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湘潭石塘袁氏源流序（清·袁遇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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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塘袁氏源流序（白话文版）

  家族拥有家谱，就如同国家拥有史书一样。它们的形式相同，但意义却有所不同。史书是综合考核一个时代人物的品行正邪，表彰善行、惩罚恶行必定严格，让人们知道应该效法什么、戒除什么；而家谱则不同，祖先或宗族中有善行，必定会极力赞扬；至于有过错，只能耳闻却不能说出口。这就是家谱与史书的不同之处。过去先王制定礼法，来教化天下百姓，在这些礼法之中，特别强调了对于尊贵之人和亲近之人的名字或相关事物必须采取避讳的态度，这是基于天理和人情的正当性，旨在维护社会道德和公正的原则。史书和家谱虽然不同，但本质是相同的。
  近来士大夫的家族，每家都有家谱，家谱一定有序言、传记和跋文。其中所记录的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以及豪杰俊才，数不胜数。甚至有的在开头题词，铺陈夸张，这种做法往往会让有识之士在阅读时感到不悦，甚至会产生嘲笑。我每次阅览苏洵（老泉）的族谱引言，文笔没有过多涉及乏味的话语，语言都是从本性中流露出来，以至于后世读者在阅读时，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的情感。至于家族的世系派别，虽然不敢胡乱攀附，但通过搜寻整理和广泛引证，如果有线索可寻，又怎么敢忽略呢。我们家族原本出自春秋时期的陈国大夫涛涂，最初见于经典记载。两汉时期，博士袁固、司徒袁安，在史册上声名显著。从晋朝、宋朝到唐朝，杰出人物代代相传。
  元和十一年壬子年春天，韩愈所撰写的《袁滋先庙碑》，内容详尽，记述周全，其价值与国家史书等同。从唐朝到明朝，中间经历了数百年，贤能豪杰之士常常不乏其人，但多次遭遇兵火战乱，族谱没有保存下来，家族派系无从查考。苏轼所说的无法考证的情况，就是这样的缺失情况。我的祖父宜亭公在乾隆庚午年倡导修订家谱，主持这项任务的有族祖成山、在宽公等人，过了几年才完成。他们在族谱中记述我们家族在明朝时，起源于江南寿州蒙城县草木桥袁家村。同乡的官员和士绅们，为了彰显家族的荣耀和地位，往往会在家谱的开头部分使用华丽而显赫的言辞进行题写或引言。我思考既然说是家谱，这是我们一家的言论，何必用显贵之人的序言呢。我们的郡望是汝南，就是现在的中州。从中州到凤阳，明朝大司马袁洪（尊称洪公）就是我们家族渊源的出处。洪武二十九年，唐至纯所撰写的神道碑记载得很详细，其中的始末就不必赘述了。从凤阳任职到茶陵的，是袁聚（尊称聚公）。弘治六年，担任镇茶卫指挥佥事。他的儿子是震，孙子是旺，依次承袭前任的职位。旺有四个儿子，经、伦、纲、纪。经生了子明，子明的儿子时杰，时杰的儿子钦佐，钦佐的儿子嘉爵，都承袭本卫原来的职位。伦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叫杲，号扶桑，次子叫昊，昊世代居住在茶陵，就是现在的娥皇庙袁氏。
  家族迁徙到湘潭屯居，是从扶桑祖开始的，扶桑有四个儿子，长子叫时祐、次子叫时祯、三子叫时禧，传承到现在，这就是湘潭（现株洲群丰乡石塘村）的分支派系。四子时祥迁居往湖南宁乡。
  唉！编修家谱的困难有三点，一是要有卓识，一是要有捐资赞助，三是要能任劳任怨。没有卓识就会陷入攀附援引的弊端，没有捐资赞助者就没有费用的来源，不能够任劳任怨就会多有疏忽失误。我不敢说自己能兼备这些，只是我从丁丑年到庚辰年分巡凤阳，兼理职务，当时年近三十岁。我到凤阳任职，有一些巧合，先祖容公出自寿州，寿州，是凤阳的属地。在处理文书事务的闲暇之余，我独自骑马带着随从，拨开荆棘，剔除苔藓，在荒烟蔓草中搜寻碑碣，于是找到了明代会稽唐志纯所撰写的洪公墓碑和郑端简公撰写的容公传，看到陈邦简、侍御方震孺题写的芳公诗，不禁拍手称快。洪公，是容公的父亲，芳公字清停，是增广生，就是志书上所记载勋臣洪公和容公的嫡孙。家族一次迁徙到茶陵，再一次迁徙到湘潭，源远流长，实际上出自同一脉，哪里像那些攀附权贵的人祭拜汾阳，只是给后人留下谈资罢了！我不聪明，一直有收拢族人、聚合宗族、修建祠堂、编修族谱的念头，而如今又过了十二年，总是竭尽全力日夜操劳此事。
  三叔和兄弟之间相互参考商议，多次征求他们的愿望，才得以实现。家族中的人以及后代子孙打开书卷就能清楚明白，希望尊敬祖先、敬重宗族的心意也借此得以无愧于心。

  十派孙袁遇春撰写（清）
  撰译者族裔身份：石塘袁氏第十八世裔孙（友字辈）（电话：18774097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