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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保龄与李鸿藻

2014-9-21 22:44| 发布者: swxueyi| 查看: 533| 评论: 4

袁保龄与李鸿藻

李鸿藻，字季云，号石孙，又号兰孙，直隶高阳人。咸丰二年进士，长期在弘德殿行走。担任同治皇帝师傅。李鸿藻为人禀性忠厚，勤于政事，不好交游。晚年虽有与仆妇私通之绯闻，但从大体上说，李鸿藻人品端正，嬴得了“守正不阿，忠清亮直”之美誉。曾被奉为清流派之魁首。甲午边事告急，光绪帝即命李鸿藻入督办军务处，并进而担任军机大臣。
　

李鸿藻　

   袁世凯之父辈与李鸿藻联系亦十分密切，尤其是袁保恒、袁保龄，同李鸿藻之关系更是不同一般。中法战争前夕，袁保龄非但向李鸿藻推荐刘铭传等人才，而且还请李氏对其子侄辈勤加“训迪”，多予关照。袁保龄在致李氏信中称“世路榛荆，微函丈前不敢妄陈天事也”。据此可见，袁保龄与李鸿藻之关系深密，迥非寻常。袁世凯正是利用这种关系，时时给李鸿藻写信请安，禀报军情。高阳李氏藏札中，保留了不少袁世凯的信札。有的信札是写给李鸿藻本人，而在李鸿藻过世之后，袁世凯仍与李家电函络绎，袁氏有不少信件是写给李符曾、李石曾兄弟的。盖因李家在天津有不少亲属，而且李家之积蓄多在天津银号存储，故李氏兄弟与当时在直隶任职的袁世凯关系一直很密切。
　　其实，早在袁世凯在朝鲜任职之时，即与李鸿藻有书信往还，较早之信件，袁世凯自称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二品衔分省补用道”，其函文称：
　　小门生承乏箕封，屡经蓂序。材同驽驾，每簪胜以滋惭；喜听莺迁，谨抒忱而献颂。……窃小门生从事三韩，瞬经一纪，年华虚掷，时艰无补。本年秋末，钦使崇、续两司农莅东，幸一切礼节，韩人悉遵旧典，未敢稍有简略。各国耳目所属，名分益彰，维持属邦，此亦大端。近日尚无他故，各国驻使亦皆安堵，堪以上告廑念。
　　小门生以庸驽之才，久肩重寄，不惟韩事棘手，陨越滋虞，而家母老病，定省久疏，历年陈情，尚未得请，公私之间，时增惭惧，尚乞钧诲时颂，庶有遵循，尤所叩企。
　　  小门生袁世凯谨再禀。
　　非但袁世凯自己给李鸿藻写信，即李氏之亲戚亦在为袁氏吹拂。李氏之表侄赵学治于光绪十九年七月二十日之信中称：
　　表叔中堂钧座敬禀者：
　　侄于去年四月，随同总办朝鲜交涉通商事宜袁世凯来韩，五月间派往釜山，分署学习一切。本年正月，调来仁川办理文案，方起薪水衔名，于四月转详北洋大臣，请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立案，计自十八年四月到差，至二十一年四月，三年期满。可以汇案请奖。
　　惟侄自念读书不成，飘流海外，一肩累重，俯仰增愁，明知异路虚名无裨实际，奈以饥驱所迫，只能糊口为良。
　　谨按地球，仁川正与燕台对岸，仅矩韩京九十里，为该国出入门户，所有各国公使，往来交涉一切中外公文，日事纷纭，几无暇晷，因之呫哔之业，全已荒疏，今逢恩科，竟不能来京应试，且薪水太微，亦无力筹措赀斧，自外名教，尤负栽培，力绌心余，惟深惶悚。……再袁道与中堂曾有世谊，能否仰乞春风口角，偶一吹嘘，但俾知寒士之寒，即已被福星之福。举家食德，能无生世衔恩，濒海穷呼，惟求垂恤，不胜感盼之至。肃具寸禀，敬请钧安。伏乞慈鉴。
　　表侄赵学治谨禀
　　信封批曰：赵学治七月二十日
　　由赵学治此信内容可以看出，赵氏凭借着李鸿藻之关系随袁世凯来到朝鲜，并颇受袁世凯之关照提携，回过头来，袁世凯又利用这种关系向李鸿藻乞恩。
　　  袁氏甲午年自朝鲜回国之后，与李鸿藻关系依然密切，但是，亦有当年与李氏一起的清流派骨干，对袁世凯进行抨击。此人即是张佩纶。张佩纶在其致李鸿藻的函件中称：
　　合肥素仁厚，止以喜用小人之有才者，晚年为贪诈所使，七颠八倒，一误再误。晚节若此，爱能莫助，夫复何言！……
　　合肥托大酿成此祸(指甲午战败)，诸将已伏其辜。而祸端萌自袁世凯，炽于盛宣怀，结于李经方。仪老亦（指李鸿章）稍有明机，为此三人蛊惑，更成糊涂。小李（经方）卖父误国，天地不容，自己终身废弃；盛（宣怀）亦累经弹劾，虽有大力庇之，终为财色冥殛；独袁（世凯）以罪魁祸首，而公论以为奇才，直不可解。
　　花房之役，攘吴长庆功，此不足论。虽曰欲尊中朝，而一味铺张苛刻，视朝鲜如奴，并视日本如蚁，怨毒已深，冥然罔觉。土匪之起，即倭所使，电禀日数十至，请兵往剿。彼岂不知亲家翁之约者无乃太疏？吴清卿折辈行与袁作儿女亲家，求翼长不遂，与叶（志超）争忿不相见，指牙山使之屯扎，致入绝地。既回津门，所与合肥论者，皆无甚高论嘉谟，而与盛腾书都下，各表所见，均系事后诸葛，实则全无影响。其实倭氛日棘，蒉自七月初九卧病至八月初，月余未见合肥，不能复争。所密谋者，三君之外，一张士珩而已，焉有不用其一策，而日日仍参预谋议者乎？都下诸公，主持清议，皆呆人也。
　　袁乃子久从侄，于蒉执礼甚恭，且推子久旧交，亦何取雌黄后进？弟对此公与之深谈数次，大言不惭，全无实际；而究其所为，骄奢淫佚，阴贼险狠，无一不备。公以通家子弟畜之则可，以天下奇才目之，则万万不可。所以不能已于言者，既已误合肥矣，更恐误国，更恐误公，与之实有恩而无怨也。斯人不用，吾言不效，此信作梦呓观，则大幸耳。[
　　上文中子久，系指袁保龄；蒉，系张佩纶自称，张氏字幼樵，一字蒉斋，乃清流中之有名人物。袁保龄、张佩纶二人关系颇密切。张氏光绪五年十月初二日日记记有袁保龄与李鸿藻一起到访相聚之记载。[
　　光绪十年六月，袁保龄与张之洞、张佩纶二人于旅顺，“把袂相聚”畅谈者三日夜，“恍如骨肉相聚，备谈一切，悲触满怀。” (张佩纶等人在光绪十年四月十四日（5月8日）领“会办”之职。在京准备四十多天后，张佩纶、吴大澂、张之洞三人即联袂出京，行至天津，拜会李鸿章。应李氏邀，视察北洋海军的海上打靶。闰五月初一（6月23日），李氏率舰队护送三“会办”至海防要塞旅顺口，巡察炮台与船坞。翌日，乘舰转赴烟台，检阅北洋六“镇”舰艇；又于威海观看鱼雷施放。闰五月初四（6月26日），张佩纶与张之洞登上福建方面前来迎接的“扬威”号军舰，出威海南下上海。送别了张之洞，张佩纶于闰五月十一日（7月3日）抵达福建闽江口，并于当日，逆闽江八十公里水路直至马尾港。次日，进福州省城拜会福州将军穆图善、总督何璟、巡抚张兆栋，共商闽省防务。畏于“会办”的钦差使命，福建的这几位军政大员均异口同声推张佩纶主持闽省防务大局。)
　　据此可知,张氏此函称“推子久旧交”云云，并非一句空话。张佩纶与子久交情深厚，并且眼光敏锐，对袁世凯之观察可谓入木三分，惜李鸿藻并未采纳。其原因盖在于像张佩纶这样能看透袁世凯者，当时实在是凤毛麟角。因为李鸿藻周围称道袁世凯者颇不乏人。如正在天津与洋员汉纳根一起在小站编练定武军的胡燏棻即于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十六日（1895年6月6日）上书称道袁世凯。胡氏函称：
　　  夫子中堂钧鉴：敬禀者，窃自威海南北两台一失，棻即知铁船俱在刘公岛以内，非全船俱尽，即被掳去，曾经面禀傅相并刘道含芳苦劝丁提督冲出口门以船拼船……无如电未达到，而警报骤来，已全军覆没。费尽十年饷力，有此一支海军，乃经一战荡然，可胜痛哭！……燏棻准练十营，惟汉纳根又为练兵一事进京，燏棻虽将洋队停练一节据实告知，并给以一函以作凭据，无如渠意必欲两邸给其一札，且乘此事机危急之秋，冀以危言耸听，仍可偿其夙愿。殊不知目前钜款更属难筹，势亦断断缓不济急；而且此人毫无经纬，可即直言复绝，否则又恐为其所愚也。……日内袁道世凯进京，可一询之，便知该洋员之恃气武断，实非办事之人。然袁道亦惑于盛道之言，拟到京商陈练兵事宜。棻不知盛道许袁道借洋债三百万以作底饷，斯言果可信否？且事机已迫，即使仓猝成军，而手无寸铁，何以御敌？袁道英气逼人，即议论亦颇有可采，但信盛道过深，亦非燏棻所敢知也。
　　胡燏棻在此函中所述练兵情形，系指甲午战争期间，清廷以军事方殷，胡燏棻会同洋员汉纳根在天津招募士兵，训练洋队。后以汉纳根所拟各节，事多窒碍，此事旋即中止，而另改由胡氏编定武军十营，参用西法，进行训练。胡氏在此期间与汉纳根颇不相能，故致函李鸿藻，请李氏在督办处予以支持。胡氏后来被派委津芦铁路，而他所练编的定武军十营便由袁世凯接统，并逐渐扩充为新军陆军。胡燏棻信中称道袁世凯“英气逼人，即议论亦颇有可采”，无疑给李鸿藻留下较深的印象。
   又，当时李鸿章之亲信，北洋水师营务处总办罗丰禄在给妻子之家书中亦称：“六妹贤卿：闻胡云楣举袁慰廷练兵，朝鲜既为慰廷所误，复以练兵之事委之，所谓一误再误，至死不悟者也。前函所询各事祈详复。相思无益，复无以排遣，维有徒叹奈何而已。王夔石制军拟灯节后出都。稷臣言事”。
　　云楣者，胡燏棻也；夔石者，王文韶也；稷臣者，罗丰禄也，在北洋水师主持军务联络外人，尤为李鸿章所宠信。罗氏此信说明，北洋上下对从朝鲜归来之袁世凯印象不佳，而胡燏棻确实举荐过袁世凯。胡燏棻的推荐，为后来李鸿藻支持袁世凯赴小站练兵起了不少作用。因为袁世凯正是从胡燏棻手中接练新军的。
　　第五节、小站练兵的风波
　　小站练兵是袁世凯一生中最得意的篇章，其间经过颇多周折。佐藤铁治郎书中对袁世凯的这段重要历史语焉未详，应予补充。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二日袁世凯被皇帝召对之后，即奉旨交督办军务处差委。隔日，袁氏又赴李鸿藻家“坐候，谈良久”。[51]紧接着，袁世凯又分别到荣禄、翁同龢等处拜谒，倾谈他练洋队之计划。十月初三日，督办军务处由恭亲王主持，确定“以胡燏棻造铁路”，“以袁世凯练洋队”，而后十月二十二日督办处又正式向清廷上书称：
　　臣等公同商酌，查有军务处差委浙江温处道袁世凯，朴实勇敢，晓畅戎机，前驻朝鲜，甚有声望；其所拟改练洋队办法，及聘请洋员合同，暨新建陆军营制饷章，均属周妥。相应请旨饬派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假以事权，俾专责任。先就定武十营步队三千人，炮队一千人，马队二百五十人，工程队五百人为根本，再加募步马各队，足七千人之数，即照该道所拟营制饷章，编伍办理，每月约支正饷银七万余两。至应用洋教习洋员，由臣等咨会德驻使选商聘订。果能着有成效，尚拟逐渐扩充等语，当日奉旨允准。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一月下旬，袁世凯终于实现了执掌兵权的宿愿。当时帝后党争已日趋明显，李鸿藻年老多病，翁同龢被后党忌恨，而荣禄虽由西安将军任上调回来未久，却执朝廷兵柄，且为慈禧所宠信，权势日张。善于窥测政局的袁世凯对此十分留意。他到小站后才三、四个月，即上书李鸿藻，居然提出愿归荣禄节制。袁世凯谓：
　　宫保太夫子中堂钧座敬禀者：
　　窃凯违侍慈颜，时深孺慕。昨有人自都来，备述福躬安善，眠食胜常，实为大局幸甚。惟闻目疾仍未痊愈，用深系念，尚乞为国珍卫，遇事节劳，至祝至祷。
　　凯到营后，选汰训练，现已稍具规模，惟时事多艰，势日岌岌，坐耗巨饷，效难骤期。夙夜焦思，以致肝火上爇，时生疾病，幸尚勉可支柱，至军中办理各事，业经随时禀陈军务处，计已历达钧听，琐屑细故，不敢频渎，想太夫子必不以疏略见责也。
　　伏查各国政治武备，争先整顿，不遗余力，我于新败之后，尤当卧薪尝胆，为一刻千金之计，果能自强，乃可杜人侵陵，此不战而屈人之谓也。即如方今急务，首在练兵，若仍敷衍因循，亦复何济于事。凯谬荷知遇，举任兵事，四阅月来，左支右捂，几已进退维谷，然区区方寸，上不敢负君师，下不敢负初心，但能支持，决不畏难规避，特恐才庸力薄，遗误偾事，其所以负国恩，玷师知者尤多耳。
　　盖练兵事极杂沓，在在均应讲求，必须有威信素孚之重臣，通盘筹划，彻底考核，始可有补时艰，否则断难立国。反复筹思，每至彻夜不寐，因具禀拟恳军务处堂宪，奏请简派重臣，专司练兵。凯得追随秉承，庶免陨越。倘蒙邸堂采纳，可否乞商请荣大司马，肩此重任。大司马忠义为怀，明达事理，必可补偏救弊，措置裕如。盱衡时局，曷胜幸盼。逾分妄渎，伏乞鉴原。无任悚惕待命之至。专肃寸禀，恭叩钧安。惟祈垂鉴。门下晚学生袁世凯谨禀。三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