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回看袁世凯:全民族集体的伤疤

2016-7-23 00:00| 发布者: 袁平| 查看: 555| 评论: 0

百年回看袁世凯:全民族集体的伤疤
原创 2016-07-23 沪部尚书 历史启慧未来

      导语:2016年,距离袁世凯逝世整整100年。

   无论再怎么骂他,中国历史都不可能绕过袁世凯。

   总督朝鲜、甲午海战、戊戌变法、八国侵华、创立新军、辛亥革命、南北和谈、逼迫清亡、帝国复辟、护国战争、护法战争……近代影响中国命运的大事件,一桩桩、一件件,都有袁世凯的身影!

   订立中国的第一个法定节假日,开创中国警察制度,筹修中国的第一条铁路,废科举、办工厂,推广国民义务教育,取消外蒙古独立,否认麦克马洪线,维护中国领土完整……还是离不开袁世凯!

   一个科举落榜生,在数十年间,由布衣而平步青云,他是中国近代最不受欢迎的人,朝鲜人恨他,日本人恨他,俄国人恨他,清政府恨他,革命党恨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却在强国林立、强敌环伺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不学无术,自称奸雄,敢笑曹操不丈夫!

   这不是历史课本上的袁世凯,而是淹没在历史过往中的袁世凯。

   袁世凯活着的时候,无人能与之比肩,他死以后,枭雄遍地,又无人能压制。他培养出了六个总统,十多个总理!

   李鸿章说:“足智多谋,规模宏远,环顾宇内者,无出袁世凯其右者!”

   伊藤博文说:“四亿中国人,无出袁世凯右者!”

   孙中山说:“深幸公为世界第二之华盛顿,我中华民国第一华盛顿。”

   黄兴说:“实乃中国第一人物。”

   毛泽东说:“袁世凯是近代四大伟人之一。”

   袁世凯死前自评:“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他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

   徐世昌一语中的——袁世凯是比坏人还坏的好人!

   真相只有一个

   著名侦探柯南曾说过:真相永远只有一个。
  
   
   历史在很多时候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但这种谈资除了娱乐价值之外,还是有它的生命力的,因为它能够给人们提供一条“问题从何而来、又将向何而去”的线索。“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清朝的覆灭距今已经100多年,辛亥革命与民国的建立似乎如同古老城墙上斑驳的印迹,成了一个古老的话题。但在那个划时代的事件中,扮演了最重要角色的不是清廷,不是革命党人,也不是立宪党人,而是袁世凯。

   丑化敌人是中国人的一贯传统,历史中的陈世美也是因为不肯帮同乡办事而被编进了脍炙人口的铡美案。其实曾国藩也在历史教科书上做过一段时间坏人,至少在尚书上学的时候,曾国藩还是反动封建地主的代表,残杀英勇正义的太平天国英雄。

   历史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对于袁世凯的功过是非,之前的舆论往往是“一边倒”的,什么“窃国大盗、复辟先锋、卖国奸贼、独裁枭雄”等等, 用一句话来概括,袁世凯就是20世纪中国“最卑鄙的告密者、最落后的政客、最凶残的独裁者和最反动的军阀头子”,如果谁被扣上了“袁世凯”的帽子,那他在政治上将永世不得翻身,唯独翻身的是当时的钱币袁大头,可以堪称当今收藏市场的宠儿。 
  
   
   之前的历史教科书给一般人的印象是,袁世凯在戊戌变法的时候背叛了光绪皇帝和维新派,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又背叛了清廷,而他在当了民国大总统后再次背叛了民国,这个掌握了强大军事力量的军阀头子,刺杀宋教仁,刺杀陈其美,为了换取日本支持称帝卖国签订二十一条等等,让人重读历史,不胜唏嘘。  
 
   
   袁世凯真有那么坏吗?民国的历史距离现在并不久远,很多历史事实和观点都尚未凝固,对于过去很多黑白分明、刻板概念化的历史人物如慈禧太后、曾国藩、李鸿章等,目前也已经有了多角度、有血肉的立体评说,而过于的极端化、脸谱化历史上的袁世凯,显非史学界之幸。

   袁世凯的一生如果放在当代,就是一个中国人实实在在奋斗而称为成功人物的励志故事。袁世凯从小读书不行,不喜欢儒家理论,完全是自学成才,成了那时候中国当时所有人都最钦佩的人物,包括最恨他的日本人。

   长期以来,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戊戌六君子的血染红了袁世凯的顶戴;小站练兵使他获得慈禧和荣禄的青睐;山东巡抚任上剿杀义和团更使他飞黄腾达。然而,性格决定命运,袁世凯的锋芒早在二十三岁时便已锐不可当,他发迹的地点不在中国,而在朝鲜。

   成长励志的故事

   袁世凯二十三岁东渡朝鲜,在中日争夺朝鲜实际控制权的甲申之变中,为了维护清廷在朝鲜的利益不遗余力,勇于担当,坚毅果敢。在政变突发,众人犹豫彷徨之际,袁世凯慨然自任,断然出兵,战斗中袁世凯身先士卒,即使尸体满路也毫无惧色,奋勇当前,终于促使敌方部分人员临阵倒戈,加入了清军一方,战局立刻急转。

   袁世凯一战成名,应国王之邀,居于偏殿楼下,朝夕接触会晤,成为清廷在朝鲜的实权人物。在李鸿章的遥控下,袁世凯恩威并施,全面控制了朝鲜的内政外交。

   袁世凯在朝鲜的表现,相信那些鄙视他的大部分人都做不到吧!就连日本人都承认没有袁世凯甲午战争提前12年开打。

   以前最使袁世凯最受伤的就是在戊戌变法中出卖光绪皇帝,随着清史研究的深入,人们不得不承认袁世凯并未出卖光绪皇帝,而是当时袁的政敌的攻讦和普通人的误解和猜疑造成的。很多人不相信袁世凯的《戊戌日记》,因为他是“窃国大盗”。《戊戌日记》出笼这么多年,许多人都嗤之以鼻,认为是袁世凯为己申辩。但随着历史事实的发掘,人们从僵硬的历史教学中解放出来,认为他说的对。戊戌政变后,慈禧认为袁是“帝党”、“新党”人物,要杀他,幸荣禄力救得免。话又说过来了,就是袁世凯通过荣禄向慈禧告了密,有什么问题?慈禧当时是清王朝的实际统治者,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让他“围园杀后”,此是不忠!荣禄是袁世凯的恩人、顶头上司,杀荣禄,这是不义!作为一个有着远大前途的旧军人,让他做不仁不义的事,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慈禧和荣禄在现代的主流话语权中是十恶不赦的误国罪人,但在当时却不是。

   我们其实不能站在当代的角度去看历史,更不应该持双重标准,因为那样就会出现偏差。

   再透过斑驳的故纸,翻开历史读武昌起义,并没有口号中说的大义凛然,起义前文学社和共进会就为官位争的头破血流,几乎打起来,还出台了一张未来政府机构草案。这实在符合中国人的心理,我们革命抛头颅,洒热血不就为了自己当官,当然口号要响亮些,驱除靼掳,恢复中华。

   套用韦小宝的话,反清复明不过是口号,我们的目标是夺回财宝和女人。

   在练兵和秋操中有良好表现而在大江南北都有一定威望的黎元洪,利用张之洞留下的4000万左右的资产,全国各地拍电报,让各省独立,利用钱任命各省大都督,换来全国17个省独立的局面。

   而反观革命党人的表现,黄兴在打了汉口打了败仗之后居然劝说大家放弃武昌,去南京革命。事实上让革命党起哄捣乱行,真正解决问题的还是那些现在在中国近代史上背黑锅的人。

   17个省代表后来在南京共同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大总统,选举搞笑到什么程度,当时代表们在日记里都记载我们之所以选孙中山是因为他说他从美国带回来很多美元,还有战舰,只要我们投他当总统他就可以支配这些钱用于革命事业,而且好笑的是十七个省代表十六票选孙中山,很多人以为那没选那一张是湖北代表,替黎元洪鸣不平,一查原来是湖南代表谭人凤,原来他太了解孙中山,完全是个满嘴跑火车,吹牛不上税的人,果然孙中山当上临时大总统,外国援助一分没到,这个只会满嘴胡扯的人无法解决当时南京政府的财政危机,没钱政府就要破产。所以孙中山望眼欲穿盼袁世凯接手这烂摊子,最后孙中山把这烂摊子终于甩给了袁世凯,明明是革命党自己无能,驾驭不了当时的局面,甘愿把位置让给袁世凯,历史却写成了袁世凯窃取革命党的胜利果实。

   武昌起义之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孙中山捡起朱明王朝“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陈词滥调以煽动汉人仇满情绪之时,无疑已经给蒙疆藏满辽阔地域之各民族带来极大恐慌,各民族地区掀起排汉高潮,分离倾向日益明显,一些地方实力派也反对推翻满清政权,如东北的张作霖就说“如果皇帝退位,成立共和政府,本人即不听从指挥。”所幸清王朝总理大臣袁世凯出任民国总统,使各族上层人物感到有了安全保障,旧日的地位利益仍可维持,加上北洋军坐镇,国家才没有四分五裂,混乱局面迅速得以平息,社会回复稳定,顺利完成了政权的过度和新旧制度的变革。

   西方记者在辛亥革命的时候认为,中国当时最需要的是秩序,而这只有袁世凯才能带来。即便是孙中山及他的同志也都明白,“袁世凯那时在国民心中的声望,似乎还在孙公之上”。袁世凯的“声望”,不仅在于他当时掌握了最精锐的军队,也在于他促成了清帝退位这场 “不流血的宫廷政变”。由此,中国才不致陷入旷日持久的内战中,这于国于民,袁世凯都是历史的功臣。

   民国初期,革命党人十分激进,不少人提出了分省自治的提案,如果当时没有袁世凯坚持维持一个强权的中央政府,中国很可能就要分成几个国家。外蒙古在俄国的唆使下独立,并造成内蒙局势的不稳定。袁世凯软硬兼施,任命贡桑诺尔布为民国政府蒙藏事务局总裁,大量晋封蒙族上层人物为亲王,使内蒙王公数量“比清朝时的数额增加了几倍”,终于使内蒙王公们放弃了分裂的图谋,诸多已逃往外蒙的蒙族同胞遂陆续返回,后来,经过老袁立场强硬的谈判,外蒙于1915年6月7日取消独立,俄国只得承认外蒙为中国领土。

   再看袁世凯处理《二十一条》的手段,先是取消外交总长孙宝琦让日本人无人可谈,又任命性格拖拉的陆征祥和日本人慢斯条理的谈判,同时还泄漏密约的内容,让国际社会哗然,最后签了一份并不算可耻的条约,赢得了同行们的高度赞誉,却被外行的中国人骂的半死,而同一时期的孙中山甘心情愿写卖国条约求日本人签,日本人都不搭理他,黄兴都实在看不过去,二十一条谈判时号召革命党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帮助袁世凯抗日,而革命党自己的领袖却贴日本人的脸,不知道当时黄兴作何感想。

   袁世凯在政治体制改革和国家建设方面也颇有建树

   1、中国首次地方选举是1907年的天津市政选举(属于袁世凯所管辖的直隶)。
   
   2、袁世凯是中国警察制度的创始人。
   
   3、1913年1月9日公布《文官考试法》,为建立现代国家机关做出重要贡献。
   
   4、推行军民分治,规定督军不得兼任省长,一再下令军警不得干预政治。
   
   5、力排众议起用詹天佑,发起和筹建了中国人今天仍热情传诵的京张铁路。
   
   6、创办或改革邮传、无线电报、招商轮船局,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电灯厂,使电灯走入中国百姓生活,第一个自来水厂,第一辆电车等等。

   7、整理和健全财政税收制度,民国三四年间(1914、1915)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约计每年可余二千万”。

   8、整顿金融秩序,收回各地乱发的纸币(如广东),统一铸造银币(袁大头),奠立了统一币制的基础。

   一失足成千古恨
  
   
   《三国演义》里说,在曹操势力强大的时候,孙权写信给曹操劝他代汉称帝。曹操将孙权的信拿给大臣们看并笑骂道:“孙权这小子,是想把我放到炉火上烤啊!”事实上,曹操也不是不想称帝,但称帝是要讲究天时地利人和的,要是条件不成熟便贸然行事,反而会更加被动甚至招来杀身之祸。袁世凯在称帝这样的大事上何以如此糊涂。    
    
   
   袁世凯称帝本质,是因为中国帝制的土壤太肥沃。
  
   
   中国古代向来就有“传贤“、”传子“的两个传统,但从实际操作上来看,“传贤”的成本太大,弄得最后必然分崩离析,国不能安,只有传子才是个简单可行的制度,在雍正创立秘密建储后更是趋于完美。“传贤”这种制度,说白是就是现代的民主制度,也就是一种“竞争上岗”的制度文化,但它的运行成本却不是农业社会所能承担的。  

   在辛亥前,梁启超反对革命的原因在于他认为当时民智未开,国体不可轻变,走君主立宪的渐进改良道路才是中国的首选。可惜的是,当时清廷和革命党都把他的善意良言当成耳边风。而袁世凯要搞洪宪帝制的时候(尽管也是君主立宪制),梁启超却发表雄文驳斥说,帝制无论如何都是已经死亡了的制度,就好比扔进猪圈后被践踏的佛像,它已经无法再引起人们的敬畏和服从;因此,帝制是不必要的,而且它也丝毫不增加总统现有的权力。
  
   
   梁启超的意思是,帝制一旦被共和制打破,破镜就此难圆;即使再恢复,也难以产生神圣与威严的效果。可惜的是,袁世凯并没有理解梁启超话语中的深刻含义。    
  
   
   但是,一味的指责古人对现实其实是于事无补,毕竟是人就会犯错误,不带有一点个人私欲的人是不存在的。既然后人们也做不到,又何必苛责古人呢?在困难多变的局势下,换其他人到那个位置上,也未必比袁世凯做得更好。袁世凯是称帝了,但后面搞独裁的人层出不穷,那些大大小小的军阀们,哪个不是土皇帝?难道骂了袁世凯,便可减轻自己的心理压力么?

   所以,对历史人物过度的神化或丑化,其实都是将历史变成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袁世凯虽然“遗臭百年”,但后人给予一定程度上的“同情之理解”,在如今开放与多元化的今天也不为过。
  
   
   辛亥革命进行了八十三天,巧合的是,洪宪帝制也就搞了八十三天就烟消云散了。历史的机缘,袁世凯本可以成为华盛顿,本可以成为拿破仑,但作为时代产物的他,却最终选择做了袁世凯。
  
   
   在洪宪帝制失败后,袁世凯的暴卒解决了很多问题。但是,袁世凯死后的民国会更好吗?显然没有!

   可是对于袁世凯的评价、肯定和否定,都是随着政治的洪流在变化,成为民族的集体伤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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