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州得名史考

袁力

袁州得名史考

袁京雕像 （钱友光 摄）

袁山风光 （欧阳富萍 摄）

  一个地方的得名，彰显的是历史的记忆，也是文化的厚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袁州作为一个地名始于隋开皇年间，除了短期内更名为“宜春”外，大都称为“袁州”，沿袭至今已有1400多年，绽露出较强的稳定性与持久性。地名不仅是一种卓殊的历史记忆，更是一种文化、一种自信。回望袁州得名的历史嬗变，让地名有“光”、有“魂”、有“根”，在此又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话题。

一

  历史不语，它们静静地伫立在那里，却可以回答你想知道的问题。史料是历史再现的基础，让翔实的史料自己说话，才能支撑与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让人们在静谧中聆听悠远的历史记忆，碰撞出身临其境的穿越之感。

  打开浩如烟海的史籍，不乏袁州得名的记载。《隋书》云：“宜春郡平陈，置袁州。”《元和郡县图志》介绍了“袁州”怎么来的：“隋开皇十一年置袁州，因袁山为名。”《袁州城隍庙记》曰：“隋开皇十一年置宜春郡，大业三年改为袁州，因山名也。”《图经》记载：“宜春县置袁州，因袁山为名。”《太平寰宇记》曰：“十一年置袁州，因袁山为名。”又曰：“袁山，在县东北五里，昔隐士袁京居于此山，死葬其侧，名乃为袁山。”又记，“隐士袁京墓，在宜春县东五里，袁山之下。”《通志》记载：“袁京初拜郎中，稍迁侍中，出为蜀郡太守。后远徙于袁，隐居于县城北山之麓。是时，宜春尚为县，后因其姓以为山，曰大小袁山，郡曰袁州。其嫡五世重孙袁绍、袁术皆为三国名将。”还有《旧唐书》《元丰九域志》《太平御览》《记纂渊海》《舆地纪胜》《资治通鉴纲目》《雍正江西通志》《同治宜春县志》《辞源》等史料充分显示，宋代以后关于袁京与地方文化的故事逐渐增多，这些记载使袁州“因人命名”的说法愈加流行。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袁州得名历史悠久，从现存的资料来看，《隋书》是最早记录袁州名字由来的史书，距今1400多年。隋唐之前，袁州是因袁山而得名，到了宋元明清以后的史书，有关袁州得名的记载越来越详细，且都持同一观点，说法大同小异。一言以蔽之，袁州因袁山而名，袁山因东汉高士袁京而名。时人高其节义，以姓名为山，后即以姓名州，郡守为其立高士坊。

二

  史籍作为历史最原始、最客观、最权威的直接记录，是发现历史、解释历史和再现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只要摆出史实，史实就会自己发言，就会充当争辩的仲裁，所谓“事实胜于雄辩”就是这个道理。

  因山水、人名命名是古代地名命名的主要原则。袁京的故事始于汉代，如此则隋代以袁山名命名地名，也就能说得通了。因为隋文帝开皇年间，全国以山水、姓名命名地名的现象不乏少数。有《隋书》为证，当时就有茂名以晋道士潘茂为名、稷山因周始祖后稷而得名、太康因夏朝第三任君主姒太康而得名。事关地名渊源解释的附会现象，在《郡县释名》看来，用以命名的人物，须是有益于乡邦教化的名贤，如子陵擅严、袁京重袁才是当之无愧。

  史海钩沉隋朝何以因人名命名地名不难发现，开皇年间这种情况不乏先例。但为什么东汉时袁京会高隐宜春呢？这又是本文要追问的一个话题。目前流行的版本是袁京因弟弟袁敞自杀、家道变故才隐居宜春。这个主张从情理上说得过去，遗憾的是，迄今没有找到可以证实这一说法的有关史料，故本人对此观点不以为然，更不敢在此妄加揣测。仔细探究有关史料却察觉，袁京隐居宜春并非偶然。《后汉书》中的《隐逸传》是人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有关隐逸群体的正史列传。《隐逸传》的增列与单设，说明东汉的隐逸群体已经具备相当的社会影响力，所以史家才改变以往将隐逸人物散记于各传的做法。《后汉书》《资治通鉴》《归潜志》有记，东汉隐逸之风大兴，隐逸群体作为“第三势力”即远离政治的政治象征，以其独特的方式主动参与到社会当中，对于保持汉末历史的稳定过渡，拥有着潜在的、不容低估的力量，对汉末的历史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汉书》记载，隐士徐孺子曾言：“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遑宁处？”岂料一语成谶。由此观之，袁京作为一个《后汉书》有传、且青史留名的人，其安于置身隐逸之林，应该是百川归海，自然而然。

  在这里，拙者很想探讨或厘清几个事情，与同仁共勉。如隋朝置袁州一事，杨武通是否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袁京隐居宜春，到底与杨震有更多的瓜葛，还是受陈重的影响？

  隋朝袁州因袁山得名，于今有一种看法，这件事情的主导者应该是隋朝名将杨武通。对此本人不敢苟同，因为就这一观点，如今还没有看到相关证据或具有说服力的史料，仅有《太平寰宇记》云：“开皇十年，洪州都督杨武通平之。十一年置袁州，因袁山为名。”接着就是人们的推断而已。相反，其他的一些史料却可以较好地解释隋朝时袁州因袁京得名的来历。《隋书》《周书》《北史》关于杨坚的出身都一直指向弘农杨氏，乃汉朝太尉杨震的后代。《新唐书》也有记，“隋开皇中，与其友韦福嗣谋曰：‘上好用隐民，苏威以隐者召，得美官。’”因此，无论是为天下士人树立道德典范，还是朝廷从隐士中选才的政治需要，以及皇帝“好用隐民”，与杨家有历史渊源的袁京自然会进入隋文帝杨坚的视野。

  在溯源汝南袁京与宜春陈重的交往时，有的文章认为由于弟弟袁敞的案子，袁京和宜春陈重有了直接接触，于是他追随陈重来到宜春隐居于此。本人认为这一见解，现有史料不足以佐证，有点牵强附会之嫌，仅《后汉书》只有短短几个字记载了陈重与袁京家族的交往，“因郎陈重、雷义往请俊，俊不听”，而其他史料只字未提陈重与袁京的关系，所以这一观点让人难以信服，也显得苍白无力。

  然而，有些文章提及袁京辞官其好友杨震一路相送，杨震说：“宜春县风光秀丽、民风淳朴，仲誉可前往。豫章太守刘祗与我私交甚密，可找他求助。”本人以为这一说法倒有可信之处。《后汉书》云：“自震（杨震）至彪，四世太尉，德业相继，与袁氏俱为东京名族云。”还有《资治通鉴》《归潜志》及司马光诗曰：“袁安空陨涕，杨震卒蒙辜”等，都明确指出袁安与杨震乃同朝为官，一代名臣。无独有偶，杨震卒于公元124年，与袁京开始隐居宜春的时间也重叠。而《后汉书》记载的杨震“天知，地知，我知，你知。何谓无知”“四知拒金”的典故，不但没有淹没在历史长河的波浪里，还为不同时代所推崇和敬仰。《后汉书》称，“元初七年，郡界有芝草生，太守刘祗欲上言之，以问檀。”说明豫章太守刘祗也是确有其人，且历史时间吻合，杨震作为重臣，与刘祗相识也不会有很大的历史误差。

  至于有些文章写道：“一日，袁京徒步返京，走到自己家门前，家人却不让进去，幸好他的乳娘出门时认出了他。袁安见儿子如此穷困，执意劝他不必再去隐居。看到父亲安好，袁京重新回到袁州。”这更是毫无历史根据，因为袁京到宜春是公元117年之后的事情，而袁安早在公元92年就已仙逝，何来回家看望父亲这一说法？

三

  浩如烟海的史籍存在，让人类有了一面反观历史的镜子。只有去深究史料及其背后隐藏的史实，才能有正确的史识，才能明了再现历史的真相，才能让历史回忆更具说服力与吸引力。

  老百姓纪念哪个人，不会只去纪念一个与他们不相往来、无任何功业的山中隐士，而一定是因为一个人对当地有过突出的贡献、深远的影响，人们才会去为他立寺建庙、歌功颂德。翻阅大量的有关诗文，对袁京、袁山的赞誉之词俯拾皆是。明初方孝孺《高士袁京赞》曰：“紧袁之山，富春并峻，紧袁之水，严滩比清。严袁两公，东汉齐名。”赞誉袁京与严子陵、袁山和富春山、袁水和子陵滩，天下齐名。明代叶涵云认为袁京比严子陵声名更高，“汉室两伟人，千古更无比，子陵义诚高，毕竟有所倚，天子为故人，调节卧不起，客星犯帝座，光武成其美。匹夫百世师，劈空楼台起，矫矫留孤踪，先生犹贤矣。”明严嵩《晓登春台用韵》有诗曰：“双峰寂寂应相对，怅忆高人独往时。”明代钱公式知袁州府时，建袁高士祠，他在《袁州袁先生祠记》中说：“予因叹古之王侯将相，或有功地方，及生长兹土，既没而人思之，为之立祠以识不忘，又未足而即其生平所居所经之山水而艳名之，止矣。至以之名郡，似止吾浙西之严，与江右之袁，则以子陵与先生。故两人皆布衣，而两郡之名若增而重，馀鲜闻者。”明江西巡抚张铨在《宜春台眺望》咏：“昔贤栖隐处，览古倍含情。”明末清初的施闰章《袁州临发登宜春台短歌》有诗云：“千山寂寞皆培嵝，大小袁山在人口。处士翻成古郡名，古来富贵亦何有。袁生兮袁生，楼头酹尔一杯酒。”清舒位写下了《自龙游渡江辄为小诗书于船窗》曰：“袁州隐袁京，严州隐严光。逃名不逃姓，故人非故乡。”清朝诗人陈羲有诗《袁州杂题》，其中“至今山水属袁京”的意思就是，袁山、袁水、袁州都以袁京得名。

  袁京由汝南迁隐宜春城北，是时，郡末以袁州名后之人，思其节、慕其贤，因名其郡曰袁州，并名其山曰袁山。袁京凭借其掌握的知识，让中原文明、精英文化辐射到江右，并与土著文化相融合，为袁州开创了文明之春。《中国大百科全书》有记：“袁京，中国东汉经学家……后隐居于袁州郡（今江西宜春），成为仅次于严子陵的东汉颇具影响力的隐士。袁京隐逸事迹，对后世影响很大。后世以其姓作为山名，曰大小袁山，郡曰袁州。”“千秋青史胜封侯。”如此厚重的历史记忆，这样的无上荣光，放在哪个地方都会让人引以为豪。

  古城记忆、文化自信。历史记忆给了袁州底气。留住根脉，绵延文明，永续古城的“根”与“魂”，是时代之声，是千年守护，更是永恒的魅力。

（来源：宜春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