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忆我的奶奶

袁力

痛忆我的奶奶

河南信阳 袁维龙

  我的爷爷死的早，我生下来就没有见过面，只是后来长大成人，经常去他老人家的坟头看看，烧点纸钱，磕几个头。  
   
  奶奶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她个头不高，一脸慈祥，一头黑发，直到临终还很少有白发。父母都很孝顺，从没有和奶奶伴过嘴。奶奶对我这个长孙宠爱有加，白天，背着我前湾后湾串门，夜晚让我和她睡在一起。夏天，他通宵达旦地给我掌扇子，赶蚊子——因为那时买不起蚊帐。一放下我，她就去打猪菜，拾柴禾、纺线，嘴里吃着饭，手里干着活，一辈子与人友善，秋毫无争。可怜，没有善终。记得一天一个看相的先生对我父亲说：“别看你是个干部，你的老娘将来是饿死！”我父亲那时是大队党支部书记，听了十分不快，说：“你这是说的啥话，我宁愿饿死，也不能让我老娘饿死啊，再说，现在是共产党领导，不兴饿死人哩！”谁知看相的好话不灵，坏话却不幸而言中。果然奶奶在七十五岁那一年，碰上了“信阳事件”过“粮食关“，父亲因说实话被革了职，发配到了南湾灌渠劳动。奶奶真的饿死了！临死前，她还在后山拾柴。那年，我十五岁，跟随父亲修南湾灌渠。听到噩耗时正在开午饭。父亲把碗一放泪流满面，我则痛哭失声，非要回来见奶奶最后一面不可。

  父亲劝道：“孩子，你奶奶是饿死的，食堂也断了炊，你回去帮不上忙，又没饭吃，我回去替你看看奶奶。要听话，啊！”

  我强忍着悲痛留在工地上，父亲用在工地食堂借的几斤米，熬了一大锅稀粥，请了十几个饿得半死的乡亲，把奶奶的棺木连抬带捧安放在东山岭上，盖几捆稻草停柩在那里。直到几年后，才买了两个垛子的砖（400块），把奶奶安葬了。

  让我刻骨铭心是我欠奶奶的一笔债，浑身碎骨也还不清！“粮食关“把我饿的皮包骨，不能坐以待毙，我便约了几个伙伴去许昌捡红薯，临走奶奶把我叫在床前，有气无力地说：“孩子，我好饿呀，我这有几个钱，你给我捎点红枣回来，奶奶想吃。”她从衣兜掏出一匝被体温得烫手的零钱，我数了数一共是三角八分，这是她老人家一辈子的积蓄啊！。我说：“奶奶放心，我一定给你把红枣买回来。”

  奶奶给我买红枣的三角八分钱，被我买饭吃花掉了。捡了二十多斤红暑揹回家，我内疚地对奶奶说：“奶奶，你的钱我用了，等我长大了买多多的红枣给你吃。”奶奶摸着我的头说：“孩子，钱花了算了，这红薯比红枣好吃得多。”

  奶奶终因岁数大了，被活活饿死了，使我抱恨一生。每当想到那三毛八分钱，我心中就隐隐作痛。1982年我和弟弟维相凑钱给她老人家坟前立了一块碑，心里才平和些。每年清明节，我都风雨无阻到奶奶坟头叩拜，祝愿老人家地下安息！

  袁维龙简介：1944年生， 1966年2月入党，先后担任民办教师，信阳县广播站副站长，信阳电视台副台长、高级编辑，河南省模范老新闻工作者、离退休优秀党员，广电部优秀工作者，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05年9月退休。截至2022年1月五十多年来，撰写新闻类及各类稿件六千五百余篇，编辑稿件一万八千余件，有76篇（件）作品在省级及国家级获奖，公开出版《一瞬集》《一梦集》《信阳龙吟》《老龙游记》等个人专著10部，约400万字。主编、和编《红色信阳》《信阳茶论》《茶缘》等14部著作，约500多万字。地址河南省信阳市东方红大道广电家属院 邮编464000 邮箱1722670896@123.com 手机13937681136（截至2022年1月20日）

袁力

儿多母苦亲娘负重之一

袁维龙

  爱母亲敬母亲这是为人之子的基本道德。讲究孝道是炎黄子孙的传统美德，这种血缘关系，这种亲情一半是人的本能，一半是后天的教养。如果一个人对父母不孝，甚至恶语相伤，拳脚向相，与禽兽何异？！古人“孟中哭竹冬生笋，王祥卧冰水现鱼”，虽有些神话色彩，但目的在于教人行孝。纵看古今，有孝道者，无以胜数。“岳母刺字”，“四郎探母”的故事，令人荡气回肠。就连一介武夫李逵，得意之后，也知道接母亲去“享清福”。共产党也承认生我者父母，“母爱深似海”，“母爱是伟大的，无私的”。著书立书说讲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之父马克思也承认：“还有什么比父母心中隐藏的情感要为神圣呢？父母的心是最仁慈的法官，是最贴心的朋友，是爱的太阳，它的光焰照耀温暖着凝集在我的心灵深处的意向”。中国现代历史上两个巨人：毛泽东、蒋介石，尽管政见不同，信仰不同，功过不同，但都是大大的孝子。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低头弯腰的毛泽东当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回到韶山，独自在父母坟头鞠躬致敬；蒋介石在流亡台湾的前夕，心腹爱将都不顾了，也忘不了到母亲墓前叩别。
  我生就是一个平凡人，但我非常注重孝道。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父亲、母亲。这种爱可以说：“天崩地裂志不移，海枯石烂不变心。”在回忆我的一生中自然先回忆他们。
  我的母亲是个苦命人，娘家姓沈，解放后起了个名字叫沈金兰。一岁时死了娘，十几岁死了爹，没有同胞兄弟姐妹。四、五岁就学着做饭，操持家务。十四岁时就嫁给了我十五岁的父亲。母亲身上集中了中国传统妇女的许多优点——这并不是我为人之子的偏爱，三乡五里的乡亲都有口皆碑。母亲生育了我兄妹七人，“儿多母苦”，她把一生的爱都付给了儿女，唯独把苦难劳累留给了自己。解放后父亲当了三十多年大队、公社干部，长期在外顾不上家，一大家子的衣食住行的重担，几乎全压在母亲的肩上。父亲有时回家总是跟来三朋四友，母亲千方百计，拼菜招待，着了不少的难。饭好后，父亲和客人喝酒猜拳，小孩是不准上桌的，我结婚后才许上桌陪客的，此时的母亲总是她和我们几个孩子偎在一起，等客人酒醉饭饱走了以后，我们几个孩子蜂涌而上抢着残汤剩水，母亲吃着白饭，望着我们。母亲一生没有上桌陪客，只是年纪大了才有例外，就是她老人家的生日，儿孙们给她祝寿，好说歹说，活拉硬拽把她请到上席上，祝酒词一完，她就离席，说：“礼到了就是了！”
  母亲是农家妇女，不识一个字，但懂得伦理道德，孝顺婆婆，管教孩子。奶奶病了，她守在床前，问寒问暖，有时用勺子一勺一勺地喂汤喂饭。偶尔做些好吃的，她怕我们狼吞虎咽，总是先盛一碗，端给奶奶，奶奶也强行往我们碗里分。每逢此时，婆媳俩先争吵几句——这是爱的迸发，爱的喷射啊！
  母亲对我们要求很严，教育我们讲纪律守规矩，做好人。不允许我们打架，更不允许我们骂人。一次，我和老二（维虎）想去东双河赶集。那时我七八岁了，维虎比我小三岁，母亲开始不放心，经我们苦苦哀求，总算开了恩。我们斜着身子连蹦带跳想去当一回“集撑子”。
  东双河的集贸市场在方圆几十里是出了名。每逢农历双日，成群结队的农民肩挑手提一起向集市涌去，但也有许多身无分文的男女到集上去凑热闹，来去两手空空，一晃就是半天，这种人就叫做“集撑子”。这是我第一次去赶集，开心极了，蹦跳到门外田埂上，被母亲看见了，她严厉呵斥，叫我们回来。指着我的鼻子训道：“看你俩歪头斜颈，一蹦三丈，活像个二流子！”她说：“走路要像个走路的样子，要站的直，走的正。”那次我们虽然没有赶成集，老二还大哭一场。而母亲的谆谆教诲，则影响我一生，学会了循规蹈矩走路，正正派派做人！
  我的母亲是世上最勤快的女人！为了儿女的生存，田里地理，白天黑夜没完没了地干活，白天，参加集体劳动，夜晚在如灯的煤油灯下纳鞋底，补衣服，纺棉花、天天睡半夜，起五更，在我的记忆中她很少赶集，从没赶过庙会，也很少回娘家。外祖父母早逝，她不知道什么叫父疼母爱。我有一个叔伯外祖父住在徐洼村，仅数里之遥，母亲一年顶多去过两次，也是来去匆匆——因为家里还有一大家子人呢！
  母亲一心让我读书，很少让我干活，但推磨磨面总得喊我。那时没有磨面机，全靠人推石磨岩麦子磨面。石磨上扇有一百多斤重，我和母亲一人套一个木棍，不停地推着转圈，半天磨不出二十斤麦。我最烦推磨，转不几圈就发晕呕吐，母亲总是让我歇一会，她一人推的浑身是汗，衣服全湿透了。磨一次面一家人吃两三天，又要推磨。我上学去了，就由奶奶代替我。奶奶已经六七十岁的人了，也帮不了不少劲，所以全家人吃的面几乎是我母亲一人推下来的。年复一年，月复一年，我不知道我的母亲是怎么熬过来的！（未完待序）

袁力

旧事重提之十六儿多母苦亲娘负重之二

袁维龙

奶奶来了（1984年于信阳县广播站）

  我母亲生我们兄弟姊妹七人，我是老大。母亲对子女的爱是本能的、伟大的、无私的。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显得纯真高尚。一九五九年“过粮食关”时，母亲饿的皮包骨，还得挖野菜，剥树皮给奶奶和孩子们充饥。像一个病重的老母鸡，用 翅膀呵护着一群鸡仔，二弟维虎是个经神病患者天天挖野充饥，三弟维相7岁了，饿的不会走路，一天到晚躺在摇床里呻吟。四妹维凤饿的口吐白沫，昏倒在地上。母亲把她抱在怀里，撕心裂肺地哭喊，父亲看看，流着泪，叹口气，痛心地说：“怕是没救了！”
  我哭着恳求道：“她是饿坏的，送到医院或许有救哩！”
  父亲也是饿的四肢无力，我勉强把小四背起来，父亲跟着我一起往公社医院里送。医生检查说是得的“浮肿病”（那时不准说是饿坏的）。端来一碗大米稀饭，我和父亲一勺勺地喂，小四竟醒了过来。一连喂了两天，她居然活蹦乱跳地跟我一起回到家中。母亲见了哭一阵，笑一阵，又是疼，又是亲。
  我的四妹维凤，生不逢时，虽然讨了活命，但没有上一天学。她是我们兄妹七人中唯一没有读书的。父母年事已高，她的两个女儿已成家生子，我们把她和妹夫请来照顾二老和经神病患者老二，我和维相岀资每月给她俩发工资。历经十年，父母和老二相继去世，我们奖给他俩一万元以示表彰，坚持每月给维凤发六百元“退休金”。
  一九五八年，母亲为我们添了一个五妹维华，她从小学读到高中，一直担任班长，品学兼优。高中毕业时，正是“文革”期间，大学尚未招生，如果大学招生，她肯定是一名有作为的大学生。命运的安排，使她至今还是一个农民，她只好忍气吞声地认命了。妹夫余延成与维华是同窗学友，当兵复原后当过村干部，他最大的优点是会抓钱，不乱发钱，是个“生意精”。他们唯一的儿子部队服役，转为士官，复员后结婚生子，家庭很幸福，新盖了两层小楼和一排平房，单门独院，基本上算是小康之家。
  一九六二年，母亲为我们添了六妹取名维芝，伯父读过私塾，他说六妹：“今年属虎，是寅年，今天又是寅月寅日，不过孩子出生在戌时，如果出生在寅时那就是娘娘的命。命中能占三个“寅”字，也很少见，将来一定有出息，能做人上人！”事实如伯父说的相反。维芝从小在苦水里泡大。初中毕业后在家里看孩子，做饭、喂猪。二十二岁嫁到信阳市平西村，妹夫是个老实忠厚人，会开拖拉机、汽车，二人互敬互爱，生了儿子，盖了新房。一九九五年，维芝突然检查患了胃癌。我闻信后，如雷击顶，和维相商量凑钱给她治病，我们和维相、老幺袁谦及我的四个孩子共凑了一万多元，赶紧把她送到信阳地区医院治疗。我请肿瘤科主任亲自做手术！但已经晚了，癌细胞大面积扩散，医生只好把打开的腹腔又缝上了。见此情形，我差一点晕倒，使我旧病复发（恶性神经管能症），一个多月不能安眠。六妹不久便离开了人世，我俩口子和维相夫妇与我们的孩子们一起把她送上山，安葬完毕，洒泪而别。第二年清明节，我和维相买了点砖，把她的坟整修整修，又以她儿子的名义立了一块碑，从此我可爱的小妹妹就永远地孤苦伶仃地无声无息守在那块荒山草坡上。
  这噩耗如何告诉父母？他们已是快八十的人了，经得住这沉重的打击吗？我和维相商量先做父亲的工作，在慢慢告诉母亲。我们把父亲叫道后山上，慢慢解释维芝的病情，父亲是个聪明人，猜透了真相，嚎啕大哭。我和维相反复相劝要他保重身体，还要注意照护我母亲。当我们把维芝去世的情况说给母亲听时，母亲出乎意料地冷静，喃喃地说：“我知道小六不在了，走了好，免得受罪。”她再三叮嘱要我们照顾好维芝的儿子。我们满口答应，让她老人家放心。我们走了后母亲苦的肝肠欲断。边哭边数：“大的小的都出去了（离开了），就是小六跟我在一起时间长，受苦也是她，干活也是她，帮了我不少的忙，老天爷咋不让我替她死哟……！”从此以后，母亲便疾病缠身，加快了衰老。
  一九六五年，母亲42岁生下了我最小的弟弟——袁幺。母亲要送袁幺的小命，被正在侍候她的何道珍(老荷花)知道了，硬是从她手中夺了下来。母亲躺在床上，浮肿的脸上挂着泪水，有气无力地说：“道珍，你让他去吧。多一个人多一张嘴啊 ！再说，我这大年纪了，又没有奶水，怕是养不活了。”
  道珍苦苦相劝道：“娘，你不要这样想，我们一大家子人哩，还能多他一个？只要有我们吃的，就有他吃的！没有奶水，咱们大伙喂，你才四十来岁，五十岁的女人还有生孩子的呢，怕啥！”婆媳俩用奶水和稀粥，慢慢把袁幺喂大。这个小幺很聪明，又听话，很逗人喜爱，从小和我的几个孩子亲密无间，特别是自学精神强，经常在煤油灯下复习功课到深夜，父母多次摧他睡觉，他也不听。他自己起了个名字叫袁谦。他言传身教，帮助我的孩子也养成了发奋读书的习惯。他对大嫂老荷花十分尊重，一九八零河南纺织学校毕业后，安排在郑州国棉四厂担任技术员车间支支部书记出。是我家祖祖辈辈第一个走进大城市的人。他有一个幸福小家庭，妻子十分能干，在郑州办了个毛线门店，对父母也很孝顺。一个儿子大学毕业，独立创业。
  我的母亲患有高血压，做儿子的总想让她老人家长寿，我曾接她来信阳和我们团聚，来了两次，每次住不上三天就要回去，说是住在楼上“像关进鸟笼，闷的慌”，以后执意不再来了。她说:“人老了，不能给你们添麻烦！”我们只好经常回去看望她老人家，每次去她都要和她的儿媳妇们拥抱。临走，她拄着棍子，送了一程又一程，不停地喊道：“过几天还回来啊，别让我想你们！”
  母亲九十七岁寿终正寝。我可亲可敬的娘啊，您是儿女们的一片蓝天，一片阳光，一片天地，一片福荫！
  维虎维相我在下面的回忆中将展开讲讲。

袁力

旧事重提之十八父重如山(二)

袁维龙

  父亲的一生是勤奋的一生，曲折的一生。他当干部期间，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三反五反”、“整风反右”、“粮食关事件”、“民主补课”、“文化大革命”。由于他生性耿直，硬断不弯，挨了不少整，吃了不少苦头。一九五八年，全国大办钢铁，他在东双河公社钢铁厂当厂长和工人们一起拼命干，眼睛熬的通红，钢铁厂被评为信阳县先进单位，夺得几面红旗。一九五九年春，钢铁厂下马，他 又回到袁庙大队任党支部书记。下半年浮夸成风，大搞“反瞒产”，父亲和管理区书记对着干。（管理区为当时行政机构，公社下辖管理区，管理区下辖五个大队——作者按），书记让报亩产多少千斤，父亲说：“球，亩产八百斤都没有！”为此，被斗的死去活来，还要撤职查办。父亲整天唉声叹气，卧床不起，不吃不喝，要寻短见。乡亲们坐在他的床头，苦苦相劝，指着我和弟妹说：“你的孩子还小，你要这样走了，沈妹（指我母亲）咋养得活这些孩子？”母亲也一边哭，一边说，意思是父亲死了就是踏了天，我站在床前，只是哭，一句话也不会劝。在乡亲的劝导下，父亲终于顶了下来。不过被撤销了职务，发配去修南湾灌渠。
  一九六零年春，党中央、毛主席发现信阳饿死人，定为“信阳事件”，说是民主革命不彻底，派来工作组，开展“民主补课”运动。父亲被平了反，还提拔到左店小公社（相当管理区）当组织委员。一九六二年夏，精简机构，他背起被子回家当起了圹埂大队（村）的党支部书记。（在这以前，袁庙大队被撤销了，一部分生产队划归周庙大队，我所在的生产队和其他几个生产队合并到塘埂大队。）一九六五年四清运动，父亲因多子女欠了六百多元的公款，被打成“走资派”，又一次被撤销职务，留党察看两年，降任生产队当队长，以后又当了几年大队长，直到一九七九年退休。
  父亲虽然和母亲磕碰了大半生，但对母亲的感情很深，他教育我说：“你母亲没爹没娘，你要可怜她，孝顺她！”有一件事让母亲很感动：刚解放时，提倡婚姻自由，不少人解除婚约或离了婚，有一位姓巴的住队工作队员住在我家，劝我父亲和母亲离婚，到外面去工作。那时的工作很好找，如果父亲听信了姓巴的话，当个国家干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父亲不仅没有听他的“良言相劝”，反而斥责他挑拨家庭关系，弄得巴某十分尴尬，主动要求调住其他大队。父亲对我说：“那个姓巴的不是个东西，你娘做饭给他吃，还不如喂狗！”父亲说他“眼睛里不能掺沙子。”在社会上很讲究脸面，经不起丝毫的伤害。我的二弟维虎，小时侯绝顶聪明，五岁上学，课本知识满足不了需求。于是，生着点子调皮，经常被老师罚站。七岁就厌学，父亲无论如何大骂，他就是不进校门。无奈让他回去放牛。（如果那肘允许跳级，维虎一定是个很有前途的高材生！）维虎天生的不安分守己，放牛时经常偷别人的生桃李果。父亲听了风言风语，回来就打。挨了打的维虎就产生报复心理，把人家的果树砍了。一天，父亲怒不遏，把他吊在屋梁上用扁担毒打。让我莫名其妙地跪在地上，膝盖下还垫了两块瓦碴——父亲说让我受教育。母亲拼死拼活地把维虎救了下来。维虎十一岁时患精神分裂症，因为家里穷，耽误了治疗时机。一九七五年，维虎已经患神经病十八年，我从县民政局申请了一点救济款，才把他送到驻马店精神病医院住了半年，由于时间太久，医生无力回天，直到如今也未痊愈，整天胡言乱语，又蹦又跳，时而大叫，犹如虎啸，到老还是光棍一条，干实在是可叹！父亲为此经常落泪。近些年，我们家的条件好多了，每年给父母一点生活补助费，逢年过节，卖点礼品或给点钱孝敬二老，维虎沾了不少光，学会了抽烟喝酒，父亲经常与他对饮，找点心灵上的慰籍。并瞒着我们把省下的几千块钱存入银行，说是他死后给维虎留点生活费！维虎也是个大难不死的人，二00二年的一天，他走在南信叶公路精神病发作，突然一辆飞驰而来的面的把他撞翻了几个跟斗，抛扬10几米远，摔得人事不省。面的的挡风玻璃震成碎末，防撞梁被碰的弯曲，司机当场吓得愿拿一万元私了。乡亲们说：“你这次可是撞错人了，他是信阳电视袁台长的弟弟，小心坐牢！”租车的一位妇女当时就吓哭了。我内弟拦一辆过路车把维虎送到市中心医院。我闻信急忙赶到，见他已苏醒过来，头颈上的头发碰掉手巴掌大一块，正冒着鲜血，两腿也擦伤了两块皮。经过B超、X光等仪器检查，居然没有伤筋断骨，简单的包扎一下，拿点药，一共花的不到两百元，回去住几天就好了，真是“吉人自有天相”。有人劝我们找面的司机赔偿医疗精神补助费，营养费，我和父亲商量，雇请面的的妇女是本村的人，家里很困难，哪去弄钱，就这样算了，没让她赔偿一分钱。

袁力

旧事重提之二十三 原本童心尚未泯

袁维龙

  孔夫子兴儒学，不仅劝人“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尊师重教，而且用一大堆的礼教规范人们的言行，一方面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另一方面却推动了文明，增强了民族凝聚力。不管是褒是贬，他的信念和思维毕竟传承了几千年，不愧为圣人也！二零零一年五月我去山东出差，专程到曲阜去瞻仰孔庙，拜见孔老先生，作有感诗一首：

  亘古育人第一堂，芸芸学子比星光。

  《论语》一部安天下，《春秋》千载知兴亡。

  帝王朝圣少威仪，秀才到此无文章。

  先师安然面南坐，不问世间抑与扬！

  儒家劝人读书，做官贪色直言不讳：“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苦坏了多少青少年，成就了多少文人：“头悬梁，锥刺股”，“凿壁偷光”，“萤火照晚”，常为世人楷模。我在小时候并不知道这些故事，也不知道读书如此有用，也没有匡衡等如此卖力，不知不觉的四年小学就毕业了，该升完小上五年级了。完小设在东双河镇，离我家五华里。全是小路，中间隔着一条大沙河。老师劝父亲：“维龙才十岁，年龄太小，去东双河上学危险，还是让他留一级吧！”父亲同意了。我虽然心理不悦，但不敢违抗父师之命，又上了一年四年级。一九五五年，父亲送我去东双河完小上学，这是我第一次到东双河镇。哬！我万万没有想到世上还有这么大的“城市！”一条街足有半里路长，提篮的，挑担的，卖葱的，卖蒜的，蒸馍的，拉面的，割肉的，换蛋的，摆摊的，开店的，烧香的，许愿的，吹牛的，行骗的。五光十色，千姿百态，人头攒动，叫卖连天。我真后悔上次因邪蹦乱跳，受到母亲斥责没有赶成集。要不，早就大开眼界。父亲领我走进学校，这可比袁庙小学神气多了！用砖砌成拱形的校门洞开，多少有点庄严；四合大院，十多间房子，是老师办公室和六年级教室，显得尤为清净；从侧门穿过到了后院，是一个大球场，球场一侧是一排青砖红瓦的教室；五年级的新生分别安排在三个教室里。我的班是高七班。四十多男女同学聚在一起，分外感到新鲜。我便在这个教室里完成了五、六年级的学业。
  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是个女的，叫吴明珠，细挑的个头，白皙的脸庞。讲起课来，深入浅出，绘声绘色，加上她生成的女性美，同学都很敬爱她。她的丈夫因历史问题正在坐牢，她和女儿甘苦与共，直到丈夫十多年后刑满释放，破镜重圆。“文革”期间，两派中的头头，大多是她的学生，因此，从没有挨过批斗。“文革”后期教师一律回原地，吴老师回老家民权县任教，从此再沒有见到她，但老同学们聚到一起对她总是念念不忘。
  还有一个男老师，二十一、二岁，名叫李槐坤，教唱歌。他穿着白衬衫，套一件线坎，每逢唱歌，他总是拿着一把二胡，边拉边唱边教。二胡是我第一次见到的乐器，很是动听，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比划着用竹筒蒙上蛇皮做了一把二胡，拉一拉嗡嗡作响，母亲说那声音“象杀不死的公鸡叫”，但还是吸引了上下湾的孩子，围观听我的演奏。不到一年李槐坤老师调到信阳县报社工作，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在劳改时掉到河里淹死了。他去世后，东双河完小再也没有听到过二胡声，我因无名师指点拉二胡终了是个“半瓢水”！
  上完小时，我和几个同学调皮是出了名的，经常被罚站亮相。他们是汪道信、王连凯、柯汤林，我们四人住在一个村。汪道信比我们三个大几岁，自然成了我们的领袖。每天早晨相约一起出发上学，提一篮冷饭，中午在学校厨房里炒炒当午餐。
  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天天上学，早去晚归，一天来回十来里路，实在让人厌烦。汪道信想出个主意，说是“开辟新的道路”，叫我们每天起来早一点，往南走，从彭家寨（山名）绕个弧形到学校，这样多走四、五里路，头几天感到很新鲜，弯弯曲曲的田埂，上上下下的山坡，茂茂密密地竹林，细细绵绵的沙滩，大家走的十分有劲。时间长了，路还是那条路，山还是那座山，竹林还是那块竹林，沙滩还是那片沙滩，实在没意识。汪道信听到到大家怨声载道，又下了一道新的命令，另“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出校门往北，绕到周庙村回家，又是一个弧形，也多走四、五里路！谁不愿走，汪道信便拳脚伺候，有意见者只好忍气吞声，感怒而不敢言。

袁力

旧事重提之二十四 多读书弥补先天不足

袁维龙

  还说我的那个完小同学汪道信，我感谢他把我领进书海里遨游。
  一次汪道信从周庙一个朋友家借了一本古典小说。这个朋友叫何道友，以后我们成了亲戚，他是我家老荷花的四哥。这本小说叫做《金镯玉环记》，讲的是才子佳人，言情说爱的故事。汪道信看完了让我看，这是我第一次看古典小说。我被书中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一口气读完了。以后我经常找汪道信要书看，看得上了瘾，着了魔。虽然学习成绩有所下降，但养成了爱读书的好习惯，几十年来至今不倦。读的古典文学如《西厢记》《荒山剑侠义》《十把穿金扇》《桃花扇》《三国演义》《水浒传》《水浒后传》《西游记》《四游记》《红楼梦》《封神榜》《聊斋》《隋唐演义》《东周列国志》《岳飞传》《三侠五义》《大八义》《小八义》《包公案》《彭公案》《施公案》《绿牡丹》《白蛇传》《拍案惊奇》等等几十部部。现代小说如: 《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敌后武工队》《洪湖赤卫队》《烈火金刚》《林海雪原》《踏破东海万顷浪》《苦菜花》《迎春花》《野火春风斗古城》《红岩》《红日》《红旗谱》《高玉保》《青春之歌》《金陵春梦》《金陵秋梦》，鲁迅文集（部分）以及美国作家斯诺的《西行漫记》，苏联作家普希金的寓言、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幻灭》苏联作家高尔基的自传体记实文学《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外国文学，以及毛泽东等中共领袖和开国将领的传记文学等。这些书大部分是我青少年时阅读的，我一辈子沒进过大学门， 常以此自嘲:“农民出身，技校毕业，阴差阳错，当了记者” 。我是靠读起家的，多读书不仅改变了我的先天不足，而且对我的写作有很大的补益，对形成我的性格，追求自己的人生，培养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讲诚信、讲道德、重义气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汪道信的“创新思维”和“开拓精神”越来越让我们“紧跟”不上了！每天多走五、六里路，自讨苦吃，大家都说受不了。汪道信自己在“开辟的新道路上”也走累了、走懒了，便又出奇招——打擂。我们上学途经一个叫西湾的村庄，村头一片坟地，汪道信叫我们在坟头摆起擂台，拦住过往的男同学，在坟头上推打。谁能守住坟头，谁就是擂主。汪道信力量最大，加上我们死拼，大战一个多小时，每次都是我们旗开得胜，凯旋而归，回到家里已是天黑时光了，家里人误以为我们放学晚从不过问。可苦了那十几个坟头，擂的光溜溜的，寸草不生。
  汪道信为人正义。我们虽然挨了他的不少打，但也保护了我们。一些赖学生，惧怕汪道信的神威，从来不敢惹我们。一九五七年完小毕业后，汪道信应招到地质队当了一名工人。我见他时，他上穿洁白的衬衫，下穿蔚蓝色的卡机裤，脚踏一双发亮的黑皮凉鞋，羡慕死人了！他一九六一年下放回家务农，后来和本村姑娘彭作玉结婚，是我们生产队第一队男女青年相爱成亲。命运安排他在农村干了一辈子，八十岁去逝。
  上完小时我记忆最深的还有几位同学，一位名叫周树青，个子矮小与我坐在第一排同桌，他比我大几天，我俩在班里是年龄最小的，性格相仿，同窗两年，私下结拜成兄弟把子。他后来务农，当生产队长，村支书，为人耿直，办事公道，一尘不染，能干敢干，被群众称为“黑老包”，村支书一直干到七十岁。另一位是我们的班长周荣昌，比我大几岁，他少年老成，在同学们中很有威信。同班一位女同学叫张玉凤，十三、四岁，是学习班长，留一对长辫子，乌黑发亮，我们叫他“张小辫”。一些年龄大的同学，都说她和周昌荣是天生一对，常以此取闹，后来果然弄假成真，他俩初中毕业后便结为夫妻。周荣昌先后担任公社党委书记，县物价局局长等职，张玉凤一直在金融部门工作。他俩是我们一班同学中唯一结成的一对夫妻。

袁力

  旧事重提之二十五 方知偌大信阳州

袁维龙

  诗曰:少小原本是童心，不知书中有黄金；春游一回开眼界，从此想往信阳城。信阳历史悠久，西周至春秋时期，信阳境内分封有申、息、弦、黄、江、蒋、蓼等侯国，秦代以郡辖县设为信阳郡，元代改称信阳州，现为地级市辖八县二区，中心城区座落在浉河两岸。 小时候听大人讲，信阳是个大城市。上完小学，我记忆最深的一件事是老师领着学生集体去信阳市春游。我们早晨七点左右出发，唱着《二郎山》、《五星红旗》等歌曲，沿着蜿蜒崎岖的土公路向信阳市行进。那条土路就是现在的107国道。公路两旁是树大草肥的山坡，风轻水平的梯田，袅袅炊烟的农家，咩咩乱叫的山羊，如同一副田园风光画，很是迷人，二十五华里的路程不一会就到了。走进信阳城，单见望不断的浉河、清澈的流水，在沙床上移动；两岸无数洗衣服的女郎，敲击棒槌，声传数里之外，我们涉水而过。这时我想起本村张大爷讲的一个故事，他说有一次进城卖柴禾，因刚下过大雨，河里漲水，他把裤子脱了挂在柴禾上，走到河中心裤子被水冲走了，上岸时他急中生智，乘洗衣服的女人低着头，抓住一条裤子就穿上，被洗衣女发现大骂张大爷偷她的裤子！張大爷和她对骂：“放屁，我几十路来信阳难道沒穿裤子吗？要不我脱给你！”洗衣女无可奈何，愤怒地骂道：“滾！我今天早上起来早了，遇见鬼了！”张大爷则窃窃自喜：“城里人都是有钱人，这裤子比我的裤子漂亮的多！” 于是得意地哼着小调去卖柴禾，引起洗衣女郎们一片笑声。  

  过了浉河，我们惊奇地看到两旁是成片的房屋，还有两层的高楼，街到平直，店铺林立，人群熙攘；骑自行车的三五成群，擦身而过；偶尔还有胶轮大卡车，迎面驶来；东关有一座欧式的“福音堂”，尖顶角楼，不时传来几声钟鸣。我们尽情的游玩了两个多小时，回到家已是日落西山，月照东墙了。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大城市”根本数不着东双河镇，信阳才是真正的“大城市”哩！我想，若干年后我也来城里住着。其实，那时的信阳城只有三里店丶民权路丶中山路丶四一路丶东方红大道几条街道，就是现在的老城，只不过是如今信阳市的一角。  

  1986年，我调入信阳地区广播电视局，参与筹建信阳电视台，真的实现了儿时的梦想，住进了信阳城。一转眼，我在信阳市中心区已居住了30多年了，是信阳市变化的见证者、参与者，鼓吹者。变化最大、最快的要数1998年撤地建市以后，可说是“脱胎换骨”的变化！浉河区、平桥区、羊山新区、南湾管理区、工业城连成一片，大道宽敞，高楼林立，商场繁华，宾馆错落，显现了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的雄伟和靓丽。连续获得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中国十佳宜居城市、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中国交通枢纽城市等诸多殊荣。作为信阳城里人我感到无限荣光和自豪。  

  摘自本人专著《一梦集》 如今的信阳浉河区  

袁力

旧事重提之三十一谎祸害人领袖纠偏

袁维龙

大话假话留祸根，
饿殍新冢有冤魂。
立国立人信为本，
宁死莫做说谎人。

  信阳事件终于反应到党中央、毛主席那里。一九六一年上级派来工作队，在农村开展“民主补课”运动，说是民主革命不彻底。一些没有饿死的公社，村、队干部被斗的死去活来，关进“集中营”。准备杀，判（刑）管（制）一批，以挽回影响。其实，这些人也是有口难辩，有冤难伸，稀里糊涂当了替罪羊！问题在下面，根子在上面，基层干部何罪之有？据说毛主席发现了这个问题，立即责令纠正，不要以左反左，除了极少数作恶多端者外，一律无罪释放，安排工作。才使一大批干部幸免于难。然而，干部精神上的创伤和隔阂是难以弥补的。
  自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浮夸风就逐步升级，“谎祸”像瘟疫一样蔓延。我清楚地记得毛主席曾给农民干部一封公开信。大意是：你们唱高调，我要唱低调，亩产几千斤，几万斤，根本达不到，能亩产八百斤就谢天谢地……。这封信是在一九六0年“民主补课”才公开的。我是从平反不久的父亲手里借看的。父亲读着毛主席的信百思不得其解，说：“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哪会饿死人呢？上级为啥没有传达呢？一定是除了奸臣！”后来，我读了不少反映“三年困难”时期的文章，纪实文学，有真有假，有的肆意夸大，但没见过任何作者引用过毛主席的这封公开信。“三年困难”时期遇到了天灾，加之苏联逼债，人民不得不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浮夸风更是雪上加霜，才在信阳照成了历史性的悲剧。这个沉痛的教训要认真吸取。有人借此，全盘否定共产党，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通情达理，朴实善良的老百姓也不会答应。
  我在南湾灌渠干了三个月，便离开了乡亲，做我的工人梦去了。

    附：毛主席《给生产队长的一封信》
    党内通信(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1]，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三年困难”时期，毛主席一年没吃肉，两腿也浮肿了，穿不上鞋。泱泱大国领导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古今中外有这样的帝王、元首吗？
  人民要问毛主席为何要给生产队长写信？为何不召开中央会议纠偏？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把五九年饿死人的罪责扣在毛主席头上，这是古今天下最大的不公！现在太平盛世，正通人和，应该重审五九年“信阳事件”，追究谁负历史责任？还老人家的清白，以慰锇死的冤魂！

袁力

旧事重提之三十七喜迎荷花到我家

袁维龙

  我结婚的日子是一九六三年农历十月十六日，那天天气放晴，但寒流刚到，气温骤降，十分寒冷。为了这一天，也是为了我一生的幸福，我已经三天三夜没有

1967年3月留影

  睡觉了。就在不久前，我曾陪着荷花和她的干妈一起去信阳买了衣服，我带的不到一百元钱，用八元钱给她买了一双皮鞋，撕了几截布和一件水红色的缎子棉袄——这就是我给她的聘礼。还用三十元钱买了一床“非常高档”的淡绿色的绣花被面，中午一人吃了两个包子，实在寒酸得很。
  几天来，我又忙着打扫卫生、买菜、劈柴、挑水、打米、请客，写对联，布置新房。因没钱买画，自己动手画了四张屏。记忆最深的是我照着洗脸盆画的一张“鸳鸯戏水”，挂在新房的墙上，真可谓“满屋生辉”。亲戚们看了都啧啧称赞。喜床是借本湾邻居的，垫了一捆稻草，铺一床被单，挂一顶白纱蚊帐，摆一床我在信阳买的绣花被面做的被子——这就是新房。还真有点“新人新事新气象！”
  上午十一点左右，寒风还在一个劲的吹，荷花在两个送亲的娘们陪同下，穿着那件水红色的缎子袄，一双小辫子上多了两根红头绳，脸冻的红的发紫，手提着一个小匾箱，装着他唯一的嫁妆——换洗衣服。在亲戚们的簇拥下，我俩拜了天地，随着一阵阵鞭炮声结束，我们便成了夫妻。从此无论是在人生漫漫的长河，还是在凤云变幻的岁月，我俩都信守诺言，“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生儿育女，甘苦与共，成了棒打不散，生死不离的鸳鸯。
  荷花进门第二天就下厨做饭，第三天就下地干活。她无不感慨地对我说：“没想到你们家来了这么多客，真是热闹。”她说,她出嫁时冷冷清清，只来了她近门的几个婶妈，在同湾干妈彭作惠家出嫁的。说着泪流满面。

袁力

旧事重提之四十五胡编乱造节目扬名

袁维龙

  （抛砖引玉，劝引老友都来写回忆录）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大兴“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文艺活动热火朝天。在“四清”工作队入村召开的第一个群众大会上，我和转业军人马有国自报奋勇上去表演节目——他唱歌，我吹笛子伴奏。他连唱两首，一个是《康定情歌》，一个是“小放牛”。我的笛子尽管吹的不好，但毕竟有点音乐气息，博得社员们一阵热烈的掌声。这件事对我俩鼓舞很大，便把青年男女民兵组织了起来，组建了“第七民兵排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节目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马有国在部队学的歌曲；二是自编自演；三是改编剧目。马有国任“导演”，我任“编剧”。大家没明白黑地排练，一天劳动的疲劳居然尽消。
  马有国编舞的有《小伙参军》、《手拿碟儿敲起来》、《打靶归来》、《妈妈娘您真糊涂》，《四季歌》、《毛主席来到咱们农庄》。我编的大都是乡土小调：如《挑花蓝》、《十二月小调》、《大实话》之类。《大实话》词是这样的：

正月里是新年，
狗屎没有蜜蜂甜，
碓窑子不能当轮船；
二月里是花朝，
小孩没有大人高，
勺子舀水不胜瓢；
三月里三月三，
麻杆不能当扁担，
不懂科学家贫寒；
……。
五月里是端阳，
泥鳅没有黄鳝长，
黄瓜不能当屋梁。
……
  这些节目“荤素搭配”，雅俗共赏，有看点，但节目量不够一场晚会。青年汪道信说他在信阳看一场豫剧叫《渡口》很有意识，于是他讲了一通，我们听了很精彩。没有词怎么办？“马导演”说：“好办，胡乱编几句词，多用动作和舞蹈就行了”。我们也就如此这般，把一场大剧编了十几分钟，由汪道信当八路军，一位青年叫柯书财当日本的小队长，另一位青年叫柯汤林当冲船的老汉，胡弄了一阵子，大家笑的前仰后倒，一致认为效果不错。
  一台晚会节目就这样凑齐了，于是，我们就用民兵排加班种红薯卖的钱买回来了乐器，不外乎锣、鼓、钹、二胡之类。宣传队有几个“天才人物”，一个叫张有明，没上三天学，也不识谱，但拉二胡、板胡无师自通，他听了几遍歌剧，便拉的有板有眼。还有一位叫马有平也和张有明一样对乐器情有独钟，笛子吹的滚瓜烂熟。一群男女青年当演员，尤其老荷花，不仅有几分姿色，而且嗓音不错，天生的唱民歌的材料，自然成了主角。
  第一次公开演出，吸引了全生产队和附近的社员，男女老少观众二三百人。我们一气演了两个小时。社员们第一次看到自己家里人登台演出，哪管艺术水平高低使劲地鼓掌。
  那次演出竟然使“第七民兵排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名声大振。一九六五年塘埂大队的社员有史以来第一次过了个“丰富多彩”的新年。老队长带着宣传队，白天挨家挨户的玩狮子，划旱船拜年。晚上到各生产队巡回演出。宣传队去到哪，哪里鞭炮声、欢笑声就响成一片。后来，还参加公社组织的文艺节目会演。我也因此扬了名。
  时间过去了四十年，宣传队的“明星”有的已经作古，有的步入老年。女青年刘忠秀，扮演《妈妈娘你真糊涂》歌舞中的妈妈，她一脸慈祥，和蔼可亲，见人不笑不说话，表演得十分精彩，可惜患了肝病不幸病逝，不到三十岁。还有一位男“明星”叫何道信。一个大字不识，专演丑角，《逮蝴蝶》、冲船、还会吹唢呐，因病卧床不起，我曾资助他十元钱，让他去武汉检查确诊，终因不治夭亡，才二十七岁。现在还健在的有的成了两鬓染灀的老翁，有的成了缺牙掉齿的婆婆。如果说一篇广播稿改变我一生的命运的话，那么，文艺活动则使我提前收益。一九六五年光荣出席了信阳县首届青年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这是我第一次受到县级表彰。更重要的是我为今后的文艺创作打下了基础，培养了兴趣。也为我“混入”文艺圈，与众多的文艺界名人交朋友架起了友谊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