后事做任何安排。有的人说，大哥信任西医，二哥竭力反对，相持不决，以致不救。还有人说，我父亲死亡的前数日，早已人事不省。这些说法，是不确实的。   

  在我父亲病情最严重的时刻，家里人很着急。二哥就埋怨大哥说：“全是你害得爸爸这样！”二哥的意思是；大哥为了想当“太子”，想做“嗣皇帝”，所以纠合了外边一班人搞假版《顺天时报》来蒙蔽我父亲，才使得他一败涂地，病势越来越重。其他的人认为二哥说得对，也都同声地埋怨大哥。偏偏贝希叶大夫又是大哥亲自去请来的，偏偏我父亲就因为贝希叶大夫为他导尿，竟导出了血来，以致从此一瞑不视，所以外间就有了大哥害死我父亲的谣传。大哥在政治上有野心是不容讳言的，但是要说我父亲的搞帝制，完全是受了假版《顺天时报》的影响，那也是很不全面的。大哥无论在威望、在实力方面，他都不能和我父亲相比。这是他必定能够估计到的情况。他当然明白，只有我父亲在世，他或者还有“父死子继”的希望（帝制虽已失败，如果我父亲仍能保持住总统的职位，那么，在修正总统选举法里，是有着“总统继承人由现任总统推荐，传贤传子，全由现任总统决定”的规定的。大哥对于这项规定，当然知道得很清楚。）如果我父亲死去，他又凭借什么爬上那民国元首的宝座？所以说，这只是一种谣传罢了。   

  我父亲刚死，我娘在旁边就大哭起来。一头哭，一头数落着说： “你一辈子对不起我，弄了这么多的姨太太，又养了这么多的孩子，你死了都丢给我，叫我怎么办哪！”哭了又说，说了又哭，弄得当时在场的人谁也不好答话。二哥看看局面很僵，就带领着姨太太们所生的弟弟、妹妹们跪在她的面前，由他带头要求她“赐”大家死，以免累赘了她。大哥一看局面这么僵，如果再继续闹下去，势必闹得不得下台，就出来一方面给弟弟、妹妹们赔礼说好话，另方面又劝我娘不要再闹，才算了事。可是五姨太太却在我父亲死后的当天晚上，趁着全家忙乱的时刻，叫佣人把我父亲屋里的铁柜给抬到了她的屋里，甚至连墙上挂的大钟也摘走了。这两桩事情使大家感到：“树倒猢孙散”的局面，马上就要在我们家里出现了。

  接着，外间又有着我父亲是自杀身死的谣传，所以死后没有立刻入殓，暂时停放在居仁堂的楼下，等候着我五叔、六叔的到来。那时天气正热，虽然在尸体的周围摆上了很多冰块，身上还放了很多香菜，但还是不能阻止尸体臭味向外发散。正在我们兄弟姐妹们依照“礼法”，脆在灵旁举哀，全家上下忙乱一团的时候，忽然一个丫头飞跑着来报：“三姨太太吃了东西了！”骤然间听到了这个消息，大家自然是更加忙乱。幸亏呆了不久，有人来说：“大夫来看过了，三姨太太吃的东西已经吐出来了。”大家这才把心放下。这件事情，很自然地加深了全家上下那“树倒猢狲散”的感觉。我母亲则因此留下了吐血的病根，后来终因吐血身死。   

  到了第二天，不但我父亲的尸体向外发散臭味，而且他的嘴角也流出了血。同时，他的肚子更加膨胀起来（他病得最严重的时刻，不过四、五天。在这以前，始终没有断饮食）。直到我五叔、六叔先后从彰德、项城赶来，我父亲的尸体才入殓，这是他死后的第三天（旧历五月初八日）。入殓的时候，穿的是祭天的礼服，头上是平天冠（那上面有着日、月、星一类的装饰品，还有一串串所谓“旒”的东西），脚上是朱履，身上穿的是什么，现在已记不起来了。那年很热，他又是过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入殓的，因此，除了他的尸体还在继续散发着臭味以外，他那原来就比较胖的躯体，到此时也就更加胖肿了起来，因而死前刚刚做好的所谓“十二辰”的阴沉木棺材（我父亲生前，有人送给他两块上好的阴沉板，木质极轻，香味极浓，在他病重时才加工做成。）里竟至放不进去。实在无法，只得把这个加工定做的棺材抬了回去，另换了一个普通的阴沉木棺材。入后，棺材抬到怀仁堂正厅停放，布设了灵堂。我们家从我娘以次，各个姨太太以至我们子女们都半跪半坐地在灵旁两侧的草垫子上守灵。特别是子女们，到了晚间，还要留在灵旁，不准回房，因此，大家就只好在草垫子上轮流休息，轮流守灵。

  就在这个时候，忽然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说是段祺瑞要带兵围困总统府，杀死我们全家。大家一听，非常惊慌。大哥、二哥赶紧一同去问个究竟。段祺瑞为了证明他绝无此意，就让他的太太张氏（她是张芾的女儿。张芾死后，仅仅留下一妻一女，家境很贫寒。我父亲看到她们这种无依无靠的情形，就把她母女二人接到自己任上。当时，张的女儿还正在吃奶。从这以后，她们就始终住在我们家里。我父亲和我娘还把这个女儿认做是自己的大女儿，后来我们也就把她叫做大姐。其后经我父亲介绍，嫁给了段祺瑞。在她过门之后，虽然她的母亲也跟了过去，但还是认我家为娘家，来往是极其密切的。她每次回到了我们家，对我父亲和我娘，仍然是爸爸、娘地叫得很亲热，我们也把段祺瑞叫做姐夫。）带着他们的儿女前来守灵，并且让她们住在府里，以示无他。段祺瑞本人也天天来看望和照料，只是不在府里住罢了。我们家里的人，由于这场虚惊，心中更是留下了暗淡不安的阴影。   
      

十三、在恐惧中归葬彰德

  我父亲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曹汝霖、王揖唐、周自齐三人被派来承办大丧典礼，在怀仁堂左近设立了“恭办丧礼处”。另外，经国务会议议决，由政府指拨银币五十万元，充作丧葬经费。其间，所有有关的丧事的重大事项，都要由恭办丧礼处随时请示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以后才能办理。当时丧礼处实际办事的大总管是袁乃宽，和我们家里人往返联系的也是他。真正做具体工作的是郭葆昌、童杰（童是当时总统府庶务司的人，以前的大典筹备处里也有他）。

  在我父亲死后的十几天，我们家就会同恭办丧礼处把他的灵柩由北京移往彰德，停放在洹上村的住宅内。我们全家也随着灵枢回到了彰德。按旧时代的一般习惯说来，我父亲死后在中南海停灵的时间是比较短的。这是由于当时政府的催促，还是由于受了段祺瑞要带兵杀死我们全家这一谣传的影响，现在已经记不清了。   

  当我父亲的灵枢还停在北京的时候，恭办丧礼处就已经派了人到彰德查勘墓地。接着，当时的政府又派了河南巡按使田文烈综理墓地的建筑工作。最后决定墓址在离我们洹上村的住宅约有二里的太平庄，这已经是在灵枢移在彰德之后了。那时候，恭办丧礼处已经撤消，由田文烈主持的“董理墓地工程处”已经成立。原来由这个工程处计划招商修筑的坟墓，打算用混凝土修成一个类似城门洞样子的“穹室”，另外还要修上隧道、石门和石墙。修成后大约很象一个小型的地下宫殿。后来，由于当时的时局不很平静，我们家里人都主张死者“入土为安”，这才在原来勘定的墓址，先修一个砖圹，然后于当年旧历八月二十四日安葬。安葬以后，仍然由这个工程处继续招商施工，一直到一九一八年六月方才完成。

  基地完工以后的情况，大致是这样：到了墓地，迎面首先看见的是很大的一座绿琉璃瓦顶的石碑楼，接着便是左右对称的右柱、石马、石虎、石狮、石人等等。再走过一座碑亭，便是所谓“飨堂院”了。这个飨堂院，有大门，有围墙。墙里修建了七开间的飨堂，取名叫做景仁堂。景仁堂的两边还修建了有东西配房。景仁堂内，除了供奉我父亲的“神位”以外，还陈列了我父亲生前惯用的家具器物，其中从硬木的书桌、书柜、办公椅、一直到硬木的西式床、洗脸台、小便柜等等，无一不备，甚至于连托盘、醋酱碟，都一一陈列齐全了。过了景仁堂，再经过一道铁门，便是我父亲的坟墓。上面已经谈过，在安葬的时候，由于时间过于紧迫，不能按原定的计划修筑，只是先做成了一个砖圹。后来，大家认为砖圹既不能持久，也不甚安全，这才决定在这砖坊圹的外面，加修一层洋灰铁筋的套墙。在地面上还修了一座三层的台。记得第一层的尺寸是：南北长二十八丈，东西宽二十二丈五尺，高九尺。这个墓台规模之大，由此可以想见。   

  我父亲的墓地，一共占地将近一百四十亩。这些地亩应缴纳的钱粮，都由当时的政府准许永远豁免。墓园之中，除了上述这些建筑以外，墓地四周还种植了很多松、柏、梅、槐，其中的一部分，是由我们家移种的。按照河南的旧俗，凡是树木蓊郁的地方，都可以叫做林，因此，他的墓地也由政府明令规定叫做袁公林。袁公林设有一个管理员，由我们家推荐委任。管理员以下，还雇用了司事、打扫夫、夫头等十几个人。另外，还典了祭田十顷，就用这些祭田的收入充作日常费用。为了监督收支款项，并且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个袁公林，还成〔立〕了一个袁林董理社。每年推出几个人轮流值年，主持和管理袁公林的各项事务。

  我父亲的丧莽费用，原是由当时政府拨款五十万元来承办一切的。在北京办丧事用了将近九万元，其后的移灵、购置墓地和安葬，用了十几万元。当时估计，以后的墓地建筑和典置祭田等项，还需用五十万元左右。核计收支，相差很多，所以我父亲生前的旧属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等八人联名发出公启，请求当时的内外要人解囊相助。从当时的大总统起，总理、各部总长、各省督军，还有护军使、镇守使、师长等等多有捐赠。他们捐款的数目，绝大多数是一万元，最少的是二千元，总计共收到捐款二十五万余元，这才算结束了我父亲的丧事和丧礼。

  （《文史资料选辑》第74辑P181-192，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8月第1版）

  康涛 2024年2月29日于北京无遗楼

袁力

《我的父亲袁世凯》之八

袁静雪

十四、树倒猢狲散

  我们家里的人在我父亲安葬以后不久就分家了。大哥克定，因系嫡出长子，独分四十万，其余庶出的儿子，每人各分十二万元。他们所分的钱数，除了现金以外，还有折合银元数字的股票（包括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自来水公司等股票）在内。我约略记得，他们弟兄每人还分得有十条金子，这是否也包括有上述的钱数以内，因事隔多年，已记不甚清了。女儿们每人只给嫁妆费八千元。我娘和各个姨太太都不另分钱，各随她们所生的儿子一同过活。当分家的时候，我父亲生前的贵重衣物，大部分都没有了。上面曾经谈过，五姨太太在我父亲死后的当天晚上，曾偷偷地叫人把我父亲屋里的铁柜抬到她的屋里去。我父亲在世的时候，生活上的一切，后来都由她一手经管，是否还有类似偷走铁柜的其他情况，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在分家的时候，按着房头，每房分了一只皮箱，箱内只盛了半箱的衣服，那还都是我父亲生前穿过的。每个箱子里都放有一件皮衣，有的是皮袍，有的是皮斗蓬。我母亲分得的那一件，却是极其陈旧的了。

  我父亲生前所置的房产，向来是由袁乃宽负责管理的。据袁乃宽说，只有北京、天津房产各几处。北京城内，计有锡拉胡同两所，炒豆胡同一所。北京郊区，有海淀挂甲屯房产一所。在天津，计有英租界小白楼“矿务局”一个大楼，这是我父亲东山再起的时候，我们由彰德搬到天津所住的那个地方；还有河北地纬路房产一所，便是二哥后来在津所住过的那一处。这些房产，是他们弟兄们在以后才分的。至于到底是怎样个分法，我们姐妹们就谁也没有过问了。袁乃宽所说的房产情况，大家认为这与实际情况相差很远。但是，管房产的人既这么说，我父亲又没有留下什么遗嘱，最后只得罢休。我父亲生前还在彰德置有地产，是派由徐天成管理的，这些地产是怎么分的，现在也记不清楚了。分家以后，这就到了真正“树倒猢狲散”的时候了。过了不久，大、二、三、五、六、八六个姨太太先后带了自己的子女搬往天津居住。我娘在彰德住了两年多，后来也移住天津。九姨太太先还住在彰德，最后也搬到北京去住了。

十五、我的大哥袁克定和二哥袁克文

  以下谈谈我大哥袁克定和二哥袁克文的情况。

  大哥生下来的时候，由于额上长着一块记，所以他的小名叫记光，也叫做小记儿。这一块记，到他长大就没有了。他是我父亲的嫡出长子，从小就跟着我父亲在朝鲜任上，由大姨太太抚养以至成立（后来大姨太太在天津病死，他反穿着白羊皮袄，穿孝穿得很重）。他曾到德国留过学，德文和英文都很好，书房里的书架子上大多数是德文书籍。他从在朝鲜跟着我父亲起，以后到济南、天津、北京，一直随着我父亲在任上。所以他对旧时官场中的事情，非常熟悉通达，因而他在政治上也很有野心。我父亲原来很喜欢他，也很信任他，经常让他做代表外出办事。直到他骑马摔伤，变成残废，我父亲对他才比较差了。但是，他毕竟是一个长子，所以在家庭和亲友中以及在我父亲的一些老部下的面前，他所说的话，所做的事，还是被人重视的。他通晓两种外国文字，又和英国人朱尔典、日本人西原等很要好，所以我父亲还经常让他替自己会见一些外国人。到了洪宪帝制时期，由于他所搞的假版《顺天时报》被我父亲发觉，认为他是“欺父误国” ，才真的不喜欢他了。

  他表面上似乎是一个旧时代里“道貌岸然”“循规蹈矩”的人物。他在我父亲的子女中，和我父亲接触最多，受我父亲的熏染也最深，所以有时也就流露出和我父亲一样的专制作风来。还因为他是嫡出长子，处处要做弟妹们的表率，所以他总要摆出一付恪遵所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样子来。他不抽烟，不喝酒，一举一动，都合乎旧时代里所谓的“规矩”。他对父亲和娘极其恭顺，每逢他们生气的时候，他总是恭恭敬敬、和颜悦色地跪着回话。他对待我父亲的各个姨太太，也同样地周到尽礼；特别是对于大、二、三三个姨太太，更显得特别尊敬。他是由大姨太太抚养成人的，对她自然应该有所不同。可是在二、三两个姨太太的生日，或是逢年过节的时候，他总去给她们磕头的。他对弟妹们也极为客气，说话的时候总是带着笑容，但是弟妹们都认为他那是虚情假意，都不愿意和他亲近。在我父亲死后的当年十二月间，我母亲死在天津，这时候他在彰德听到了这个消息以后，立刻打电报给二哥及其他弟妹们，说不准我母亲穿着凤冠霞帔入验，将来安葬时，也只许埋在袁公林的地边。他为了贯彻他的主张，又派了专人由彰德到津，分派一切。后来，虽然并没有依照他的命令办事，但是，从他这种专制的作法里，却很可以看出他的为人。

  他表面上虽然处处显露出“道貌岸然”的样子，但是他的私生活，却和他的形象完全不同。他娶的是吴大澂的女儿，名字叫做吴本娴。他的这门亲事，也同样是由我父亲包办成功的。由于大哥属虎，大嫂属龙，认为龙虎相斗，是会互相冲剋的。按照迷信的说法，只有找一个属鸡的女性来“牵一牵”，才能破解得开。因此在征得我父亲同意之后，又说定了一个小户人家的马姓姑娘，作为我大哥的大姨奶奶。大嫂过门还没有满月，这个姨奶奶也就进门了。大嫂耳朵很聋，大哥和她说话只好笔谈。大姨奶奶长得不好看，也不能如他的意。所以过了不久，他又娶进了一个唱“髦儿戏”的二姨奶奶。这个二姨奶奶对待大哥非常厉害，大哥很怕她，可又很宠爱她。大哥还背地里偷偷摸摸搞“男宠”。我们家住在中南海的时候，大哥在府里府外很有几个住处。名义上他和大嫂、姨奶奶们住在福禄居，实际上他或是住在卍字（廓）〔廊〕前边的一个院子里，或是住在北海的团城。有时他也在锡拉胡同住上几天。他所以需要这么多的住处，主要的是为了个人行动的方便。   

  我父亲死了以后，大哥原来是以家长自居的，同时各个姨太太在有些问题上不能解决的时候，也经常说“请示大爷去”，或是对着我们说“请示大爷去”，或是对着我们说“问一问大哥去”因此，他在那一个时期里，很施展了一些家长作风。后来，我们分了家，除了我娘和九姨太太还留在彰德以外，其他各房都陆续搬到了天津。在那样鞭长莫及的情况下，他还是分派了三姨太太的丧葬大事。在这以后，他看到他的“命令”已经由于家庭中所发生的变化，而有行不通的趋势，因此也就不大过问各房的事情了。他在我娘病死以后，就把全家由天津搬到北京，住在宝钞胡同。他自己却经常带着一些“男宠”住在颐和园、西山、汤山，尽情地玩乐，尽情地挥霍，终于把他的全部家私完全花光。解放以后，他始终依靠着政府的救济来维持生活。他于一九五八年死去，终年八十岁。

  他有一子二女。子家融，曾到英国留学，现在天津教书。女家锦、家第。

  二哥袁克文，小名叫做招儿，从小过继给大姨太太为子。他小时候很顽皮，既没有正正经经地念过书，也没有正正经经地练过字。但是他极聪明，有着“过目不忘”的“本领”，所以他对于写字、填词、作诗、作文章，都有着比较好的成就。我父亲对外的比较重要的信件，有的时候由他代笔。我们彰德老家的花园（养寿园）内的匾额、对联，就是我父亲让他撰拟和书写的。我父亲对他是比较偏爱的，有时候得到了好的古玩，总是叫了他来，当面“赏”给他。有时候看到饭桌上有好菜，也经常叫他来同吃。大姨太太对于二哥更是十分溺爱，二哥向她要钱用，她从不驳回；如果实在不能满足二哥的要求，她也会向我父亲转要了来，供给他用。因此，二哥从小就养成了用钱如水的毛病，以致最后他不得不靠着卖文、卖字来维持生活。说起来，这是和大姨太太对他的溺爱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的。

  我二哥吃、喝、嫖、赌、抽，样样都来。他会唱昆曲，好玩古钱。他收集了许许多多的外国金币，包括各个国家各个时代里所用的金质硬币，形状有方有圆，体积有大有小，都装在一些特制的盒子里。听说，他后来因为穷的缘故，把这些金币都押给了旁人。他后来又入了青帮，花了很多钱，当上大字辈的“老头子”。他有了钱，随手用尽；没有钱，却丝毫不以为意。他死了以后，只在他书桌上的笔筒里找出了二十元钱。

  他一生一共娶了五个姨奶奶。他纳宠的方式，是走马灯式的。这五个姨奶奶的顺序是：情韵楼、小桃红、唐志君、于佩文和亚仙。这其中只有情韵楼是一个没有进门的姨奶奶。她是上海的一个妓女，由二哥赎了身，住在上海，已经生了一个儿子。不料这件事情被我父亲知道了，就让二哥把她们母子接进府来。但是，情韵楼不愿意受那大家庭的束缚，二哥无法，只得把他在上海另外结识的一个妓女叫做小桃红的，冒名顶替地带了孩子，一同进府。上面曾经提到，他和二嫂刘梅真的婚事，原是匆促之间在天津结成的。他们之间的感情并不很坏，可是由于二哥浪荡成性，所以他的这五个姨奶奶就这么一个一个地进门，又那么一个一个地离去。在他刚一纳宠的时候，二嫂哭闹得很厉害，并且还哭到我母亲处。我父亲听到了以后，就说：“有作为的人才有三妻四妾，女人吃醋是不对的。”

  二哥的有名分的姨奶奶，只有这五个人，那没有定名分的，据说先后一共有七、八十个了。

  他在我父亲死了以后，是经常住在上海的。他入了青帮，当上了“老头子”。青帮中的辈份，是按“大、通、悟、学”这四个字来排定的，二哥是个“大”字辈。据说，当时“大”字辈的师父是已经没有了，因此“大”字辈的人可以代替师父收徒。二哥的这个“大”字辈，不容讳言是用了很多钱才买到手的。二哥在天津住在地纬路和两宜里的时候，都开过香堂。开香堂时，是不准许帮外的人偷看的（就是二嫂也不准偷看）。可是二哥深深知道我的性格，我要偷看，他也无法。现把二哥开香堂的情况，比较详细地介绍在下面：

  开香堂总是在夜间举行。开堂的时候，先在屋内的香案上，供上两个纸牌位，供的是潘、钱两位“祖师”；在屋门外摆一个茶几，也供一个纸牌位，那是一位姓张的“祖师”。这个茶几，是有一个人在旁看守的。他每次开香堂，总有上百的人来参加，还准备很多桌酒席。仪式完了，大家分坐，又吃又喝。酒席的费用，是由他的徒子、徒孙们分担的。在拜师的时候，首先由二哥点上香，磕过头，接着便是拜师的人向上磕头。他一共要磕一百二十个头，每磕一个就站起来，然后再继续磕。磕完了头，他还要跪在那里发誓。誓词的内容大致是这样：一不许奸盗邪淫，二不许欺师灭祖，三不许倒采荷花（意思是帮里人不准和本帮人的家属发生暖昧关系），四不许泄露秘密。如果犯了其中的某一条，就要受到“五雷轰顶，仰面还家”的惩罚。发完了，还要向师父和师兄弟们行礼。对师父和大师兄是三跪九叩，对一般师兄弟就是一跪三叩了。当时到场的师兄弟们，也要向师父和大师兄道喜，行的也是三跪九叩礼。开香堂时，是不准女人参加的。开香堂的情况也不准向外人说，说了是要犯“帮规”的。帮里还有这样一些“规矩”：师兄弟间，先拜师的是师兄，后拜的是师弟，他们是不论年龄的；大师兄执掌生杀的大权，师兄弟们犯了错误，先告由大师兄负责处理，或是打，或是罚，犯了错误的人丝毫不准违抗。如实在不能解决时，再禀告师父处理。徒弟们把师父，师娘叫做爸爸和娘。师父死了，由大徒弟和他的妻子披麻带孝，打幡抱罐，大徒弟手里还拿着哭丧棒。这打幡、抱罐的事情，师父的儿子、儿媳反倒不能插手。家里有一个人入了帮，其他的人就不用再入了，意思是，他一个人在帮，他的家属自然能够得到帮里的照应。另外，还有一些“规矩”，象帽子要仰着放，吃饭时不许在桌上戳筷子，喝酒时不许说“干”，以及怎样在茶馆里求助盘缠等等。二哥还会唱一口好昆曲，最初他是唱小生的，在他戒烟以后，身体发胖，才改唱丑。他所擅长的剧目，有《卸甲封王》、《游园惊梦》、《长生殿》等等。他还和京剧界的老艺人，如孙菊仙、程继仙、肖长华、程砚秋等人交往很密切，彼此之间的感情也很好。所以有的时候他也唱一下京剧里的丑角，例如《审头刺汤》里的汤勤，在当时的京剧界中是很博得好评的。有一次，他回到北京，准备和陈德霖在新民大戏院合演《游园惊梦》，这已经是我父亲死了以后的事情了。大哥听见了这个消息，认为他这是“玷辱家风”，就通知当时的警察总监薛松坪派警察准备把他关押起来。这时候，他就分派他的徒子、徒孙们把住戏院的前后门，不让警察进来。薛松坪无法，亲自来到戏院，劝他不要唱。他笑着说：“明天还有一场，唱完了，我就不唱了。”结果还是演唱完了才算罢休。据说，他这两场戏，一共用了三、四千元。他在上海卖文、卖字，是有“笔单”（在旧时代里，卖文、卖字的人在一些大南纸店里悬挂一个价目表，说明作什么样的文体或是写什么样的尺寸，需要多少报酬，这就叫做“笔单”。有的人还把“笔单”登在报上，以广招徕。）的。后来，他回到了天津，依然靠着卖文、卖字来维持生活，所以，他在当时的《北洋画报》上也是有“笔单”的。他的家里，经常堆着很多的纸，可是他并不认真去写，非到实在没有钱，逼得他不能不写的时候，才挑选那报酬比较多的写出几件，送到《北洋画报》换回钱来。他所写的字，只要送出去便可换钱。但是，如果他手上有十块钱，他也是不肯写的。他写对联和扇子，有的时候是躺在烟铺上提着笔悬肘写的。有一次。他给张宗昌写了一个极大的“中堂”，代价是一千元。由于那张大纸又宽又长，屋子里摆放不开，他就把纸铺在两宜里的衖堂里，脱去了鞋，提着个最大号的抓笔在纸上站着写。

  他的荒唐生活，从他十五、六岁就开始了。他经常住在外头，整夜不回来。由于大姨太太对他过分溺爱，首先替他百般隐瞒，所以起先我父亲并不知道。为了替我二哥隐瞒，大姨太太甚至还说出这样的话：“谁要是告诉他爸爸，我就和谁拚命。”有一次，我母亲因为他在外面宿娼，彻夜不归，实在气得无法，把他痛打了一顿。但是大姨太太却因此和我母亲大闹了一场，吓得我母亲从此也就不敢再管了。后来，我父亲虽然知道了一些，但是也在那里装糊涂。

  我二哥的荒淫生活，他的走马灯式要姨奶奶以及一批女人和他先后姘居且不细说，只要看一看他后来在天津的一个时期的荒唐生活，也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他那时住在河北地纬路，却在租界里的国民饭店开了一个长期房间。他很少住在家里，不是住在旅馆里，就是住在“班子”里，有的时候连当时最低级的所谓“老妈堂”，他也同样去住。有的时候他回到家里，二嫂和那仅有的一个姨奶奶总忍不住要和他吵。他却既不回嘴，也不辩解，只是哈哈地大笑起来，笑完了，扬长而去，仍然继续过着他那荒唐的生活。   

  当我父亲奉命出山，我们家里人还留在彰德的时候，他回到彰德来了。大家一看，他已经剪下了辫子。这时候，我家还没有一个人敢这样做。因此，大家感到非常惊讶。特别是大、三两位姨太太认为他要闹革命了，都拉着他的手又哭又闹。他实在无法，就说：“好啦！好啦！我以后留起来就是啦！”他这么说，我母亲到底还不放心。她把他看了起来，使得他行动不能自由。后来，我父亲从北京打电报来叫他，我母亲无法阻拦，他才得以离开彰德。

  大概是他担任前清法部秘书的时候（他一生只在政府机关中做过这么一回事），有一次，部里派他到东华门大街去会同验尸，由于他不愿意看见那尸体的难看样子，就用墨把他所戴的眼镜涂黑了，糊里糊涂地走了个过场就算交代了这个差事。但是，他回来以后，还是病了一场。

  他是一个“名士派”的人物。他所交接的也是和他气味相投的一些人，如方地山、董宾古等等，都和他来往得很密切。在中南海的时候，他会客和闲坐的地方是“流水音”，他经常和这些人在那里过着诗酒风流的生活。他不爱过问政治上的事，也不愿意和当时的达官要人们往来，所以在我父亲死了以后，他就是在生活困难的时候，也从不向当时的军阀政客——我父亲的老部下“打抽手”。后来，张作霖和张宗昌虽然都邀请过他，他都一一辞谢了。

  他于一九三一年旧历二月死在天津两宜里。他本来得了猩红热，发着高烧，后来经过调治退了烧。这时候，他又跑到他长期包住的国民饭店四号房间，叫了一个名叫小阿五的妓女来胡搞。回家以后，他就又发起高烧来，过了两天就死了，终年四十二岁。

  上面提到过，他死后，只在笔筒里找出了二十元，因此他的后事都是由他的徒弟们拿出钱来办的。他的大徒弟杨子祥按着帮里的“规矩”，给他披麻带孝，主持一切，同时给他穿孝的徒子、徒孙们，一共不下四千人。开吊的时候，整日地哭声不断，还有很多妓女系着白头绳前来哭奠守灵。出殡的时候，除了天津的僧、道、尼以外，还有北京广济寺的和尚、雍和宫的喇嘛都赶来送殡。从他的住处直到他的墓地——西沽，沿途搭了很多的祭棚，有各行各业的人分头前来上祭。他的丧事，在当时是轰动一时的。   

  他有四子三女。子家嘏、家彰、家骝、家骥。家彰、家骝曾留学美国。家嘏一九六一年死去。家彰现在美国。家骥现在天津教书。女有家华、家宜、家芷。（完）

  （《文史资料选辑》第74辑P192-205，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8月第1版）

袁力

袁世凯最恨又最怕什么？-洪宪研究笔记

  老袁帝制自为，终至身死名败，遗臭万年。顾维钧先生回忆他与袁氏在1912年秋天的一次会面时说：“袁世凯不懂得共和国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共和国为什么一定比其它形式的政体优越”。（《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P92，中华书局1983年5月第1版）
  袁世凯最恨什么？又最怕什么？
  是“共和政体”吗？是“约法”吗？
  要我说，都不是。（老袁自己就是个拥护“立宪”的贤达呀！早在1906年，他就编过《立宪纲要》，比任何一个拥护立宪者走得都远。）
  他最恨也最怕的是那个他难以把控、无法左右的“国会”。
  试想，有一个彻底听命、绝无纰漏的“橡皮图章”，让举手就举手，让拍手就拍手的“国会”，岂不是想要什么“国体”就来个什么“国体”，想定个什么“约法”就定个什么“约法”？羊头也好，狗肉也罢，完全看他自己的心情呀。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遇刺，两日后身亡。
  而就在此前几天，“国会”选举刚刚结束。此次“国会”选举，国民党取得重大胜利——众议院议员596人，国民党得269席，共和党得120席，统一党得18席，民主党得16席，跨党者得147席，无党派26席。参议院议员274人，国民党得123席，共和党得55席，民主党得8席，统一党得6席，跨党者38席，无党派44席。国民党在参众两院870个议席中占了392席，虽然未过半数，但由于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加起来只有223席，国民党依然可以凭借其绝对优势影响操纵参众两院。
  宋此去北京，就是要挟“国会”选举大胜之风，以国民党党魁身份去北京“组阁”，执掌政权。
  上年秋天尚且“不懂得共和国是个什么样子”的老袁，经历了“国会”选举、国民党大胜的戏码之后，已经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来袭的危险。
  其实，那时的中华民国“国会”也常上演与如今在东方和东欧“民主”国家或地区议会同样的“打架民主”，在“民主”的神圣殿堂上上演“全武行”。
  1913年第一卷第二十号刊有《无能力之国会》一文：“两院之中，但闻灌夫之骂座而已，力士之决斗而已。”
“晚清的咨议局开会，还只是吵吵嚷嚷，而民国的国会里，动辄拳脚相加，墨盒乱飞。墨盒是石头的，飞起来危险很大。后来工作人员干脆把国会议员面前的墨盒固定了，免得伤人。”（张鸣《共和中的帝制》）
  如此“国会”，就是于此无关的老百姓也难有好感，何况利益攸关的老袁！
  在成功镇压“二次革命”之后，老袁大概也彻底想明白了应对之道——说一千，道一万，只有干掉这个不听话的“国会”，换个完全听话的，才是釜底抽薪、一劳永逸的万全之策。
  在颇花了一番“劝诫”工夫后，老“国会”选举老袁为正式大总统。这个有用的废物也就该寿终正寝了。
  “二次革命”，有些国民党籍议员已经上了通缉名单。1913年11月4日，老袁更是宣布国民党为非法党团。国民党籍议员“一律追缴议员证书、徽章”。（《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令》）
  如此，“国会”无论议决任何事务，均不能达到“法定”人数，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
  老袁也是强忍心头火，暂时隐忍不发：“参、众两院日来对于政府一切部施，其间动生种种之疑虑，以故质问之案，继续提出，非将一切理由切实说明，不足以释该议员等之疑窦。应由院将日来接到各项质问案，交由各该主管部署，详细核议。除由院正式答复外，所有全体国务员均即出席，一次将政府详情，分别说明，俾该院等知政府现状之困难。”（《函国务院令国务员出席两院会议》，中华民国二年七月十日。《袁世凯全集》第23册P133，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7月第1版））
  但其名分尚在，仍为袁氏的心头大患。因此，解散旧“国会”，重组一个完全听命于自己的新“国会”，就上了老袁的议事日程，成了头等大事。
  那时，袁氏要解散“国会”是路人皆知的“秘密”，“国会”的最终命运究竟如何，也引发世人的好奇猜测。
  11月21日，袁世凯公开发表《筹划重行组织国会意见三端》：“一、参议院之性质不明了，与众议院无大区别，不合两院制之用意。拟援各国国会组织法，明定参议院之性质。二、国会议员设额过多，无补实际，徒事纷扰，拟减少员额，庶议事敏捷，且省经费。三、议会固可监督行政，然亦不能过事约束行政部之活动。拟将国会组织法，参议院之职权范围缩小，以符三权鼎立之本旨。”（《袁世凯全集》第23册P277）
  23日，“通电各省征询修改国会法之意见”：“一、两院议员核减额数，究竟如何规画始称得当。一、两院职权应否变更。一、议员选举自无改订之必要。一、议员任期当以何者为宜。”
  26日，老袁领衔签署《组织政治会议机关令》（《袁世凯全集》24册P309）。这一命令让人不禁浮想联翩，莫不是要取代旧“国会”？旧“国会”将何去何从？
  12月2日，《顺天时报》第2版《时评》栏目刊发两文——
  《似而非之国会》：“迩来处置国会之说喧腾，社会或主张维持，或主张解散。据外间所窥破，谓维持国会者，非欲维持纯粹民主国会；而主张解散者，实欲预防似而非之国会，非欲解散纯粹民主国会也。虽然，维持国会，美名也；解散国会，遂非明正理顺之论。则二者之胜负，固不难预测。将有似而非之国会发现于民国，殆不可避耳！将来，第二次国会议员参聚象坊桥，吾曹尚能得欢迎侃侃谔谔之议论耶？”
  《国会其将复活乎》：“自上月初四以后，参众两院已成无形之解散。而昨日《政府公报》载筹备国会事务局致两院公函，及内务部致各省公电，均有‘查取后补入’、‘依法递补’等语，然则国会其将有复活之望乎？惟当道者视立法机关原等（弁屯）〔屯弁〕，今于破坏之余表示维持之意，当必别有所用心。说者谓，国会复活之时，即为内阁绝命之日！势或然欤？虽然‘告朔饩羊’其礼足爱，果能使中华共和国中复有国会，无论其用心如何，固吾人所极欢迎者也。”
  12月7日，袁世凯在“国务员会议”上发表了“讨论国会存废问题”的谈话：“国会专制，洵足为各要政之阻碍。然国体既建共和，即决不能无国会。为今之计，除取消前次宪法草案及修改国会组织法外，对内对外均仍须成立国会，以资补助。”（《袁世凯全集》24册P390）
  为此，“参众院王家襄汤化龙两议长”于1913年12月10日特意在谒见袁世凯时就“关于国会宗旨”提出“质询”。袁氏则信誓旦旦地承诺：“本大总统决无解散国会之意，前已迭次声明。至如何维持办法，则须由内阁主持，亦决无不赞成。”（《袁世凯全集》第24册P407，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7月第1版）
  但信誓旦旦的余音未绝，第三天，也就是12月12日，老袁即下令：“任命李经羲为政治会议议长。”（《袁世凯全集》24册P410）
  这下，傻子都明白了，在两院之外忽弄出个“政治会议”，显然是为了取而代之。
  惊诧错愕之余，王家襄、汤化龙二人于当天即委托徐世昌向袁氏转询“对于国会之真实意见”。袁此次回答可就没那么客气了：“余对于国会始终抱维持之主义，惟须两议长力任国会开会后，承认以下三条件：（一）通过前次提出之约法修正案，将来宪法起草，不能越此范围。（一）通过政府提出之国会组织。（一）国会开会后，不得质问政府已往之事。”（《袁世凯全集》第24册P419）
  此后，袁大头索性把最后一层面纱扯下，图穷匕现了。
  12月25日，他在居仁堂召集政治会议委员开会，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训词”。兹选录数句——
  “民国建设二年于兹矣，政治进行，诸多牵掣隔阂之处。是以召集政治会议，以期内外联洽，共商办法，以辅助政治之进行。顾政治之事不在多言，端在力行。二年以来，理论多而实行少，故虽共和肇造，人人皆持乐观主义，而余默察内容，觉现象仍属可危。”
  “改革之后，民主政体虽已告成，试问人民之疾苦、利害，谁复措意。甚至以昌言民主之人，为残害生民之举。广东、湖南等省前辙具在，天下有此民主乎？又如民意二字，应释为多数良民之意。今日多数良民之意，大都在于安居乐业。乃以主持民意之人，而于人民心理适相反对。”
  “就共和二字言之，一曰共和国体，系大众共有之国，大众人民不能共治，乃选举大总统以治之。一曰共和政体，采取大众公意订定法律，俾大众共同遵守。一曰共和精神，在结大众之团体，谋大众之幸福。现在共和国体，一成不易，自无疑义。乃以主张共和政体之人，往往不守法律；侈谈共和精神之人，往往阴谋分裂。而不明事理者辄盲从之，话名为共和政治，实成为暴民专制，误会之点，莫大于此。”
  “余从前常谓人曰：苟无国，安有家。苟无家，安有身。万一国家倾覆，瓜分实行，则及身以至于子孙，且将为奴隶，为牛马矣。印度、朝鲜亡国现象，殷鉴不远。余老矣，前清时代，从事政界垂三十年，今即息影邱樊，亦已忝窃微名所不能恝然者，诚不欲己身、子孙为奴隶、牛马，且不欲我之四万万同胞陷于奴隶、牛马之惨劫也。尤愿诸君咸抱此宗旨，共筹办法。”
  “至人民程度习惯，各有不齐。犹春之不能骤冬，日之不能骤夕。……余窃愿政治之事，毋戾于人民之习惯程度。苟与习惯程度不合，虽更定法度，条理秩然，亦断无实行之望，甚且良法美意适以扰民。故必按照习惯程度，徐导之于文明之域，循序渐进，庶有实效。”
  “又政治不能进行，其中尚有大原因焉。盖民权之意义，谓人民皆有参政之权。其尤大者，有选举大总统之权，初非行政上事事皆可干涉也。譬如集一公司股东付权于经理之人，倘事事干涉，经理人无责任之心，该公司安有不破产之理？”
  “夫《约法》乃南京临时参议院所定，一切根本皆在《约法》。而《约法》因人成立，多方束缚，年余以来，常陷于无政府之地，使临时政府不能有所展布，以遂野心家之阴谋，置国家安危存亡于不顾，致人民重受苦痛。诸君亦宜注意于此”。
  （《袁世凯全集》24册P428-430）
  而据此次“训词”的另一个版本，老袁就要“务实”得多，也更加露骨了。因该文实在“字字珠玑”，兹全文恭录如下——
  正式政府业经成立，大总统以藐兹一身，谬蒙国民推戴，由临时大总统被选为正式大总统，复得诸国务员热心国事，相与共担危局，誓必竭尽愚忠，整饰庶务，期挽狂澜于将倒，而奠国本于苞桑。业与各国务员再四商酌，拟定大政方针，行将宣告天下，以期逐节进行。惟中国土地之大，人民之多，为五洲万国所罕有，于此而不博探聚论，集思广益，诚恐宜于此者，或不宜于彼，利于北者，或不利于南，闭门造车，出门岂尽合辙，稍不适宜，推行即多窒碍。故毅然组织政治会议，以补助政府不及。诸君或优于学识，或富于经验，既已惠然肯来，当能利民福国。惟以利民福国为其宗旨，自当知国蠹民病果在何点。武汉一呼，清帝退位，举欧美数年数十年血战所争而不得者，中国于不数月间居然得之，薄海士民，遂侈然而称为共和国民矣。一若国体改专制而为共和，国旗变黄龙而为五色，则其国力即可凌驾欧美，而其国民亦可俯仰寰宇。殊不知国力之强否，视其内政、外交之若何；而内政、外交之善否，又视其政府之强固与否，国体之为君主为民主不与焉。
  共和政治为宪政之极轨，本大总统固欢慕之。然初何敢谓招牌一改，国力即随之充足。即以目今之内政而论，紊乱何堪想。一般人民以国体既改，国民均属平等，于是乎子抗其父，妻其抗夫，属员抵抗长官，军士抵抗统帅。抵抗命令为平等，以服从命令为奇辱，而政治遂不能收统一之效，而不知所谓平等者，系在国法上之平等，即无所谓贵族平民等阶级是也。非谓一讲平等，即无权力服从关系也。此悮平等二字，为内政綮乱之原因一。
  国民既属自由为神圣不可侵犯，于是乎攘权可以自由，争利可以自由。假结社自由之名，而谋乱可以自由。藉言论自由之说，而造谣亦可以自由。种种违法举动，无不可以自由二字为卸责之地。则强有力者遂可自由于弱无力者、生命财产之范围内，而大乱遂起。而不知所谓自由者，在法律范围内之自由，非谓一讲自由，即可任意自由于法律范围之外也。此认自由二字，为内政紊乱之原因二。
  欧美人所谓共和者，为多数人图谋幸福之谓也。在昔专制时代，政权操之一姓，强则为一姓之家业盛，弱则为一姓之家业衰。强弱盛衰，无与于大多数之人民。厥后，民权渐次发达，郡知国家为人民之国家，非一人一姓之国家，于是推专制改建共和，主权公之亿兆。而大多数人之幸福，遂不令一姓享受。然亦非一讲共和二字，而天下遂无不可共和之物也。乃一般人民将共和二字认错。而自辛亥革命以来，共产共妻之说，胜诸国人之口，则抢劫人之财产，奸淫人之妻妾，及其他种种强盗行为，几视为法律所许而莫敢过问者也。此认共和二字为内政紊乱之原因三。
  有以上之种种原因，而内政遂呈一极不稳固之现象。而所谓革命之伟人巨子者，挟其手造民国之功，更觉睥睨一切，反抗政令，蹂躏人民，抢劫奸淫，无所不至，成则把持大权，牺牲人民，败则席卷公欸，逍遥海外，名曰平等，实以少数人压制多数人；名曰自由，实以少数人侵略多数；名曰共和，实以少数人牺牲大多数之生命财产者也。况中国财政本极困难，债台高筑，借贷无门。藏富于民，自古已然，迨及欧美，尤为明验。古人云，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君既如是，国岂不然。该暴民等卷资而逃，公欸既已无余，恣情搜掠，民财亦复净尽。于是乎民穷于下，国困于上，而凡百内政均难举办，而犹欲侈谈共和者，真不啻痴人说梦也。
  至于外交，棘手尤甚。中俄协约虽成，而库伦独立尚未取消。西藏交涉至今，而英人不肯让步。其他各国，耽耽环伺，群欲向亚东大陆染指问鼎，固未可因共和成立，便欲高枕而卧也。况外交之进行，恒视内政之善否为转移。苟内政修明，则列强对我自必亲睦，否则，我先自伐，又何怪人。今我内政既如彼紊乱，则外交上当有如是之现象。总之，皆由政府权力薄弱之所致，理固然也。国与家关系至为密切，自古已有恒言，于今为烈。倘国土不幸而亡，身家岂能独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且从前海禁未开，减〔灭〕国灭种之说未倡，无论何人主持国政，尚不失其百姓资格，方今国亡种随，虽百姓亦不能充当，不过作奴隶牛马，以至灭种而已。是以本大总统际此内乱外患纷至沓来之顷，不惜以藐焉一身，支掌危局。时而身命财产陷于危险之地，则不妨牺牲一己之身命财产，以保护全国人民之生命财产。时而名誉陷于危险之地，亦不惜从而牺牲之，以付诸身后之公论，以期巩固政府，整饬内政而伸展国力。为国计即所以为家计，亦即所以为后世子孙计。不欲近及其身，远及子孙，使作人之奴隶牛马也。诸君固当今之所谓爱国士也，此时既惠然肯来，固皆以救国救民为宗旨也。惟救国救民须有救国救民之方法。第一，须有责任心。前清官吏多因不负责任以致沦亡。民国成立，爱国爱群，几成一种口头语，卒之徒话空言，无济实事。诸君宜切实负责，凡利之当兴，害之当除，群策群力，一致进行，生命财产及一身之名誉，概可牺牲，则转危为安，即惟诸君是望。且尤有一言以奉告诸君者，即诸君务以国情社习为准，勿徒高谈学理。即以司法一节言之，孰不知独立为是。本大总统在前清北洋大臣任内，即主张司法独立，无如困难情形，有非普通谈学理者所能尽悉。第一无司法之人才。第二即财政之支细。民闻设一审判厅，原期事平讼理，乃该司法官既无审判之学识，又无社会之经验，一案发生，曲直殊难剖决，而含冤自不能免；加以财政困难，不能养司法官廉，而贪脏受贿，又非峻法所能禁。必俟人才既经养成，财政亦复充裕，夫然后方能收司法独立之效。否则，既任其含糊判断，而再加贪脏枉法，是徒恃司法独立之名，而民间受害转较司法不独立时为甚。是司法不过一端，而其他政治大都类是。日本维新有年，而足踏之木履尚未改革，以是知社会上之习惯不易骤变也。是岂空谈学理者所能与语哉。
  诸君既有救国救民之责任心，复能牺牲一切，再斟酌社会上之习惯，以为改革，将辅本大总统及诸国务员之不及，以图大政之进行，自无宜于此，不宜于彼；利于北，不利于南之弊。内政既善，外交自易办理。行见政府强固，国力发展，则真正之共和幸福，方可享受。是诸君之救国救民也，亦即所以自救也。
  （《袁世凯全集》24册P431-432）
  12月31日，老袁在会见“某国公使”时说：“此次国会之搁浅，实为防范内乱之不得已办法。始本设法维持，现虽维持无术，亦决心设法赶筹新国会之成立。总之，共和国断不能无国会。”（《袁世凯全集》24册P574）
转年的1月10日。大头发布《停止国会议员职务之布告》，正式解散“国会”。在“布告”中，他提出：“立法机关既无法之可议，行政机关亦无法之可行，本大总统之负咎于我国民者乃愈重”。
  他在“布告”中全文引用了以黎元洪为首的各省都督、民政长电文，称：
  “民国初创，以参议院为立法机关，而成立年余，制定法案寥寥无几，惟以党争闻于天下，适为建设之障碍，决无进行之计划。”
  “所文明国议员，无论何党，皆以扶持国本为宗旨，断无以破坏阻挠为能事者。现在国民党议员悉经解散，其余稳健议员素知自爱，闻已羞与哙伍，愤欲辞职，虽欲固结，已属无从留。此少数之人既无成立之希望，应请大总统给资回籍，另候召集。各议员皆明达廉洁，决不恋恋于五千元之岁俸而浮沈于不生不灭之间，以误国家大计。狂夫之言，圣人择焉。伏乞鉴核施行。民国幸甚。”
  老袁因此“俯纳各都督、民政长之议，宣布停止两院现有议员职务”。
  （《袁世凯全集》第25册P51-54）
  无法掌控的旧“国会”被解散。至此，一切困扰皆迎刃而解。
  1914年5月1日，《袁记约法》颁行。
  5月26日，袁记“参政院”取代袁记“政治会议”。
  12月29日，修正大总统选举法颁行。
  我们来看看《袁记约法》的规定：“大总统召集立法院，宣告开会、停会、闭会。大总统经参议院之同意，解散立法院；但须自解散之日起，六个月以内，选举新议员，并召集之。”
  老袁这是真学乖了，也抓到了事情的核心本质——听话，就留着；忤逆，就换掉。
  1915年12月12日，老袁接受“推戴”，就皇帝位，遂了终极心愿。
  14日，袁氏颁布《命参政院筹备制定君宪宪法令》，宣称：“全国人民现经决定君主立宪，则制定宪法自应从速进行，以慰人民之殷望。着参政院即行推荐通达宪法人员，呈请核夺，以便由该员迅即讨论起草。至制定宪法之程序应如何办理方臻妥速，用特咨询参政院，尚其斟酌尽善，审议以闻。此令。”（《袁世凯全集》第33册P599）
  这是袁大头最后一次做姿态，此后，姿态也不用他做了——帝制倒了，人也死了。
  打蛇打七寸，问题纠关键。老袁绝对是个明白人儿！堪为后世效尤。

  康涛

2024年3月16日于北京无遗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