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袁世凯不是两面派 出山为推行君主立宪

 核心提示：但实际上，袁世凯出山的真正目地，是趁着这个机会要求朝廷实行君主立宪，君主立宪最早的动力就是袁世凯、张之洞这些人。所以袁世凯出山以后，就是趁着这个机会，要求朝廷实行君主立宪，这是袁世凯在后来100天当中，所有言论和行动的准则。

 凤凰网历史专稿，《文史参考》杂志供稿

 凤凰网历史讯 6月24日，由《文史参考》杂志社主办的“文史大讲堂”系列活动第七场在国际关系学院开讲。

 此次讲座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以《一个王朝的隐退》为题，从另一个角度解读辛亥革命，他独到的观点引起听众的极大关注。“文史大讲堂”是《文史参考》杂志社倾力打造的一个公益性活动，该活动今后将长期举办，每月在高校或图书馆开讲一次，邀请国内顶尖专家为广大文史爱好者解读历史背后的真相。

 讲到辛亥革命，一般情况下都会贴上一些固有的“标签”，所谓的“正派”、“反派”、“中间派”。比如说清王朝就是一个负面、反动的形象，它的迂腐、落后、僵化导致了最后的覆亡。但是在马勇看来，统治中国268年的大清王朝，在最后时刻没有选择鱼死网破摧毁国家，而是接受现实，坦然让步。在一百年后的今天，值得我们用温情和敬意看待一个王朝的潇洒隐退。

 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历史的走向，实际是各方力量妥协的结果。革命党人在最后时刻放弃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目标，提出了一系列清皇室优待条件，这是一种很大的让步。而立宪党人在该改革的时候改革，当发现改革在中国走不通时，很快转向了革命，转向了共和。还有就是军队，他们对国内事务不介入，辛亥年的新军，在这一点上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一个王朝的建立很不容易，但一个王朝的结束更不容易。隆裕皇太后在退位诏书中讲，人民都要求共和立宪了，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再去做这种阻挡历史的一种力量。如果他们不接受这个妥协，而是接受宗社党的建议，鱼死网破、破釜沉舟，那1911年的中国一定是一场混战。

 在辛亥革命一百年之际，回望这段历史，应该重新解读各种利益的纠缠、解读他们的心路历程，辛亥革命各个方面的力量，都有值得尊重和理解的地方。

 编者按：

 6月24日，《文史参考》杂志社主办的“文史大讲堂”第七讲在国际关系学院开讲。社科院近代所研究员马勇以“一个王朝的隐退”为题，从另一个角度解读辛亥革命。在马勇看来，统治了中国268年的大清王朝，在最后时刻没有选择鱼死网破摧毁国家，而是接受现实，坦然让步。在一百年后的今天，值得我们用温情和敬意看待一个王朝的潇洒隐退。

 一直以来，我们对辛亥革命的认识和理解，都受到两个方面的误导。其一来自于康有为和梁启超，其二来自于孙中山。康、梁的遭遇使人们对他们有一种道义上的同情，而孙中山的眼中，清政府就是腐败的，根本不要指望他们去改革。因此，我要讲的，不是一个好人、坏人那么分明的阶级斗争的历史，而是要还原晚晴时期的本来面目。以下为演讲内容摘要：

 袁世凯不是两面派

 在过去的历史叙事中，我们怀疑袁世凯出山是玩两面派，拿着朝廷压南方的革命党，又拿南方的革命党压朝廷，最后弄成他最大欺负孤儿寡母，把大清王朝给灭掉了。但实际上，袁世凯出山的真正目地，是趁着这个机会要求朝廷实行君主立宪，君主立宪最早的动力就是袁世凯、张之洞这些人。所以袁世凯出山以后，就是趁着这个机会，要求朝廷实行君主立宪，这是袁世凯在后来100天当中，所有言论和行动的准则。

 袁世凯没有离开老家的时候，就一天几个电报，要求朝廷趁着这次危机进行整治改革，把责任内阁建立起来，把国会建立起来。君主国家建立了，南方的危机是很容易化解的。

 后来他派段祺瑞去做湖广总督，完全用和平的方式去跟南方探讨和解的可能性。他派代表找黎元洪谈，黎元洪只提出一个要求，就是朝廷要有一个承诺，不能秋后算帐。袁世凯说，我以人格和生命来担保，朝廷不会去处理这个问题。

 但是袁世凯要求朝廷的改革并不顺利。清廷内部、皇族当中有一拨强硬的人，发展成了宗社党，他们认为不能轻易地对哗变造反的人让步，坚持不改革。这就使南北僵局没有办法因朝廷推动改革而化解。

 各方力量的妥协让步

 革命党仍然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因为毕竟是孙中山从1894年开始，就认识到革命在中国的合法性，如果没有孙中山的革命，清廷不能走向改革。革命党的胸怀也很值得我们尊敬。南方革命党原来的目标，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在他们眼中，清政府是反动的政府、卖国的政府。袁世凯成立新政府的时候，南方革命党一直坚守“民主共和”的原则不可让步、“帝制必须终结”不可让步，但段祺瑞、冯国璋等人发出通电，要求南京临时政府必须做到不侮辱朝廷，否则休谈建立君主立宪国家。段祺瑞在通电中说，你们在海外逃亡十几年，你们的历史是清白的，但我们过去几十年是跟着大清国在干事，你们把我们的历史都妖魔化了。孙中山接到通电以后，连夜讨论，最终达成的结果，就是清皇室优待条件和后来清政府宣布的退位诏书，还有给人民发一个公开信性质的文件，这几个文件里再也没讲清廷是反对政府，是腐朽政府，也再没讲“驱除鞑虏”问题，这是一种很大的让步。

 另外，值得我们敬佩的就是立宪党人。他们在该改革的时候改革，但是当发现改革不是中国可以走通的路的时候，这些立宪党人也很快转向了革命，转向了共和。立宪党人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中产阶级，他们是社会的楷模，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如果没有立宪党人、各省咨议局的配合和支持，辛亥革命绝对没有后来的成果。

 还有一股力量就是军队。从完整意义上来讲，就是军队职业化、国家化，他们对国内事务不介入，这个是另外一种处理方式。辛亥年的新军，在这一点上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清政府的潇洒退位

 一个王朝的建立很不容易，但一个王朝的结束更不容易。一个大清国，哗啦啦在一天时间宣布没了，而且能够和平地结束真的不容易。隆裕皇太后在退位诏书中讲，人民都要求共和立宪了，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再去做这种阻挡历史的一种力量。在历史的重大关头，当隆裕皇太后和摄政王没有办法说服宗社党强硬抵抗的时候，他们果断地选择了退位。如果他们不接受这个妥协，而是接受宗社党的建议，那就鱼死网破、破釜沉舟，那1911年的中国一定是一场混战。

 辛亥革命一百年之际，我们回望这段历史，我觉得应该重新解读各种利益的纠缠、解读他们的心路历程，应该说辛亥革命各个方面的力量，都有值得尊重和理解的地方。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得到一种不一样的、对自己民族历史的一种比较温情的看法。

马勇（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博导）简介：

  马勇教授，男，1956年1月生于安徽濉溪县。1973年入伍当兵，1977年至淮北煤矿当掘进工，1978年考入淮北煤炭技术学校，1979年考入安徽大学历史系，1983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1986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同年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从事研究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1999年晋升为研究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研究中心、安徽大学胡适研究中心等研究员，河南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校教授，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