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故乡情缘

袁明军 · 发表于 2014-2-19 19:5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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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故乡情缘

作者：马海珍
　

   一、
　　袁世凯（1859～1916），河南项城人，故时人呼为“袁项城”，如李鸿章之称李合肥，张之洞之称张南皮。
　　清代中后叶，项城袁氏经过四代人的经营，由耕读传家，发展到名门望族。乾隆年间，袁世凯的高祖两兄弟，由祖墓所在地袁阁，播迁到张营村（其后，因为袁氏发达的缘故，张营也就改称为“袁张营”了）。他们在袁阁始迁时，有家产三十余亩地。他们有四个儿子（这是袁世凯的曾祖辈）。经过父子两代的奋斗，约在嘉庆道光之交，已有土地二百五十亩左右，为原来的七八倍。四兄弟析产分家，每人八十余亩，已经是小康人家了。子弟们也已经开始读书，求学仕进。
　　袁世凯的曾祖父叫袁耀东，在堂兄弟四人中年龄最少，分家时已经进学考中秀才，步入科举考试的第一道门槛。他有四个儿子，树三、甲三、凤三、重三。这是袁世凯的祖父辈，他是树三的孙子。袁耀东与夫人郭氏紧严持家，在奋力科考的同时，督导儿子们读书上进。不幸的是袁耀东青年早逝。袁树三长兄代父，督责三个弟弟求学。然而，天不佑人，祸难再次降临袁家，就在袁树三成秀才以后不久，也被疾病夺去生命，英年早逝。
   袁耀东遗孀郭夫人，含辛茹苦，持家教子，由次子袁甲三率领弟弟、儿子和侄子们继续努力奋发进取。在十九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终道光一朝三十年间，在袁家成就了两个进士、一个举人。进士是袁甲三及其儿子袁保恒两父子，举人是袁树三的次子保庆。随后，在咸丰年间，袁甲三次子保龄，也中了举人。他们父子叔侄四人，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剿杀捻军的战争中飞黄腾达，升官发财。袁甲三官至漕运总督钦差大臣，袁保恒先后任礼部、户部、吏部侍郎，袁保庆任官江宁盐法道。家产亦随之暴富。经过袁甲三叔侄两代的积聚，在同治光绪之交，郭夫人百岁之际，仅只在项城一带，袁家的土地田产在四五千亩左右，约为乃祖袁耀东分家时所得田产的五十多倍。由于前述袁家的特殊情景，袁甲三叔侄没有分家析产，而是以老寿星郭夫人为核心，数代同堂，聚族而居。
　　袁张营是袁氏祖居之地，袁甲三成进士，做京官之后，在此建造了宅院“大夫第”，也是他当了漕运总督钦差大臣后的大帅府。这是项城袁氏的正式“府第”。咸丰年间，豫皖捻军蜂起，为避捻乱，又在今日袁寨之地，建筑寨堡，作为避乱之所，其后，也成为袁氏族人另一居住点。
   1859年（咸丰九年）袁世凯出生于袁张营，为避捻的缘故，也经常住在袁寨。他的父亲是袁树三长子保中。保中有六子，袁世凯行四，庶出。因叔父保庆无子，幼年出嗣于叔父保庆
　　袁世凯出生前十余年至他离家赴山东投奔庆军谋生的三十余年间，是项城袁氏家族的鼎盛时期，也是由兴盛到中衰的转折时期。期间，同治初年叔祖袁甲三去世，同治末年其嗣父袁保庆死亡，1878年（光绪四年），从叔保恒死于河南饥荒的赈灾现场。袁氏家庭的政治支撑尽失，余下的京中下级官员从叔袁保龄以及靠荫封得官的几个族叔，已经无力支撑起袁氏家族这座大厦。袁世凯人生道路随之也发生了巨大转变：由一个目空一切有硬靠山的强势官三代、官二代，变成需要自谋出路的“社会青年”。
　　袁世凯本人，幼年随嗣父宦游济南、南京等地。他的嗣父袁保庆，官位虽仅至道员，但那是江宁盐法道，最美的肥缺，嗣母仅有这一个宝贝过继儿子，自然百般爱抚。少年时代的袁世凯完全是娇纵异常的公子哥一个。笔记小说有不少生动的记述，当不全是杜撰。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873年（同治十二年）中，袁保庆突然暴病死于任上。在袁保庆的淮系朋僚的帮助下，袁世凯扶嗣父棺柩回籍安葬。保庆没有入葬袁阁祖坟，而是别行拔坟立祖，营葬于袁寨西地。
　保庆死后次年，袁世凯生父袁保中亦去世。保恒、保龄兄弟主持分了家。分家方案是，除留出公用者外，不论老房头，亦不论辈次，按当前实际，保字辈诸兄弟和世字辈诸兄弟，每有一男，分一份田，计口授业。保庆一家因只世凯一男，就老房头而言，因弟兄少分地亦少。保恒、保龄两兄弟自愿把自己应分得的份额，补贴给因弟兄少而吃亏的老房头，并主动担负起弟侄中可造就者的读书上进的教养，以及婚嫁之资的帮助等等。袁世凯嗣母牛夫人，中年失夫，嗣子世凯仅只十三、四岁，对保恒、保龄两位从弟的人品道德十分信任，除听从他们的意见，将袁世凯送到北京，随保龄读书外，自己也想依傍袁保恒生活。曾一度计划随任左宗棠军粮台的袁保恒到陕西居住，当袁保恒迁升侍郎至北京任职时，也曾计划举家迁到北京。不过，最终择居府城淮阳袁甲三祠侧。家中主要收入，是分家时分得的袁阁、袁张营等项城的土地，另有一些积蓄银两放出生息。而袁世凯的生母刘夫人，则带着其他几个庶出的儿子一直住在袁张营。
　　袁世凯少年失怙，从叔袁保恒保龄兄弟担负起了督导教育他的责任，命他到北京的家学读书。三四年的严格管教，袁世凯由一个浮华躁动的纨袴子弟，发展成为可堪造就的“中上美材”。1877年冬至1888年春（光绪三至四年间），随保恒赴河南赈灾中，也表现得甚为干练，颇得好评。但是，1876年和1879年光绪二年丙子科、光绪五年己卯科的两次乡试，袁世凯均未能考中举人落榜而归。
   举考试的失利，阻断了他像祖辈、父辈那样，由正途入仕的道路。而此时，他已年届二十，娶妻生子，成了真正的一家之主，面临着养亲抚幼的家庭重任。为了个人前程，家庭生计，在1880年（光绪六年）二十岁的袁世凯赴山东登州，投奔在那里驻扎的淮军大将吴长庆。这是袁世凯首次外出谋生。他比着同命运的同龄人所具备的优势是，他有靠先人余荫积累下来的在淮系、湘系文武要员之间的人脉关系，这个看得见摸得着的“软实力”。
　　吴长庆是袁世凯嗣父袁保庆的挚友。他待袁世凯不薄，视若子侄，为他安排了职事，薪俸甚丰，同时为他指定了导师，督导他继续谋求读书科考仕进。袁世凯自己一开始也没有把庆军兵营视作安身立命之所，而是把近期目标锁定在1882年（光绪八年）的壬午科乡试。《容庵弟子记》所说的那些卑弃科考，大丈夫投笔从戎的话，只是气头上的一时冲动的狠话而已。然而，人算不如天算，袁世凯离家赴山东投军的确成了他发迹的起点。
　　

二、
　　袁世凯于投奔庆军之次年，1881年秋，曾回籍参与安葬叔父保恒，短期逗留，即回登州防次。在步入仕途之后，直至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请假返里殡葬生母刘氏，二十一年间，先后回乡仅四次，总计只有大约一年的时间。1902年以后至其辞世的十余年间，亦再未回过家乡。袁世凯的这四次还乡，在他的生命轨迹上都有着十分重要的转折意义，家乡是他避风港，也是他积聚能量，蓄势待发的策源地。
　　 1882年，与清朝有着传统宗藩关系的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清政府派吴长庆统庆军前往平定，袁世凯随军入朝鲜。他对吴长庆颇多赞画，对分任的事务，颇能尽心圆满完成。事定论功，吴长庆以其“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为之请功，获授同知，并赏戴花翎，成为清军体制内有品级的官员。他还应朝鲜国王邀请，为其编练新式陆军。
　　 1884年，以中法战争吃紧，朝廷调吴长庆驻守辽东半岛金州，吴长庆留部分庆军仍驻朝鲜，以吴兆有为统领，以袁世凯统其副营，亦留驻会办军务并兼理粮饷，跻身于庆军高层。1884年冬，朝鲜开化党人依靠日本势力，发动“甲申事变”，杀戮重臣，日军占据王宫，国王出逃，并传开化党打算另立新君，朝鲜政局危殆。驻朝鲜庆军报告国内请示机宜。但当时通讯手段，是文件用轮船运到秦皇岛，然后才能拍电报到京师。在国内指令未到之前，袁世凯主张立即出兵稳定朝鲜局势，但吴兆有等迟疑不决。袁世凯力排众议，认为局势急迫，应立即出兵，挽救危局，并慨然承担擅自出兵的一切后果。吴兆有等勉强同意。袁世凯率领自己所统庆军及代练朝鲜新军，攻入王宫，击退占据王宫的日军，日军由汉城退到仁川。袁世凯先迎接朝鲜国王入驻己营，随后护送国王与王妃回王宫，并应朝鲜国王之请入驻王宫拱卫。袁世凯又动用军饷，赈济被难韩臣遣属。朝鲜政局转危为安。朝鲜国王十分感激袁世凯保存韩室之功，他说：“袁某拯我于危，扶我宗社。人谁无情，岂能听人閒言，忘其大德。”

      事后，日本当局向清政府提出交涉，追究袁世凯所谓破坏韩局之责任。其时，吴长庆已于7月病逝金州，庆军上下对袁世凯不满情绪也乘机爆发，形成了一个“驱袁风潮”。吴长庆的首席文案张謇领衔发表了致袁世凯的公开信，历数袁世凯在庆军中的许多不是之处。吴光有等更把平定甲申事变引起国际交涉的责任，一股脑推给袁世凯。一时之间，袁世凯处境内外交困。直至年末，吴大澂以会办北洋军务的身份来韩处理甲申事变善后事宜，才有根本转机。
　　吴大澂至韩，调查了甲申事变的全过程，对于袁世凯应变的胆略及措施处理，十分赞赏，认为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袁世凯以请假省亲离开庆军。吴大澂有意成全他摆脱尴尬处境，乘事毕返国偕其内渡。归途中，作为清流领袖、著名学者的吴大澂，用篆书写了一副对联题赠袁世凯：“凡秀才当以天下事为任；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并附以长跋曰：“慰庭仁弟念母情切，乞假归省，朝鲜士民攀留之不暇。余不忍重违其意，偕之内渡。然时事多艰，需才正亟，尤愿慰庭在远大自期，移孝作忠，共图干济，因撰是联赠之”。同时，吴知袁有子克定，乃主动提出两家联姻，把女儿许给袁世凯为儿媳。尽显了对袁世凯的赏识与栽培之意。当时，袁执意婉拒了吴的美意。但在四年以后，吴大澂以其恳挚促成了吴袁联姻的佳话。吴大澂恳请袁世凯的叔父袁保龄做媒人。吴在信中说：袁世凯这个年青人前程不可限量，其功业将不在左宗棠之下。他是在效法封疆大吏陶澍赏识举人左宗棠而讨左女为媳的故事。
      1885年（光绪十一年）春天，袁世凯回到天津，第一次谒见北洋大臣李鸿章。李十分赏识这个年青人，相见之下，即“许以任大事”，并准其回籍省亲。这是袁世凯离家外出谋生后的第六个年头。在庆军及朝鲜数年的闯荡，既未衣锦返乡，且失去了在庆军的差使。但锋芒初试，身手不凡，博得了决策层的赏识，可谓得失参半，得大于失。
　　1885年清政府调整了对朝鲜的对策，决定加强对“藩属”的政治控制，先送大院君回国，后派遣驻韩的政治代表。其时，清朝对朝鲜事务由北洋大臣李鸿章具体负责管理。他在北洋济济的人才库中，选取了袁世凯当此重任，实出常人意料之外。其时的袁世凯位卑年轻，26岁的一个五品衔同知。5月，李鸿章急招在籍的袁世凯速来天津。先派遣他护送朝鲜大院君回国，不带兵卒，仅一提督衔的将军同行，以充分发挥其在甲申事变中稳定朝鲜王室的余响。回国销差后，即奉命以“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正式出使朝鲜。其官衔任知府，到任后即以道员用，由州县之佐贰，一跃而升为司道大员。就其职任来说，因为朝鲜为“藩属”，不派遣平等的使节，于西方国家驻韩使节而论，袁世凯这个职称仅相当于“总领事”，但就“上国”代表任务而论，居于“半主之间”，则尤在列国“公使”外。
　　  李鸿章招袁世凯来天津任事，标示着他前在庆军所受的挤兑与委屈，终可扬眉吐气，一伸昭雪。然而他的堂叔袁保龄则特地告诫他：千万不可得理不让人。“此事在人福泽度量，非仅防是非也”。这不仅是因为当时的天津乃淮系巢穴，盘根错节，李鸿章爱屋及乌，袁世凯要投鼠忌器，谨言慎行，更有关个人修养，为人做官度量气质。袁世凯谨遵乃叔所教，果然躲开了因言遗祸，而更得李鸿章青睐。
　　袁世凯第二次回籍是1891与1892年之交。这次是回籍治嗣母牛氏之丧。上距第一次回籍七年。先是牛氏乳腺癌病重，袁世凯请假省亲。不久牛氏病殁，袁世凯安葬嗣母于袁寨村西，与嗣父袁保庆合墓。同时申报朝廷，请求按制度开缺守制三年。清政府以朝鲜事务紧要，无人替代，赏假百日。假满，移孝作忠，即回朝鲜任事。一介候补道员的差事，居然要“夺情”留任，这标志着袁世凯不仅在官场牢牢地站住了脚跟，而且博得了北洋大臣和朝廷的信任。早在1890年，亲政后的光绪帝就对李鸿章说：袁世凯“甚有才识，我用他事甚多，可令其好好办，不可令其回来”。
      袁世凯初使朝鲜时，品衔为“三品衔升用道”，已属破格。第一任三年期满后，1890年初，李鸿章以袁世凯“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的极佳考语，请旨升其为“二品衔补用道”。这次袁母丧假满，回到朝鲜后不久，即“奉旨以海关道记名简放”。第二年春，即补为浙江温处道道员。此时，袁世凯在得到道员级别八年半之后，终于成为真正的实缺道员。这年袁世凯34岁。
　　然而，袁世凯并不是升官的狂喜，而是某种忐忑不安。诚如他致其从弟袁世承的信中所说：“人得缺而喜，我得缺反生许多心事”。他的心事是“不忍远我帅也”，即不希望远离北洋的势力范围圈，离开李鸿章的卵翼，而远赴东南的温处道，实在是利害未卜，甚至担心是失去了李鸿章的信用：“帅真将摈诸南海耶？”他们兄弟曾经议论：“津关太受气，初非所愿”，“如能与东边道对调，乃有裨公私”。袁世凯已经不是岌岌惶惶于奔走一官半职了，而是在谋求最佳的的升迁道途。
　　袁世凯第三次回籍，是在回籍奔丧的三年之后的1895年春夏。时在甲午战争失败，《马关条约》订立之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袁世凯奉调回国，旋即作为周馥的副手派往东北主持后勤转运。前线的现实直观地令他们认识到胜局无望。袁世凯曾上书当局锐身自任编练新式陆军，以作败后复兴的根本。但当局者无暇理会与采纳。停战议和，李鸿章奉命奉日谈判订立《马关条约》，他将失去直隶总督大臣之职亦成定局。周馥与袁世凯相约，待条约订立后，战争结束，二人即联袂离开天津南下。周是为表示与李鸿章共进退，袁则是前往浙江温处道赴任。5月28日，袁世凯先请假回籍省亲，稍事逗留，即顺淮河东下至淮安与周馥相会小住，然后南下。袁世凯在南下赴任之际，迂道过豫省亲，自然是情理中应有之义。但实际上似乎也隐含着一个不便明言的期待，即朝廷启用他主持编练新式陆军。而且这种期待成为可能的几率是很大的。其时，有鉴于甲午战争的失败，练兵图强，改革政治，乃是全国上下有识之士的一致呼声和共识，要求清政府果断决策，而袁世凯则是主持练兵的最佳人选。
　　时机果然随心所想而至。6月15日，军机处电寄河南巡抚刘树棠：“浙江温处道袁世凯现在请假回籍。著刘树堂饬令来京交吏部带领引见”。原来是朝廷接受举国舆论练兵图强。军务处王大臣会议遴选奏请袁世凯主持其事。
　袁世凯到京后，8月初，光绪皇帝召见，命其条陈政见。20天后，袁世凯条陈请变法图强的“万言书”：“遵奉面谕条陈事件请代奏折”。又一个半月后，编制了《上翁同龢参用西法训练洋队章程》。12月8日，光绪皇帝明发上谕，任命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上谕曰：“据督办军务王大臣奏：天津新建陆军请派员督练一折。中国试练洋队，大抵参用西法。此次所练，系专仿德国章程，需款浩繁，若无实际，将成虚掷。温处道袁世凯既经王大臣等奏派，即著派令督率创办。一切饷章，著照拟支发。该道当思筹饷甚难，变法匪易，其严加训练，事事覈实。倘仍蹈勇营习气，惟该道是问懔之，慎之”。光绪帝把练兵强国的重任寄托在袁世凯这个36岁的年青道员身上。晚清政坛上一颗新星耀然升空。
　　袁世凯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回籍，是1902年安葬生母刘氏。时在第三次回籍的七年之后。这是袁世凯飞黄腾达的七年，他由司道跃升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位居疆吏之首，且身兼参与中央决策的八项兼差，名副其实的汉臣领袖。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6月15日，袁世凯在山东巡抚任上，其生母刘氏病故，清政府再次令他“夺情”留任。刘氏的棺柩也不得安葬而暂厝于济南城外，后由袁世凯同母兄世廉等扶侍回里。10月28日，李鸿章病殁于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任上。回銮途中的慈禧太后，电旨擢升袁世凯继任。在“夺情”署理原官时升迁，实为罕见的荣遇。
　　1902年10月，袁世凯在同列国交涉收回天津，交割完毕，直隶政务正规就绪之后，清政府特准假期，回籍安葬生母刘氏，择县东北的洪塜洼建塜立墓。园规模宏大，正门立巨石牌坊。慈禧太后诰授刘氏一品夫人，光绪皇帝下旨令河南巡抚派员致祭，权倾朝野的儿子扶柩归葬，两江总督张之洞撰写墓表，可谓备极哀荣了。
　　刘氏未能归葬袁阁袁氏祖茔，与其丈夫袁保中以及他的元配夫人刘氏合葬，据说，是因为嫡出的袁世凯二哥袁世敦作梗。其实，据实情而论，似乎也不无具体的原因。倘刘氏仅为达官之母，虽为侧室，但已“扶正”为继室，入祖茔与丈夫、元配合墓，自然顺理成章，而今刘氏因系袁世凯生母获赠以“一品夫人”入墓，而丈夫袁保中因袁世凯出嗣不获诰封，墓碑亦无法为文。因而不能如袁甲三的祖上那样以诰命堂皇立碑，刘氏人以“一品夫人”坤官立塜，也在情理之中。
　　袁世凯葬母后，取道京汉铁路南下武汉，会见湖广总督端方，视察当时全国最大的洋务实业汉阳铁厂，然后沿江东下，过南京会晤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到上海晤商约大臣吕海寰及在籍守制的电报局总办盛宣怀等，最后回天津销假。这是袁世凯登上政坛之后的唯一一次长江巡行。终其一生，袁世凯从未到过中国的江南半壁。
　　

三、
回籍安葬生母之后，不论是罢官遭谴回籍，还是起复任湖广总督，督师南下路过家门口，袁世凯再也未回过家乡桑梓之地了。辛亥南下督师，军务倥偬，自然不可能像常人那样，顺道回乡探视祭扫。而光绪三十四年末，被罢官开缺后，不回原籍，却选在彰德建洹上村隐居，是选择靠近京师，交通便利之地，为了蓄谋东山再的刻意谋划，则是某些论者们为“坐实”袁世凯阴谋行为而罔顾史实的编造。
　　首先，告老退休后择居豫北，是袁世凯督直时期，至迟在入直军机拜相之时就确定下来的。并不是罢官遭谴时的匆忙临时措施。他事先已经委托北洋袍泽汲县人何棪在该县西关马市街买下一座当铺大院作为退休养老之地。汲县是卫辉府的附郭县，当铺是当时县城之内最为宏大坚固的建筑。现在残存的厅堂和后院依稀可见其规模。袁世凯罢官后出京回籍之地，即在此。其时已在中历年底，过春节，该县绅士王锡彤、李时灿前来拜谒相晤亦在此地。
　　其次，袁世凯退休后选择不回项城居住有其客观实情。按清朝制度，所谓回籍，并非特指回家乡所在之州县，只要回本省即可，甚至只要离开京城择居外地亦无大不妥。袁世凯自出嗣保庆并随之宦游各地后，项城桑梓之地他回来的日子不多，袁张营的帅府，新修的袁寨均无他的住宅。他这一支一直寄寓陈州府城袁甲三祠旁的院落，且有甲三的孙子们合住。除了另行大兴土木，项城、陈州府城，均无退休宰相适居之所。而地处豫东南的项城、陈州，比着豫北卫辉、彰德的人文景观，交通条件等，确有其不便之处。而且豫北卫河一水可通天津，这里是袁保龄、袁世凯叔侄两代发迹之地，有其雄厚的人脉关系所在。袁世凯择居豫北是理所当然的了。
　　第三，择居彰德建洹上村，确是几经筛选而定的，但并无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袁世凯入住何棪代购的汲县宅居之后，甚不满意，嚣杂而湫隘。于是，筹画另择新居，先在辉县苏门山百泉造建了别墅，又在辉县西关徐世昌的水竹村附近建造了占地十余亩的大院落，还在辉县薄壁附近，花千余重金，买山二十余里，拟建别墅居住。同时他也接受了亲家何炳莹提供的彰德城西洹河上的院落，几经对比，最后选定了洹河上的大院建造了洹上村，作隐居之地。史实证明，洹上村的选择以宜居为目的，并无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论者们所做政治蓄谋的索解，是故作高深的曲笔。

来源：中国经济网 2013年09月02日 1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