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后裔新考

袁力

袁崇焕后裔新考

作者：袁少波

    袁崇焕存否后裔的问题，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议。作为袁崇焕曾经生活和战斗过城市的一名文历爱好者，以及作为袁氏的后人，都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探究，理清脉络，以便对袁氏宗人有一个交代，亦可告慰袁督师的英灵。

一

    袁崇焕无后裔之说来自《明史》。在《明史·袁崇焕传》目下：“（崇祯）三年八月，遂磔于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袁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资。”《清高宗实录》中记有乾隆四十八年（1783）五月广西巡抚奉旨调查袁崇焕有无子嗣的复牒：“袁崇焕无子……”这是官方所修之正史有关袁崇焕无子的记载。

    朝臣余大成与袁崇焕交往甚密，袁崇焕蒙冤入狱时，上疏辩其冤。崇祯八年（1635），他在被贬广东电白途中，特别迂道至东莞，吊祭袁崇焕。并愤而作《剖肝录》称：“昔岳武穆以忠蒙罪，至今冤之。（袁）督师力捍危疆，而身死门灭，其得罪大略相似。然武穆有子霖、孙珂能白其冤。而督师竟胤绝，圣世谁复为《金陀翠编》者？可叹也。”与袁崇焕同朝为官的程本直在《漩声记》中也说：“崇焕今日乃如何也？身凌迟也，家籍没也，后嗣绝也。”

    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担任广东东莞知县的仲振履在《袁督师碑记》中记“（袁崇焕）有胞弟煜之后，迁居粤西”的话。

    康熙时撰修的《广东通志》、《东莞县志》也都称“崇焕无子”。从上述这些文献记载中,均得出袁崇焕以身许国，死后并没有子嗣的结论。

二

    多年以来，学术界对“袁崇焕无子”说存有不同观点，认为袁氏有子嗣。

    清光绪年间重修的《吉林通志》，和晚于《明史》180年于民国初年编修的《清史稿》均记述：“富明阿，字治安，袁氏，汉军正白旗人，明兵部尚书崇焕裔孙。崇焕裔死，家流寓汝宁，有子文弼，从军有功，编入宁古塔汉军。五传至富明阿，以马甲从征喀什噶尔，授骁骑校，洊升参领。”

    《续碑传集》是一部记载清道光至光绪四朝“人物传记”的文献，在卷五十一《袁富将军战略》中有一段话：“公讳富明阿，字治安，黑龙江正白旗汉军年昌阿佐领下人。本袁氏，明兵部袁崇焕六世孙。崇焕见法，前史为冤。妻子流寓汝宁，明鼎既革，有子曰文弼，从征有功，编入宁古塔汉军正白旗，生尔汉。康熙二十三年从征雅克萨，留守黑龙江城。尔汉生贵，贵生常在，常在生赶。赶有三子：长世有，次世宽，三世福。世福既公，披甲入伍，用今名。”

    《袁富将军战略》的作者屠寄，字敬山，是清末著名史学家，治学非常严谨。他又是富明阿长子袁寿山的朋友和幕僚。《吉林通志》和《清史稿》中有关“袁崇焕有子”之说可能源自《袁富将军战略》。

    又据金梁为张江裁《袁崇焕后裔考》所做作序言：“余昔草寿山将军传，其子庆恩旋来谒谢，虽武人而颇敦厚，曾充议员，与张雨帅（张作霖）有姻连，为军署参。时而燕饮，询其世次，与屠氏所述略同，谓：‘同族散居吉黑，人不甚多，确为戍辽一支嫡系也。’”

    有关富明阿的身世来由，并非是重复引证、互相转录的。据阎崇年、俞三乐《袁崇焕资料集录》（下）收录的（采访册）民国《东莞县志》卷九七，记有这样一段话：“新安陈国泰尝与人言：“昔在江南军营时，参领富明阿问：‘新安与莞邻县，督师宗裔如何？’答以‘督师祖莹去敝乡燕村不远，清明、重九敝乡代为祭扫，盖无宗裔矣。’富闻之，次日即与通谱。密语曰：‘余督师几世孙也，尔祀我祖，与兄弟何异？宜告乡人好为之！’”粤东驻防崔永安亦尝与人言：“光绪甲午凤皇城之役，统领永山战死。永富，昆阿子，曾言与余为同乡。问之，曰：‘余督师后裔也。’”然则妾子籍旗之说，盖不虚矣。

三

    《中华袁氏》杂志是中国袁氏宗亲会创办期刊，不久前，介绍了袁崇焕现存两支后裔分别生活在黑龙江哈尔滨和辽宁旅顺袁家沟的情况。

    东北一支袁氏子嗣和张作霖有姻亲的是富明阿长子袁寿山的女儿，名叫寿懿。被称为寿夫人，也称“五夫人”。寿懿的母亲王氏，是寿山将军的侧室。寿山将军去世后，母女俩不堪忍受长房的岐视，便回到老家——奉天大南关里。王氏很开通，将女儿送进学堂读书，并将寿懿改为王雅君。

    张作霖虽然没什么文化，但他十分重视教育。1917年他应邀参加奉天女子中学的毕业典礼，品学兼优的王雅君代表毕业生宣读致辞。才貌出众的王雅君被张作霖看中，便成为了张的五夫人。而王雅君的知书达礼也受到了张府山下的普遍赞誉。

    由此可以看出，袁崇焕蒙难后，其妻妾生有子嗣，年长从军，编入正白旗，在宁古塔生下袁尔汉，尔汉从征雅克萨，留守黑龙江城，袁氏一支便在这里定居，直到寿山的一脉。

    两年前，谱牒专家杨又震先生根据张江裁《袁崇焕后裔考》，编制了袁崇焕后裔世系简表，列出袁氏族系已衍生到第14代。

    辽南一支袁氏子嗣 2011年，文史学者陈国章先生在《兴城文史》第1期发表了《略谈袁崇焕后裔》一文，介绍大连市旅顺口袁家沟村《村史》中披露的袁崇焕后裔流落于此的情况。
      
    现年61岁的袁洪春是参与编修《袁家沟村史》的族人，据他讲，其先祖袁克亮是袁昊的一支。其后裔在袁家沟村繁衍生息，历经260余年，现已成为袁家沟村几百人口的袁氏大家族。

    袁洪春领我来到袁家沟村西头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下，那里有一口石砌的方型水井。袁洪春介绍说，这就是袁氏先祖来到这里定居后打的第一眼水井，至今仍然水质清澈甘醇。

    村边不远处的山腰上，有一座年代久远的墓葬，碑刻文字显示，墓碑立于清咸丰十年（1860），墓主人为袁大财，他是袁克亮的长子。原来墓地还有三块墓碑，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毁了两个，就剩下现在这一块了。

    袁洪春说：“先祖袁崇焕遇害的前一年，在妻子叶氏引荐下，与收养的落难女子赵文君秘密成婚做妾。袁崇焕被杀后，赵文君领着两个不到两岁的双胞胎孩子袁昊和袁杲，在袁崇焕侍卫袁敬的暗中保护下，悄然逃至回到山东老家，在莱州湾虎头崖旁的凤毛寨隐居下来。后来，袁氏家人增建了房屋，并购置了两条木帆船，开始了亦农亦渔的隐居生活，前后长达140余年。

    乾隆十二年（1747），袁敬的第五代嫡孙袁志成为了侵吞袁崇焕的族产，便故作慌张地来到凤毛寨，对袁崇焕的第七代谪孙袁克亮谎称：“大事不好！我在衙门见到朝廷下发的公文，朝廷已得知袁崇焕后裔隐匿凤毛寨之事，乾隆帝已下旨灭族！”

    袁克亮连忙召集全家人商量，决定在官府到来之前外逃。袁家祖上曾有遗训：“一定要保留对子船，无论哪一代反清事发，犯了抄家之罪，要从海上逃生，祖先留下的白银以备逃生后安家之用”。袁克亮一家收拾细软、家具，连夜乘船向辽东方向逃难。经过两天两夜，木船飘到旅顺双岛草坨子东北背风处靠岸。袁克亮本想继续向北行驶，从今天营口、鲅鱼圈一带上岸，然后通过陆路到黑龙江地区躲避清军的追杀。当年祖上曾叮嘱家人，一旦“反清复明”事业失败，家人要一直往北走，因为那里是清朝的发源地，越是危险的地方反而越安全。没成想，木船行驶的第二天便因风向来至黄泥窝海湾。袁克亮便带领长子袁大财、次子袁大成登陆查看，寻找水源。正是这次偶然的机会，决定了袁氏后代的命运。

    袁克亮父子登陆后，发现这里靠山临海，土地肥沃，树木茂盛，更重要的是这里环境幽僻，土肥水美，远离村屯，是理想的避难之所，于是不再向北航行，在此定居下来，并把这里称作袁家沟。经过二百余年的繁衍生息，如今，袁家沟已形成几百人的村落。袁洪春是袁崇焕十四代裔孙，《袁氏族谱》已传至袁崇焕的第十七代孙了。

    袁洪春介绍，先祖袁崇焕共有两个贴身侍卫，一个是袁敬，另一个就是佘义士。当年袁崇焕被冤杀，是他俩夜盗督师的头颅，并决定一人为其守墓，一人保护袁氏幼子潜隐山东。2001年，我曾北京拜谒过袁崇焕墓，佘义士第十七代守墓人佘幼芝接待我们，她不知祖先的名子。而袁洪春说，祖上代代相传，佘义士名叫佘举。

    袁洪春原来并不知道他的祖先袁克亮是袁崇焕哪后裔，只道他的祖上来自山东莱州。袁洪春的堂哥袁安明，2001年到山东莱州寻根，遇到莱州老干部局处长袁佑三。他说，自己就是当年保护赵文君母子三人逃难到山东莱州的袁敬后人，是袁敬的第十四代孙。老父亲袁汉曾讲过，当年，五世祖袁志成为了侵吞袁克亮家产，造成数百年骨肉同胞分离。袁安明见到103岁的袁汉老人，也说出了这个秘密。老人松了口气，说到：“我们家已等你们十代人了，我也放心的去了。”两个月后，老人安然去世了。

    据袁洪春讲，袁崇焕与赵氏所生两子袁昊和袁杲，他们是袁昊的一支，而袁杲一支以及袁昊两子中的一子，两孙中的一孙，都流寓别处，不知所终。

    如今，袁氏后裔遍及全国各地，而且在北京、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加拿大等地都建有袁氏宗亲会。每逢袁崇焕诞辰、祭日和清明节，各地都要举行拜祭和纪念活动。

    袁洪春认为，祖宗不能是乱认的。我想，宗族文化源远流长，血亲断代尽管一直存有异义，我们也不可能运用现代化手段去一一加一甄别。历史风烟跌宕起伏，宗族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也经历了世事沧桑。以代计算辈分，是确定血缘关系的主要方式。但也不能用封建传统的眼光去争嫡庶，断定哪一支是真，哪一支是伪。

    分布在东北和辽南的两支袁氏宗亲都向我赠送了《袁氏家谱》。我想，通过在历史学家的进一步研究，袁崇焕后裔问题总会有一个比较确切的定论。

袁力

袁崇焕与古城

袁少波

    出山海关东行百公里，在辽西走廊中段，辽东湾西海岸，有一座建于570年前的军事重镇，历经十数次大小战争的洗礼而巍然屹立、坚不可摧的铁血城垣——兴城古城。

　　我用手触摸那坚实的城墙，像是触摸到历史的一个穴位。从那冰冷的条石和被风剥雨蚀的沟纹里，我依然读到一个民族奔腾的血脉，风操凛凛的气节。这城有一种宁静的力度，她虽然伤痕累累，仍不减傲视风云的雄伟、霸气。

　　时光在风云变幻中前进，历史在分分合合中展开。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的雄才大略初见端倪，13副衣甲统一了女真，在赫图阿拉登极称汗。他缔造了一支“攻则争先，战则奋勇，威如雷霆，势如风发，凡遇战阵，一鼓而胜”的八旗军。努乐哈赤依靠这支军队，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以“七大恨”告天，向明王朝宣战，计袭抚顺，智破清河，旗开得胜，明王朝震惊了，决策攻剿，以杨镐为经略，调集十二万兵马，分兵四路击后金赫图阿拉，结果被努尔哈赤击破。历史上著名的萨尔浒之战以努尔哈赤的全面胜利而告终。后金军势如破竹，下开原，占铁岭，取沈阳，陷辽阳，于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后金军在数天之内，外功内谋，里应外合，未加一矢，占领广宁，明在辽河以西的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明朝廷为着力挽危局，任命王在晋为蓟辽经略，王在晋概括其形势道：“东事离披，一坏于清、抚，再坏于开、铁，三坏于辽、沈，四坏于广宁。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为残局，至于四坏——捐弃全辽，则无局可布矣！”

　　广宁（现北宁）到山海关这200多公里地域，只有觉华岛（兴城菊花岛）及前所（兴城沙后所），前屯等几处尚有明朝残兵败将。

　　袁崇焕是时代造就的英雄。那是一个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时代，一个人心浮动，动荡不安的时代，一个注定要出英雄的时代，那时的大明王朝，已没了指点江山的豪情，也没有了秋风扫落叶的霸气，像一个垂暮的老人，靠药物在维持生命。满朝文武畏缩不前惧战。袁崇焕口出豪言：“只要给我兵马与粮饷，我一个人足可以守得山海关。”时成为黑暗中的一道火光，风雨后的一道虹霓，令御史侯恂，前辽东总兵熊廷弼，兵部上书孙承宗刮目相看。天启帝破格提拔为兵备佥事，派他去驻守山海关。

　　袁崇焕到山海关后，作为辽东经略王在晋的下属，初时在关内办事，王在晋见他做事干练，非常倚重，派他出关到前屯卫去收抚流离失所的难民。袁接令后一刻也没停，星夜兼程，凌晨入地，看得驻地官兵们一愣一愣地回不过神。顶头上司王在晋也服气了，正式奏请他为宁前兵备佥事，驻守前所（现为绥中前所，还留有古城，可能是我们国家唯一一座所级古城了），那时第一线的宁远城墙还没修好，没有防御工事，根本无城可守，他只能驻在此。主要防御设施都集中在山海关，山海关是“天下第一关”，防守北京的第一大要塞，然而它没有外围阵地，清兵若是来攻立刻就冲到关前了，单是守卫山海关未免太危险，没有丝毫退步的余地，大要塞失守，敌军便就攻到北京了。辽东经略王在晋主张在山海关外八里的八里铺筑城守备。他上奏说：“职非怯敌者，怯敌则出都之日，必请兵自卫，徘徊瞻顾而不敢行矣……诸葛亮风知于昭烈，知其谨慎，遂寄以大事……”遂又说出十忧，都是为山海关外的远地不可守。作为宁前兵备佥事的袁崇焕偏不听邪，他要推进防守线，八里哪够，起码向北二百里，到宁远去。这一架吵到皇上那，天启还是很民主的，派自己的老师孙承宗去巡边看看。孙承宗是万历三十二年的进士第二名（榜眼），这年六月巡边，批评了万历二十年进士王在晋，王在晋经孙承宗“推心告语，凡七昼夜”地规劝，仍冥顽不化。孙大学士也没了办法，只好上奏朝廷免去王在晋之职，自己出任督师，孙说道：“与其以天下之大，付之不可知之人，不如以天下之大，付之不可之我”。

　　袁崇焕这个书生果然韬略超群，为了稳固边防，袁崇焕采取“以辽土养辽人，以辽人守辽土”政策。鼓励当地百姓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政策一出，立竿见影，被后金政权蚕食的土地重新回到明朝的控制中，一个以宁远城为中心，从周边城堡为纽带的新防御体系初步形成。

　　可惜和谐军营没保持多久，由于党争，孙承宗由于不大的过失被太监头子魏忠贤去了职。回到北京，接替他的高第只愿躲在关内消极防守，袁崇焕的宁远城成了孤岛。

　　1626年正月，第一场硬仗开始了。袁崇焕先以城为依，坚壁清野，尽撤宁远外围之兵民，城外不留一卒一民；再画城分守，布设大炮。满桂守东门，祖大寿守南门，左辅守西门，将11门西洋大炮，设置城上。三是兵民同仇敌忾，他“结连一处，彼此同心，死中求生”。红夷大炮确实发挥了威力。城下旌旗在望，城头鼓角相闻。一枚不长眼的炮石，给努尔哈赤来了个亲密接触，一代天娇就此负伤，憋屈了几个月后亡了。这是明军与后金动兵以来第一次大胜仗，也是努尔哈赤起兵以来唯一的败仗。

　　宁远大捷了，打破了八旗不可战胜的神话，全朝上下高兴得都要晕了过去，有功人员都封赏了，袁大将军升为辽东巡抚，总揽关外防务。

　　努尔哈赤的继承者皇太极不忘父亲前车覆后车的警省，避开宁远的锋镝，重兵围锦州，要打第二场硬仗。

　　袁崇焕坚守不发，以逸待劳，只派了四千精骑兵，扰乱皇太极的后方。皇太极前面攻不下锦州，后面稳不住阵脚，只好杀了“回马枪”强攻宁远。结果自然和他父亲一样，败在袁崇焕的坚城利炮下。

　　宁锦大捷了，这是明军的又一次重大胜利，尽管在魏忠贤“坐视锦州于不顾”的诬陷下，袁崇焕被迫回乡赋闲了，但他的个人声望，已达到顶峰。连八旗都承认，“议战守，自崇焕始。”

　　孟子曰：“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坚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

　　党争和领导班子不合是晚明的一大特点。

　　斗转星移，天不变，皇上在变。崇祯皇帝没几个月就上台了，少年天子第一件事，就是惩治阉党，赐死了魏忠贤。第二件事就是召回了袁崇焕。平台召对，袁崇焕夸下海口：“五年复辽”，崇祯大喜过望，你若能收回辽东，要钱给钱，要官给官。升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右都御史督师蓟辽。臣轻率，君急迫，如此绝配。

　　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亲率大军，以蒙古人为向导，绕道从长城的龙井关和大安口进关，围困北京。袁崇焕闻讯从宁远赶回北京，两军激战，袁崇焕胜了，使北京转危为安。

　　袁崇焕虽然胜利了，但他也把厄运召唤到自己的身边。皇太级在战场上不能打败他，便在政治上设计陷害他。后金军在战斗中俘虏了两个明朝的太监，皇太极在亲信谋臣范文成的建议下，在他们身上打起了主意，先派人在囚禁这两个太监的地方散布袁崇焕已和清军秘约，先详攻后里应外合的假情报，同时故意让被俘的太监逃跑，于是“里应外合”的离间计飞到了崇祯的耳朵里。

　　袁崇焕入援北京。“心焚胆裂，奋不顾死”，但城里阉党编造后金是袁崇焕勾引来的流言四起，加上魏忠贤的余党，也是受过毛文龙大量贿赂的一批官僚和太监，他们处心积虑地想将袁崇焕定成死罪。

　　尽管后金的反间计和阉党的诬陷内外呼应，但他们只有通过崇祯才能得逞。崇祯对人时信时疑，喜怒无常，对袁崇焕先是晋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蓟辽督师，赐尚方剑，及其入援北京，又赐玉带。当阉党的流言、后金的蜚语灌进他的耳朵之后，他便顿生猜疑。

　　袁督师下狱后，辽军将士震动很大。有一个叫钱家修的平民，到宫门递了一件为袁崇焕辩白的“白冤疏”言辞痛切，说是杀袁崇焕他愿意同死。关外的老百姓和战士，天天有人到孙承宗大学士那里痛哭诉冤，要求释放袁崇焕，宁愿用他们自己的生命代替受刑。

　　“崇焕无罪，天下冤之”。但天下的冤声灌不进崇祯 的迷窍。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十六日，袁崇焕终于在阴谋捏造的“擅杀大将，勾引敌人来胁迫朝廷求和，谋判欺君”的罪名下被杀害了。他的妻子和兄弟受到株连，流放千里之外的边远省份。

　　袁崇焕惨遭残酷磔刑，俗称千刀万剐。袁督师死后，其仆人佘义士“夜窃督师尸”，葬北京广渠门广东旧义园（现为北京崇文门外东花市斜街54号）终身守墓不去。

　　我看了不少明未清初史书，如计六奇的《明季北略》，王在晋的《三朝辽事实录》，周文郁的《边事小纪》，以及现代史学家阎崇年和李治亭的文章，似乎明白了一些史实，然而真正的历史只有古城知道。时间把许多源头与谜底湮灭了，只有风在大地上吹拂，仿佛古老的旋律，永远让人不知它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

　　历史是一个太沉重、太沉重的话题，古城所能记录的那一环，斑镧的铁锈不知已开出了多少虚幻的岁月之花。现代太善变，太虚幻，古城在飘眇的时空坚守千年的寂寞，悲哀……

（来源：葫芦岛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