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相国”徐世昌为袁谋清

袁力

北洋“相国”徐世昌为袁谋清

　　1912年12月之后的两年间，逊清太傅太保徐世昌“忧愤国是”，息隐青岛。

　　因有朝班待漏之旧习，每天天未亮，年近六十的徐世昌就起来了。洗漱之后，即用早点，然后由人陪同逛花园，赏花木。由于世人评说徐太傅画不如诗、诗不如字，徐氏就勤于练画，每日必习画一个多时辰。

　　汉臣生而享“太傅”殊荣者，凤毛麟角，而此时，清室已亡，徐太傅唯有避居海角、“不食周粟”。悠游林下之余，徐世昌每月必与“盟弟”、大总统袁世凯书信往还。徐世昌的亲信与袁世凯的使者，穿梭于京胶之间，互通消息，往来殷勤。

　　皇室托孤

　　徐世昌获授太傅，是在清帝国风雨飘摇，大树将倾之际。

　　1911年12月6日，清摄政王载沣退位归藩，同日，诏授徐世昌少帝太傅太保衔。

　　此时，距武昌起义爆发，不过两月余。革命风潮不仅席卷东南，北方局势也日趋不稳。迫于无奈，清廷诏命袁世凯重新组阁，撤换“皇族内阁”，以安抚立宪派与革命党，保全“帝制”。

　　随着载沣退位，以及禁卫军权收归袁世凯。孤儿与寡母（溥仪、隆裕），予取予夺，皆由袁世凯。危难之际，清廷想起了忠厚可靠的徐世昌，名授太傅，实为托孤。

　　徐世昌临危受命，自感责任重大，于次日即上书力辞，请“收回成命”，清廷诏不许。载沣、隆裕出此办法，是因为徐世昌历事光宣两朝，二十年间，由翰林院编修而军机大学士，出将入相，受恩深重，必思报答。以徐与袁的私交而论，此举或许能影响袁世凯，求得保全。武昌事变后，正是内阁总理奕劻与协理徐世昌力荐，载沣才转移心意，重新起用袁世凯。不过两个月，袁世凯步步紧逼，使内忧外患的清廷走入绝境。解铃还须系铃人，汉臣徐世昌，已是清廷最可倚仗的人选。

　　清廷以徐世昌为国之柱石，而袁世凯更倚之为左膀右臂。此前四天，载沣之弟载涛解职禁卫军训练大臣之后，袁世凯即派徐世昌专司训练。为解除载涛的军权，徐世昌向袁世凯献策，请载涛出征武汉，载涛畏惧，乃自请解职。随后，摄政王载沣辞位，不再干预政治。据说民国笔记史料记载，说袁世凯去载沣的，也是徐世昌。

　　翰林入幕

　　北洋集团，自1895年小站练兵创立以来，武则项城（袁世凯），文则东海（徐世昌）；袁为军主，徐为“参谋”。入民国后，因徐世昌曾任前清军机大臣，北洋人皆呼徐为“老相国”。

　　1879年，靠给幕府当书记谋生的徐世昌结识任侠好施的袁世凯，袁仰慕徐世昌之才，遂资助其北上应试。1886年，徐世昌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

　　入翰林，算是在科举之途上修成正果，其实未必。清朝翰林，分“黑红”两种。“红翰林”可“上天入地”：“上天”者，陪侍皇帝，前途无量；“入地”者，外放学官，门生遍布，束脩丰厚。而“黑翰林”，则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唯有苦熬。不幸的是，徐世昌当时便是这样一个“黑翰林”。因军机大臣、清流领袖李鸿藻对他评价不佳，一句“虚矫过人”，便使徐世昌没有任何外放机会。九年里，徐世昌始终官阶七品，年俸45两银子，没有额外收入，生活困顿不堪。此时，“盟弟”袁世凯又伸出了援手。袁世凯小站练兵，即聘徐世昌为营务处总办，年俸2000两银子。

徐世昌以翰林入幕，为军士讲解儒家忠孝之道，北洋军皆以出自“翰林门生”为荣。民国前十七年叱咤风云的北洋系军事首领，包括张勋、曹锟等，皆出自徐世昌门下，故而徐氏在民国北洋系分裂之后，常作解人，折冲樽俎。

　　徐世昌的政治地位，随袁世凯步步高升而亦步亦趋，先后任尚书、钦差大臣、军机大学士，位极人臣。从七品至一品，不过十年，升迁之快，为有清以来第一人。

　　1909年初，载沣当国，以“足疾”令袁世凯“开缺”，徐世昌自请病退，清廷以其忠，不允，1911年皇族内阁成立，徐世昌在“满九汉四”的奕劻内阁中任协理大臣。清廷在袁世凯失势之后始终不彻底清算北洋系，实因北洋系在清廷肘腋之下，激则生变，保留徐世昌，也留下转圜余地。而徐世昌，也始终心念“恩主”，在袁世凯“回籍养疴”的三年中，徐氏左支右绌，维系北洋各路力量，并多次说清廷重新起用袁世凯，但终为载沣所抑。

　　辛亥革命前夕，徐、袁所捐资重修的河南辉县百泉工程竣工。徐世昌书写碑文：

　　“时方多事，风云倜扰，不知所穷，要非沉雄俊伟之才，不足以贞多难。”

　　诏书添墨

　　风云际会，辛亥革命的爆发，使“沉雄俊伟之才”袁世凯终于有机会出山“贞多难”了。从辛亥年清廷下诏起用袁世凯这一天开始，徐世昌也跟着忙碌了起来。

　　袁主事，徐主谋，风云际会，这一对老搭档再度携手。袁世凯凡有要事，必先转呈“菊人大哥”过目。

　　清授徐世昌太傅衔之际，南北和谈正在秘密进行。“共和与君宪”，是南北两方最为根本的分歧，也是议和能否谈成的关键。此时，袁世凯受汪精卫等人影响，态度逐渐由君宪转向共和，南北和谈由此获得关键性进展。但皇族部分成员不满袁世凯和谈之举，由良弼等人结成宗社党，力主维持君宪，申斥袁世凯悖逆。

　　在国体问题悬而不决之际，又是“盟兄”徐世昌，再次充当了皇族与袁世凯之间的调停人。徐世昌说服奕劻与载沣同意共和之议，与宗社党形成分庭抗礼之势。1912年1月26日，宗社党领袖良弼为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君宪之议自此销声匿迹。

　　1912年2月12日，几番周折之后，《清帝逊位诏》终于颁布，是为中国帝制时代的终诏。此诏，由张謇起草，徐世昌加入一段，其中一句“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从法理层面规定了袁世凯作为新政府首脑的法律地位，尤为关键，非娴于官场之人不能办。

　　在中国帝制时代终结的这一天，徐世昌日记中仅有一句话：

　　“今日奉旨宣布共和政体，组织临时政府。”

　　是年，徐世昌以清廷遗老退居青岛，以示不入新朝，不为贰臣。两年后，徐世昌复起，出任袁世凯政府国务卿。启程前，其弟世光陈词：你忘了清室于你皇恩浩荡？议和之际，你曲从袁谋，已为人所议；今再为袁效力，将有何面目见先帝（指光绪帝）于地下？徐竟不答。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