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1900年权臣众生相之袁世凯

袁力

雷颐：1900年权臣众生相之袁世凯（上）

  编者按：本文选自雷颐老师的《中国切片》。

  一、小站练兵到封疆治鲁

  袁世凯无任何科举功名，却在晚清政坛步步高升，成为举足轻重的大臣，端赖其对政坛风云的准确判断，在政治风波中大获其益。前后两三年的“庚子剧变”中，清王朝面临巨大政治危机，政情波诡云谲，许多官员在无情的政治风暴中丢官甚至丧命，袁世凯却先由工部右侍郎升任山东巡抚，终于成为“封疆大吏”，这也是他首次主管地方行政；进而又升为总督之首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始建立自己的权力体系。

  而他后来主导的“北洋新政”在短时间内就成就斐然，更使他声名鹊起。这种“新政有方”的赞评是一种看不见、但价比金贵的政治资本，在相当程度上“对冲”了他在戊戌年间形成的污点，一些新派人士也开始对他刮目相看。正是在庚子年的大灾大乱中，他掌握了“北洋”实实在在的政治权力，又获得了当时稀缺的无形政治资本，二者为十余年后辛亥时期的“非袁莫属”奠定了基础。

  袁世凯的崛起，关键在于他对“新军”的掌控；建立、掌握“新军”，则反映了他的见识在当时的官场中确实超前。

  袁世凯不是读书种子，参加几次科考，结果连秀才都未考上，只得投奔淮军将领、父执吴长庆处效力谋生。1882年8月，吴长庆奉朝廷之命到朝鲜帮助平定兵变，袁世凯随营帮办军务。兵变平息之后，清廷出于安定考虑，命吴长庆部继续驻扎朝鲜。

  在朝鲜，袁向朝鲜官员提出为防制日本，朝鲜应整顿、训练军队，朝鲜随即向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提出请派人整顿、训练军队的请求。李鸿章同意了朝鲜请求，要吴长庆派员整顿、训练朝鲜军队，这个任务，自然落到了袁世凯的身上。

  虽然是朝鲜军队且人数不多，但毕竟是自己独立练兵，袁世凯尽心尽力，制定章程、制度，严格要求，抓紧训练。最重要的是，他虽然在淮军吴长庆部，且淮军装备、战斗力甚至训练水平在中国军队中都名列前茅，但袁世凯却不用淮军操法，而是用英、德式操法训练军队，这确是他的过人之处。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时，袁世凯正驻节朝鲜，中国军队尤其是陆军，在已经完成现代军事转型的日军面前不堪一击，溃不成军。在战争正式开始前，已感事态不妙的袁世凯苦苦哀求李鸿章将其调回国内。虽然回到国内，但对战况仍然非常了解。这次中日战争，把中国军队的落后、腐败暴露得一览无余，显示了日本现代军事体制的厉害。袁世凯认为，中国军制必须改革，必须按照现代军制建立新军。他屡次上书各方权要，细述中国传统军队的种种弊端，如虽有进口的快炮，但军官并不知道与之相配的各种配件，没有拉炮的马匹、炮油；许多士兵由于缺乏基本训练，甚至不知道瞄准星的用处。

  因此，他力陈要学习西洋兵法，建立新军。经过多方努力，他的建议得到光绪皇帝的重视。1895年8月，光绪召见了他，并派他到督办军务处任职。袁世凯雄心勃勃，并不满足在“上层机关”工作，一心想真正掌兵，于是使用各种手段、打通各种关系，努力钻营，终于于1895年12月受命在天津小站负责练新军，不久正式定名为“新建陆军”，他以德国、日本建制训练士兵，很快就建立起了一支现代化部队。人数虽然不多，却是当时中国战斗力最强的一支军队。

  由于在戊戌期间的表现，袁世凯得到慈禧的赏识、重用。慈禧宠臣荣禄此时主管兵事，将北洋各军联成一气，统一指挥，成立武卫军，分别为武卫前军、后军、中军、左军，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于是更名为“武卫右军”。1899年1月，慈禧召见袁世凯，赏了他一些物件，并恩准他在西苑门内骑马，乘坐船只、拖床；6月，袁世凯升任工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这时，反洋教、义和拳运动已经开始在山东兴起。

  山东素有练武、习武传统，梅花拳、大刀会等秘密会社在山东、直隶活动多年，义和拳与这些秘密会社渊源颇深，但因有鲜明的反洋教主张且声称能请诸神附体、刀枪不入等神功法术，后来居上，声势远超梅花拳、大刀会。从1894年起，先后担任山东巡抚的李秉衡、张汝梅对“反洋教”都持纵容、支持态度，为义和拳后来在山东发展迅速打下基础。1898年6月末，张汝梅奏请责成地方官谕饬绅众，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对他的奏请，朝廷朱批“知道了。钦此”。虽然未置可否，但至少是默认。

  朝廷默认，山东地方当局态度更加积极。戊戌政变发生后，西方国家支持光绪、反对慈禧的态度非常明确，英国、日本还保护康、梁逃过清政府追捕，再加德国在山东入侵日深，慈禧仇外之心日益强烈，朝廷于1898年11月初谕令近畿直隶、山东、山西、奉天四省兴办团练，守望相助。1898年底和1899年3月，朝廷又两次下谕这些地方充实、改良乡团。在这种背景下，义和拳与团练的边界开始模糊，更为后来义和团为清政府所用埋下伏笔。

  义和拳兴起后，“打洋教”主要是打中国教民，因此拳民与教民的冲突越来越多，冲突规模越来越大。1899年2月，盲目排外色彩甚浓的毓贤就任山东巡抚。此时清廷并未与列强决裂，因此对毓贤的强烈排外又有所顾虑，专门发上谕提醒他“山东教案叠出，人心浮动，遇有交涉事件，不可不慎”，一方面要他面对列强的“一味蛮横”时“不得事事忍让，无所底止”，但又对他强调“尤不得稍涉孟浪，衅自我开。疆臣办事，总须为国家通筹全局，期无后患，不宜顾一时毁誉，率意径行，是为至要”。朝廷的暧昧态度，给地方官员提供了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

  毓贤到山东后，义和拳发展更加迅猛，仅平原县就有拳坛七百余处。在处理民教冲突时，他虽不能不对双方各有惩处，但明显偏袒拳民。1899年10月初，平原县杠子李庄拳民李长水等人抢劫本庄教民李金榜家的财物，李到县城告状，县令蒋楷查明实情后，派衙役前往拘押李长水等6人。由此，引发了以朱红灯为首的五六个县的大量义和拳民与官府的冲突。由于拳民人数众多，县衙役反而吃亏，且有扩大失控之势，蒋楷急向巡抚毓贤求援。

  毓贤接到蒋楷派兵禀文后，急派济南府知府卢昌诒和补用知府、袁世凯的同父异母哥哥、且是“嫡出”的袁世敦带领勇队前往。毓贤给蒋楷禀文的批语中写道：“已派拨马步队星夜驰往弹压，并委该管府卢守赶赴该县，相机妥办。查民教互闹之案，不得专以匪论，总以开导解散为主。”在平原县森罗殿，官军按照毓贤指令，劝谕义和拳解散，但朱红灯见官兵到来，下令开火，打死队勇二名。袁世敦下令还击，义和拳毕竟不是官兵对手，拳民被打死二十余人。对此结果，毓贤极为不满，认为大祸起因在于县令蒋楷断案不能持平，致使激成众怒，盗匪乘机抢劫，所以奏请将蒋楷革职，永不叙用；他当然知道袁世敦与袁世凯的关系，对袁世敦并未提撤职，只以袁此次弹压实属孟浪，纵勇扰民为由，仅提出将其发交袁世凯军营历练。朝廷按他所请，将蒋楷革职，永不叙用，且指责毓贤仅将袁世敦发交袁世凯营历练显然是徇私情，身为封疆大吏岂应如此提议？朝廷于是将袁世敦也一并革职。

  朝廷对蒋楷与袁世敦的严处，反映出其对外政策强硬的一面。在毓贤的纵容下，拳民与教民冲突更加严重，引起了列强的强烈不满。朝廷于是又谕令毓贤应下令各地方官，以抚绥和弹压两种手段控制拳民。由于列强军舰加强了在烟台等地的活动，朝廷同时谕令袁世凯率武卫军到山东操演行军，预为布置，对外对内都显示力量。同时提点袁世凯要“认真约束兵丁，毋得稍有疏纵，致滋事端”。不知是因为朝廷上谕中最后这一句话，还是因为袁世敦被撤职使毓贤与袁世凯成政敌，毓贤竟然派人侦察袁部有无滋扰地方的行为。

  对反洋教、义和拳等，袁世凯的基本观点与毓贤大为不同，因此对毓贤在山东的有关政策极为不满。此次在山东操演，使他对山东情况有了更加直观的了解，对毓贤侦探自己部队更加痛恨，回到小站后，立即奏明山东情形，指出种种问题，实际攻击毓贤治鲁无能，同时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

  朝廷对反洋教、义和拳的态度仍是摇摆不定，此时又发上谕严厉谴责袒护拳民的毓贤：“近闻山东地方，有大刀会、红拳会各种名目，多系不逞之徒，借闹教为名，结党横行，欺压良善，地方文武弹压缉捕，俱不得力，巡抚毓贤，又固执成见，以为与教民为难者，即系良民，不免意存偏袒，似此因循日久，必致滋生事端。该抚身任封圻，遇事总须持平办理，消患未萌，岂得沽一己之名，竟置大局于不顾。著即督饬所属文武各员，查明各种会匪名目，严行禁止。倘敢仍前聚众，借闹教为名，结党滋事，并著从严惩办，以靖地方。”

  1899年12月6日，朝廷命令毓贤进京陛见，由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1900年3月14日，清廷实授袁世凯为山东巡抚。袁世凯终于从“军界”跨入“政府部门”，成为封疆大吏，这是他此后飞黄腾达至关重要的一步，为他提供了一个在未来政坛施展权术、闪转腾挪的宽阔平台。

  虽然成为封疆大吏，深谙权谋之道的袁世凯深知军队的重要性，所以奏请仍节制武卫右军。朝廷批准了他的要求，他不仅将全部武卫右军带到山东，而且又奏请将山东原有的勇队上万人裁并，改编为武卫右军先锋队、左翼防军、右翼防军和沿海防军，其中许多更换新式毛瑟枪并用新式兵法训练。他的军队布置在全省各个要地，严加防范。经过此番运作，袁世凯的军事实力大大增强，山东全境在他的牢牢掌控之中。

  朝廷对反洋教、义和拳的态度不定，上谕中的词句有剿有抚，一些地方官就各取所需，想方设法从“上谕”中找到符合自己观点、想法的词语字句作为自己政策的合法依据。袁世凯甫一上任，就将义和拳定义为“匪”。到任第二天，就发布《禁止义和拳匪告示》，要求已入“拳教”者痛改前非，立即解散，定给自新之路，未入者切勿加入；对坚持不改者一定严惩，威胁说大军一临，玉石俱碎，发此告示，以示先礼后兵，并非不教而诛。

  袁世凯的态度，人所周知，此时手握重兵又任山东巡抚，朝野上下纷纷传言袁世凯要以武力严剿义和团。一些支持义和拳的官员接二连三地上奏，有的要求朝廷对其严加约束，有的甚至参劾他滥用武力，要求另派官员替换他。

  朝廷对义和拳的态度本就摇摆不定，于是在几天之内连发三道上谕，第一道奏折要他“严饬各属，遇有民教之案，持平办理，不可徒恃兵力，转至民心惶惑”。但这道上谕在要求袁“慎重兵端”的同时，又把要各地严拿会匪的上谕发给袁世凯。明确兴中会、安清道友、袍哥、天地会、哥弟会、三合会、三点会、大刀会、小刀会和一些散兵游勇等都是应剿之“匪”，要各地官员“严密查拿”“从严缉拿”，“以清盗源而靖地方”。

  第二道谕令袁“拳民聚众滋事，万无宽纵酿祸之理。惟目前办法，总以弭患未然为第一要义。如已寻击官兵，始终抗拒，即须剿办，示以兵威，亦应详查案情分别办理，不可一意剿击，致令铤而走险，激成大祸”。要求袁“相机设法，慎之又慎”，要他严管下属，在处理教案时“各了各案”，不得轻信谣传，尤其不能听任下属因“贪功喜事”而严厉处理拳民。此谕最后严厉警告袁世凯：“倘办理不善，以致腹地骚动，惟袁世凯是问。”

  第三道谕令仍是提醒、警告袁世凯不能一意主剿，对民教冲突仍要以“弭患未然”为第一要义，一定要严格遵循前两道上谕，必须“慎之又慎”，断不能“一味操切，以致激成巨祸，有负委任”。

  短短时间内，不断被人告状参劾，袁世凯在给心腹徐世昌的信中大发牢骚：“到任不过十数日，何至有许多劣迹被人一再参劾也？自必有居心倾排者在其内！”

  命运仿佛是有意考验他。袁世凯刚刚成为封疆大吏不到一个月，就遇到一次严重危机。1899年12月30日，在泰安府治下的平阴、肥城交界处，发生了英国传教士卜克斯（S. M. Brooks）被拳民杀死、财物被抢劫事件。这是义和拳暴力行为升级的重要标志，如何处理，对他是严峻考验。英国驻华公使向总理衙门递交照会，要求必须保护传教士，同时指派驻上海副领事和两名传教士到济南出席审判。

  五天后，清廷于1900年1月4日发谕，令袁世凯将凶犯勒限缉获、从严惩办，同时将对疏防各官先行参处。袁世凯遵旨将肥城知县撤职，同时积极缉拿凶犯。一干凶犯抓获后，袁世凯让山东按察使和济南知府审理，为显重视，袁又亲自审讯一次。英国驻上海副领事来到后，提出四条要求，要袁世凯照办：第一，将凶犯从重治罪，巡抚会同观审，领事监刑；第二，将泰安知府及肥城、平阴两县知县革职，永不叙用；第三，照教会绘制的图样，在行凶的地方为卜克斯建立教堂，由教士选择地方，官府拨款，并由民众集资立碑；第四，恭录1月4日著迅将疏防的各官先行参处的谕旨及办案情形，由巡抚出告示晓谕，不得再发生此类事件。袁世凯驳回了第一、二两条，认为这是干涉中国司法；同意了第三条，即在卜克斯遇害的地方建立教堂，集资立碑，但限制教堂面积规模，占地不得过大，费用不得超过一万两银子；完全答应的，只有第四条。

  协商量刑的时候，英国副领事坚持是强盗杀人，无论首从，所有凶犯必须处斩。袁世凯也认为此案本系匪徒结伙持械谋财杀人，照例应一律处斩。但是他知道这次是与洋人交涉，一律处斩会激起民众和朝廷的不满，必须有所保留，所以坚持只将两名首犯斩首。经过一番交涉，这位英国副领事最后还是同意袁的处理方案。

  虽然袁世凯基本拒绝了英国的四项要求，但许多“言官”并不满意，一时间大量奏折指责袁世凯处置失当，强调严厉剿灭义和拳将使大量中国民众入教，一信洋教就成为洋民，再不是大清的子民了，一旦与列强冲突，教民还能为我御敌吗？慈禧本来就对西方列强反对她废光绪非常不满，在1900年1月11日，也就是袁世凯上任仅仅一月有余，就发布了一道重要上谕，朝廷政策明显偏向支持义和拳：“近来各省盗风日炽，教案叠出，言者多指为会匪，请严拿惩办。因念会亦有别。彼不逞之徒，结党联盟，恃众滋事，固属法所难宥。若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以互保闾里，是乃守望相助之义。地方官遇案不加分别，误听谣言，概目为会匪，株连滥杀，以致良莠不分，民心惶惑；是直添薪止沸，为渊驱鱼。非民气之不靖，实办理之不善也。”

  要地方官“遇有民教词讼，恃平办理，不稍偏重，平日足以孚民望，遇事自足以服众心，化大为小，化有为无，固根本者在此，联邦交者亦在此。各省督抚受恩深重，共济时艰，必能仰体朝廷子惠元元，一视同仁至意，严饬地方官，办理此等案件，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

  此谕一改以前虽然政策左右摇摆、但对义和拳仍常有“抚绥弹压，消患未萌”，“严拿惩办，以靖地方”一类严词峻句，强调要区别“会”与“匪”的不同。它的重点是不论会不会、教不教，只问其是否为匪、是否肇衅，这是朝廷政策一个重要的变化，也是其政策开始明晰化的一个标志。事实上是默认遵从义和拳为合法的会、团，承认义和拳会的组织，而不再是“邪教”。

  中国向有地方绅士办团练以协助中央统治者维护地方秩序、稳定的传统，早就有一些义和拳改名义和团以示自己合法，此谕一出，大量义和拳改称义和团。“拳”与“团”虽一字之差，意义却大不相同。

  既然朝廷只问其“匪与否”，仍要剿“匪”，所以袁世凯就在“匪”字上做文章，因此一直强调义和团为“匪”，坚持它是“邪拳”“邪教”，依然要剿灭。接到谕旨，袁世凯立即于1月13日上奏朝廷，委婉却又明确地反驳朝廷。

  反驳朝廷谕旨，一个必要的技巧是首先必须承认朝廷的正确，因此，他承认山东拳民教民冲突不断，其根本原因在于地方州县官平时受外国传教士挟制，办理教案时不能持平，故而偏袒教民。

  承认了责任在外国传教士之后，却笔锋一转，认为义和拳等只是托名仇教、反教，其实是打家劫舍之“匪”，目的只是为了抢夺财物，而且分赃不均还互相斗殴。特别是他们树大旗以标榜可立即消灭洋人，其实只是为了耸动他人入伙，事实是他们连清军的勇队都打不过，更不用说打洋人了。他提醒朝廷，胶东半岛国际形势复杂，逼处强邻，如果义和拳骚扰过久过多，洋人可能会派兵深入，届时山东将全省震动。

  为此，他提出了统筹全局的治标、治本之法。治标就是绥靖地方，清除“匪类”，化导“愚氓”。治本之方在于调和拳民与教民，官府要持平办案，教民不得借洋人的势力欺凌其他民众，拳民也不得无理闹教，欺凌教民。（评：用今人眼光看，袁的处理还是公正的）

  持平办理，有纠纷只论是非曲直，不论拳民还是教民。朝廷上谕、毓贤、袁世凯的词句、“文本”都是如此表述，但实际的意图与做法，却非常不同。袁世凯向来相信武力，主张严剿，但又绝非一个头脑简单的赳赳武夫，而是深有谋略。他知道义和拳遍布广大农村，普通农民与拳民很难区分，练几脚拳的农民就可以成为拳民，所以农民几乎都可以立即成为拳民，拳民本就是农民，到处都是拳坛拳厂，他曾形容说是“处处有匪”，官兵未到时是拳民，官兵去镇压时立刻成为农民。面对这种情况，兵力委实有限，仅靠武力很难镇压。更何况朝廷一而再再而三地谕令他“慎重兵端”，不能“一味操切，以致激成巨祸”，所以无论从实际情况出发还是应付朝廷谕令，都不能以武力镇压为主，只能以军队为后盾而采取其他方法，多管齐下。

  由于兵力有限，所以对各地的义和拳他一般并不派兵取缔、镇压，而是派兵驻守交通枢纽，通过控制要冲之地把各地分散的、小股的义和拳隔离分制，阻止其流动聚集汇合壮大，武力重点对付少数聚众滋事的大股义和拳坛、厂。

  他规定各州县地方官必须逐日将自己境内义和团的活动情况“据实具单禀报”，不得拖延、隐瞒。为防止有地方官同情义和团或懈怠懒政，他还时常派人到各地查访，严格监督地方官。如果发现有对义和团镇压处理不力、不及时或未及时禀报者，则要受到严惩。更重要、更根本的是，他知道农村是义和团的生命之根，所以采取种种措施，主要是动用行政手段让地方官和地方士绅主办的乡团来查禁义和团，要地方官责令各村镇庄长、首事、地保“劝导”各村村民不得设厂习拳、聚众滋事，并令他们出具保证书，保证本村没有义和拳活动。

  如果发现有义和拳活动，必须立即禀报，若有隐瞒不报，即加监禁。地主、乡绅纷纷退出，至少不支持义和拳。如有父兄听任子弟学习邪拳，除子弟正法外，父兄也要监禁三年。如果举报某家设坛设厂，查实后没收被举报者家产，并将该犯家产一半赏给举报者。

  这些措施最大限度地切断或弱化了义和团与农村的联系，失去了根基与依托，义和团迅速萎缩。对少数“滋事”的大股义和团，在采取武力解决的同时，主要也是悬赏购线，通过线人掌握义和团情报，尤其是“首要”的动向。查禁拳厂，严缉首要，协从不问，是他的基本方针。对聚众40人以上的“首要”，他毫不留情地“绞立决”，但两三个月下来，他捕杀的首犯约有几十人，比传说的少很多。对普通成员，则勒令解散，遣送回乡，一般都不惩处。

  在采取这些有效措施的同时，他又发告示劝谕平民与教民。他劝谕平民，洋人设立教堂传教是国家与外国订立的条约，官府与民众有责任保护教堂。

  平民与教民发生矛盾时，只能向地方官员呈诉申理，不得私自报复，如果聚众闹教，哄抢财物，私相寻仇，不仅违背王法，而且国家受到连累。同时又劝谕教民，虽然信奉洋教，但仍是中国之人，必须遵守本国法令，如果恃仗教会势力为非作歹，官府一定依法惩办，绝不宽贷。对外国传教士，他也警告说应当遵守中国法度，不得干预地方官审理案件。同时通饬各级官员，遇有平民与教民诉讼，不分民教，但论曲直是非，持平办理。如果外国传教士干预案件审理，应当根据条约章程予以驳斥，不得偏听袒护；如果传教士仍不罢休、不安本分，则禀请上司核办。对于各种摊派，平民摊派多少，教民也应同样摊派。

  这些软硬兼施、多方齐下的措施很快见效，两个多月后，发生最早、教案最多的山东义和团渐渐沉寂，袁世凯于是下令各地方官停止每日例行单报，改为有事随时禀报。山东义和团，开始向附近的直隶发展。

  但是，慈禧支持义和团的态度越来越强烈，1900年5月1日，朝廷下谕准备把义和团改为官办团练，征求袁世凯的意见。

  袁世凯知道事关重大，上奏朝廷明确表示反对：“该拳会聚众游行，每于数百里外劫取财物，不得谓之为保护身家；焚杀掳赎，抗官拒兵，不得谓之非作奸犯科；掠害平民，骚扰地方，不得谓之为专仇洋教。”最后，他坚决地、不容置疑地说：“是宜严禁预防，未可权宜迁就。”

  然而袁世凯的意见并未引起朝廷重视，清廷政策更加明确支持、倚靠义和团。从6月上旬起，在朝廷的允许、纵容下，大量义和团进入北京、天津。10日，英、法、德、俄、日、美、意、奥以保护使馆为名，组织八国联军两千余人，从天津向北京进发，受到义和团阻击。袁世凯生怕义和团来到山东，将战火烧到山东，派重兵驻守山东与直隶交界处，明令如果“直匪”来到山东，立即痛加剿捕，希望能把义和团阻挡在山东境外，避免与八国联军冲突。

  不过，中央政府对外态度由摇摆暧昧而迅速强硬主战，使一省巡抚袁世凯难以置身事外，时局的发展，对他的谋略，是一个巨大挑战。6月15日，慈禧知道京城恐会不保，急令袁世凯带兵前往抗击八国联军。接到勤王谕旨后，袁世凯面临严峻的考验和艰难的抉择，心急如焚。他知道自己的军队根本不是八国联军的对手，如果前去勤王，与八国联军开战，自己辛苦数年，好不容易培养、锻炼出的军事力量将毁于一旦；如果不去勤王，则是抗旨之罪，等待他的将是严惩。

  经过一番苦思冥想之后，他决定不带兵前去勤王。他给朝廷上奏说，现在山东半岛局势紧张，列强虎视眈眈，山东为南北咽喉，海疆重地，不容有失。而且，山东境内人心浮动，外有匪徒窜入，随时需兵力弹压。所以自己无法率大队前往，只能派将领孙金彪率三千人前往。其实，这三千人还是山东原有的人马，并非他的精锐嫡系部队。朝廷被他的这一番说辞打动，认为山东确实紧要，不容有失，于是谕令他不仅不必率队前来，已经出发的三千人马也调头回到山东，加强山东防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