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保恒主张《福建协济台湾建省》 清朝末年，正是福建协饷的拨济，才使得台湾建省成为可能，才使得台湾新政的推行成为现实…… 历史上，闽台两地的发展总是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早在清末台湾建省期间，其财政更是一度依赖福建内地的协济，这方面的史实早前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邓孔昭教授等都有过相关的研究。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清朝廷批准台湾与福建省分治，成为一个单独的行省。在台湾建省之初，百业待举，财政方面的问题尤其急迫，经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与闽浙总督杨昌浚反复协商，决定由福建每年协济台湾饷银44万两，为期5年。这笔共计220万两银的福建协饷，对于解决台湾建省初期的财政困难，为台湾经济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台湾建省依靠福建协饷 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一月十五日，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向清廷上“请移驻巡抚折”，主张将福建巡抚移驻台湾，但不主张台湾别建省。清光绪二年（1876年）十二月，刑部侍郎袁保恒奏请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主张台湾另建一省。光绪三年正月十六日，北洋大臣李鸿章上“筹议台湾适宜折”，因台湾饷需问题而提出反对意见。 光绪十一年（1885年）六月十八日，军机大臣左宗棠上“台防紧要请移驻巡抚折”，主张按袁保恒的办法，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并对以往以饷需为由反对台湾建省的意见进行反驳，提出台湾的饷需可由内地各省限期协济的办法。经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会同醇亲王奕譞以及李鸿章会议具奏，九月五日，清廷下令“着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常川驻扎。福建巡抚事，即着闽浙总督兼管。所有一切改设事宜，该督抚详细筹议，奏明办理”。而在改设事宜当中，最重要的议题就是如何在财政方面协济台湾。 刘铭传首先提出协济台湾建省的办法。光绪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刘铭传上“台湾暂难改省折”，提出了要求福建协济的数目。光绪十二年二月，闽浙总督杨昌浚到台湾和刘铭传面商改省事宜，协商的气氛极为融洽。四月，刘铭传到福州与杨昌浚进一步协商改省事宜，二人也议成了由福建及各省年协台湾80万两的具体方案。六月十三日，杨昌浚和刘铭传以联名具奏的方式上“遵议台湾建省事宜折”。其中有关协饷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拟由厦门海关和福建各库提供协银44万两，并请旨敕下粤海、江海、浙海、九江、江汉五关，每年协济银36万两，共成80万两，以5年为期。实际上，台湾得到的常年协饷就只有福建省的44万两。 福建协饷对台贡献多多 福建协饷从光绪十二年夏季起按季拨解台湾，5年中，没有任何的拖欠，一直到光绪十七年春季止，共协济银220万两。那么，台湾是如何使用这笔来自福建的协饷，福建协饷给台湾带了多大的影响呢？ 按刘铭传最初的想法，福建所协济的银两将用在台湾防军的兵饷。他在“遵议台湾建省事宜折”中说，“统计闽省库、厦海关所协四十四万，合之台地岁入百万两，专应防军月饷之需”。不过，由于情况的变化，这笔协饷也曾作过其它的用途，如当中有44万两被用在办理台澎海防，作为筹防购炮之用。 此外，还有相当大的一笔协饷被用于修筑台湾铁路。在一段时间里，刘铭传本想把其中的一部分福建协饷节存起来，作为建造省城、办理分治的专项经费。可是，当原拟招集商股承修的台湾铁路因商人观望不前不得已改成官办时，刘铭传只好又把这笔钱挪作修筑台湾铁路之用。光绪十四年十月十六日，他在“台湾铁路改归官办折”中讲到，因工程浩大，拟将闽省协济银104万两挪抵车路应用。根据史料分析，光绪十四年秋季以后拨解的104万两福建协饷中，至少有一部分被用于修筑台湾铁路，也正是福建协饷的协济才促成了台湾铁路建造工程的顺利进行。 福建协饷在建省初期的台湾财政中占有重要的地位。5年中，它是台湾财政收入的一个大项，对台湾财政收支的基本平衡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据载，台湾建省后最初几年的财政收入每年都在200万两左右。在有数字的4年中，福建协饷占当年台湾财政收入的比重大约是17.8%、 18.4%、19.3%、17.2%，即分别占到六分之一以上。 据史料所载，刘铭传治台期间，台湾建省有不少重大建设的费用均与福建协饷有关。除了前述的修建基隆、新竹间铁路外，福建协饷还用于架设连接台湾与大陆的水陆电线，清赋，兴办台北机器局等。 台省官员 大多来自福建 台湾建省前隶属福建800年，称“福建台湾府”，台湾在建省以后仍然同福建保留着千丝万缕的行政关系。清廷政府明令规定：“台湾虽设行省，必须与福建联成一气……可内外相维。”在台湾民间有“无福不成衙”之谚流传。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台湾建省初期一种特殊的历史现状：即台湾建省初期台湾布政使、台湾巡抚等主要职官的佐助人员（即幕友），大多从福建人士中招聘，而清代福建各府的部分文人也热衷到台湾游幕以谋生计。 这一历史状况我们可以从部分清人著作和民间文件所记的台湾幕府状况和台湾幕友资讯中得以了解。如林鹤年的《福连堂诗钞》即有多处记载。林鹤年（1847年—1901年），福建安溪人，光绪壬午举人。他早年随父渡台，于“台湾苗栗置田数顷”。1892年，他重渡台湾，游于唐景崧幕和林时甫幕。林鹤年在台湾属于“又当师爷又经商”的人物。据载，林鹤年“壬辰渡台，承办差厘、船捐等局务。公思时事孔亟、课入有赢，辄分以报效，视前有加（按，指社会公益事业方面的捐助）……又购西洋机器以兴水利，创办金矿、樟脑，用人日以千计……先是，台事未肇，公曾上书大吏累千万言，备陈形势战守”。 除了林鹤年，较著名的还有在刘铭传首任“福建台湾巡抚”任上廷请的福建近代文化名人陈衍，他曾于1886年农历九月至1887年岁暮在刘铭传幕中担任“掌记事”，刘铭传抚台期间的不少文件乃出于陈衍之手。又如，唐景崧先后在“福建台湾布政使”、“福建台湾巡抚”任上辟置的幕府主要也是由福建人士组成，如闽县王贡南、郑星帆、林仲良等，侯官郭宾石、方雨亭、周松荪等。林鹤年在一首诗里头所记载的唐景崧幕府的一次集会，与会者12人中有9人是福建人，台湾民谚“无福不成衙”现象由此可见一斑。这种情况也充分反映了闽台在行政关系上互为影响至深至远。 （商报记者 莫晓敏整理）厦门网[原海峡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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