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袁家：袁世凯及杨氏夫人后裔百年家族史
书 名：百年袁家 作 者：王碧蓉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王碧蓉，浙江慈溪人，1984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哲学系，曾任中国科学院管理学院哲学讲师，《群言》杂志社的编辑、记者，1990年赴澳大利亚墨尔本，先后就读于蒙那西大学艺术系和澳大利亚心理咨询师专家学院，现任职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多年来一直关注民国史和家庭史，对袁氏后人做了大量细致的调研和采访工作。 内容简介： “祖父袁世凯，我们五姊妹都没有见过，但是他带给我们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真是百年沧桑一言难尽。” 这里讲述的袁世凯，不在于结束帝制、走向共和的乱世枭雄，不在于复辟帝制，而是重点展现“家庭中的袁世凯”和“袁世凯的家庭”—— 一个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袁世凯，一个孝子，一个有10位夫人的男人，一个有32个子女的父亲，以及袁世凯的五夫人和他们数十位后裔的人生轨迹。 在袁世凯离世的这一百年里，他为他的子孙留下了什么？袁家的第二、第三、第四代，跟多数中国人一样，历经民国乱世、日军侵华、国共相争、共和国诞生、“反右”、“文革”及改革开放……身为袁氏后人，家族的背景对他们来说是福是祸？ 本书全面展示了袁世凯及其杨氏夫人后裔的百年家族史，逐次讲述袁家四代数十人的人生故事，或平凡或跌宕，汇聚一起时便自然映照出袁氏一脉的百年沧桑。这也恰是百年中国历程中一卷镜像。在杨氏夫人这一支的后裔中，有民国著名的民族企业家袁克桓，有多位人民教师，有海外创业者，有政协代表，有普通的企业管理人员，也有艾美奖获得者，还有建筑师、神甫、画家、诗人、音乐家…… 书中同时展示有179幅珍贵的影像图片，从袁世凯到他的五世玄孙，构筑了一道百年袁家人物群像的专题长廊，带我们重新认识袁家后人眼中的祖辈以及他们对家族身份的认知，感慨袁世凯后裔鲜为人知的往事。 书摘正文 第一章 袁世凯：为人、为夫、为父 一个人和一个国家 任何历史都是胜利者的宣传，也就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因此汤因比说：“历史学家必须提防的事情之一，就是听任胜利者垄断对后人叙述故事的权力。”这样的“垄断”，对于后人来说，往往已是面目全非了。袁世凯称帝失败，流于寇，名于贼，于是一顶“窃国大盗”的帽子扣在头上近百年，一代又一代的人被告知袁世凯是“贼”是“盗”，置其后世于梦魇阴霾之中。对于这样一个清末民初的重要历史人物来说，用“窃”和“盗”的论断，似乎有点太简单、太粗暴了，也不能使得后人探明实情和真相，而且这种态度有很大的主观性和相对性。 主观性就是，所有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被描述时，往往根据撰史人的环境和心情经过大脑记忆的过滤、加工而记录解释而来的。所以，历史往往是被解释出来的，每一种解释都是为各自的时代服务而解释，也没有一种解释是最终的解释。而历史的相对性，就是人性自身的弱点和局限性，我们无法避免地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比如社会的、历史的、心理的等等局限，我们或多或少受到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如果我们认为能够摆脱这种局限性，如果我们认为自己能够洞若观火、明察秋毫，其实是一种自负和傲慢，我们也许永远无法拨开笼罩在历史之顶的迷雾烟幕。 历史是谜，是一团迷雾、一张迷网，历史有时也迷人而神秘。历史是不可挽回、不可假设和不可更改的。可是，在人类历史的研究中，选择什么而且能够被历史证实的意义就尤为重要。而历史人物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对于今天的社会又有什么意义也极其重要。我们通过了解历史人物，可以探究隐藏在事物现象背后的本质。 袁世凯，首先，他是一个人，是一个有作为的人，也是百年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历史选择了他。反过来说，也是他选择了历史。这种双向的选择，既有偶然的契机，也是必然的结果。这种偶然性，是由一个个具体细节的人和事所组成，构成一个个故事和片段，而必然性，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具有不可抗拒性。而每个人的人生就是选择的过程，选择决定命运，选择了什么，就会错过些什么；选择了什么，也必定放弃了些什么。人生也很神秘莫测，每个人通过人生历史理解他所不能理解的东西，接受他不能接受的现实。 袁世凯也如此。 河南项城，地处中原。康熙二十九年（1690）《项城县志》这样描述：“项城远处顿山阿，襟连黄河带瀔河。大邸阁前青草满，占星台上白云多。五行善记怀应奉，十代名医想华佗。”这里，“项”是西楚霸王项羽祖先的封地，“顿”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发祥地。中原文化素有天下大同、天人合一、尊道贵德、中庸辩证之精神层面。 “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这是袁世凯十三岁时所作的对联，自喻是藏龙静处以待勃发，亦有养精蓄锐企图逐鹿中原之抱负，而个人的牵一发，动了全家甚至动了全国，于是在中国的百年历史中，袁世凯制造了诸多第一： 1895年，小站练兵，开始在中国创建第一支新军。 1905年，与张之洞合奏，第一次提出废除科举制度，举办新式学堂。 1905年，在天津设立了第一个巡警部。 1912年，第一次以和平方式结束两千多年的封建皇权。 1913年，第一次实行国会选举，建立国会制度。 1913年，成为第一位由国会选举产生的正式总统。 袁世凯还建立了中国人的第一家银行，督修了第一条铁路、第一家自来水公司、第一家发电厂、第一个电话电报公司、第一个电车电灯公司、第一个烟草公司、第一条环城马路，等等。 同时，袁世凯又是在百年历史中最具有争议的人物： 戊戌变法期间，到底有没有向荣禄告密、出卖维新派？ 民国初年，到底有没有派人暗杀宋教仁？ 1915年，是被迫无奈还是忍辱屈尊接受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 德国诗人歌德在两百多年前对于人生、对于天命有四句蕴蓄着感动和启悟的诗：“谁没有和泪啃过面包，没坐在床上哭泣呻吟，度过充满哀愁的深宵，天神啊，他不会认识你们。”认识苍天的威力其实就是面对生活环境的挑战和对自己心灵的挑战，历史学家不否认地理环境对人的性格气质的影响，而家庭社会的环境对于一个人的成长以及日后的所作所为更是十分重要。 清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1859年9月16日），袁世凯降生在河南项城的袁寨。袁世凯出生的那天，他的叔祖袁甲三恰好从淮南寄书信到家，向家人报告以重兵攻下了捻军重要根据地临淮，捻军各部溃退，族人都说其命大福大造化大。袁世凯的父亲袁保中闻讯大喜过望，因此为儿子取名为“凯”，按照家族“保世克家启文绍武”的排行，命名为“世凯”，字慰亭（又作慰庭），号容庵。袁世凯的得名即与征战行伍有关，真是人有善愿，天必从之，诚有其名则必有其实，“世凯”二字似乎也在昭示着这个新生男儿一生的戎马生涯，征战疆场，一世的凯旋得胜，名扬天下。 袁世凯从小生活在袁寨，直到七岁时，养父袁保庆去山东做道员，袁世凯随其去了山东。童年的记忆都在袁寨，俗话说“三岁看小七岁看老”，童年的成长经历、环境和家庭背景因素毫无疑问对个体心理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袁寨，是为了避捻军袭击、众志成城保卫家族安全的堡垒。寨堡一丈高，寨墙外有深沟环绕。寨的东北、西北、西南、东南角各有一座炮楼，平时每座炮楼及东西寨门均有卫兵值班，几十名卫兵轮流站岗放哨，日夜守护。寨门前架设吊桥，吊桥的升降起伏，是一种既让人安全又孤立无援的象征，人不可以随便进出寨堡，戒备防范森严。虽然在寨堡里生活相对安稳，但是每当捻军侵扰，征尘狼烟，呼啸而至，袁寨中的人就倍感紧张，十五岁以上的男人都要登上炮楼鸣枪放炮以助威，直到捻军撤退。据《容庵弟子记》记载，袁世凯五岁时，被人抱上炮楼观战竟面无惧色，我们可以解释为：人小无所知也就无所畏，天生胆大就处事不惊。相反，袁寨再坚固再森严，也抵挡不住时不时心理上的恐慌与失衡。袁世凯从小生活在袁寨就有一种对命运的不安全感、一种家园的不安定感、不确定性和无助感，向往强势强权保家护家的和平和安宁。后来他在河南彰德洹上村筑起另一座名副其实的“小城堡”，不过即使他当上了内阁总理大臣和民国大总统，也并没有获得人身安全感和精神安全感。 幼年的记忆和经历让袁世凯在少年述志时即写下豪迈的诗句：“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干云霄。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这里的胡天骄，应借历史上侵扰中原的游牧民族，代指当时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国。他在二十岁时已经历两次科举落榜，到京城想报捐功名又无望，而这也许是他投笔从戎的契机。后来在1882年二十二岁时，他随吴长庆赴朝鲜平乱，负责前敌营务处，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成为一个真正的职业军人。1883年，袁世凯以通商大臣暨朝鲜总督身份驻扎藩属国朝鲜，协助朝鲜训练新军并控制税务。经过在朝鲜十二年的历练，经过甲午战争的大国弱兵的教训，袁世凯坚信“欲使中国变弱为强，自以练兵为第一件事”。 1895年12月8日，经慈禧太后批准，光绪皇帝终于颁发任命，袁世凯成为“新建陆军”的督办大臣——中国近代陆军的创始人，这一路的艰辛、一路的磨难，让他渐渐胸有城府，藏而不露，谨言慎行，人情练达，能屈能伸。此时，袁世凯年仅三十六岁，事业如日中天，小站练兵是袁世凯个人的抱负与国家的重任利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开始。而天津小站，这个小小的海河小镇，由于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曾在1895年后的欧美世界地图中被标记在中国版图上，这在中国千百个小城镇中绝无仅有。天津小站从此拉开了北洋军阀集团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序幕，而北洋集团的重要人物如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曹锟等此时大多都已聚集在袁世凯的麾下，行将主宰中国未来的命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此语千真万确。 英国海军司令员贝思福爵士（Charles Beresford，1846—1919）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九月参观天津小站练兵，给他印象最深的细节是袁世凯主持的给士兵发饷仪式，后来在他的《保华全书》中这样记载：“袁公于发饷之日，亲自督率委员，按名发给，无丝毫克扣之弊。假使中国统兵大臣皆能效袁公之发饷则兵无缺额，饷不虚糜，华人何尝不可成劲旅哉!” 2011年9月7日至2012年2月5日，“胡博·华士画笔下的晚清权贵——休伯特与苏珊伉俪捐赠展”在首都博物馆举行。展览前言有一句话说：“画像中的那个适逢三十九岁、意气风发的袁世凯便成为刚巧在那场惊心动魄的戊戌政变中崛起的壮年政治家的唯一真实形象，可谓弥足珍贵。”袁世凯出生于1859年，1899年袁世凯刚迈入不惑之年。画旁边的标签如是说：“胡博·华士在天津结识了一位名叫诺曼·穆泽（Normann Munthe，1864—1935）的挪威上校。诺曼1887年来到中国，加入军队并参加过甲午战争。战后，诺曼负责训练骑兵、设计军服并给新军司令袁世凯做军事顾问。他谙熟中文，而且是个中国艺术鉴赏家。时值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夕，军中弥漫着浓烈的反洋情绪，诺曼怕胡博·华士受到伤害，于是陪伴左右寸步不离。尽管士兵们并不友好，但袁世凯待胡博·华士为上宾，他愿意每天早晨腾出一点时间，坐下来给画家当模特。此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的。胡博·华士或许想不到，眼前这位四十岁的模特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后来不仅登上中华民国大总统之位，还于1916年复辟帝制，做了八十三天的洪宪皇帝。”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在西安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一道上谕，指出：“深念近数十年积习相仍，因循粉饰，以致成此大衅。现正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图富强。”指出顺应改革的主要内容和做法是：“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所见……”这道上谕其实是清政府“新政”推行之信号，四天后，袁世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新政，向朝廷递交了著名的《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提出“教官吏”、“崇实学”、“增实科”、“开民智”、“重游历”、“定使例”、“辨民实”、“裕度支”、“修武备”等十条建议。袁世凯把北方最重要的通商口岸与工业中心城市——天津，作为他振兴实业、改革金融、废除科举、建立巡警、大办教育的实验场地。 自秦汉以来，中国一直推行“重农抑商”政策，至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以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派，在中国掀起“洋务运动”，开始重视工商业的发展。而洋务运动掀起的重工重商，包括西方国家变革腐朽政治体制，对袁世凯有或多或少的影响，袁世凯在《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裕度支”条中指出，西方国家的致富之途，“大要在采矿产、造铁路、兴商务、通货币及一切生财之道。凡可以利国利民者，靡不竭力经营，官吏提倡之、保护之，而又昭示大信，历久不谕”。 袁世凯把办实业和理财的重任交付给周学熙（1865—1947，字缉之，安徽至德人）。在袁世凯的信任和支持下，周学熙设立了直隶工艺局，这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一家官办的实业机构。周学熙带头集资募股创办的大型企业就有两家——启新洋灰公司和滦州煤矿公司，以后在民国时期又创办了华新纺织公司、中国实业银行、耀华机器制造公司和玻璃公司等等。可以这么说，当时袁世凯和周学熙开始成就了中国民族工业的雏形，主要集中在长江以北一带，开滦、耀华、启新、华新等是最早打开京津冀的实业公司。冀为河北，耀华总部就设在河北秦皇岛；开滦、启新和华新都在唐山，但是它们的指挥大本营仍然设在天津，在北京也设有分部。所以，实际上这时已经形成了京津冀的一个经济实业圈，组成了发展最早、最有实力的北方民族工业。 袁世凯在复兴商业的同时，办学堂、兴教育、废科举是他主张新政迈出的阵阵步履。他认为“作养人材，实为图治根本”。清政府根据袁世凯和其他督抚的奏请，于1901年9月13日发布上谕：“人才为政事之本。作育人才，端在修明学术。”1902年5月，袁世凯先在保定办起了直隶大学堂，聘请美国人丁家立为总教习，三年后，在盛宣怀创办的中西学堂基础上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工业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堂。在天津，还有中国的第一所大学北洋西学堂（即后来的天津大学），有第一个法律学堂天津法律仕成速学馆，有中国的第一个女子师范学院，聘请了推动女权、提倡女学的中国近代作家、教育家吕碧城（1883—1943，安徽旌德人）作为教习，后任监督。根据袁世凯《缕陈直隶历年学务情形嗣后责成提学续加推广折》（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初八，1906年6月29日）中有一个统计数字，到1906年，直隶省各类新式学堂有如下：“北洋大学堂一所，高等学堂一所，北洋医学堂一所，高等工业学堂一所，高等农业学堂一所，初等农工业学堂暨工艺局附设艺徒学堂二十一所，优级师范学堂一所，初级师范学堂及传习所八十九所，中学堂二十七所，高等小学堂一百八十二所，初等小学堂四千一百六十二所，女师范学堂一所，女学堂四十所，吏胥学堂十八所，此外尚有客籍学堂、图算学堂、电报学堂各一所。凡已见册报者，入学人数共八万六千六百五十二人，而半日、半夜等学堂不计焉。”袁世凯督治的直隶在兴办学堂方面居全国首位，当时天津教育事业甲天下，被世人称为近代中国人瞻望世界的前哨和走向世界的站台。创办天津新书学院的赫立德博士（Dr. S. Lavington Hart，1858—？）在天津居住了八年，他把天津描述成“天堂的入口处”，并说“天津正迅速成为帝国的首席教育中心之一。所有种类的政府学院比比皆是，学生数量每年都在增加”。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代，确立于唐，完备于宋，而延续至元、明、清，曾经起到过一定的选拔人才的作用，但是越来越趋于形式主义，以八股取士制度所选出的人才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要求，越来越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可是要废除科举，又何其艰难。而袁世凯自己当年的科举经历——两次科举落榜，是他心中的隐痛；反过来说，正因为科举的落榜，改变了他的命运，也改变了国家的命运。袁世凯认为科举制度不仅不能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反而阻碍了人才的脱颖而出。1905年8月30日，由袁世凯起草奏章，和张之洞联合奏请《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并妥筹办法折》，认为：“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学校不能大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时艰至此，稍有人心者，皆当倾念大局，与其迁就庸滥空疏之士子，何如造就明体达用之人才。” 这个奏章，使得非科举正途出身的袁世凯一时成了清廷内部守旧派的众矢之的，而朝廷在科举与学校的两难抉择中顺应了历史潮流，清朝廷于当年十月下令自丙午科（1906年）开始，所有乡会考及省岁科考试一律停止。至此，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漫长历史的科举制度废除，虽然清政府的新政持续而缓慢，但这无疑是中国教育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一个重大改革，而袁世凯在这一改革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袁世凯于1906年6月14日第一次正式接受《纽约时报》记者托马斯·F. 米拉德的采访，对于大清国的现状和对于改革的期望，袁世凯认为大清内部的管理体制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革，“但这却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的事情。因为它牵涉到要彻底改变甚至推翻现行体制的某些方面。而这个体制已经存在了许多个世纪，诸多因素盘根错节地紧紧交织在一起。就民意支持的状况而论，我感到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给我们时间再加上机遇，我们无论如何能够实现改革的大部分目标”。当记者问中国最需要改革的是什么，袁世凯回答：“我们的财政制度、货币流通体系以及法律结构。只有做好了这些事，大清国才能恢复完整的主权。而且，也只有等她彻底恢复了主权，才能真正理顺国家正常的经济和政治生活。这三项改革中的任何一项都与其他两项有着密不可分的依赖关系。” 同年7月25日，袁世凯奏请预备立宪，并陈政见十条：国信须昭彰，人才必须善任，国势必须振行，满汉必须融化，赏罚必须分明，党派必须设立，政府必须早建，资政院必须设立，地方自治必须试办，教育必须普及。 袁世凯对自己的评价是“不文不武，忽朝忽野，今已老大，壮志何如”。甲寅年（1914），袁世凯已经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这个自题或许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或许是他对倥偬岁月的感慨。自题中没有落款署名，但是左上角有“大总统印”。 徐世昌是袁世凯的盟兄，或多或少导演了袁世凯出山、逼宫与掌权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的三部曲。徐世昌在1914年12月给大总统袁世凯的这幅自题和小站练兵照片题为“大钧元模”并做成一本册页，蓝色绢裱。“大钧”，指天、天道或自然。西汉贾谊在《鵩鸟赋》中说：“云蒸雨降兮，纠错相纷。大钧播物兮，坱圠无垠。”这里，“钧”本为造陶器所用的转轮，比喻造化。坱圠，意为漫无边际。“元”是本源，初始状态，“模”是规范、仿效、模范，“元模”就是形成万事万物最大最根本的规范。 笔者采访了珍藏《大钧元模》的袁弘哲，他说： 《大钧元模》是爷爷袁克桓传给我父亲袁家宸（又名袁复）的，父亲又传给了我。我曾祖父（袁世凯）生活于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转型期，他创建了小站练兵基地，从而改变了中国旧的封建军制，建立起了一支有近代军制和装备编制的新建陆军。徐世昌把这本册页题签为“大钧元模”，其含义与其说是对我曾祖父的褒赞，毋宁说是在赞誉学习西方科学改革军制、政制，乃求强、求富的根本之道。 民国三年冬（1914），徐世昌为这本册页题签“大钧元模”，继后，严修、樊增祥、阮中枢、刘春霖、夏寿田、王寿彭、梁士怡、杨士琦先后题字。袁世凯辞世后，这本册页传到了袁克桓手中，袁克桓重新复制了袁世凯小站练兵照片若干，又约请袁世凯旧部及当时名人续题像赞，共二十四人题赞，时间最晚的题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其中有袁世凯的旧属如徐沅、孙宝琦、陆锦、王怀庆等，部分是袁克桓的至交好友、当时俊秀，如吉林督军兼省长张作相、吉林省财政厅长兼代理省长王树翰、黎元洪的总统府秘书长王寿彭等，其书法艺术堪称珍品。 一个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要走向共和，它不可能是一步到位、一步登天的，即使是日夜兼程提速也不是短期内可以实现的，因为清王朝已经背负了太沉重的行囊，同时它又像一个病入膏肓的机体需要全方位的换血，不仅涉及政治体制，也涉及经济、金融、军事、教育各个领域。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变革当中，袁世凯无疑在各个领域成为推手和领军人物。而袁世凯处在新旧交替之中，亦不可能脱胎换骨成为彻头彻尾的新人，但是他在走向共和的进程中，没有通过流血，没有通过历来强行的“农民暴力革命”改朝换代，而运用了他的谋略采取和平变革过渡的方式，使中国走上一个类似于西方的民主与宪政社会。袁世凯南北和谈的基调是：“君主制度，万万不可变更，本人世受国恩，不幸局势如此，更当捐躯图报，只有维持君宪到底，不知其它。”袁世凯试图将北洋军与同盟会和南京的革命力量结合在一起，将新军和各省的议会结合成全国性的政体，袁世凯这样的一种立宪程序使得中国避免了一场南北战争，也给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创造了一个皇帝和平退位的先例，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袁世凯的左右兼顾，南北摆平，就没有中华民国。但是袁世凯仍然没有摆脱他所处的时代局限，即使他深谋远虑绝非寻常之辈，面对民国初年大大小小军阀混战和文官政治机能不健全的疾病，他的封建皇权意识使他主观地将中国当时的困局诊断为帝国营养不良症：缺少的是皇帝。袁世凯认为中国的“议会是一种难以运作的制度，八百人当中，二百位是好人，二百位是麻雀，其余四百人不适任，他们能做什么？他们甚至连议会的程序都没有共识”。所以史景迁说：“袁世凯对议会制度的揶揄，恰可作为中国民主希望破灭的讽刺性注解。”在这时候，显然袁世凯想起了自己在清帝国末期的境遇，即使像他自己这样权倾朝野、盘根错节的重臣，如果用皇帝的权威，一纸诏书也未必不能当即被拿掉。从封建王朝过来的统治者无一例外会这样想也是这样去行动的，从这个角度说，袁世凯的想法和做法符合当时的心理和社会特征，我们无法想象袁世凯成为一个西方民主斗士，也不可能像黄兴所说的“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而袁世凯其实更像是一个中国的布鲁图斯。英国《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和曾经做过袁世凯政治顾问的澳大利亚人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1862—1920）作出了比较准确的判断。莫理循虽然认为袁世凯“最适合当总统”，但是“袁世凯的兴趣既不在拯救君主，也不在创建共和政权，这个善于权谋的布鲁图斯只有一个目的：由他做中国的统治者”。同时莫理循也看到了袁世凯的局限性，“轻率而不合事宜的复辟帝制运动，以及矫令推选号称‘全体民意’的代表，是产生问题的根源”。唐德刚先生在《袁氏当国》中生动而又形象地说：“袁翁世凯的处境，还在夔州府和白帝城之间，他望峡生畏，要掉转船头，驶回重庆，其居心原不难理解，只是其行为则愚蠢不堪罢了……他此时已驶船入峡，顺流而下，滩高浪险，掉头逆水，必然翻船，而袁及其党不知也，悲夫!”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在怀仁堂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众人按文东武西的排列，向他行三鞠躬礼。袁世凯用河南口音发表如下演说：“大位在身，永无息肩之日。故皇帝实为忧勤惕厉之地位，决不可以安富尊荣视之。且历代皇帝子孙鲜有善果，平时一切学问职业皆不得自由，故皇室难期发达，予为救国救民计，牺牲子孙，亦不敢避。”难道袁世凯已经预测到他的登基对于“子孙鲜有善果”，是一种悔意吗？还是对于子孙的叮嘱：远离政治，切莫步他后尘？ 帝制失败后，袁世凯曾对跟随自己十几年的幕僚、红梅阁主张一麐（1867—1943）起草取消帝制的文稿，说了以下这一段话：“我真糊涂，没有听你的话，以至于此。今欲下撤销帝制令，非你起草不可。”一边说一边把王式通（1864—1931年，1914年任袁世凯总统府内使）所拟的一稿给张一麐看，并说：“我觉得应该直截了当地下令取消帝制，并将推戴书焚毁。”张见袁如此说，亦不禁黯然，乃说：“这全是总统受小人的蒙蔽。”袁立即接下去说：“全是我自己不好，不能怪他人。” 袁世凯留给后人的是一面镜子。是明镜还是魔镜？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次子袁克文这样评价自己的父亲：“先公天生睿智，志略雄伟。握政者三十年，武备肃而文化昌。乃以一忽之失，误于奸宄，大业未竟，抱恨以殁。悲夫，痛哉！” 一个男人和十位夫人 袁世凯从小似乎特别受到女人的宠爱和青睐。袁世凯出生后生母刘氏奶水不足，刚巧叔父袁保庆的妻子牛氏生子夭折，而牛氏的奶水十分充足，所以袁世凯就由她哺乳，五岁时正式过继给袁保庆为子，得到了嗣母牛氏的溺爱。袁世凯既刁顽又聪敏，还能摆平牛氏与姨太太王氏之间的争风吃醋，所以无论是生母刘氏、嗣母牛氏或是庶母王氏、陈氏都喜爱他。袁世凯的继父袁保庆死于同治十二年（即1873年，其生父袁保中死于两年后），当时袁世凯十五岁正值少年，以后的生活都是与母亲们在一起。嗣母牛氏还生有两个女儿，就是袁世凯的两个姐姐，庶母王氏和陈氏共生了三个女儿，便成了袁世凯的三个妹妹，还有众多的女佣丫鬟，袁寨如同“袁楼”，袁世凯仿佛是在粉脂堆里成长起来的贾宝玉。但与红楼贾宝玉“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出走的结局完全不同，袁世凯在诸多的母亲教育中吸取养分和做人的道理，“只等毛羽一丰满，飞下九天拯鸿哀”（袁世凯登雨花台所作七律《怀古》）。 几乎所有关于袁世凯的书都说袁世凯是一个大孝子。“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古人尽孝是“父母在，不远游”，而袁世凯大丈夫远游四方，把母亲接到身边侍奉嘘寒问暖就是孝。袁世凯在朝鲜任职期间，于1891年12月26日接到嗣母牛氏病死的消息，立即请开差缺，回家以尽孝道。而在1892年5月返朝鲜继续任职时，他把生母刘氏接到朝鲜一直奉养到1894年6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才派人将生母送回国内。1899年底，清朝廷任命袁世凯为山东巡抚，他又将生母接到济南奉养。两年后，生母病故，袁世凯很悲痛，请求朝廷开缺，准许回老家守一年之丧。袁世凯为了把母亲与父亲一起合葬在项城，由此导致了与兄长袁世敦的“嫡庶之争”，袁世凯从此不踏入项城老家一步。关于袁世凯如何孝顺其母亲，袁世凯次子袁克文有过一段描述：“先祖母刘太夫人在日，每晨，先公秉烛趋庭，佇于寝外，必俟先祖母既寤，躬叩安好，始出堂治事。及午，复入侍先祖母食，食讫复出。夕，政事处毕，乃又入，或言家事，或述新语，先祖母辄顾而乐之；先公更调羹和蔬以进，且躬视衾帏，试量温寒，必侍先祖母入寝后，始退归己室。终岁如一日，未尝或间焉。” 袁世凯在生活上受到抨击最多的是他娶了十位夫人。众所周知，我国古代的婚姻制度基本上延续了西周以来确立的一夫一妻多妾制，一个男人娶几个妻妾并没有受到法律的限制，也就是说，纳妾是不违法的事，“一夫一妻多妾制”的实质是按权力的大小来占有数量不等的女人，不仅皇帝有三宫六院，达官贵人妻妾成群，一般的男子亦都可以三妻四妾。这里的妾也不是一般普通官人的妾和姨太太，笔者尊重袁家习惯，都尊称她们为如夫人。在袁世凯看来，或者在所有封建男人看来，有作为有本事的男人才三妻四妾，妻妾们相互之间争风吃醋是不应该的。在男女平等之前，男女的社会角色是固定的，男主外女主内，男人务国，女人务家，中外皆然，男人最大的职责就是为国捐躯为国做官，女人最大的职责就是（为男人）传宗接代。“……保家卫国在全世界都是男人的责任，只能是因为只有有卫国能力的才能保家，只有有保家能力的才有能力卫国，所以男性同时是国和家的庇护者。”袁世凯似乎天生具有这样的庇护能力，而女人就需要这样具有庇护能力的强者。 史书上都说袁世凯其貌不扬艳福不浅，五短身材，体胖熊腰，戎马一生，使他养成了正襟危坐的习惯，无论坐在哪里，腰板都是挺得很直。看看他的儿女们是如何描述自己的父亲的： 袁世凯的第三女儿袁叔祯（后改名袁静雪）说：“他在坐下的时候，总是一边由鼻子里发出‘嗯’的一声，一边用手摸着胡子，然后慢慢地就座。他坐下之后，总是两腿叉开，两只手经常放在膝盖上。由于他腿比较短，坐的时候，总是两腿垂直，仿佛‘蹲裆骑马’的姿势，从来没有看到他架二郎腿的时候。……他说话的神情很严肃，语气斩钉截铁，从不絮絮叨叨。” 七子袁克齐说：“我父亲性情刚烈，态度严肃，寡言笑。”“处理事情很果断，部下贪污行贿的事让他知道了，一定不轻饶。”“我父亲不好古玩，他常说：古玩有什么稀罕，将来我用的东西都是古玩。” 光绪二年（1876）袁世凯十七岁时完成了人生两件大事：秋天在老家河南参加乡试，名落孙山；年底，在老家河南成婚。以后陆续纳了九位如夫人，生了三十二位子女，上演了多少人间恩怨情仇的故事。 元配妻子于氏，河南沈丘县人，是淮阳乡绅于贯一的三女儿，恪守的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训诫。于贯一的父亲是个“蓝翎候选都司”，是淮阳的首富，袁家在项城也是门楣显赫，这是一桩门当户对的婚姻。袁于二人1876年底结婚，于氏比袁世凯大一岁，两年后生有长子袁克定。 大夫人沈氏，江苏崇明县人，幼失怙恃。1881年在上海青楼与袁世凯相识，沈氏以身相许，袁世凯亦乐不思蜀，两人情好日密，但沈氏奉劝袁世凯追逐功名并资助盘缠。袁世凯发迹后，沈氏以大太太的身份出现。沈氏一生无所出，后过继袁克文为子。 二夫人白氏，朝鲜人，1885年袁世凯任驻朝鲜商务代表时，娶朝鲜王妃的妹妹金氏为如夫人，白氏是金氏的陪嫁丫头。白氏生了四子二女：长女伯祯、五子克权、七子克齐、十子克坚、十二子克度和六女箓祯。 三夫人金氏，朝鲜人，出身望族，世有贵显。原以为嫁给袁世凯做“正室”，没想到和自己的丫头一起做了如夫人。金氏生了二子和三女：次子克文、三子克良、三女叔祯、八女环祯（早亡）、十女琮祯。次子克文过继给大夫人沈氏。三女叔祯（袁静雪）后来认为自己的母亲长期承受精神苦闷的重压，遂成为一个性格古怪的人。 四夫人季氏，朝鲜人，也是金氏的陪嫁丫头，在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得“月子病”而死。四夫人季氏生了一子和三女：四子克端、次女仲祯、四女次祯（早亡）、七女琪祯。 五夫人杨氏，天津宜兴埠人（并非通常说的天津杨柳青人，下一章节有考证），从小跟随父亲做生意，不仅心灵手巧，更因有通达见识和管理本事，深得袁世凯的宠爱。她既照顾袁世凯的日常起居，也替袁世凯管人和管家。杨氏生有四子和二女：六子克桓、八子克轸、九子克久、十一子克安、五女季祯、十五女玲祯。这一支便是本书要展开的袁家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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