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43岁的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继李鸿章之后的“疆臣领袖”。他很快就发现，自己要面对的首要敌人是“钱荒”。
直接起因是义和团、八国联军大动乱。战后，仅八国联军所劫走的现银就高达1000余万两。火上浇油的是，为自保，实力比较雄厚的外资银行和山西票号，收回了2000万两左右的放贷后，不再放出。动乱之外，外贸“出超”也是个重要的原因。
从1861年天津开埠以来，直隶地区的外贸在经过了20多年的缓慢发展之后，于19世纪末终于开始提速，1899年比1865年增加了5倍。1900~1901年，虽然爆发了惨烈动乱，贸易额有所下降，但战后迅速得以恢复。与此同时，1901年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建成通车，欧亚铁路网连为一体。天津一方面迅速摆脱作为上海港的附庸身份，成为东北亚的重要港口；但是中国，尤其是华北地区的产业结构并没有改变，贸易规模的持续扩大，反而加剧了外贸“出超”。此后，天津港年均外流白银多在400万~800万之间，有的年份甚至高达上千万两。
此时，“银钱帖”也泛滥起来。所谓“银钱帖”，类似如今的“本票”，一般由钱庄发行。其中，以制钱为本位的，叫“钱帖”，以银为本位的叫“银帖”。“银钱帖”的发行首要目的当然是为了方便流通，解决银两、制钱等金属货币携带不便的问题。
在大清特色的粗放的金融体系下，发行“银钱帖”的准备金，并无强制要求，完全靠发行者自我掌握。钱庄为牟利往往超额发行，这就常常造成票据的贬值。贬值后的票据，在兑换现银时要打折扣，这就造成了“贴水”。
袁世凯的第一个救市动作，就是增加流动性，先稳定住几家主要的金融机构。随后，袁世凯下令严禁“贴水”，必须与现钱、现银等值使用。如此一来，票据的信用迅速上升，但那些已经将“贴水”作为主要收益，甚至唯一收益的钱商，彻底断了财路，相继倒闭。休克疗法迅速淘汰了一批“无本之商”，市场参与者开始变得相对纯净。因此，他放缓了力度，一方面宣布“旧欠推缓”（放缓清理之前的三角债务的步伐）；另一方面则严格票据管理；而更为关键的，是他计划继续加大财政资金的投入，给金融业输血。
但是，此时的天津财政，空空如也，袁世凯向朝廷发出了求援报告。但户部最后把皮球踢回了天津，建议说，天津的事应该依靠天津人自己解决。6月5日，袁世凯发文，任命一批商人负责筹款自救的工作。多管齐下后，“钱荒”危机终于渡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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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15 09:4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