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回“老斋公”

袁平

再回“老斋公”

作者：宋平南王袁世明第二十七世孙袁志

    日前，禹明先先生又发表了一篇《习水袁氏历史研究》文（以下简称《研》文），完全违背了自己2011年11月26日发在网上的《土城袁氏历史研究》（以下简称《土》文）所说的“今天的答复，算是对袁志的永久性答复”的承诺。因《土》文中禹某自称吃了斋豆腐的“老斋公”，袁志曾以此撰《回敬“老斋公”》（以下简称《回》文）以答复。今禹某又自搧耳光食言，借前题变本加厉地发挥污辱，袁志只得再回“老斋公”。否则不礼貌啊！

    幸而袁志早有预料，在《回》文里就说得很清楚：“如果老师肯金口重开，袁志也不会怪你自食其言，而且还会有问必答”。焉知袁志居然一语中的，老先生果然重开“金口”了，可见禹老先生“风格之高”！

    读文先读人，禹某之风格究竟有多高，袁志不好说，只能就仅有的两次见面，不加半字虚构，作一介绍，以帮助读者识人。2013年在遵义召开的全国土司文化研讨会上，有文史界领导介绍我与老先生相识，禹先生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连连摆手说：“不说了，不说了，我们以后不说这事了。”态度友好得让袁志感动。

    2016年2月24日召开的“景福寺袁氏宗祠重建筹备大会”上，袁氏因出于尊重，禹某才有幸列席并获得发言机会。当时我坐对面，禹某一开口就说对不起袁家，对不起袁志，自己母亲也姓袁，不应该发文攻击，并主动说回去把攻击袁氏的文章撤了。含习水县其他领导和文化界嘉宾等全体到会人员皆可作证。不料这人后来的话越说越跑题，当场惹火了我德高望重的袁绥华长辈，他老人家可不是袁志这样的无名小卒。他是我始祖袁世明公第二十五世孙，留美物理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和西南大学教授、博士导师，写的国际级论文数不胜数。老人家当时发怒公然撵禹出门，禹当时也确实佯装发怒离席，但没有想到的是——仅仅10来分钟，居然自己又入会场，不但全程听完会议，还吃了中午饭。我不知禹老先生吃饱没有，只记得他出来时再次握着袁志的手，说他回去就删除发在网上的《土》文，要袁志把《回》文也删了，还再三要袁志去他遵义的家中做客。

    回来以后，我因为丢失了密码，进不了自己的博客，加之绥华长辈再三阻止，没有删除《回》文，不知是袁志未删文章还是绥华长辈之驱赶惹恼了禹先生，禹某才一怒而发了这篇《研》文。但从《研》文落款来看，是“2016年2月18日于遵义”，比我宗亲会议早一周！显然禹某早有预谋，早已成文。去参加我族盛会，只不过是“刺探情报”罢了！

    如果读了《研文》，各位肯定明白了禹某为何被驱赶也不走，为何还要赖着吃一顿午饭了。不过他既在一周前就准备了攻击袁氏的重磅文章，被驱赶又居然回来吃得下饭，吃了饭又能握着袁志的手再三道歉，“诚恳”邀请，而且当天晚上又劳我宗亲安排住习部大酒店，入住时说得很好，感激涕零样，而背后却准备着匕首杀人，典型的上桌子吃饭，下桌子咬人。这风格值得全世界仰视！

    至于其他方面人品，袁志不便多说。现就《研》文有关问题作以说明，回答对否，请读者批评指正。

    禹某开篇就说“习水袁氏是明代播州地区七大姓土司之一，是今天赤、习两县境内的世袭土官，自南宋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在西南战场抗元战争中以军功升迁武职奉命镇守土城，到清朝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裁撤威远卫建置，袁氏以地方最高军事长官的身份统治土城历史长达452年之久”。而后又列举了诸多“史料”驳斥我族来历。那么我想请问禹大师：既然我族的来历你要引经据典否认，你说袁氏“自南宋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在西南战场抗元战争中以军功升迁武职奉命镇守土城”一语的依据又从何而来？袁氏在抗元战争中立的什么功？升迁什么武职？奉谁的命令镇守，依据在哪？你有吗？

    你拿不出依据，算不算杜撰？

    禹某说“只有采取对国家历史研究负责任的态度，用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治学原则才能把袁氏历史研究清楚”。那我们就来看看他是怎么研究的。

    禹某的研究，大部分采用了我袁氏家谱资料，主要针对的是明朝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吏部尚书蹇义为袁氏所写的《袁氏族谱光裕录序》，提出的是《光裕录》中把元代的“贞顺夫人”同宋代的“理宗皇帝”扯在一起的严重错误，这确实是个不小的失误。禹某借此大加发挥，得出了我族请蹇义帮助伪造家史，我族是当地巴县原著民的结论。

    各位试想：如果我族真是原著居民，会不知道播州历史吗？如果我族真请蹇义造假，他写错了会不说吗？或者我族就不会事先写好让他签字认可吗？如果我袁氏预先安排好的，会出此错误吗？按我们今天的话说，越是造假，就越逼真，会出这么低级的笑话吗？你把袁氏祖先看成什么人了？他们的智慧绝对不比你禹某差！需要说明的是，他们也是你的祖先，你没有资格批判和嘲笑他们，只有仰视的份！

    出现这种情况，恰恰证明我们原来不是本地人，战乱之中，不甚了解播州历史，或许出错；其二就是因为本就不是作假，人家德高望重的吏部尚书为你写《序》，已经感激不尽，即使出现错误，反正是大师写的，又怎好意思指出，更不可能要人家改正或重写。这才让禹某今天有了大加发挥的余地。至于这个错误蹇义是怎么出的，只有问他本人了，袁志没有禹大师的天才，不敢妄加臆断。

    需要说明的是我始祖来平叛一事，《族谱》上并非只有《光裕录》一种史料，还有《袁世明晓谕沿途军民火牌》、被叛军围困时的祭天书、出征时的祭旗等等内容，如果伪造，有了《光裕录》就行了，还需画蛇添足吗？

    禹某还列举了袁氏其他家谱的不合与错误，借此大肆羞辱袁氏。我要告诉禹某的是：袁氏家谱浩若烟海，尽管“破四旧”和“文革”搜出烧了不少，但我们这次修谱，族人提供的各种谱书数百种，皆为手抄本，本本都是艺术精品。历朝历代，千人万人传抄，都是为了祖上荣光，有所增加，有所褒扬，自当无可厚非。成千上万的抄本，你休说找一两处不合或“错误”，如果你禹家有这么多谱的话，我可以找出几十万字的错处来。敢问禹大师，你家有吗？拿出来试试啊！

    而事实是，但凡大姓的家谱，几乎不可能本本一样。禹老师该不会是因为自家没有谱书研究，实在无聊，见我袁氏“的历史意义和影响已超越了今天袁氏自身的认知程度和研究范畴”，想借此机会出名吧。但借题出名也应该遵守道义，不应出语伤人呀。看看禹某的这句话吧，袁氏“的历史意义和影响已超越了今天袁氏自身的认知程度和研究范畴”，敢问禹某：“今天袁氏自身的认知程度和研究范畴”是多少？是谁定的标准评，评了多少等级，多少分数？请你回答！

    一开篇就恶语伤人，一竹竿打一船人，这是研究历史吗？需要告诉你的是袁氏除了袁志无知，在此回你无聊的胡搅蛮缠外，其他人都比你聪明，对袁氏自身的认知和研究比你深得多！

    应该承认，禹某想出名也是找对了点子的，他的意思是只要推翻了袁氏的家史，就能出名。禹某凭《光欲录》和我族谱的其他瑕疵就想推翻我族的来历，并为我族寻根找源，也确实是“煞费苦心”了。不过他这次没有再提猿猴山是袁氏立姓和始居之处了，显然还是有进步的。

    下面就禹大师此次的“研究成果”作以分析，看看有多少含金量。

    禹某为推翻袁氏历史，首先将大棒挥向清代中叶的西南巨儒郑珍，

    污蔑郑珍编撰《遵义府志》时“为袁氏修饰家史”，并说“原来郑珍在这件事上是存有私心的，因为他也在借机造假，利用编撰《遵义府志》之便，把自己的祖先郑益显也杜撰成为一名‘平蛮入播的将军’，把他塞进《遵义府志》之中”。结尾更评价说：“郑珍此举，显然有负于后人对他的溢美之说”。

    可怜一代巨儒，也为袁氏蒙冤！

    郑珍是谁？《清史稿》如此评价其精神：“实事求是，不立异，不苟同。”

    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张其昀的评价是：“学业志行，颇类康成……著书十余种，《遵义府志》与《播雅》二书尤为邦文献所系。”

    梁启超对《遵义府志》的评价是：“或为天下府志中第一。”

    其他溢美评价数不胜数，各地纪念祠堂和雕塑比比皆是。遵义市老城的子尹路就是以郑珍的字命名的，一百多年没变过。市方志办最近出了100套线装《遵义府志》，无比精美，许多名家欲求而不可得。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西南文化标杆、旗手，这样一本遵义人引以为豪的镇市巨著，禹某都敢一棍子打死，何况我袁氏族谱呢？

    如果说袁志因本家历史太浩瀚，太久远而了解不够的话，对于郑珍及其《遵义府志》，袁志还是略知一二的。因为近来袁志在主持编修《鸭溪镇志》，郑珍就出生于鸭溪，时称天旺里荷梁庄，今为鸭溪镇金钟村荷庄组。其入黔始祖郑益显确实是随刘铤平播，留守鸭溪水烟的游击将军。郑公在鸭溪守底水隘数十年，不但保鸭溪平安，而且还有许多善举，有口皆碑。郑氏后裔本次清明节又重新给他立碑垒坟。郑益显来此的时间并不太久，各种文献记载清楚，郑家族谱也写得毫无紊乱，鸭溪的资深老人都能如数家珍。鸭溪镇刚建了一个青少年教育基地，专门开设了一个“巨儒郑珍”专馆，还有一个鸭溪历史专馆，特意将郑益显将军练武的大石墩（约300斤重）收入馆中。

    这么清楚的事实，这么光明磊落的人物，到了禹某笔下就成了“杜撰”家史的人，其先祖就成了“杜撰”的“平蛮入播的将军”，而且是“塞进《遵义府志》之中”的人！

    列位看官，这是史学家的用语吗？！“杜撰”！“塞进”！用在常人身上都是无礼，何况巨儒。毫不留情地污蔑一位“实事求是，不立异，不苟同”的巨儒，毫不留情地侮辱一位德高望重的平蛮入播将军，毫不留情地贬损一本经典巨著，何等无知！何等恶毒？！

    想借此扬名立万，与蚍蜉撼大树何异？！

    单单这一点，像不像“研究历史”的人？请读者公论。

    这么清楚的事实都要颠倒黑白，更何况800年前的袁家历史呢！

    再看禹某为袁氏来历的寻找吧。

    禹某把蹇义的《光裕录》挑出刺以后，就借题发挥为袁氏“伪造历史”和来历作了很多推理，比《福尔摩斯探案集》还要神奇。这里我只想问一句，敢问禹某：你是写推理小说还是写历史？你的推理无论如何冠冕堂皇，皆要有证据支撑，就算《光裕录》有误也是蹇义的错，是我族先有谱还是他先有《序》你搞清楚没有？你看见我袁氏哪位人和他说叫他如何造假了吗？你有文字依据没有？有证人没有？有录音和视频资料没有？

    俗话说，历史不允许假设，历史瞬息万变。就今天的国际国内形式，也是瞬息万变的，你凭什么来推断800年前的历史？无论你推理得多么合理，你的每一步假设的证据又在哪里！

    让我们瞧瞧禹某的所谓证据吧：“袁氏是明朝初年播州地区七大姓土司之一，因此袁氏的这次进京行动必然与土司们的政治前途——土司承袭制度有关。”这句话的证据是：因为“袁氏是明朝初年播州地区七大姓土司之一”，然后就得出了结论：“袁氏的这次进京行动必然与土司们的政治前途——土司承袭制度有关。”

    列位看官，这不荒唐可笑吗？小学生可能都不会有如此低级的推理，因为这确实没有因果关系呀！有这样“研究历史”的吗？

    敢问禹某：当时进京的袁氏是谁？何时进的京？住在哪里？何人接见？你凭什么知道袁氏进京的目的？请拿出证据来！

    你拿得出吗？你什么都没有，你所有的推理就都是杜撰！

    如此杜撰污蔑诋毁你的母党祖先，是否大逆不道，欺师灭祖呢？！

    再看禹某对袁氏来历的结论：“经过本文上述引经据典地深入分析研究，所谓袁氏祖先由江西迁来之说是无历史依据的，袁氏之先应为本地土著大姓望族。从史料记载来看，袁氏最初应该是由巴县境内迁来的。”好一个“引经据典”，居然有自称“引经据典”的“研究历史”者，真真羞死先人！

    而这个“引经据典”者居然把“袁约为三巴太守”作为土城袁氏来自巴县的理由，更是滑天下之大稽！

    敢问禹某，袁约有没有后，后裔在哪里？你考证过吗？有证据吗？如果我族真是巴西太守袁约之后，那是非常光荣的，又何必去造假？

    通篇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断，荒唐至极！

    《研》文随后又说：袁氏“是世居川黔边邻地区的土著大姓，至迟在唐代已由巴县境内迁入今习水河中游的程寨和狮子口一带。”

    先不说禹某毫无证据，就算禹某此推理正确的话，唐至宋数百年间，袁氏人口肯定已经很多，即使没有祠堂，墓葬肯定不少。可是整个习水都知道，我袁氏的第一个墓葬是始祖袁世明之墓，除此再无更早的。难道我族为了“造假”把所有老祖坟都平了吗？

    我袁氏之忠孝有口皆碑，数百年的祭祖仪式现在已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年4月3日习水县文广局特地为我宗祠授了牌，这样的忠孝之家，会把祖坟平了造假吗？禹某说袁氏“至迟在唐代迁入”的根据又是什么？请拿出来！

    该文后面还有许多更加荒唐的推理，实在不堪一击。本想一一驳斥，一是怕浪费了读者的时间，二是再不想污了自己的笔。

    需要提醒禹某的是：我族的根源无需尔找，我始祖26世孙袁仲斌三下江西，查得明明白白。我们和江西的宗亲连宗成功，情深意厚，岂是你能挑拨的！连疏不间亲的常识都不懂，还敢研究历史！

    你既然连巨儒郑珍和《遵义府志》都敢全盘否定，我又何必与你多言？上述文字，不过是怕其他不明真相者被你误导，揭开尔面具而已。

    需要表明的是：你就是推翻了我袁氏家史，就按你说的袁氏是本地人或某种民族，袁氏历史仍然是非常光荣的。因为历朝历代，都有袁氏爱国志士为国捐躯，都有袁氏贤达人物做出杰出贡献，这个你推得翻吗？！

    如果你能证明我袁氏是中国现在还没有命名的某种民族，我袁氏将会更加光荣。你可能还会获得诺贝尔民族奖，同样是专为你“老斋公”开设的，请继续努力哟！

袁明辉

袁志宗亲的文章是针对禹明先先生的《习水袁氏历史研究》一文做出的回应，袁氏宗亲网希望有更多的专家学者参与讨论。

袁玉刚

                                            “平蔺”疑云 一扫而开
                ——节选王显才《今日鸭岭 唐时蔺州》驳禹明先否定袁世明入蜀平南史实
编者按：
     2016年2月18日，有遵义地方史学者禹明先以《习水袁氏历史研究》一文在名为“真学问”的微博上发表。公开否定我入蜀（黔）始祖袁世明（时明与盟通假，也有史书作“盟”，读ming音）南宋端平二年（1235年）自江西庐陵入蜀平南史实。并以明朝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吏部尚书蹇义为袁氏所写的《袁氏族谱光裕录序》中把元代的“贞顺夫人”同宋代的“理宗皇帝”扯在一起的纰漏之处，“引经据典”驳质我族来历，妄议吾祖乃巴蜀羌人部落后裔三巴太守袁约的后人。为此，我族宗亲袁志在《再回老斋公》一文里“回敬”的很清楚，且史实充分，论据详实可查。本人不在此赘述。
     诚然有学术之争也无可厚非。但前提是要建立在有充分论据支撑的基础上。既然禹明先先生以要站在“对国家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研究历史，研究袁氏，就请先生尊重史实，拿出有力论据。我族入蜀平南，留播镇土，以及后世十几代子孙领兵血染疆场，为国捐躯的史实在贵州通志、遵义府志、仁怀直隶厅志、赤水、合江、泸州，甚至息烽、修文、大定府志等有记载，那些躺在青山之中的座座英灵，都有墓碑碑记为证，而且好多还是县级文物保护的重点对象。我族在习水程寨乡的袁氏宗祠还是贵州省公布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等。先生不要凭一己主观臆断，信口雌黄，忤逆我族留播镇土以来，十几代血染疆场，为国捐躯的列祖列宗。何况，我族祖先也是先生母堂先人，先生这般大逆不道，有何颜面面对高堂。
      我袁氏的史籍，地方史志记载详实。若先生有兴趣，可以去查而阅知。下面，我节选新浪微博——地蓬先生的博客：王显才先生的《平蔺”疑云 一扫而开》一文（节选时对文中序号有所变动），再给先生补点历史知识，端正先生做学问的态度。请先生看看真正的史学者是怎样研究历史的，或许对先生今后研究历史会有所借鉴。
                                                南宋平南大元帅、御前雄威将军总制袁世明二十八代孙
                                                                         袁玉刚
                                                                 2016年4月9日 于南宁
附：
                                             平蔺”疑云 一扫而开
                                  ——节选王显才《今日鸭岭 唐时蔺州》
    一、世盟“平蛮”,当有其事。
    关于袁世盟“平蛮”事，按照《袁氏家志》的有关记载，即是说：南宋理宗端平年间，今赤水、习水一带少数民族（朝廷称其为“夷蛮”）叛乱。由于当时大背景为金寇初平，蒙军犯宋，南宋朝廷顾不过来，朝议时竟一时找不出带领军队平叛的合适人选。由于魏了翁（1178—1237，庆元进士，理学家，累官至权工部侍郎）等人推荐，南宋朝廷于是命当时已经以武功见著并封“源边巡检使”的袁世盟统戎“平蛮”。袁世盟于端平二年（1235）正月出兵，入蜀后经奉节、重庆，泸州等地“开苦竹溪大路，进捣蛮穴”，经过激烈的战斗，于5月胜利平定叛乱，并按朝廷命令镇守其地，守土一方。由于袁世盟在战争中身受重伤，于七月不治而亡，葬于罗汉寺。这样，同袁世盟一起来征的将领及原籍江西等地的士兵，就定居在了赤水、习水一带，再也没有迁回江西去。（这里要说明的一个问题是，《袁氏家志》关于袁世盟平蛮一事，多处提到端平年间“平蛮”的地点是仁怀、蔺、古磁等地。这些记载，无论文字的，还是口头的，都是从宋、元、明、清传下来的，所以这里的仁怀是指北宋大观三年（1109）建置的仁怀，主要在今天的赤水市范围，而不是指今日仁怀市之仁怀。下同）。
      这样一来，镇守地的各级地方官便当然主要由袁世盟的家族世代担任，以至于后来就成了不是土司的土司，正如《袁氏家志》中《均培公讳兰芳笔遗谱序》所说，“虎穴狼窝之世界，亦土司之首领”。
后来的多种地方志书如《遵义府志》、成书于1840年的《仁怀直隶厅志》，现代的《赤水县志》、《习水县志》等书籍，对此事都有记载，并述及袁世盟后裔的诸多事迹，如在抗元、平播、平奢等关键时候，袁世盟家族都立有战功，世袭多种职务。成书于1948年的《贵州通志 前事志卷六》也引载了袁世盟“平蛮”事。
      但有人说：袁世盟原籍是江西并统戎入蜀“平蛮”且留守其地一说，是胡乱编造历史；
有人说：袁世盟的后裔袁初于万历11年（1583，癸未）进京托朝臣邹元标为族谱写序。邹元标是江西吉水人，其妻姓袁。袁初为了巴结邹元标，亦称其先来自江西，故邹元标在《袁氏家谱  江西清水塘源流谱序》中自称是袁初的“家眷弟；”有人说：袁世盟平蛮事不见《宋史》记载。本文笔者认为：袁世盟“平蛮”事，总体上说有其事。
       从南宋起，其中抗元、平播、平奢等，今赤水、习水的袁氏先辈都有相对较多的有相应职位的人参与，这是诸多地方史书都有记载的。这正是袁氏在端平年间“平蛮”，家族中立有战功的人比较多，留守其地后再加上氏族的裙带关系，占有地方官职位的人较多且世袭的结果。否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上述不承认袁世盟“平蛮”事及其是江西籍的人的人，却又承认元代以来袁氏中较多基层高职务的人所立战功的事实。
       本文笔者从小就听说我们王姓人是从江西来到赤水的，但不知道是何时、为什么来的。近几年来，才知道有些王姓的家谱记载也是因为南宋端平年间“平蛮”而从江西来的。如复兴场的王氏家谱记载，来赤“平蛮”的有一人名王元开，是个骑都尉。骑都尉是五品阶官，应该算是高干中的低干了。
    近来有人告诉我说，《遵义诗词》刊登有一首从石刻钞来的王元开的诗：
    卜宅柜岩
   隶籍长安袭旧员，二陵风雨出秦川。
   徂征西蜀辞家国，扫荡南平入远天。
   险涉蚕丛山粉黛，夷临竹节水潺湲。
   漫云卜吉钟灵秀，欲报君恩望后贤。
    此诗题目说诗作者“在柜岩这个地方找了一块阴地”。从选材来说，很罕见，在当时也算新颖。
    第一联写祖籍、出处。说自己是长安人，官职从世袭得来。从秦川出发，经崤山而南下。
   第二联，叙 “平蛮”事——徂征西蜀，扫荡南平。“徂”是“往”的意思。
   第三联，写征途景——蜀地山青，竹节水流。“蚕丛”代指蜀地。“夷临竹节水潺湲”一句，活画出赤水竹乡风景。
   第四联，写卜宅并点题，总而结之——不要说我寻找阴地是为了找一个风景秀丽且有灵气的地方，我只是希望后人贤达从而能报答君恩而已。全诗结构谨循起承转合的程式，中间两联四句总体上是写“平蛮”，但还是刻意以一叙事一写景出之，与中国传统律诗手法严丝合缝。其对仗也是工稳的。用韵为平水韵“下平声一先”（包括首联的“川”）。全诗格律和程式结构都很严谨，毫不落伍于封建士大夫文人的诗道水平。
以此诗看来，袁世盟“平蛮”确有其事。但王元开祖籍却不是江西，而是长安。可能只是为“平蛮”而从江西出发而已。
    至于宋史中不见世盟“平蛮”事，也许是因为特殊情况。
    宋史是元人利用宋人国史为稿本修撰的。一部宋史，北宋的大约170年记述很详细，而南宋中叶以后则“罕所记载”。袁世盟平蛮的1235年，已经进入南宋后半叶32年了，从那时起，蒙古与南宋的战争几无间断，特别是南宋末年，与蒙（元）的争战一败再败，直至亡国。也许正是此原因，南宋的国史档案记录不全且大多毁于战火，不见诸多事件的记录。
   另外也有人说，袁世盟“平蛮”后留守其地，不符合宋代的制度，应该是战事结束后就要回到京城。本文笔者不熟悉宋代的典章制度，但移民的政策是根据其需要而决定的，天大的政策都会根据需要而改变。再说，封建社会，皇帝的金口玉言即是制度。如果撤走官军，暂时平定的“夷蛮”动乱可能再次受元军策反而死灰复燃。这也许就是留镇的原因。
    袁志（人名）认为当时仁怀、蔺、古磁“夷蛮叛乱”的主要原因是元军策反。本文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有道理的。
   1988年版的《袁氏家志》，错讹不少。其所述“平蛮”事已经过去近800年了，在这样长时间的传承中，人多事杂，各支、派、系的记载有所出入，出现一些问题，也是在所难免的。
   1988年的“气候”，人们对整理、印刷家谱还有顾虑，于是一些文化水平较低的人站出来做了此项事情，以及当时的印刷条件等，也是出现此种情况的原因之一。
    就在笔者撰写本文快要结束时，笔者因事与赤水市人大机关一个退休干部接触。知道我在写本文，他说大概在改革开放初期，曾在什么地方（好像是赤水图书馆）看到过什么资料上记载曾在赤水葫市场附近出土过一块宋代墓碑，那就是袁子英的墓碑。过了几天，本文笔者隐约回忆起《增修仁怀厅志》好像有过类似记载。查阅之，其记载是这样的：（1895年《增修仁怀厅志》卷二《古迹》 赤水县档案局1984年复制本卷二第四页）“首里水西坝农民于田壁中挖出石碑，上刻宋故战夫人之墓，其人与墓均无考”。
    《仁怀直隶厅志》成书于1840年，增修于1895年，所以该墓碑出土于100多年前。可以说明以下几个问题：一、墓主死的时间是宋代。二、死因为战死。三、姓别是女的。四、埋葬地点是首里水西坝（紧靠土城的是“水狮坝”而不是“水西坝”）。
     二、死者有“夫人”的封号。
    如果此记载最早是出自1840年的《仁怀直隶厅志》，则墓碑出土时间有可能在1830以前甚至更早。鸭岭也是在首里之内，离葫市街（场）只有3至4公里。是不是袁子英所带部队中某位女官的墓碑呢？《袁氏家志》记载袁世盟“平蛮”战事吃紧，其妹袁子英领兵来援。“故战夫人”中的“夫人”一词，不是“妻”的代名词，而是封号。
    上述出土墓碑上的文字说明的五个方面的情况——时间、地点、死因、姓别、封号（因为是战死，得到封号是很合理的），都与袁子英领兵来援事相吻合，其中前四项的吻合与第五项的吻合有质的区别，前四项的证明力比第五项的证明力硬扎得多。限于篇幅，不详论，请读者认真思考吧。如果把其看成仅仅是一种巧合，试问世上会有如此多方面都吻合的巧合吗！此亦与今鸭岭是当时平蔺的战场相吻合。因为战死者离家乡太远，安葬在战场附近多所有之。过鸭岭不远就是首里与土城里的界线（见《增修仁怀厅志》卷一《仁怀三里疆域记》）（复制本卷一第二十页）
     如果说“故战夫人”中的“战”是姓氏而不作“战斗”解，在参战不多的女官、兵中，战死了一个（就算几个吧），正好就有一个姓氏中极少极少的“战”姓。这种概率能有多大啊？！
    三、一族两地有先有后，古蔺并非唐时蔺州。
   《袁氏家志》中所说的平蔺，不明真相的人，以为南宋端平年间的平蔺平的是今天的古蔺。如果当时“平蔺”的“蔺”是今日之古蔺，在众多地方志书都记载此事的情况下，发生在古蔺本地的事情，《古蔺县志》何以只字不提。这说明南宋端平年间的平蔺，平的不是今天的古蔺。明末天启年间的“平蔺”，才是平的古蔺。
    关于古蔺县就是唐蔺州旧地这一说法，历来有众多的质疑，首先，正如本文前述，国内顶级历史地理学专家谭其骧就不认为古蔺是唐时的蔺州。谭其骧并不认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解决了唐蔺州在今天什么地方这一问题——“自顾氏《纪要》以来为疑”是也
     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今赤水市、习水县，在唐时与今古蔺、叙永同属剑南道泸州（郡）；北宋时同属梓州路的泸州（府）。
    如前所述，鸭岭（绥远寨）石刻说明鸭岭曾于北宋宣和三年（1119）划归泸州管辖。以地形推之，必包括今之赤水也属泸州管辖，因为赤水大片土地在鸭岭与泸州之间。
    仔细分析各种情况，《袁氏家志》中提到的平蔺，其“蔺”实在不是指今天的四川古蔺县。
    如上所述，鸭岭在1179年时还是一个当时人口众多的寨子，但为什么我的上几辈人时这地方却没有寨子呢？如果是发生了大地震，那时是木材建房，绝大多数人能活下来，会在原址上重建家园的。鸭岭出现这种情况只有作战火来解释才能成立。于是，本文笔者的眼光便搜索1179年以后在今赤水市境内是否有过战争，这便很容易、很自然地盯上了袁世盟“平蛮”这件事。袁世盟1235年“平蛮”中的“平蔺”，其“蔺”就是唐时的蔺州所在地，鸭岭人传说中的“阿蔺州”，即今天的鸭岭。当时的蔺州建制本已不复存在，但是其名称沿习了下来，称“蔺”是称其旧名，后来的“仁怀、古磁”本来已经包括了其名在前的蔺州的地域。这是一种新、旧地名同用的现象，新名与旧名在地域上有部份重叠或全部重叠，这种情况在今天也是多见的。所以，“仁怀、蔺、古磁”的地域就是今天的赤水全境及习水的大部分，“蔺”即在其中，而不是脱离于今之赤水、习水之外的另一单独地域。在袁世盟平蛮的整个地域中，“蔺”只是其中不大的一个部分，但很可能蔺地有一股在“叛乱”中的坚强力量，因某种历史原因中元军离间之毒很深而誓与官军血战到底。———从地盘上讲，唐时的蔺州虽然不大，但毕竟在时间上存在了159年，曾经辉煌一时。执掌政权的“蛮人”（少数民族）土司发号施令，颐指气使，好不威风，却于宋初乾德三年（965）废掉而被朝廷派遣的流官代之，其过去的土司头领的后裔当然不会甘心，如今被元军间谍挑唆且许以推翻南宋政权之后给以好处。所以在“平叛”与“反平叛”的斗争中，沿习唐蔺州而人们还称其旧名为蔺的绥元寨（今天的鸭岭），其“反平叛”的火力十分顽强。但在袁世盟官军不惜一切代价攻坚的攻势下，“蔺夷”最后战败，寨子被烧毁。2000年修小丙公路时在此出土的大菜油榨就是被烧焦了的。
     绝大多数夷部，都因袁世盟官军揭穿元军间蝶的阴谋，晓以利害，从而先后罢事。“蔺夷”却认定南宋政权不久于将来，所以带着战场伤兵和族中老弱病残，沿赤水河向上游方向，经过大约七八天时间辗转逃到了今天的古蔺县城这个地方，见其地势开阔，山明水秀，便定居下来，繁衍生息，企图东山再起。但是，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怎么称呼其地呢，“我们是古时候蔺州的人”，于是慢慢就习惯把新的定居地今天的古蔺称作当时的古蔺了。亦或是“蔺夷”头目始终不忘蔺州昔日的“辉煌”，念念不忘“复旧”，有意将其称为古蔺，以资纪念。移民将移出地的地名带到移入地作为新的居住地地名的情况是往往有的。
     这样，则古蔺的奢氏就是从鸭岭这个地方逃徙过去的。奢氏逃到今天的古蔺以后，南宋正值内外交困之时。“平蛮”统领袁世盟也因战伤发作而死于1236年。虽然并未彻底消灭奢氏，但奢氏元气大伤，自知需要隐忍待机。而“平蛮”官军将在外，是否彻底消灭奢氏也有一些自由，在元军逐步深入内地的情况下，能否彻底消灭也很难说。在中央朝廷令其留守的情况下，官军便分散主要定居于今赤水、习水境内，劳作生息的同时也做好地方军事防范。南宋中央朝廷面对元人强悍的铁蹄，也无力、无暇再过问此事。43年后，更是江山易主了。
     不过，奢氏作为宋朝统治者的“叛逆”，为了自身的利益，在元朝以及后来明朝统治者面前尽量遮避其身上有一根反骨，所以奢氏便极力隐瞒被袁世盟官军打败而从今天的鸭岭逃到今天的古蔺这段历史。但是，“蔺”这一地名却由奢氏从阿蔺州（今天的鸭岭）带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演变成了“古蔺”。
    说到此，不得不说一说地名从此地跑到彼地去的情形：北宋大观三年（1109）建置仁怀县，其治所在今天赤水市的复兴场，其时的复兴也就称为仁怀。宣和三年（1121）废仁怀县为仁怀堡，其治所仍设在原仁怀县治所。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平播”后复设仁怀县（其疆域大约相当于今天的赤水市、习水县、仁怀市），以今天赤水市的政府所在地（此前称为留元坝）为仁怀县的治所，于是，“仁怀”这一地名从今天的复兴场跑到了今天的赤水市政府所在地，人们只好称复兴场为老仁怀。万历二十九年（1601）后建的仁怀县由于其治所处于北端，到当时仁怀县的南端达200公里以上，于是在雍正九年（1731）将其县治所从今天的赤水市政府（撤县建市前的赤水县政府）所在地迁往生界亭子坝（即今天的仁怀市政府所在地）。现在仁怀市的“仁怀”这一地名，是其长了脚从复兴分为两站跑到今天的仁怀去的。不了解这一历史情况的人，便只以为今天的仁怀自古就是称仁怀的。
    比方说，假如今天的赤水市政府迁往元厚，赤水市政府不可能改称元厚市政府，还得称赤水市政府，则久而久之，“元厚”这一地名就会被“赤水”这一地名所代替。不过，“蔺”名的迁移不十分完全与这种情况相同，其是原唐蔺州（今鸭岭）的少数民族头领及其旧民因战争失败、逃亡而带到“古蔺”去的。
     四、“赤水仁怀原属我” “隔年黄历岂堪翻”
     奢氏集团从阿蔺州逃至古蔺后，经过365年的休养蓄积、暗自图强，其实力已经不可小视。万历28年（1600）平播时，永宁宣抚司女土官奢世续带领的军队已作为平播八路大军第四路中的一股重要力量。其时虽然奢崇明已经代理永宁宣抚使之职，但不知为何没有出面。平播战争中，已表现出永宁宣抚司军队与平播总指挥、兵部侍郎、右都御史李化龙的矛盾，受到李化龙多次督责。
    平播后期（或刚结束），奢氏即提出“仁、赤地方原属蔺州”，要求归还其地。遵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点校的《平播全书》第531页，载有如下一事：
    巡下南道向李化龙呈报了一件公文，说永宁宣抚司地域是以赤水河为界，现在有些平播的军队的布扎是占据了永宁宣抚司的地盘。要李化龙派人查清永宁宣抚司与仁、赤地方的边界再说。李化龙对此批示说：仁怀、赤水（本文笔者按：这里仁怀、赤水就是新旧名同称，指今之赤水及北宋大观年间所置仁怀，并不是单指今日之仁怀市），从前朝以来就是播州的地方，有“王世光的妻子袁氏的缴到诰命可查”。现在巡下南道上报的公文说仁怀、赤水原先是蔺州所辖，有什么依据？以赤水河为界的妄说，恐怕也没有凭据。说永宁的坏头头在播州危难之时，“拨置”女官，胡乱申报、争夺边界，今天再一次得到证实。巡下南道上报的公文以为平播战争是为其争回了地盘，不知真是这样否！缉麻山、李博垭都是朝廷发兵取得的，巡下南道的公文却以为是已业。难道说朝廷三十万大军的争战，就是为了永宁取得仁、赤的管理权吗！而几个省作出这样大的付出，都是为了给永宁土司争家业吗！是谁挑起边界争端！请巡下南道会同川东道和守巡道赶快查明边界，以杜绝今后的争端。限期半个月内报来。
    “巡下南道，即是“巡下川南道”，驻泸州，永宁宣抚司是其所辖。
    据李化龙的批示可以看出，永宁宣抚司与播州仁、赤的边界争端一直不断且很激烈。
    这里请注意，李化龙对巡下南道的呈文批示中有“今该道云仁、赤地方原属蔺州，有何凭据？以河为界之谗，恐亦难凭”。这说明巡下南道的呈文肯定万历年间的仁怀、赤水原先是蔺州的地域。这里仁、赤并举，加之巡下南道想要回的地盘来看，这里的“赤”显然是指今天的赤水，而不是指今天古蔺县内的小地名赤水,如果是指后者，就不会存在奢氏提出“归还”一说。这里的“赤水原先是蔺州的地盘”，显然肯定不是说“赤水在唐时是以今天的古蔺为治所的蔺州的的一部分”，而说明唐时的蔺州在明万历时是仁怀、赤水，即今天的赤水。
     可惜巡下南道的由详（公文名称）和“王世光妻袁氏缴到诰命”已经永元找不到了，所以无法知道更具体的情况。
    上述同书第529页至530页还记载有如下的详、批（“详”是一种公文体裁，有点象我们今天的请示报告之类，“批”是批示）：
      “一件披露愚衷，乞查赏格等事。永宁宣抚司申，请照赏格加参将或比照乌蒙、东川、乌撒、镇雄等府，给以军民府官职等因。由详。”
“    批：永宁兵糜费钱粮甚多，一向逗留退怯，何功之有。今奢世续辄欲占据安村、罗村、淘洪滩及仁怀、赤水地方，明系叛逆，罪不容诛。仰巡下南道马上差人查看，如已占据，从实速报，以凭参剿。毋迟”。
    这一详、批说永宁宣府司提出请求提高对其平播的奖赏规格，要求给予参将的军职，并要求将永宁宣抚司升置为军民府进行职官配置。李化龙批示严厉斥责其在平播中高消耗，低效力，逗留退怯。并说其欲占据仁怀、赤水等地的行为明系叛逆，罪不容诛，如确已占据，即行参剿。
    以今天的地图来看，今赤、习、仁三县（市）在赤水河以西的地域并不宽，赤水市二分之一弱，不超过800平方公里，习水县大约是九分之一，仁怀市则在十分之一甚至更少了。
    按照谭其骧《播州杨保考》唐蔺州辖四县，其中一县很可能就是1940年时的猿猴的说法，及本文笔者补充另外三县为今之土城、旺隆、丙安（丙滩），这个地域虽不全在赤水河以西，但其面积大约与赤水市和习水县在赤水河以西的面积差不多（大约八、九百平方公里）。唐时的蔺州所辖四县具体范围与今日之上述几个乡镇（包括习水县的土城）地域的具体界线肯定不会完全一样。据此，如果以今日之川、贵界线来看，奢氏以赤水河为界从而提出要“收回去”的今日之赤水市和习水县的部分地域，正好与唐时以今日之鸭岭为治所的蔺州相当。如果这样看，奢氏想把这块地方“要过去”虽然是翻阅老黄历——不合时宜，但也是事出有因（有一个不成其为理由的理由）。
    平播结束后奢氏提出的这些要求，也可以说明南宋端平年间的平蔺以前，奢氏的老巢是在今天的赤水市境内。
    李化龙又哪里知道，在当时的365年前，奢世续、奢崇明的老祖宗的确曾统治过今天赤水市和习水县在赤水河以西及其部分相邻这块不大的地盘159年。而奢世续、奢崇明等为了不暴露其狼子野心，又不便明言其是从今天的鸭岭这个地方叛逃到古蔺去的。奢崇明于平播之后六年（万历34年，1606）正式任永宁宣抚使之职。
     五、英雄末路一朝倾覆  历史玄机可揭端倪
     奢氏继续养精蓄锐。到了明天启元年（1621）九月，公开反叛明王朝。进兵攻占重庆、泸州、綦江及遵义等地，且围困成都。此后便是数年与明王朝的军事斗争。1622年7月，奢崇明退守永宁，1623年5月退守古蔺，随后又逃往水西与土司安邦彦结盟。于1629年兵败永宁被俘，旋遭杀戮。
     一度有人有地的“蔺”，至此人地两失，真正是灰飞烟灭，无处可寻了。但蔺之空名却留了下来。历史上，地名、政权名、氏族名，往往密不可分。明末时，“蔺”名基本上已经转化为奢氏的氏族名了。在近十年的“平蔺”战争中，主要战场不在古蔺，而在成都、泸州、遵义、水西等地，但人们（包括史家），仍往往说是“平蔺”，这里，“平蔺”即是“平奢”，“蔺”这个地名、政权名已大有代替“奢氏”之势了。
有了天启年间的“平蔺”，人们（包括袁世盟的近、现代后裔们）把南宋端平年间的平蔺与明朝天启年间的平蔺混为一谈，难解难分。特别是天启二年袁世盟之十四代孙，世袭指挥使袁鼎，以游击之职领兵与奢部血战于竹瓦寨，最后兵尽矢穷，被俘不屈而死。明统治者为其在仁怀建祠祭祀，又将其与陈王谟同祀于遵义府城忠烈庙，称“双忠祠。如此，“平蔺”一词影响更大，但人们不区分有两次“平蔺”，更不知两次“平蔺”本质上是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因“蔺蔺不分”，也使袁氏家族在1988年编志书时有点“朦”，只一个“糊涂的蔺”便了。 并且可见：袁世盟家族，从南宋端平年间开始平蔺，直到明末，与奢氏一直敌对。因为他们在南宋端平年间就结下了仇，只不过南宋的统治者与明末的统治者早已风马牛不相及了。
     奢氏从鸭岭逃去古蔺后，苦心经营几百年，虽是一朝覆亡，但不可能整个奢氏彻底绝灭。何以今日古蔺县近90万人口中没有一人姓奢（本文笔者曾为此事亲赴古蔺县公安局查询），姓佘的倒是有大约一两百人，或者两三百人。是否因故改“奢”为“佘”了呢。
    另外，《古蔺县志》记载：“1584年，奢崇明的伯父原永宁宣抚使奢效忠死后妻妾争权，发生内讧，大动刀兵。四川总兵郭成、参将马成文趁机袭击，将奢氏九世所积金银、玉帛席卷一空”。
若以袁世盟平蛮的1235年到1584年的349年除以9世，则每世为38点78岁（与孔子出生年到孔融死，共759年20世，每世为37.95岁约相当）。然则当时的9世以前，奢氏又在什么地方呢？本文笔者答曰：在鸭岭。
   六、结论
   南宋端平年间的平蔺，其时奢氏在今天的鸭岭，平蔺战争的地点也是在这个地方。奢氏失败以后，逃到了古蔺。386年后的1621年开始的平蔺，“平”的才是今天的古蔺（奢氏政权）。
     明末以及清朝史家，根据有关史书，考证认为唐蔺州在其时的仁怀、赤水境内，但要考证出具体治所，因为这只是一个点，范围很小，从而误认为是唐朝坝。但已经有点“八九不离十”，距鸭岭（真正的唐蔺州治所）不远了。
    官方史界在查找唐蔺州的治所，唐蔺州真实治所的老百性在无意识中流传着一个真实的名字_____“阿蔺州”，但他们的流传中“阿蔺州”三字背后的相关具体情况早已失传，且他们也丝毫不认为弄清这些情况有何价值。就这样官方史界与真实蔺州的老百姓世世代代在这个问题上两不勾通，不相往来。
据一些比我年纪大的人所说，其实解放初期都还能找到鸭岭是唐蔺州的文字（如碑刻等）直接依据。但时至今日，这样的凭据早已不见了，真让我这个后起的考据者遗憾至极。
     综上所述，今天的鸭岭村第一村民组鸭岭寺山门外的田坝子就是唐时蔺州的治所。
    附记：
   证据总结：
   一、本文在“真实传说，绝非偶合”一节费的口舌比较多，主要是为了说明我对此事提出的概率论一说是科学的。
    二、关于奢氏是从鸭岭因战败而逃亡到古蔺一说，虽没有足够证据作铺垫，但根据本文所述各方面的情况来分析，其具体情节虽然不一定如本文所推想，但奢氏是从鸭岭移徙并将“蔺”名从鸭岭带去了古蔺这一总线索，可以认为是很有道理的推论。
    三、谭其骧七十年前根据史料得出的结论，特别是“蔺州辖四县，其中一县是猿山县，很可能就是猿猴”的论述，其指向已经缩小到了一个很小的范围。在关于唐蔺州这个问题上，除了鸭岭这个地方的情况外，七十年前谭其骧掌握的史料，应该说仍然是今天存世的史料。现在如果谁深入细致地研究了谭其骧当年研究的所有资料，当然也会得出与谭老相同的结论。
     四、袁世盟平蛮事，看起来好像只是有点“配套”的样子，但其所平之“蔺”若是今之鸭岭，与平仁怀、蔺、古滋（州）“夷蛮”结合起来看，就顺理成章；若认为是今之古蔺，很多问题就解释不通。那块“宋故战夫人之墓”碑的“五个吻合”，也是有力的证据。而且“平蛮事”与“唐蔺州就是今天的鸭岭”可以互证。
《袁氏家志》中关于平蔺的记载，说明在宋末时，人们大都知道唐时的蔺州在今丙滩、鸭岭、元厚一带，只是经过元、明特别是到明末时，别说唐蔺州的治所，就是其地域也连史家都不知其所以然了。

袁力

袁世明平南铁证如山

    前言：贵州省习水县土城镇乃“宋授三边总制勒赐平南王”袁世明支系袁氏发祥地，南宋袁世明入蜀平南史早已载入《遵义府志》、《仁怀厅志》等地方史册。今袁世明手植的“中国杉王”已近800岁，仍生机盎然，被评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袁世明祠堂、墓园等为省、县级文保单位；其后裔祭祖仪式也成为省级非物遗产；土城袁氏现已成习水县第一大姓，且遍及国内外，人才济济，影响深远。近来有人也许是欲借名姓出名，居然三番五次撰文欲推翻袁世明平南历史。为辨明是非，澄清史实，特撰此文。

    土城禹明先老先生有多篇文章都提到袁世明及其后裔，因主观臆测及失礼言词太过，笔者不得已撰文反驳。不料禹先生更出了几篇厉害的，全是有针对性的攻击，大有不定袁世明部为冒充朝廷军队，不定该支系袁氏为某种民族而绝不干休的架势。

    之前笔者已有三篇文章辩驳禹某，但一是禹某至今不依，二是文章主要针对禹文而写，读者未必了解土城袁氏之真实历史。故今日再提，不为针对禹某，而是要还历史真相。之所以提到禹先生，是因为话题由他质疑引起。此也可以算是对他的总结性回答。

    禹某论调的中心，就是袁氏“伪造家史”。他“判定”的内容可归结为两点：一是袁世明部非朝廷所派军队，二是袁部非来自江西，且不是汉族。他最大的理由就是没见国史记载，他认为《遵义府志》等史料之作者都是帮袁氏的，甚至是袁氏买通的枪手。

    首先要与读者摆明的是：如果禹的判断正确，则非但不会辱没袁氏，反而更显袁氏智慧。试想，如果一个普通家族能够凭空占领当时国家之战略要地，并世代驻守，至今繁荣昌盛，又能够“伪造”出进入国史的家史，该是何等睿智！绝对令全国乃至全球所有家族另眼相看。所以如果这位“史学家”能够找出他的证据证明其论点，则袁氏不但不恨他，还会感激他。

    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禹文虽多，却都是主观臆断的“考之”“推之”，毫无确凿证据。关于袁世明率部入蜀平南之正面剖析，笔者之前已有《一段尘封800年的抗蒙史》文，故不再赘述，今只按禹某之言推理。

    为否定袁氏来自江西说，禹某对习水袁氏来历作了许多臆测：先说是本地猿猴山的，后又说是播州杨价派的，最近出的文章又说是古巴县的某望族，可能今后还有更多说法。如此庸人自扰地为他人操心，也真“难为”该老先生了！

    既然禹某已放弃了猿猴山来源说，笔者也就不必再提。先看其杨价派遣说，那时武都城（今贵州省习水县土城镇）境域属于泸州管辖，播州杨价不要说派一支军队，即使派一兵一卒也不可能，故此言不值一提。又看其巴县来源说，就依他说的袁氏来自巴县一望族，既是望族，即使出来一部分，本土当有更大的家族，请禹某到今日四川古巴县地域考查，看能否找出史料依据，若是找不到，就是主观臆测。

    其实，不管袁世明部从什么地方来，反正都是外来。既是外来，必须先有军事占领。因为武都城是战略要地，非但不可派入，也不可买得。而占领军无非两类：要么朝廷军队，要么周边土司军。

    从当时地方军实力看，武都城周边就播州杨氏、古蔺奢氏、水西安氏最大，唯独没有袁姓土司。如果是弱肉强食，即使袁姓是周边土司之一也轮不到。且袁氏取得武都城以后，并不归这些土司管辖。故袁世明部不可能是某土司派遣，也不可能是某土司进入。

    如果袁军真是某支土军深入的话，即使能够打败原武都城地方军，也不可能长期占领和世代驻守。为啥？周边土司不可能坐视不管，他们岂肯让你独吞宝地？如果袁军没有朝廷旨意留守，非但会被赶出，还可能被消灭。

    而事实是，自袁世明部扎根武都城以来，周边土司并未欺负。仅有的两次征战（平播、平蔺）。皆是袁军响应朝廷号召、维护国家统一的主动出击。

    综上所述，袁部唯一的来源，就是朝廷派遣。因为只有朝廷才敢取缔某个不听话的土司，才可能实现永久性驻军而周边势力不敢干涉。故袁部定是中央军无疑！

    第二，关于袁世明的王者身份。袁世明墓园有“宋帅袁千岁”戴帽字体碑，今为县级文物。戴帽字体是封建王者专用字体，碑立在墓园是公开的。如果本身没有这个身份，依当时的封建制度，冒充千岁非但要杀当事者头，还会诛灭九族。当时播州最大土司杨应龙被征讨罪状之一就是说他有一幅对联：“养马城中，百万雄师擎日月；海龙屯上，半朝天子镇乾坤。”仅仅一个传说的“半朝天子”，就招来了灭族之祸。而习水袁氏是直接立的“宋帅袁千岁”碑，若无事实依据，不被诛灭吗！

    如今，各地大土司墓葬被盗和发掘者多也，哪家墓园敢立千岁碑了？休说墓园，墓葬内的墓志铭也不敢擅自称王。若依禹某之说，袁世明本非汉族而又在大汉族当政时自封千岁，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而事实是，袁氏的千岁碑巍巍挺立了近800年，列朝列代官方并无半句微词，足以肯定袁世明之王者身份属实！

    现在有人质疑“平南王”之封号没有依据，请看数百年前的袁氏族谱，本本都有平南王的记载。请看罗汉寺袁氏宗祠里的神祖牌，其“宋授三边总制勒赐平南王讳福字世明袁公之神主位”几百年来从变过，以古代的典章制度，如果当初真没有赐封，其后裔敢自称己祖为平南王吗？！

    仁怀籍学者穆升凡先生认为：袁世明部乃朝廷特意插入云贵土司间的一颗锲子，为的是牵制和监视播州杨氏等地方土司。依当时历史来看，袁部本就初来乍到，且势单力孤。处于内忧外患的朝廷既无兵马也无钱粮资助，唯一能让袁世明既能监督牵制地方土司，又能免受挤压和吃掉的手段就是封号，以平叛之功而封为王，合情合理。

    考袁世明历史可知其“正月师至，五月奏凯”，之后于七月身故。以当时“奏凯”的速度，往返临安（今杭州）至少月余，就算平南奏凯即获封王，等圣旨到时，袁世明即使未殁也是余日无多。如果是追封，则更是封号未领，人已千古。自然影响甚微了。

    而更为悲壮的是，袁世明的四个儿子在他去世后的次年就在驰援川北的抗蒙激战中壮烈牺牲。父子骁将，两年陨五，何等惨然？唯一的年轻孙子袁忠身负国恨家仇，又在老泸州神臂城一带抗蒙数十年，直至南宋灭亡，哪里还顾得上宣传自己家史？疲于奔命的南宋政权本就顾不上边陲之事，何况还有奸相贾似道之颠倒黑白，残害忠良。有此种种原因，袁世明之封号不见国史、淡出历史纯属正常。

    故外人不知平南王，自在情理之中。但其后裔，肯定永远铭记和传承，因此才有“千岁碑”传世，才有今习水、仁怀、赤水、古蔺等县（市）民间传唱几百年的《洪袁传》里的平南王。几百年来，周边土司和列朝官方对传唱和立碑皆无半句质疑，足见袁世明平南历史和封号确有其事。

    第三，关于国史问题。虽然我们至今未发现，但也不能说当时没有。武都城的这段历史，对于袁世明部虽是大历史，但相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在这么边远的地方部署一颗棋子，其实微不足道。《洪袁传》传唱之雄兵十万，明显有艺术夸张。所以即使有记载，也不会很多。加之当时南宋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随后不久即亡。蒙古军不但把临安皇宫掀了个天翻地覆，为寻珠宝，还把所有皇室墓葬刨开，白骨漫山，残棺遍野，散失、损毁的史料数以万计。故今日不见国史记载的，又何止袁氏历史？连百家姓第一的赵姓历史也有许多空白！

    国史为树干，但家史乃枝叶。虽然禹某以蹇义为袁氏写的《光裕录》有瑕疵而大肆攻击，但起码蹇义承认袁世明平南史。蹇义是明朝重臣，原名瑢。因太祖朱元璋“喜其诚笃，为之更名义”，并亲笔御书“义”字颁赐。蹇老前后辅佐五朝皇帝，获赐免死牌，“准本人免二死，子孙免一死”。堪称史上绝顶重臣。如果习水袁氏真是禹某所说的某某族的话，以当时的大汉族主义思维，他会认袁氏这路亲戚吗？会写《光裕录》吗？非但他不会写，江西的袁氏也不会认。

    如此德高望重的诚、义之士，所写的文字与国史何异？

    可禹某竟然说袁氏行贿收买了蹇义，诸君试想，这种人可以收买吗？他差钱还是差地位？休说边陲小吏，皇帝有错他都敢直言，能收买吗？如此言语，辱没袁氏事小，侮辱圣人罪大啊！

    而事实是，《新唐书》所载袁氏世系和习水、江西峡江袁氏家谱所载袁氏世系完全一致，湖北黄冈袁氏家谱所载袁世明弟后裔世系与习水袁氏世系完全一致，《遵义府志》载袁世明豫章（即江西）人入蜀平叛与袁氏家传完全吻合。

    综上所述，习水土城袁世明支系是南宋朝廷派遣军无疑，袁世明之王者身份亦铁证如山。为哗众取宠而蓄意歪曲诋毁历史、侮辱圣人者，即使袁氏不追究其法律责任，也会受到众人和历史的谴责，更有天理昭昭在等着裁决，奉劝好事者好自为之。
      
    ——袁世明第二十七世孙 袁 志（电话：15286117820）

                                                          2016.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