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祖袁嘉谷教育兴国思想初探

袁晓

曾祖袁嘉谷教育兴国思想初探

   为国强盛 勉力求学
   我的曾祖父袁嘉谷极为重视国民教育，力倡以教育强国富民。
   在他考取经济特科第一名，成为"国朝第三人"后不久，即奉派到日本考察学务并任留日学生监督。期间，他时时勉励留日学子为国家强盛而"勉力求学"。除解囊帮助有困难的学生外，还积极为他们向朝廷申请款额，以坚持完成学业。他经常告诫大家要牢记国弱而受辱，遭列强侵略涂炭的惨状。他希望大家博学用功，把国外先进有用的知识学到手，将来报效祖国。他和母亲一起在家乡兴办女子学堂，以及后来在东陆大学认真教学，培养人才等等，都体现了他"诚斯意作育人才"的愿望。

   编著中国首部教科书
   1906年，一些学堂开始传授国外的科学知识，但由于没有适用的教材，问题太多，反而误人子弟。看到这种情况，曾祖父又疾呼改变这种状况。鉴于他对国民教育的重视，张之洞及学部尚书荣庆大学士即调曾祖父到学部负责筹备成立图书编译局的工作并任编译局局长。他广纳人才，如王国维、高步瀛、严复等一批杰出学者，悉心编著各类学校教材，提出"信、达、雅"的著名论点。认真考证有误之处，绝不马虎。为了保证编译质量并纳入最新知识，他制定了严谨的规章制度和培训措施，大家在他的带领下，勤奋努力，句斟字酌，考据古今，汇集中外，悉心编著。从此，中国第一次有了统一、规范的中、小学教科书及大学教材，其中不乏农、工、商等科技教科书。还有一事值得一提，在编译教科书的过程中曾有日本人说侵犯了他们的版权，曾祖父立即加以驳斥："苟中国凡书俱有版权，则四书五经皆中国书，和文（日文）亦自中国出，尔国安得窃取之？"日本人无言以答，默然而退。

   首创"星期"称谓
   在考词论句的过程中，曾祖父感到当时对每周七天的称呼用日本的"日曜日"、"月曜日"等极不方便，便根据星辰变化的寓意改为"星期日"、"星期一"等，这样的叫法既方便又适合国情，容易被人接受，故使用至今。编译教科书和"星期"的创造等，体现了他"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追回国宝敦煌文物
   1909年（宣统元年）秋，法国人伯希和将敦煌石窟书卷，以及唐代、宋代的许多书籍运到京城，准备带出国外。曾祖父闻知，出于高度的爱国心，他急带王国维、罗振玉等人前往查看。经认真考证，发现这批文物均系国家珍宝，是中国数千年历史的见证。他速告学部，引起学部的重视，于是急电敦煌命："凡敦煌窟中一纸一字均检送来京，不得再失。"敦煌地方官吏接到学部电报后，马上追查，追回已被外国人运至陕西的数千册国宝古籍、古画，并送交学部保存。
   敦煌文物于清光绪年间始被发现，但却未受到当朝重视，许多宝贵的文物被盗往英、法。由于曾祖父等人的力争，敦煌珍宝才开始引起重视，得到保护。

   "木瓜之役" 大快人心
   1909年末，曾祖父出任浙江提学使并兼任布政使，刚一上任即碰上轰动全国的"木瓜之役"事件。所谓的"木瓜之役"即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新任监督夏震武，刚到任即要求全体教师穿戴品级礼服到礼堂对他谒礼，听他训话。这种旧礼数受到具有进步思想的教务长许寿棠和教师周树人（鲁迅）等人的坚决反对，并与之展开辩论，进行斗争。夏震武感到威严受到蔑视而大怒，竞下令停课。许寿棠和周树人随即带领新派教师们罢教，反抗专横。夏震武见状竟要辞去许寿棠教务长的职务，并进行辱骂，侮辱广大教员。教员们更加愤怒，纷纷辞职离开学校，一些学校也开始声援罢课。正当此事闹得沸沸扬扬之时，曾祖父刚好到任提学使，当他接到教师们的诉状后便到校调查，当查清详情后，便撤去顽固不化的夏震武监督一职，由自己暂行监理，并送还周树人、许寿裳等教师的聘书。"木瓜之役"终得平息。

   振兴教育 隆于学校
   曾祖父在浙江提学使任上期间，还以"振拔英才，宏赋教化，改正旧法，以期民智日开"的进步教育观点，大力推广教育，正如他在两级师范学堂师生大会上讲的：此行是"为兴学而来"。经过努力，浙江的教育水平得到了长足发展，不仅11个府均有了中学，还兴办了师范、工校、农校、医校、水产校、法政学校及农桑校等，使全省各类各级学校达到4000多所，在当时居全国第一。体现了他振兴教育要"隆于学校"的思想。
   他创办扩大《浙江教育时报》，以此通行学部和提学司，使教育方面有关事项得到迅速办理。还修复了著名的"文澜阁"，扩大改建浙江图书馆，搜集整理文献，增加馆藏图书，并与云南图书馆交流，互换补缺，在他回到昆明任省图书馆馆长后，仍积极从事这项工作，为云南教育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爱护学生 爱惜人才
   曾祖父十分爱惜人才，热爱好学上进的青年学生。在浙江任提学史时推荐出国留学生，尽管清廷只给8个名额，但他认为人才难得，仍极力推荐保送，最后所推24人悉数通过考核，全部出国深造。在图书编译局，更是将王国维、高步赢、严复等一批知识渊博、学问高深的学者看作是难得的人才而着力推崇和依靠。在东陆大学教授国学时，力挽历史学家方国瑜留东陆大学任教。云南昭通学生张希鲁，长期受到曾祖父指导，在考古及史学方面取得相当成绩。曾祖父对学生李乔十分关心，在学习生活上都给予他很大帮助，说"你们彝人读书的太少，进大学的还没有，你要好好读书。"李乔勤奋学习，后来成为很有成就的彝族作家。
   曾祖父在爱惜人才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30年前后，由于叛徒的出卖，早期中共党员、学习刻苦的东陆大学学生浦光宗不幸被捕后，虽关在浙江，但曾祖父仍设法营救。解放后浦光宗任云南省交通厅长，做出许多工作和贡献。东陆大学学生浦汉英、李子坚，还有一中学生杨东明被捕后，"袁先生心急如焚，寝食不安。"说："能读书的学生都关在监狱里，这怎么行？"于是积极奔走营救，亲自找到龙云要求放人，终于使他们先后得到释放。事后还书写一副对联"自古大才难为用，故国平居有所思"送给杨东明，希望他思念国家危亡，民生疾苦和救国救民之道，记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

   执着教学 高尚师德
   1923年，东陆大学创办后，校长董雨苍（董泽）聘请曾祖父教授国学。由于学校初办经费缺乏，他除了不收分文薪金（义务讲学12年）外，还捐资千元办学。后当学校急需房子时，又将自己三套住房出让给学校。据我爷爷（袁嘉谷长子袁丕元）讲，曾祖父到东陆大学讲课时都要认真准备，提前到课堂，说"宁可吾等学生，不可让学生等我。"由于他知识渊博，讲课很受欢迎，连外校学生、校外人士都纷纷赶来听讲，500多座位的至公堂内不够坐，就站在窗外听，下课后不少人还不忍离去，围着请教。曾祖父讲课如此受欢迎，当然与他的博学有关，跟他认真备课也是分不开的，我的祖父、二祖父等，就都曾为他抄过讲稿。另外，他高尚的师德，也是深受大家欢迎的原因。他经常资助困难学生，从不收取学生礼物反而自备纸张笔墨，给学生和求字者（包括小学生）赠送墨迹。不论何人，曾祖父都以谦逊待之，同学生共同研讨问题，认真批改每一份作业。他喜欢教授学生诗赋，认真批改，并将学生的佳作编辑成《东陆诗选》。《东陆诗选》三次再版，大受欢迎。他觉得"放假不是乐，讲学才是乐"，假期中还勤于教学生书法，其执着的教学精神，受到大家的尊崇。他在云南大学教书十多年，始终认认真真，勤勤恳恳，授业解惑，直到逝世。

   国家昌盛 教育兴国
   曾祖父自小生活在封建农村，对其落后贫穷面貌感触颇多，特别是在日本考察学务后，更深感要"改正旧法"，要"隆于学校"，认识到"人才不足以备用，斯贫矣"。因此，要国家民族昌盛而不受外强欺辱，就必须大兴教育，提高民众的科学文化水平。
   "吾爱国，吾亦爱家乡"，他期待国家民族早日振兴。
   1885年，法军入侵，冯子才将军将法国侵略军赶出广西，收复谅山。正当大快人心之时，无能的清政府却与法军签订了《中法条约》，法国势力侵入我国西南各省。14岁的曾祖父年少不忘忧国，他在《闻人道交南事》一诗中写到：

太息交州鬼怒号，烽烟冲破瘴云霄。

含沙如域日披猖，西海开边引盗航。

射潮今日无强弩，囊矢何人助大刀。

饮恨和戎师魏绛，苦心娇诏叹陈汤。

旌旆谅山雄露布，辅车滇水骇风涛。

策输狡兔营三窟，军散寒鸦泣数行。

要盟竭尽苍生力，为报君恩敢告劳。

   累代藩封一朝撤，可怜杀气莽苍苍。时隔一年，（1886年）英国占领缅甸并强迫清朝签订《缅甸条款》，刚15岁的他在《王骥论》中感叹到："蹉蹉，缅甸交州之祸，至今烈矣，堂堂亚东之大国，吞于欧西，莫敢谁何?"提醒大家警惕英国的狼子野心。指出"外患之来，近在眉睫，"要尽快"强军"，使"人人有报国之志，人人有战利之学。"
   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痛失台湾等地，他愤慨万分，写下《书台湾事》诗三首。称："遗羞据险郑成功"，"杞人漫洒忧天泪"，斥敌人为"魍魉"。
   1897年德兵侵占交州湾、沙俄舰队又占旅顺、大连，他在《读史日记》中说："依俄而俄据旅顺，又尽夺东三省，悔何已！"提醒人们不能再相信外国侵略者。
   1898年，云南及两广又成为法国势力范围，法国取得滇越铁路修筑权。他又向清朝廷写了《上言滇事疏》、《再言滇事疏》，指出俄国占领东三省即祸起"路权"，如再让法国在云南筑铁路"后患之大，何堪设想"，滇省决不能再被占领。要"以川汉铁路为法"，"早谋自办之计"。
   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他悲愤已极，召集子孙道："自黄帝建国五千年未有之危耻，吾身遭之，何憾？然一息尚存，剥极之复，必有自欺，吾老当益壮耳。"此等豪言壮语，当见其爱国之心。
   当日本发表"对华三原则"，企图侵吞中国，他又对子孙们说："人知爱国爱家，......人侵我，我不备，战事起，人民涂炭，吾不忍见之矣。"
   七·七事变，他悲愤欲绝。当日军大举进攻中国，上海南京先后沦陷，他更是忧愤成疾，病中提笔怒书《责倭寇》，遗憾的是尚未完成即逝世了。
   回顾曾祖父袁嘉谷一生的足迹，我始终感到他的一生是忧国忧民的一生，也是爱国爱乡的一生。他培养关心学生是为教育兴国，他编纂中国第一部教科书也是为教育兴国，他在浙江兴办学校，在东陆大学辛勤耕耘15年以及极力拯救革命学生都是为了教育兴国。特别是当他看到列强入侵蹂躏自己深深热爱着的祖国时，更是激起他期待国家早日强大的强烈愿望。从少年起，他众多的文章、诗赋、书法，包括他经济特科殿试第一名的试卷，无不洋溢着对祖国的爱，对人民的情。这就是他的情结，以教育振兴国家、强国富民的情结。

来源：云南大学招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