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袁明辉 于 2020-7-26 10:24 编辑
一道圣旨 引出凤翔一代旷世英烈袁应泰
(记者 巨侃)
凤翔历史上有个大人物叫袁应泰,明朝万历年间进士,官至辽东经略,后捐躯辽东战事。与他有关的遗迹,五六十岁以上的老凤翔人大多能记起的是,曾矗立于凤翔西街的木质牌坊。据说牌坊足有六层楼那么高,用上好的松木做柱子,牌额题有“三世中枢”四个大字,是明末家乡人为追念他所建,可惜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当做“四旧”拆除,牌坊的遗址,就是现在的凤翔县人民法院办公楼所在的位置。四十年过去了,记得牌坊的人越来越少,再过四十年,牌坊的主人会不会一同消弭在世人的记忆里?
难道历史就没给袁公的家乡遗留别的纪念品?袁公的后人在哪里?经多方寻找,记者日前获得一个重要线索:在凤翔县博物馆珍藏有一封明熹宗皇帝追授袁应泰的妻子赵氏为“诰命淑人”的圣旨原件。交献者就是袁公的后人,他们居住在凤翔袁家庄和王堡村一带。
皇帝说他 浩气塞天,纤尘不染 这道圣旨是由工整隽秀的蝇头小楷在一张幅长 3米、幅宽 30厘米的黄帛上拟就。通篇缀有祥云图案,卷首绣有“奉而诰命”四个篆字,左右环佩两龙。正文启头:“奉天承运,皇帝制曰……”是明清时代圣旨的制式;圣旨的中部和卷尾落款处,盖有三个四方的大红玉玺,分别刻印着“制诰之宝”和“广运之宝”。落款日期是“天启四年九月三十日”,也就是公元 1624年。
圣旨分前后两部分,前部分褒扬袁应泰,明熹宗说他登基不久,就遭遇“夷匪茹患已切于剥肤”,这“夷匪茹患”指的是明朝中后期,努尔哈赤的后金部队对大明东北边疆的屡次侵犯,大明连失土地。在国家急需用人之际,袁应泰临危受命,擢任辽东经略,戍守边防。接着皇帝回顾了袁的政绩:在河南兴修水利,在山东救济灾民,在河北练兵缮甲,直到在辽阳为国殒命,用“浩气塞天,纤尘不染”、“忠肝义胆”和“鞠躬尽瘁”的词句褒扬,追授为通议大夫。后部分封已故的袁公妻赵氏为“诰命淑人”,因为“臣有报主之忠,妇亦从夫之贵”。熹宗最后感慨道:“生离死别,贞魂惨惨于各天;夫勋妇荣,华问昭昭于永世!”
在圣旨的前后两部分之间,罗列有袁公生平十二任的官职,从“河南彰德府临彰县知县”,到“怀庆府河内县知县”,再任工部和兵部主事,随后一升再升,最终经略辽东成为地方大员,朝廷的社稷之臣。
据查相关史料,明熹宗颁布这道圣旨颇费周折。原因是袁公在辽阳丢城失地,丧辽东并天下强兵 10余万,当时朝野认为:“其罪浮于杨镐(前任败军之将)也!”后来袁应泰子袁楷“痛父冤,徒跣走京师,上遗疏求白”,朝廷又了解到袁公的内弟姚居秀、仆人唐世明也一同自杀殒国,遂在两年之后,恢复他的名誉并给予祭葬,让其一子得到荫官。
百姓称他 禹后一人,万家生佛 据《明史》记载,在河北临漳任知县的几年,袁应泰最大的成绩就是带领当地百姓修筑长堤,防御漳水泛滥,这也为他后来重修广济渠奠定了基础。
公元 1600年,袁应泰担任河内(今河南沁阳一带)知县。赶上大旱灾年,百姓流离失所。袁应泰决定重修自宋元以来遭战乱破坏的广济渠,改变这一带百姓的生产条件。
袁应泰在实地走访,深入调查之后,任命济源水利专家侯应时为总领工,负责修渠事宜。
修渠首先要解决资金问题,众所周知,明代对官员是比较“抠门”的,“历代官吏俸禄之薄莫过于明”,七品知县一年的工资不过 90石大米,折合下来不过两千多块钱。袁应泰是个清官,腰包自然鼓不起来。但办法还是有的,袁应泰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在当地购买了四十多亩土地,雇佃户耕种,每年收取 100余石租谷用于河渠的修建和维护。
河渠首需有专人看护水闸,袁应泰就在引水洞设两名闸夫看守,在减水河、分水闸各设一名闸夫管护。四名闸夫的工资从哪来呢?袁应泰裁减了县衙中的五个编制,把裁减五人的俸禄“改给闸夫工食”,“庶无加派之扰,而兴事用人,两为便宜。”
自古基建工程,都是某些官员吃回扣、贪编制的大好机会。而袁应泰的办法不仅巧妙,而且包含着悲天悯人的朴素情怀,在历代官员中是清廉的典范。
三年间,袁应泰捐献自己的大部分俸禄用于河渠的修建,“六年之内布衣素食,未闻有崇肉累帛之奉”。同时,袁应泰又让侯应时修建闸门、桥梁,整个工程耗时五年。
新广济渠渠首工程最大的特点是使用暗洞暗闸,在坚硬的崖壁上凿开石洞引水,这一工程既节约了人力物力,又扩大了灌溉面积,可以说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明史》说他在河内数年的治水功绩:穿太行山,引沁水,成二十五堰,溉田数万顷,邻邑皆享其利。
上世纪 80年代,中科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钮仲勋先生对明代广济渠实地考察后认为,使用暗洞暗闸的方式在我国古代水利史上非常罕见,几百年前修建的渠首到了今天还能使用,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十几年后,袁应泰在辽东前线殉国的消息传到河内县,河内百姓十分悲痛,全城罢市悼念。他牺牲的第二年,广济渠灌区百姓自发组织在渠首旁的沁水石崖上,凿石开洞修建袁公祠。洞底正中雕刻了袁应泰的石像,左右两侧的洞壁上,雕刻了其他修渠有功者的石像,洞口上方雕刻四个大字“禹后一人”。
17世纪初叶,袁应泰调任淮徐兵备道参议,正逢山东发生大饥荒,他设粥厂哺流民,由于救灾资金不足,遂挪用国税数万金,先后发放给灾民。结果户部弹劾他“擅移官廪”,当时已因功晋升为按察副使的袁应泰,不得已告病回家。在他为官的山东、河南和安徽等地,因他为官清廉,常怀一颗悲悯体恤之心,老百姓称他“万家生佛”。
史家评他 拙于用兵,规画颇疏 1621年,袁应泰出任辽东经略,又赶上蒙古地方闹饥荒,有大批蒙古人逃到他的辖区内乞食。对于此类人等,袁应泰一概接收。他的理由是,这些都是大明的子民,如果他不接收这些人,这些人就可能跑到女真那边,为努尔哈赤卖命。
从大的角度来说,他的这个说法没有错误,对于归顺中央的少数民族,的确应该优抚。但问题是,他没有将这个正确的理论结合到当时的实际情况中去。
袁应泰按照在关内赈济汉族老百姓的办法,在短时间内就集中收留了上万的蒙古饥民。而且,还把这些蒙古人安排到了明朝辽东统治中心辽阳和重镇沈阳的城里居住。要知道,即使是辽阳城,当时的总人口也不到十万。因此,袁应泰的行为,实际上是人为改变了北部边疆核心地区的人口安全结构。
在当时,已经有不少人看出了其中的不妥,提醒袁应泰说城里的蒙古人太多会影响安全。袁应泰不以为然,但历史很快嘲笑了他。
就在他大规模接受饥民后不久,努尔哈赤起兵攻打辽沈地区。就在沈阳守军与后金军激战之际,沈阳城内的蒙古人突然起事,打开了沈阳城门,沈阳失守。
袁应泰镇守辽阳,结果在战斗中,袁应泰惊讶地发现,自己身后的辽阳城内,在蒙古人的引导下,“民家多启扉张炬以待,妇女示盛饰迎门”。
袁应泰见大势已去,在城楼上自缢殉国。就这样,生搬硬套优抚政策的好心人袁应泰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清人张廷玉这样评价袁应泰的用兵:“应泰历官精敏强毅,用兵非所长,规画颇疏。”
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肯定了袁应泰是第一流的水利工程人才,说他性格宽仁,办事勤勉,但也毫不客气地指出:打仗却完全不会。
后代仿他 继承衣钵,有笔有戎 前面提及圣旨原件的交献者就是袁公的后人,他们现在居住在凤翔袁家庄和王堡村一带。但遗憾的是,袁家庄交献圣旨的袁子俊刚刚在去年去世。袁子俊在新中国成立前是西府游击队成员,“文革”中遭迫害和抄家,家境一直窘迫。但就在如此艰难环境中,他一直秘密保存祖上遗留的圣旨,圣旨就连他的儿子也不知晓,直至上世纪80年代交给国家。
据袁公的另一脉传人 70岁的袁兆勤回忆:袁公的出生地袁家庄原有占地 20多亩的祖坟(没有遗体,遗体在沈阳),专人陪护祭享他,周围有石羊石马,可见曾有颇具规模的神道,可惜文革中和西街的牌坊一起消失,石羊和石马被埋在地下,木质牌坊拆下后用做木料盖房子。
王堡村的袁五省统计:袁公的后人近四百年来主要分布在陕西、山西、河北和安徽等地,宝鸡除袁家庄和王堡村外,贾村原也有几户。“我们是袁公的后人,我们不做有辱袁门的事!”袁五省自豪地说,宝鸡的袁公后人中,有两个特别值得一提的人:袁来省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1953年在红山堡坑道战役中牺牲;袁兆玺是袁家第一个水利工程师,他参加过抗美援朝,由于好学被保送上水利部门的一所大学,毕业后在西安水利工程设计院当工程师,可算是秉承祖上遗风。
因年代久远,袁门家谱早已散佚,袁五省表示,他计划要重修家谱,将宝鸡 60户袁氏后人组织起来,过去统一祭拜先人的惯例还要恢复。
记者问他后人对祖上的评价,袁五省以诗铿锵作答:“先辈诚意以血取,后世誓以硬骨追。为国殁身以实志,不枉生世废骨堆。”
(来源:宝鸡新闻网 原载《宝鸡日报》2010-11-2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