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如何一步步登上权力巅峰

袁力

袁世凯如何一步步登上权力巅峰

王秉文

  袁世凯的一生有“改革先驱”的赞誉、“窃国大盗”的定论、“乱世枭雄”的评说以及“治世能臣”的美誉。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上，他是如何摸爬滚打，得到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的信任、被众多官吏看好、赢得部下的服从，纵横晚清政坛的？

01

  12年驻朝“外交官”：擅用“霸道”，少用“柔道”

  袁世凯出身官宦世家，祖父袁甲三是漕运总督；父辈中没有特别显赫的高官，但是在文武官员中有一些得力的关系，对后来袁世凯的腾飞非常有利。山东登州帮办海防的淮军将领吴长庆就是袁世凯嗣父袁保庆（注：袁保庆无子，便将其弟袁保中的第四子袁世凯过继给自己）的结拜兄弟。袁世凯本是纨绔子弟，屡第不中。

  1881年，袁世凯带领几十个人去登州投奔淮军提督吴长庆。吴把其他人送走，只留下他在军中，委托幕僚张謇指导他读书，无甚起色，转而谋求差事。1882年8月，袁世凯被委为营务处帮办，显示了办事能力，深得吴氏信任。

  不久，日本煽动朝鲜兵变，袁世凯跟随吴长庆赴朝镇压（注：1880年代的朝鲜，是大清王朝的最后一个附属国，其朝廷派阀当道，倾轧激烈，宫廷内斗也是你死我活，加上沙俄、日本、英、美等列强纷纷染指朝鲜，日本人更是动不动就策划政变、兵变，使朝鲜政局始终处于动荡之中）。到朝鲜后，袁世凯更表现得不同凡响。清军入朝后不时骚扰百姓，抢掠财物甚至奸淫妇女，大伤天朝上国的形象。而袁世凯整饬军纪，手段更是狠辣，据说曾经一次砍了七颗脑袋。杀鸡儆猴，本来就是传统治军之道的不二法门，但真正做到铁面执法绝不容易。袁世凯年轻气盛，又是初来乍到，无所顾忌，给军中带来一股冷厉的新风。吴长庆对此十分赞赏。

  而在平乱之中，袁世凯英勇善战，精进勇猛，带领军队冲在前端，将士们深受其感染，一顿猛攻，平复了军乱。正是在此行之中，让吴长庆看到了袁世凯的闪光点，这也是后来袁世凯不断发光发亮的起点，以至于后来清朝重臣李鸿章也对袁世凯刮目相看，对他是十分欣赏！

  壬午兵变平定后，清军并没有撤离。吴长庆奉命留驻朝鲜，成立军事统帅部，深得吴长庆信任的袁世凯掌管军务大计。而在兵变中饱受惊吓的朝鲜国王痛感都城警备力量不足，他命令臣下挑选壮丁，邀请吴长庆派员训练，吴长庆又将这一任务交给袁世凯。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中国南方形势危急。5月，吴长庆奉调率领三营庆军回国驻防。由于清军在战争中节节败退，清廷在朝鲜的威望大大降低，原想托庇于清廷保护的王室和亲华派也开始动摇，他们和日本认为清廷在战争期间无暇北顾，是发动政变的绝好时机，遂决意起事。

  12月4日，甲申政变在没有任何预兆的前提下突然爆发。12月4日夜间，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等独立党首脑人物挟持国王，招日军进宫，诛大臣，成立新政府。当时中朝之间还没有架设电报线，袁世凯等人来不及请示国内，决定自行武力解决。16日，袁世凯带兵请求觐见国王，被拒之后发动强攻，结果独立党政权成为短命的“三日天下”。

  在此次变乱中，袁世凯统率的清军在与日本的较量中完全占据上风，充分展示出自己的军事才华，而这时袁世凯才不过26岁。这一战促成了袁世凯的崛起，此后他成为了清政府驻朝鲜的头号人物。在李鸿章的遥控下，袁世凯恩威并施，全面控制了朝鲜的内政外交。

  同时，经此风波，朝鲜加快了改革的步伐，要求独立自主的呼声日渐高涨，对清廷的向心力逐渐减弱，对朝鲜官民而言，历史已经揭开了新的一页。而日本方面，一次小的失败并未阻挡其扩张称霸的野心，日本人痛定思痛、枕戈待旦，十年之后，借朝鲜的另一次内乱——东学党起义，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

02

  近代陆军的缔造者：拉帮结派，大树个人权威

  自1894年从朝鲜回国后，袁世凯敏锐地窥见了朝廷对李鸿章的忌惮和冷黜，决心抛弃这位昔日的伯乐，另谋晋身之阶。1895年5月，他上书新近随恭亲王重回军机处的清流派领袖李鸿藻，大谈“为今之计，宜力惩前非，汰冗兵，节靡费，退庸将，以肃军政”，“检名将帅数人，优以事权，厚以饷糈，予以专责，各裁汰归并为数大枝，扼要屯扎，认真整励”，编练新式陆军。同时还邀集幕友翻译有关西洋军制的书籍，呈递给兵部尚书、督办军务处大臣荣禄。
李、荣二人对西式陆军皆懵懂无所知，如今获得袁世凯的投效，自是大感兴奋。无形之中，帝党干将李鸿藻与后党中坚荣禄竟在“袁世凯为知兵之臣”这一问题上达成了一致，认定只有这个曾在朝鲜崭露头角的人物能担负起编练新军的职责。1895年12月，袁氏奉令往天津小站，接掌10营定武军。

  清廷在天津小站练兵，始于1895年，1894年初名定武军，有士兵4750人。袁世凯到任后，增至7300人，改称新建陆军。1901年，清廷将张之洞、刘坤一陆续训练的自强军约3000人从江南调到山东，交袁世凯训练、指挥，袁所掌握的兵力进一步扩展。

  1901年11月李鸿章病逝后，袁世凯终于如愿成为其接班人，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3年，袁世凯出任练兵处会办。这一职务虽上有总理大臣奕劻、下有铁良，但奕劻位尊事冗，铁良人微言轻，才具平平，实权完全掌握在袁世凯手中。

  练兵处提调的徐世昌是袁的密友，小站时期的参谋营务处总办、军政司正使刘永庆是袁的姻亲，军令司正使段祺瑞、军学司正使王士珍都是袁的部将。这样，练兵处虽是清廷的中枢军事机构，实际上成了袁世凯的私人衙门。

  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后，迅速派人赴各地招募，练成北洋常备军左镇。又与铁良合作，挑选旗兵，练成京旗常备军一镇。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袁世凯奏请扩军，成立北洋常备军右镇及北洋第三镇。次年，又以武卫右军及江南自强军等为基础，成立第五、六镇。至此，袁世凯超额完成了原来编练四镇的任务，其成绩为各省之冠。

  袁世凯练兵，编制、操法、武器，均采西法，但沿袭湘军、淮军“兵为将有”的传统，形成封建性很强的军事派系。袁世凯认为：“治军之道，首在训兵。”凡兵丁入伍之初，必为之讲解“忠义”要旨，编为歌诀，经常考问。同时还制订了一系列森严的军法，用以控制士兵。其《简明军律》规定的“斩”罪多至18条，如：临阵回顾退缩及交头接耳者斩；结盟立会，造谣惑众者斩；黑夜惊呼，疾走乱伍者斩；如头目战死，本棚兵丁无一伤亡，则全棚均斩。经过袁世凯的训练，北洋六镇成为当时中国最为精锐、作战能力最强的现代化部队。

  袁世凯不仅注意掌握士兵，而且重视控制军官。在长期练兵过程中，袁利用结拜、亲朋、同乡、同僚、同学、门人、故旧等种种关系，拉帮结派。北洋六镇所用将领，大都是袁世凯小站练兵时的亲信，如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张勋、张淮芝、段芝贵、陆建章、姜桂题等。他们视袁为“衣食父母”，只知忠于袁世凯，唯袁之马首是瞻。

  1906年11月，清廷设立陆军部，以铁良为尚书，规定“所有各省军队，均归该部统辖”，但是，清廷并不能改变北洋军忠于袁世凯私人的状况，袁世凯事实上成为当时中国的最高军事权威。

03

  风生水起的直隶总督：内结交皇亲，外讨好洋人

  除了军事实力，袁世凯深知，还必须有经济实力。他出任直隶总督后，迅即通过唐绍仪、梁士诒、杨士琦、周学熙等人掌控原由李鸿章、盛宣怀所经营的官办或官督商办的企业、铁路和航运。1902年，袁世凯被派任督办关内外铁路，即将二成盈利拨归北洋。同年年底，袁世凯将招商局收归北洋名下，次年初，袁以电务督办大臣名义接管电报局，任命亲信杨士琦为帮办电政大臣，兼招商局总办。两局每年均须向北洋报销官款。

  1903年，清廷成立商部，尚书载振，伍廷芳、陈璧都与袁关系密切。1906年，成立邮传部，唐绍仪、胡燏棻分任左右侍郎，梁士诒掌握“部中枢要”。此外，袁世凯还网罗了一批经济人才，如周学熙、孙多森、梁士诒、张镇芳、毛庆蕃等，他们受袁委派，或得到袁支持，陆续创办起一批新式企业。

  袁世凯也高度重视文人的作用。徐世昌原是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后成为袁世凯的谋士。唐绍仪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成为袁世凯的西文翻译，兼洋务委员，是袁的重要助手。阮忠枢原是举人，曾任北洋水师学堂汉文教习，成为袁世凯的总文案。杨士骧原为李鸿章的亲信幕僚，协助治理直隶。杨的弟弟杨士琦，成为袁世凯的洋务总文案。其他淮系官吏、幕僚，如孙宝琦、赵秉钧、于式枚等，袁世凯也都一一收罗重用，形成武将之外的文人官僚集团。

  在政治上，袁世凯不仅是新政的首倡者之一，而且支持积极立宪运动，博得“开明之巨子”的声誉。1905年，袁世凯首倡清廷派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次年，应诏参与阅看考察政治大臣的回京陈奏，促成清廷宣布预备立宪。袁世凯随即成立宪政研究所，编刊《立宪纲要》，同时创办自治局与自治研究所，推行地方自治。

  此外，袁世凯还博得列强普遍欣赏，认为他是中国“最有才干的政治家”，将会“超越李鸿章所能达到的高度”。1905年，中国各地因反对美国排斥华工，发生抵制美货运动，袁世凯多次指示天津巡警“压抑风潮”。同年，他应美国公使要求，上奏清廷，请饬令各省严禁抵制美货。袁的这些举措，使美国使馆官员极为满意。

  此外，袁世凯还与朝中政要保持密切联系。庆亲王奕劻是晚清政坛的皇族权要，其贪婪成性是众所周知的。袁世凯摸准他爱财的弱点，不断以巨款行贿。凡王府的年节、生辰、请客、婚嫁、子孙满月、周岁等一切费用，均由袁世凯预先布置。因此，袁长期得到奕劻的充分支持和保护。通过行贿等手段，袁还与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内务府大臣世续、太监总管李莲英等深相结纳。

  1907年9月，清廷为了削弱袁世凯对军队的控制，调袁世凯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但这却进一步增强了袁世凯与列强的关系。任内，袁继续贯彻对外妥协方针。同年，江浙人民反对清廷出卖苏杭甬路权，要求集款自办，但是，袁世凯却断然反对，表示“宁用十分压力，决不为众议所夺”，并于次年与英国银公司签订合同。袁的“友好”态度自然使英方十分满意。英国驻华使节萨道义、朱尔典都与袁关系密切。当时北京的外交圈中就在议论：“人们相信袁世凯。此人的确很聪明。他能把有才能的人搜罗在他自己身边。这便是他的主要优点。”

04

  行情看涨的隐士：迷惑清廷，待机而动

  1908年11月14日傍晚到15日下午，24小时之内，清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大清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发生更替。慈禧太后在病逝前，先授光绪皇帝的弟弟载沣为摄政王，命其将3岁儿子溥仪送入宫内；后又立溥仪为嗣皇帝，命摄政王载沣监国，掌管国家军政大事。

  光绪的亲弟弟成为大清帝国实际最高统治者，这对袁世凯是一个致命的威胁。载沣一直对袁世凯在维新期间出卖光绪帝怀恨于心，再加上袁世凯权倾朝野，成为满洲贵族的心腹大患，载沣极想把他除掉。可当他与军机大臣奕劻、张之洞商议时均遭到反对，优柔寡断的摄政王最终放弃杀袁，而是令其罢官“回籍养疴”。1909年1月6日，袁世凯乘车回河南，开始了他两年多的“隐居生活”。

  罢官后的袁世凯时时处处做出一种绝缘于政治的隐士姿态。他先到汲县和辉县居住，这里有他购置的大量田地房屋，更有世外桃源般的山水风景。袁世凯经常约人游览，还仿效古代名士或题联或作诗，极力打造一种隐逸氛围。

  几个月后，袁世凯移居彰德城北门外的洹上村。他在洹上村购买了一座占地200多亩的庄园，在里面种植瓜果蔬菜、蓄养家畜，而园内最大的亮点是修建的一座花园。袁世凯为之题字，美其名曰“养寿园”。这个名字来自于袁世凯50寿辰时西太后所赐的手书“养寿”二字，袁世凯以此表示不忘西太后的恩情厚谊，同时隐晦地表达他虽被罢官，但还是忠于朝廷的。

  但袁氏庄园的封闭，使外界特别是清廷无法知晓里面的情况，于是袁世凯在上海《东方志杂》刊登了一幅垂钓的照片。照片中的袁世凯头戴斗笠，身披蓑衣，端坐船头，宁心钓鱼，俨然一个淡泊名利的钓鱼翁。这其实只是袁世凯的作秀，目的是消除清廷对他的疑虑，从而保证他的安全。

  实际上，在“隐居生活”的背后，袁世凯进行着频繁的政治活动，他甚至在家设置了电报房以方便对外联系。他联络的政治势力非常广泛，《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中提及的人中，有朝中重臣、封疆大吏、北洋旧部、社会名流，乃至西方人士。为了东山再起，他苦心经营。

  在袁世凯罢官以后，摄政王载沣加紧向皇室集中军权，袁世凯的旧部受到排挤而对清廷失去信任，这更加使得北洋将领人心向袁。但清廷也深知要维系统治还必须得依靠北洋军，因此在打击袁世凯的同时并没有打击整个北洋势力，这使得北洋势力保存下来。

  徐世昌在袁世凯被免后调入京任尚书，后升任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是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时仅次于袁的二号人物，在北洋军中也很有威望，袁与徐这时的密切往来成为袁间接控制北洋军的一个手段。北洋军的一些高级将领如段祺瑞、冯国璋等不时到洹上村向袁请示或汇报。每逢过年和袁的生日，很多北洋军官到洹上村来看望袁，而袁世凯对来宾都是热情接待，极力拉拢，因为他深知这是他出山的资本。

  罢官以后，袁世凯依然与奕劻保持密切联系，继续施以贿赂。贪财的奕劻对袁世凯的复出起到重大作用，没他这个内阁总理大臣对摄政王载沣的劝说，清廷是不可能起用袁世凯的。

  与隐居日子相应的，是袁世凯的声望日增。袁世凯刚刚罢官半年时，就有人开始想起以前袁世凯处理新政、外交诸事务是如何得力了。当时的一个官员因为与英国人交涉煤矿事务，感到无法面对英国人的“咆哮”，对同僚们说，如果想把此类对外交涉事务处理好的话，就得把袁世凯重新请出来。

  当时社会上对袁世凯的期许也反映在报界的舆论上。袁世凯在彰德“养疴”的两年又八个月时间内，仅据《大公报》与《盛京时报》，关于袁氏活动的消息报道就有106则，其中涉及“出山”问题者有64则之多；在袁世凯这一时期写下的信件中，所提及吁请他复出者，也有近40人次。甚至，国外很多人对袁世凯的“出山”也充满向往。

  鉴于外界对他“复出”的呼声日高，且他的政治野心仍在，于是，等到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经过与清廷的讨价还价，袁世凯最终决意出山了……

（来源：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