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袁世凯

散仙

走近袁世凯（一）

是“窃国大盗”还是“共和元勋”

——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第一任大总统百年忌辰而作

李新宇

《领导者》2016年第1期

    现代中国这一百多年的历史，就像中国当下的天气，某些时段，某些区域，肯定要被裹在重重雾霾之中。民国初期那16年，就是这样的时段；许许多多的政治人物，就是这样的区域。

    由于当时一任又一任的领袖们，都与孙中山及其追随者“暴烈派”矛盾难以调和，又由于后来恰恰是“暴烈派”竞选无望而另辟蹊径，以武力夺取了政权，民国易帜，党国建立，教科书也要“符合党义”，那16年中世界公认的合法政府就成了“北洋军阀政府”，那16年就成了“北洋军阀政府统治时期”。党国的史家与他们的革命领袖一样，并不顾惜辛亥革命的成果，面对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这个新生儿，极尽摧残和抹黑之能事。于是，那些在民国初期担任过领导职务的人们，包括终结帝制开创共和的元勋和历任大总统们，在党国的教科书和历史叙述中就都成了反面人物。直至今日，这种情况仍然难以改变。台湾的中国现代史研究卓有成就，但从郭廷以等人开始，到现在的张玉法等人，材料的梳理不算不详，但党派偏见却未能挣脱，因而留下了诸多遗憾。

    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大陆与台湾对现代中国的叙述有诸多不同，比如对北伐战争的叙述，对1927年“四一二”“清党”或“大屠杀”的叙述，对蒋介石领导抗日战争还是毛泽东领导抗日战争的叙述，对1949年“解放”或“沦陷”的叙述，对“旧社会”与“新中国”的叙述，说法终难一致。但是，面对民国初期的“北洋军阀”，却是异口同声。之所以如此，原因并不复杂：后来敌对的双方，当时还是革命同志，共同在苏俄指导下致力于推翻当时的政府，共同的履历决定了共同的话语。

    海峡两岸教科书和历史叙述的这种一致性，留下了严重的后果。因为在“文革”结束之后的中国大陆，意识形态的整体笼罩被撕破之后，来自台港和海外的声音成为人们寻求真相的重要参照。试想，当人们带着对谎言的怀疑去求证于另一种言说，遇到的却是同样的谎言，对这求真的步履是一种怎样的障碍！一些反叛者艰难地突破了第一次谎言，却在第二层谎言面前止步了。当下中国毛粉众多，那是红色年代的遗产；而一些叛逆者成了“孙粉”和“蒋粉”，正是这种状况的产物。在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口号失去号召力之后，就像有人相信只有孔孟之道能够救中国一样，有人则坚信只有三民主义能够救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带着来自现实的痛感回顾历史，导致了持续的“民国热”，但从出版界显示的情况即可看到，在许多人那里，所谓民国，却往往是青天白日之下的党国，而对被党国所取代的那个民国，常常所知甚少。先贤曾经告诉我们，秦始皇之所以吃亏，在于秦帝国二世而亡，如果它有几百年天下，后人记得的，就只是始皇帝的伟大和英明。

    在被涂抹和丑化的民国元勋和领袖人物中，第一个就是袁世凯。根据流行的教科书，讲到袁世凯，总要突出以下三点：一是“窃国”——“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二是“卖国”——“接受日本人的二十一条”；三是“复辟帝制”——千方百计做皇帝。

    然而，只要我们穿越党派之见的雾霾，回到历史现场，事实向我们展示的，却是另一种场景，另一种形象——

一、“窃国大盗”还是“共和元勋”

    我与我的同代人一样，早已习惯了把袁世凯称作“窃国大盗”。因为由教科书所造就的那些先入为主的基本知识，人们一般不会怀疑，自然不去审视它。产生疑问，往往是遇到了问题，或者遇到了不同知识的挑战。我之所以关注这个问题，是因为看到了收藏家手中的两张图片。革命成功了，终结帝制，创建共和，这自然值得庆祝，开国元勋也要被广泛宣传。1912年的中国，为了庆祝帝制的终结和民国的诞生，有各种形式的庆祝活动。一些宣传画就产生于庆祝活动中，有的还被印到了某些商品的包装袋或包装盒上。

    两张画片都是套色彩印，一张标题是《共和三杰》，三个人物头像呈A字形排列，中间高的是袁世凯，两边是孙中山和黎元洪，略矮一些。另一张标题是《中华民国共和四杰》，四个人物头像呈菱形排列，中间上面是孙中山，下面是黄兴，左边是袁世凯，右边是黎元洪。

    显然，这两张图片透露着不同的派别倾向：一张以孙中山为中心，大概是孙氏的追随者所印；一张以袁世凯为中心，可能是袁氏的拥戴者所为。

    初次看到时，我多少有点吃惊。因为它与教科书所给予我的知识相差太远。但更让我开眼界的是，无论“四杰”还是“三杰”，竟然都有袁世凯！如果说以袁世凯为中心的那一张“三杰”是当时的袁派所印，那算不了什么，自己人吹捧自己的领袖，是不算数的；可是，以孙中山为中心的“四杰”，应该是亲孙的革命党人所印，竟然也没有忘记袁世凯。这就足以说明，袁世凯作为共和元勋，是当时的人们所公认的。

    于是，一个问题出现了：我们一直说袁世凯是“窃国大盗”，但民国初年的人们却把他看作“共和元勋”，他到底是“窃国大盗”还是“共和元勋”？这就不得不回到历史现场进行考察。

1、受命于危难之时

    革命爆发，大清帝国处于严重危急之中，哪个能臣良将能够为朝廷解危？朝野上下加上外国人，同时想到了袁世凯。

    当然，摄政王载沣并不情愿，但奕劻、徐世昌、那桐等大臣竭力保举，他也只好同意，于是于 10月14日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令其担负平乱的使命。

    上谕一出，许多人都松了一口气，似乎变乱立即可以平息。外国人也普遍认为：“袁世凯是一具强有力的人物……在这个国家碰到空前困难的时期，如果还有人能够出来挽回局势，我们相信，也只有袁世凯了。”[1]

    袁世凯真有这个能力吗？真的能扶大清国于既倒吗？清国朝野看得不错，外国人看得也不错，他的确有这个能力。

    袁世凯不是一般人物。此时的他虽然已经归隐三年，却仍然是朝野皆知、家喻户晓。

    当年李鸿章去世之际，也是大清国的一个危亡之秋，李鸿章是忠臣，临终之际，要为朝廷选一擎天柱。环顾宇内，他选择了袁世凯。于是，袁世凯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接替了李鸿章当年的位置。正是在这个位置上，袁世凯苦心经营，扩充实力，编练新军，掌握了帝国的命脉。

    可是，清廷对汉人的使用一直处在一种心理矛盾之中。自己的子弟是那么不中用，所以不能不用汉人，但对汉人却是从来不曾放心。慈禧太后看到了袁世凯的能力，也看到了他的忠心，但他能力越大，太后的心中就越是不安。她希望袁世凯是又一个曾国藩，可是谁能保证呢？于是，1906年，趁官制改革之机，设立陆军部，以铁良为尚书，一统全国军权。太后知道，铁良与袁世凯是对头，可以制约袁世凯。

    袁世凯深知太后的忧虑之所在，立即上奏，主动把北洋六镇中的四镇划归陆军部。接下来，慈禧命袁世凯为军机大臣兼外交部尚书。这看上去像是提升，实际上却是让袁世凯离开他的根据地，成为架空的军机大臣。朝廷当时还没有想到问题竟是如此严重：北洋军无论划归哪里，都仍然是袁世凯的队伍。而且，正因为划归陆军部，才使它进一步膨胀开来，控制了北方大部。

    慈禧对袁世凯有所警惕，但她懂得，对于这种足以决定国家兴亡的能臣，特别需要“优礼”。即使控制他，也要使用温柔的笼头。但是，慈禧一咽气，情况就变了，年轻的摄政王无法容忍袁世凯。

    按照一般的说法，当年袁世凯背叛了光绪，作为光绪的弟弟，载沣自然要为哥哥报仇。但究其实际，摄政王除掉袁世凯的动机，并不仅仅是兄弟情义，而是袁世凯对皇室权力构成的威胁。袁世凯越是有实力，年轻的执政者就越是睡不踏实。这样一来，袁世凯的日子就注定不好过了。

    1908年12月2日，溥仪登基，照例对大臣示“恩泽”，赐庆亲王奕劻“亲王世袭罔替”，赏袁世凯、张之洞太子太保衔、用紫缰。御史江春霖上折奏称袁世凯不配得此优赏。载泽等人乘机进言，建议设法除掉袁世凯。这很对载沣的心思，马上让人拟了一道把袁世凯革职治罪的谕旨，然后找庆亲王奕劻、张之洞商量。庆亲王一听就摇头，并且提醒载沣：杀袁世凯以什么罪名？北洋军造反怎么办？张之洞也提醒载沣，不可轻易诛戮大臣。作为刚刚上任的摄政王，载沣还没有力量抛开军机处独断专行。不过，袁世凯可以活命，但权力必须剥夺。所以，谕旨修改多次之后，最终是让袁世凯“回籍养疴”。没有罪行，也没有过错，唯一能找到的理由是“现患足疾，步履艰难”。

    袁世凯心里明白，所以什么话也不说，赶紧逃命，离京回家去了。

      后来的人们谈到袁世凯回家隐居的日子，常常说他伺机而出，因为这样才更容易把他打扮成一个阴谋家。其实，考察袁世凯当时的情况，能够全身而退，已经是万幸，妻妾儿女一大群，得享天伦之乐，他很知足。当然，与朝廷大臣、社会名流的交往是不可避免的。《袁世凯未刊书信稿》存了他748封信，收信者包括亲王、督抚、州县官员多人。但信中的内容无不在宣告自己政治生命的终结，而且绝无再起的野心。此时他做的，也是经营实业，修建宅第，书写《家训》，教子读书。与文人墨客往来，吟风赏月，诗酒唱和。这不是附庸风雅，而是真实地享受生活。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至洹上村时，袁世凯正在做寿。消息传来，他马上让人撤去酒宴，赶走戏子。他知道，自己清闲的日子又结束了。果然，两天之后后，朝廷电谕到了：起用袁世凯任湖广总督。

    手下人兴高采烈前来道贺，袁世凯却一脸木然，头都不抬。他知道，朝廷已经任命荫昌负责武昌平叛，他去做湖广总督，无形中就成了荫昌的副手。就这样起用吗？袁世凯当然不愿上任。既然当年朝廷以“足疾”为由将他罢官，现在这“足疾”就不能好得这么快，袁世凯上折称：臣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他没有彻底拒绝，但“足疾”未愈，手臂又有了毛病，一时无法上任。

    这时荫昌已经赴任，开始品味带兵之难。有人说过，“中国之军人，只知有主将，而不知有国，何君之与有！”[2]说北洋军只知有袁世凯而不知皇帝，这话未免过分，但北洋将领愿意为袁世凯效命，而不愿听从别人指挥，却是事实。前线征剿不利，朝廷自然又想到袁世凯。千方百计要他复出，袁世凯提出了六个条件：1．明年即开国会；2．组织责任内阁；3．宽容参与此次事变诸人；4．解除党禁；5．须授予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6．须予以十分充足的军费。

面对这些条件，朝廷当天就下了一道上谕，对“从乱者”一概既往不咎，此后各地若查获党人名册，一律予以销毁。然而，对其他条件却没有做出反应。袁世凯当然不着急，等着就是了。

    形势急转直下，几年新政所经营的太平盛世，因武昌的一把火而原形毕现，忠臣良将原来不多，人心所向也是假的，帝国早已分崩离析。虽然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但这只骆驼已经腐败透顶，骨架也已朽坏，平日里民众和大臣迫于淫威而三缄其口，让它披了虎皮立在那里，奴才们不去碰它，它就自以为仍然强大。谁也没想到的是，武昌的士兵轻轻一碰，它就一节节断裂倒塌，大清帝国竟然那么快！

    袁世凯已是全部希望之所在，不仅清廷官员普遍认为只有他能够收拾残局，而且洋人也这样认为。莫里循在他的私人信件中说，袁世凯“是唯一可望从目前动乱中恢复秩序的一个人”。[3]朱尔典多次拜访庆亲王奕劻，建议清廷起用袁世凯。各国公使也纷纷附和，对朝廷施加影响。他们宣称，清国的目前情形，非袁世凯不足以稳定局势。内阁总理大臣奕劻说：“当前这种局面，我是想不出好办法。袁世凯的识见、气魄，加上他一手督练的北洋军队，如果调度得法，一面剿一面抚，确实有挽回大局的希望。”[4]

    载沣等人清楚地知道，用袁世凯等于玩火，但眼下的问题是：如果不用袁世凯，大清国马上就要亡在黎元洪等人手里。10月27日，朝廷发电谕，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授他指挥军队的全权。并且特别说明，陆军部、军咨府不能对他“遥制”。紧接着，11月1日，摄政王被迫解散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负责重组内阁。

    袁世凯出山了，11月2日就攻下了汉口。然后把前线部署停当，13日进京，三天后即组成了新内阁。

    10月27日，在写给《泰晤士报》总编的信中，莫理循转述了日本驻华武官青木宣纯的评论：“如果这场革命或许不是清王朝的结束的话，它肯定是中国长期为之受苦的无道的暴政的结束。袁世凯的权力时时刻刻在增长。他会拥有独裁权力。他能得到他所要求的任何条件。他是皇室的唯一希望，他在中国有信誉，在外国有好名声，是唯一可望从目前的动乱中恢复秩序的一个人”。11月7日，袁世凯抵达北京就任内阁总理大臣，莫理循在写给伦敦的信中说：“袁世凯到北京以来表现十分好。他显示出上乘的政治家品质，并且逐渐成为局势的主宰者。所有的事情均取决于他。万一他被暗杀，则将出现混乱。然而他被刺的危险总是存在的”。12月13日，因为停战，莫理循得以南下汉口采访。这次南下使莫理循坚信：“一定会出现一个共和国，而袁世凯只要在此期间不被炸死，会成为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

2、“养寇”不只为“自重”

    袁世凯出山之后所做的事，是当时的人们所关心的，也是后来的史家所关心的，但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人们的看法大不相同。

    许多评价都已形成简练的词语，“养寇自重”就是其中之一。很显然，用这个词语评价袁世凯，是从清廷立场上说的，但如果不计较“寇”的政治派别色彩，所说倒也是基本事实。因为袁世凯在出山之后，并没有全力平叛灭“寇”，而是选择了议和之路。

    仔细想来，“养寇自重”本是中国历代王朝的将军们保全自己地位的法宝，因为“兔死狗烹”是中国历史上一再上演的传统剧目。试想，如果国家没有贼寇的威胁，怎么舍得拿出大把的军费？这一切，袁世凯当然明白。更为重要的是，他知道这个王朝的腐败与愚顽，知道朝廷已是扶不起的阿斗，也知道世界大势的必然走向。历史经验和世界文明的走向告诉他，无论为自己还是为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群，都不能致力于剿灭民军。袁世凯曾是清末新政的推行者，深知宪政是文明进步和富强的必由之路，又深感在愚顽的专制统治之下改行宪政之难，所以，他不会错过眼下这个难得的机会。对于自己的地位和处境，他也清楚，知道此时他拥有的资源，民心所向，大多数国人认为大清国“非袁不可”，洋人也认为“非袁不可”，他的出山又证明就连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非袁不可”。这个国家的确离不开他袁世凯，国人的命运也系于他袁世凯。那么，利用这次机会，至少可以推进宪政的实行。这一切，在他出山前向朝廷提出的条件可以清楚地看到。

    他不愿做第二个曾国藩。他相信自己有力量年扑灭革命，却不想扑灭革命。中国的专制统治者历来如此，没有外部的强大压力，是不会妥协和让步的，甚至不愿丢掉一点点儿特权。只有在外敌或内乱的强大压力之下，才可能被迫改变点什么。出山之际，袁世凯并没有想到自己会与黎元洪等人联手完成中国历史上一场划时代的革命，更没有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设想，他所设想的，只是结束专制而实行宪政，使国家成为立宪国家。他知道如果没有革命的压力，他即使身为内阁总理大臣，说到底也是皇家的奴才，因为不姓爱新觉罗，就没有资格分享大清帝国的主权。在这样一种家天下的专制体制之下，要结束那种由王爷贝勒们的操控的统治，是极为困难的，因为凡是重大的改革，不能不有损皇家的利益。而皇家所设想的改革，却是改革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利益，使他们的统治更加稳固。所以，作为皇权体制中的改革派领袖，作为竭力推行新政的主将，袁世凯当然要珍惜这个机会，珍惜革命给旧体制带来的压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袁世凯要感谢黎元洪，因为正是他领导的辛亥革命，为袁世凯提供了一个逼迫朝廷妥协的机会，给实行宪政带来了曙光。当然，黎元洪和独立各省的都督们也要感谢袁世凯，因为正是他的出山，为革命带来了福音，可以不必付出太多的鲜血和生命，就可以获得成功。辛亥革命之所以那么容易地获得成功，就因为是这样两位杰出人物相遇，他们不是洪秀全、张献忠、李自成那样的领袖，也不是曾国藩那样的领袖，不是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那种革命狂或镇压狂，他们都具有现代理想，具有浓浓的人道精神。所以，仗还是能不打就不打。而这一切，又更多地取决于袁世凯，因为无论兵力还是财力，民军都是弱势的一方。革命者有幸，这位大清帝国的钦差大臣和内阁总理大臣，以他特有的谋略，没有扑灭革命，而是与革命相配合，走出了一条终结帝制、创建共和的特别道路。这条特别道路，是一个奇迹，也是中国革命历史上最为光辉的一章。

    一切都是从议和开始的。袁世凯尚未正式出山之时，已经致力于铺设与革命军的议和之路。早在10月19日，袁世凯就把他的旧部刘承恩召到彰德，请他与黎元洪联系。因为刘承恩是湖北人，而且在湖北练过兵，与黎元洪算是旧交。秉承袁世凯的旨意，刘承恩捎信向黎元洪传递了袁世凯可以与革命军议和的信息。但是，黎元洪没有反应。刘承恩又以“乡愚弟”的名义给黎元洪写信，黎元洪仍然没有回复。11月1日，也就是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的当天，刘承恩又给黎元洪写信，因为信中带有劝降色彩，黎元洪很不高兴。东方长一个民主共和国的开国都督黎元洪，虽然为人厚道，说话温和，但毕竟是可以一肩担起一个国家的杰出军人，有勇有谋有风度，以区区一个协统对阵大清帝国的三军统帅，却不曾被吓住，不卑不亢，充分显示了革命领袖的气派和风度。正因为这样，袁世凯可以看不起孙中山，可以看不起黄兴，却始终没有小看黎元洪。当时采访黎元洪的英国记者埃德温报道说，黎元洪看了这封信，笑了笑，随即扔在地上。他对记者说，他个人对袁世凯表达友好的问候，对他出任内阁总理大臣表示祝贺，但要革命军与他讲和，显然还不是时候，什么时候呢？要等革命军挺进北京之时！

    11月2日，黎元洪给袁世凯写了一封长长的信，语气相当强硬，但并未把议和之路封死。他在信中呼吁袁世凯站到革命一边来，共同改变国家的现状，共谋中华历史的伟业：“公果能来归乎？与吾侪共扶大义，将见四万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5]

    与一些革命领袖的唯我独尊不同，黎元洪是理性的，知彼知己。他与袁世凯，作为敌对的双方可以对壘，但如果袁世凯能站到革命一边来，他就会拱手让出领袖的位置。这是革命阵营中首次透露可以请袁世凯做未来大总统的信息。

    就在这一天，清军攻下了汉口。对袁世凯来说，此举是必需的，因为它既可以作为对清廷任命他做内阁总理大臣的回报，证明他的力量；又可以灭一灭黎元洪的气焰。然而，攻下汉口之后，没有乘胜攻取武昌，而是适可而止了。冯国璋立功心切，不愿如此坐失战机，袁世凯为此把电话打到前线，下死令不准继续进攻。史家大多承认，如果冯国璋继续进攻，武昌诸将撑不住，黄兴更撑不住，辛亥革命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不存在了，全国的局势将是另一种态势。所以，革命之所以没有被扑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袁世凯手下留情。

    也许与屡屡战败实在撑不住有关，对于议和，时任民军总司令的黄兴似乎比黎元洪更主动，对袁世凯的态度也很谦和。11月9日，黄致函袁世凯，信中说道：“人才原有高下之分，起义断无先后之别。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苍生霖雨，群仰明公。千载一时，祈毋坐失！”[6]

    袁世凯接到黎元洪的信，又接到黄兴的信，即派刘承恩、蔡廷幹以他私人代表的名义，过江议和。黎元洪热情迎接，以礼相待，与刘承恩进行了会谈，表明了军政府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于是，议和之路铺平，明智的领袖们图大业而不争权，要和平而不要战争，于是议和之路铺平，这正是辛亥革命一开始就显示的光辉之处。这当然也是列强们所愿意促成的。

    从宗社党和一部分遗老的立场上看，袁世凯或许算不上忠臣，因为他们盼望袁世凯出山，本指望他能把革命扑灭，永保大清江山万万年，袁世凯却与叛军勾勾搭搭，狼狈为奸，养寇自重，出卖朝廷，导致爱新觉罗家族失掉了江山。所以，一些满清遗老对袁世凯恨之入骨。但是，从革命的立场上看，从中华历史发展进步的角度看，从中华民国的立场上看，他的贡献极大，而且是开创了一条因独具特色而光照千秋的政治转型之路。无论嗜血的暴力狂们怎样批评它的软弱和妥协，都无法抹杀它的光辉。

3、终结帝制的使命

    身为大清帝国的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却承担起了终结帝制的使命。

    设法让清帝退位，把帝国变为民国，把皇权专制变为民主共和，说到底，就是设法让人家把国家交出来，把祖辈打下的江山交出来。这是容易的事吗？试翻古今中外的历史，几人有过如此创举？！

    有句话叫“与虎谋皮”，这不仅是与虎谋皮，而且是与虎谋骨谋肉谋心肝，对于专制帝国来说，是要它的命。所以，要完成这个任务，的确莽撞不得，需要勇气，需要智慧，也需要时间。因为稍有不慎，就不仅前功尽弃，而且连脑袋也要搬家。

    然而，对于革命阵营来说，自然是越快越好，而袁世凯的速度却有点慢。加之革命党人中的一部分对袁世凯缺乏信任，尤其是同盟会的某些成员，只是关心由谁来摘桃子的问题，尽管无力扭转革命已经形成的局势，无力改写未能领导辛亥革命的事实，却一直在打自己的算盘，所以，就有了在南京提前组建临时政府的事。

    这件事之所以发生，原因是复杂的。就革命的参与者而言，首先是上海集团与武昌集团的不同算计，加之黄兴与武昌诸将的矛盾，尤其是大元帅选举给黄兴、宋教仁等带来的不快。而孙中山之所以能够当选，除了他从国外带回军舰、枪支和大量军费这些有意制造的舆论影响之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独立各省对袁世凯的行动速度不满。就各省代表会议而言，他们自认并没有违背在武汉已经做出的决议：中华民国的大总统要虚位以待袁世凯。孙中山从海外归来，同盟会的几个人一鼓噪，他们就顺水推舟另选了一个临时大总统，并不只是因为他们相信孙中山带回了7艘军舰、几万条枪和大把的钞票，如果那样，这些代表们就成了言而无信的势利小人。事实上，大多数代表并非因为几艘军舰和多少军费就抛弃袁世凯；更不是因为孙中山一到上海就“七拉八扯宴议员”。同盟会元老谭人凤回忆说，最初各省代表会议讨论临时大总统人选时，是“主黎者十之六，主黄者十之三，主孙者十之一二”，“迨中山到沪，大开宴会，侈谈清廷借款已被破坏，民军方面如何可望列强投资。而其代为吹拍者，又谓业带款项苦干，且有外国兵船许与帮助。各议员闻而信之，遂于十一月八（十）日开选举会”[7]孙中山和他的追随者的确为此做了大量工作，但这并不是孙中山当选的主要原因。各省代表之所以同意另选一个临时大总统，并且选了孙中山来充任，事实上是一种激将法，以此督促袁世凯加快终结帝制的速度，并且告诉他：我们并不是非你不可。但他们都很清楚，无论选谁来做这个临时大总统，都只是临时的替代品，并不妨碍大总统的人选。从这个意义上说，选谁都有点无所谓。事实上，如果不是这种无所谓的态度，只靠几个人的活动和军舰军费之类的谎言，孙是不一定能够当选的。看过南京物馆那枚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印章的人，一见之下，大概会像我一样有点惊讶，因为根据设想，大总统的印章应该是金的还是玉的？无论你怎么想象，都很难想象它是半截木头。之所以如此，就因为当时筹办此事的人根本不重视，这个临时的替代品，还不知用几天，只要袁世凯的使命完成，就扔掉了，何必为此破费？到袁世凯就职的时候，印章当然就正规化了。这枚木头印章，正是当时孙中山处境的绝妙象征。而且，当时的孙中山很好说话，只要让他做，不管几天，不管什么条件，他都无异议。他建议去掉“临时”二字，人们告诉他：必需是“临时”的。他就做临时的。人们告诉他，当选之后必需给袁世凯发一电报，说明自己只是暂代，他也老老实实发了电报。就连宣誓就职时必需说明清帝退位就把位子让出来这样的内容，他也只好接受，写进了誓词。因为这一切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如果他拒绝，就与临时大总统无缘了。对此，有人曾经说得很清楚：“孙中山回国前，同盟会已经同意立宪派的主张，不以武力夺取政权，把推翻清政府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只等袁世凯压迫清帝退位，即推他做临时总统。孙中山回国后，革命军各省代表会议虽然选举他为临时总统，但这不过是一种‘激将法’，刺激袁世凯早日表明态度，以免夜长梦多。所以在选举会上又一次做出决定：‘如袁君世凯反正来归，则临时总统当选人即当让位于袁，以符本会议之诺言。’”[8]

    在如此督促之下，袁世凯加快了步伐，终于不负所望，以和平的方式终结了帝制。谁是帝制终结者？如果宽泛地说，当然应该把孙中山、黄兴、章太炎都算上，把邹容、吴樾、秋瑾、徐锡麟等都算上，把10月10日打响第一枪的武昌士兵都算上，否则，只讲哪一个都不公平，但若具体地讲，直接终结帝制的，无疑还是袁世凯。

    所以，新生的共和国没有忘了他，就是以最简单的办法论功行赏，大概也应该是他做大总统，黎元洪做副总统，这是那个时代的公正。

    在短短的两个月内，使具有两千年传统的帝制和平转换，避免了玉石俱焚，避免了千百万人流血牺牲。这样的奇迹，如果是在今天，是一定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

4、关于“逼宫”

    为了让清帝退位，袁世凯的确用了些手段，其中既有对实情的隐瞒，也有对革命党实力的夸张，既曾通过军费施压，又曾利用将领们的通电。正因为这样，素有袁世凯“逼宫”之说。说这话的人多是清廷遗老，他们带着对袁世凯“葬送大清江山”的愤恨，竭力渲染其“逼宫”的恶行。对于革命党人中的暴烈派而言，本来是不反对“逼宫”的，恰恰相反，他们认为逼得还不够，不应该给清廷什么优待，如果以武力攻下北京，就没有这些麻烦，而且政权也不会落到袁世凯手里。所以，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就有人竭力鼓吹北伐而干扰和破坏和谈。但是，到了1928年之后，党国史家为了歌颂自己的

国父和丑化当年的政敌，却接过这种渲染，通过国家权威和意识形态的力量传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袁世凯让皇帝退位，之所以做得不快，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不够狠。就算是逼宫吧，他那逼的方式也很温和，很柔软。如果换了别人，快刀斩乱麻，以非常手段处置，事情就简单得多，中外历史上都不乏这种宫廷政变的先例。但是，袁世凯不是那样的人，他也争权夺利，他也杀人，但他顾惜自己的名声，不愿突破某些底线。比如，恃强凌弱，残害无辜，都不是他愿意干的。他不乏手段，但做事却不愿做得太过。面对强敌，他未必没有狠手，但面对此时皇宫里的孤儿寡母，他有种种不忍。面对时代的大变局，一代豪杰也曾心里很纠结。因为在他那里，还有做人的基本道德。

    隆裕虽然贵为太后，一生的命运却实在可怜。她15岁嫁入深宫，面对的是严厉的婆婆和不得志的丈夫。而且那不得志的丈夫爱的是珍妃，自然让她饱受冷落。婆婆希望她能管住丈夫和皇宫嫔妃，包括那个珍妃，她却实在不能。她被夹在中间，结果是婆婆不疼、丈夫不爱，只有在寂寞中打发时光。后来婆婆死了，但在婆婆死的前一天丈夫先被毒死，她成了年轻的寡妇。6岁的小皇帝虽然身后还有摄政王，却同样无力镇压叛乱，也无力对付袁世凯。名义上的大事需要太后“懿旨”，但太后能有多少主意？自从袁世凯就任内阁总理大臣，主意其实主要来自袁世凯。有时候看上去是庆亲王提议，而庆亲王的主意往往也是来自袁世凯。在这样的格局之下，袁世凯已是事实上的主宰，做事主要靠自律。

    袁世凯虽然有时候也很专横，却不愿做《三国演义》里威逼献帝的那个曹操。太后虽然无能，他却要做出臣子的样子。他可以苦口婆心地劝说太后，却不能替太后做主，更不能写好诏书后硬抓着太后的手腕子去盖印。那样的做法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袁世凯却做不出。他希望皇帝退位，却只能跪在太后面前，晓以利害，费尽心机让她明白，最终做出退位的决定。让人把江山社稷交出来，显然比把妻子儿女交出来还要难。何况，大清帝国并不只属于皇帝和太后，而是属于皇室一大群人，哪个贵胄愿意轻易放弃这份家业？所以，隆裕太后很难下定决心。

    可是，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袁世凯知道，事情不能再拖下去了。因此，就需要用一点手段。

    48位将领联名通电拥护君主立宪，当然是袁世凯操纵的，目的是做给南方看，让革命党人知道，袁世凯并不是好惹的。然后，袁世凯进宫面奏这份电报的内容，同时检讨自己上任以来的诸多失误，提出要引咎辞职。如果在平时，辞职实在算不了什么，但在此时，却是袁世凯对太后施加的压力。如果袁世凯不干了，让她依靠谁去？隆裕没有别的办法安慰这位老臣，只有从内库拨出8万两黄金，为袁世凯补贴军费。

    军饷的确是大问题，但仍然有人强烈地主战。这好像早已成为中国传统，似乎只有主战才是忠臣，主和就是对朝廷不忠。面对这种情况，袁世凯想了一个办法，不用他来说话，1月11日，北洋全体将领由直隶总督姜桂题领衔发出通电：请求皇帝令王公大臣捐献私财，毁家纾难，共济时艰。

    太后正为军费发愁，对此建议当然同意。因为太后知道，王公大臣们几乎个个家财万贯，非常时刻，来点“爱国捐”也没什么不可以。话又说回来，他们的财产无论怎么来的，贪污受贿，巧取豪夺，事实上不都是靠着朝廷而获得的吗？客观地说，王公大臣都是爱国的，因为他们与国家有更多的共同利益。但是，真要让他们从自己的口袋里掏钱去打仗，却不能不觉得肉疼。所以，这仗最好还是不要打了。

    袁世凯所要的正是这个结果：王公大臣们再也不敢轻言作战。

    1月12日，庆亲王奕劻提出了皇帝退位和民国政府优待的问题。大臣们面面相觑，一部分少年亲贵激烈反对。太后一时拿不定主意。

    太后对天下情形并不深知，消息都靠大臣们汇报。在这些大臣中，最有见识也最有能力的就是袁世凯，当然就多听他的话。唐德刚研究这段历史，认为袁世凯当年对隆裕太后的策略是分几步走的：“第一步便是以军费无著为借口，把这对可怜小寡妇母子的私房钱，一举花光。其实她母子的私房钱，花不光也。但是这对可怜的寡妇孤儿，那里知道呢？等到太后的‘内帑’花光了，寡妇自觉前途茫茫，衣食堪虞，乞怜于宰相之时，老袁又可以告诉她，兵凶战危，胜败难卜，太后如赞成共和，将来的民国政府会优待皇室，‘优待费’可多至四百万两一年，足可安度晚年。这一来太后就彻底动摇了，一切也就以袁世凯的意志为意志了。”“说穿了，袁某是在‘欺君妄上’，但是欺君以方，比弑君砍头，究竟还要文明多矣。后来小皇帝溥仪长大了，回忆起这时的情况，他记得太后在哭，跪在她面前的一个老头子，也泪流满面。这时‘太后’的确在哭；‘老头子’泪流满面，就在演戏了。”[9]

    其实，唐德刚错了，何以见得“老头子”泪流满面就是在演戏？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想一想袁世凯的当时感受，只要他不是特殊材料造成的钢铁战士，此时此刻，就不能不动情。正如他自己所说，袁氏世受皇恩，而自己所受皇恩尤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如果只为个人打算，人生一世，还求什么？虽然曾经被罢官，但那是载沣的事，未必是隆裕主谋。如果皇位上坐的是载沣，袁世凯也许用不着这样费周折，但事实上不是，此时的皇帝很可爱，隆裕太后好脾气，他们的手上没有鲜血。维新派和革命党之所以能够接受议和，并优待皇室，也恰恰因为这一点，而不是他们忘了复仇。所以，告别革命而以和平演变的方式实现统治者的新旧交替，是需要条件的，那就是统治者手上没有鲜血。否则，血债最终还是要用血来还。对袁世凯而言，隆裕太后的眼泪未必不能打动他。史料证明，袁世凯缺少的，恰恰是铁石心肠。

    即使袁世凯无心为太后分忧，也无心为皇家打算，心中全是私欲，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内阁总理大臣，要告别这段历史，奔赴未卜的风雨路，只要是正常的人，也应该有一捧辛酸泪。此时陪太后一哭，可谓正是时候，而且不算不真诚。

    哭是要哭的，但大事还要办。

    1月16日，他以全体国务大臣的名义，上奏隆裕太后，奏折讲了许多，诸如：议和不顺，军饷无着，海军皆叛，强邻虎视，辽东告急，人心惶惶……最后说道：“环球各国，不外君主、民主两端，民主如尧舜禅让，乃察民心之所归，迥非历代亡国可比……且民军亦不欲以改民主而减皇室之尊荣。……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民军所争者政体，而非君位。所欲者共和，而非宗社。我皇太后、皇上何忍九庙之震惊，何忍乘舆之出狩，必能俯鉴大势，以顺民心。”[10]

    袁世凯对太后说：革命军兵精饷足，遍地都是，而朝廷缺人少饷，这仗怎么打？将士不乏忠勇之士，打，也许还能撑一阵子，但是，打赢了固然好；如果打不赢，“优待”就得不到了。面对流泪不止的太后，他甚至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自古无不忘之国，亡国之君，身受杀戮之惨，古今中外历史，斑斑可考。今天大清皇帝退位，仍能保持其尊号，并可享受岁费，这是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创举。我们在谈判中大费唇舌，好不容易才争得这个优待条例，总算尽了做臣子的一片苦心。”[11]

    面对袁世凯的如此表现，党国史家往往指责他耍两面派手段，遗老们也说他是装模作样威胁太后。其实，袁世凯对太后说的，实在是掏心窝子的话。中国历史告诉人们，改朝换代之际，亡国之君大多没有好下场，皇族子孙没有几个能够活下来。袁世凯为大清争得这样的结果，的确是尽了做臣子的苦心。

    说到底，对于大清帝国，袁世凯没有为保卫它而拼尽最后一滴血，没有表现出与之共存亡的那份忠烈，但是，作为一个注定要埋葬一个旧时代并开创一个新时代的过渡人物，他在历史的转换之际，能够不忘为旧主着想，却也不算不忠。

    此时的袁世凯运气不错，一些偶然事件帮助了他。太后说服得差不多了，“宗社党”却仍然要誓死保卫大清，而且指责袁世凯与革命党人相勾结，在为革命党服务。应该说，良弼等人看得不错，他们的谋略也不错，如果他们能够战胜袁世凯，辛亥革命的成功将会遥遥无期。而且，即使不能战胜民军，也可以退回关外以待时机。如果那样，中国大地上的战火不知将要燃烧多少年。然而，1月16日和26日，北京发生的两次暗杀事件帮助了袁世凯：

    1月16日，也就是袁世凯对隆裕太后痛陈利弊的那一天，袁世凯退朝回家。作为内阁总理，他坐的是一辆金漆朱轮马车，车前车后有人马簇拥。在经过丁家街三义茶馆门口时，一颗炸弹从茶馆楼上扔了下来，但马车疾驶穿过爆炸的烟尘，可谓有惊无险。可是，刚刚来到祥宜坊酒楼，又一颗炸弹从酒楼里飞出。这回击中了，卫队营管带袁金标等10多人，还有两匹马，登时倒毙在血泊中。幸运的是，袁世凯乘坐的马车却在硝烟中飞腾而去。

    这场刺杀是专门针对袁世凯的。他们之所以要刺杀袁世凯，主要是反对议和，反对把大总统的职位留给袁世凯。他们认定，只要杀死袁世凯，就可以斩断妥协议和之路，革命之后的权力，就不会再落入袁世凯手中。他们周密计划，分为三组，一组在三义茶馆装作茶客；一组在祥宜酒坊装作酒徒，还有一组在东安市场附近。有此三关，他们以为袁世凯必死无疑。可惜的是，炸弹偏偏有眼，炸死十多人而恰恰躲开了袁世凯。

    事实上，刺客帮了袁世凯的大忙。在此之前，朝廷的主战派骂他是奸臣，在与革命党联手颠覆大清国。这次刺杀为他洗清了嫌疑，使太后对他更加信任，庆亲王等也可以为他辩护了：你们说袁世凯与革命党里应外合，革命党为什么还要刺杀他？同时，北京已经遍布革命党刺客的谣言也得到了证实，主战派也不再说那是袁世凯编出来吓唬人的把戏。

    隆裕太后身为女人，虽然没有生孩子，却是一个好母亲。她没有完全被权力和斗争所异化，知道亡国的可怕，也知道生命的可贵。这时的她已经顾不得皇位，只求母子平安，生活无虞。汉人非要革命不可，大清已经气息奄奄，冤有头，债有主，清算的时候到了。在这种时候，袁爱卿不但能保全她们母子的性命，避免历朝历代的血腥交替，而且仍有皇宫可住，生活一切照旧。看看几千年的历史，一个个王朝交替，哪一家有这样的好运气？所以，此时的隆裕太后，已经不愿再过胆战心惊的日子，不愿在皇位上苦撑，一心准备退位了。

    唯一的障碍就是宗社党。可是，不过10天，1月26日良弼遇刺了。刺客彭家珍的一颗炸弹，除掉了宗社党的核心良弼。彭家珍再次帮了袁世凯的忙。他的炸弹吓破了王公大臣的胆，扫清了清王室最后的主战派。据当事人梁士诒的年谱记述：“良弼被炸之日，京师风云至急，入朝行礼后，隆裕皇太后掩出泣云：梁士诒啊！赵秉钧啊！胡惟德啊！我母子二人性命，都在你三人手中，你们回去好好对袁世凯说，备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性命！”[12]

    在良弼被刺的同一天，47位将领联名奏请皇帝逊位。

    到了1月29日的御前会议上，已经没有了主战者。接下来讨论的，只是争取更多的优待。

    终结帝制的任务，就这样完成了。

       南京，孙中山提交辞呈，参议院开会，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参议院致袁世凯的电报中称袁世凯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中国之第一华盛顿”[13]。在全世界选举总统的历史上，第一个全票当选的是华盛顿，第二个就是袁世凯。

       这就是袁世凯“窃国”的全过程。

       根据常理，有人行窃，就要有人看守，当时的国人竟然是如此拱手送上，而且举国为之欢呼。窃国之说，实在是对当时全体国民智慧的侮辱。

       所以，当年指责袁世凯窃国的，不是革命党人，而是以宗社党为代表的部分遗老。参与革命的人们不说袁世凯“窃国”，因为无论首义都督黎元洪还是相继举义的各省都督，都知道袁氏并没有从他们手里窃取什么，当选临时大总统和正式大总统，一切都光明正大。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南北议和，是辛亥革命的重要转折。议和的结局是清帝退位，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通过和平谈判实现政权更迭的重大事件。清帝退位后，孙中山辞职，南京参议院依法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只是兑现政治承诺而已。于孙无所谓让，于袁无所谓夺。”[14]所以，如果遗老们说袁氏窃国，多少还有点道理。因为袁世凯用种种手段让清帝退位，并不十分光明正大，站在大清帝国的立场上，未尝不可以说他“窃国”。但必需明确的是，袁世凯“窃”的是大清帝国，而不是中华民国。所以，站在大清帝国的立场上这样说是可以的，站在中华民国的立场上这样说就实属不可。

走近袁世凯（二）

“二十一条”与大总统的眼泪

——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第一任大总统百年忌辰而作

    在过去的历史叙述中，袁世凯一直背着“卖国”的骂名。而“卖国”的主要证据，就是接受日本人提出的“二十一条”。

    因为研究过辛亥革命的一些材料，所以我知道袁世凯是终结帝制、创建共和的元勋，出任大总统也是人心所向，理所当然，并不存在什么“窃夺”革命成果的问题，但在“二十一条”问题上却一直没有生疑，因而也曾沿袭流行的说法，说过“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之后”这样的话。所以，在这篇文章的开始，我想首先对故大总统表示歉意！这份歉意虽然来得太迟，虽然只是个人行为而不能代表任何群体，但我觉得仍然很有必要。

    同时我又想到，这是一个非常无奈的问题。这不是为我自己的无知而开脱，而是考虑到这样的现实：人们的历史知识主要来自教科书，然而，中国的教科书从1920年代末民国易帜成为“党国”之后就以“党义”为指针，以立场掩盖史实，以党派领袖的是非为是非，对民初执政者的评价极不公正。这种不公正至今在海峡两岸延续着，甚至影响到海外学者。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要不遇到某些问题而产生疑问，就很难去对历史重新考察，头脑就仍然被那些先入为主的说法所盘踞。好在当年的某些材料还在，只要走近它，后来的遮蔽和改写便会失效。说到这里，我要感谢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以及《梁燕孙先生年谱》等，这些书材料翔实，“二十一条”是怎么提出的，政府是怎么与日本人谈判的，大总统的态度是如何，外交官怎样与日本人斗智斗勇，一切都写得非常详细。此外还有梁士诒的年谱、曹汝霖的回忆录、顾维钧的回忆录，以及曾叔度《我所经历的“二十一条”内幕》等当事人留下的材料。回忆自然有不尽可靠之处，但结合档案材料读，却可以使背景和细节都丰富起来。感谢这些材料使我知道了各种具体情况，纠正了多年的认识，于是就想写出来奉献给读者——

一、袁世凯“接受”和“签订”过《二十一条》吗？

    “二十一条”的提出众所周知，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觐见大总统袁世凯，当面递交了一份文件，希望大总统“赐以接受，迅速商议解决”[①]。该文件共有五号二十一款，所以史称“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的具体内容是：第一号四款，要求中国政府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享有的一切权利。第二号七款，要求中国政府承认日本在南满及东部内蒙古的特权，并将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铁路期限延长为99年。第三号二款，要求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第四号只有一款，要求中国政府承诺沿岸所有港湾和岛屿一概不割让或租借给他国。第五号七款，涉及内容最多，也最为严重。第一款要求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充当政治、财政、军事等各方面的顾问；第二款要求中国政府对日本在中国内地所设的病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第三款要求某些地方的警察由中日合办，或多数聘用日本人；第四款要求中国向日本采办军械，或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之军械厂，并聘用日本技师、采买日本材料；第五款要求中国政府将接连武昌与九江、南昌路线之铁路，以及武昌到杭州、南昌到潮州各路铁路建造权许与日本；第六款要求福建省内筹办铁路、矿山、海口、船厂如需外国资本时，先与日本协议；第七款要求日本人在中国有布教之权。

    考察这些条款所提出的要求，有的是已是既成事实，只是要求中国政府的承认；有的则是新的扩张图谋。回顾历史，不难看到某些要求的历史缘由。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清廷把台湾割让给日本，福建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势力进入南满。1907年到1912年，通过三次日俄密约，日本势力进入蒙古东部。1911年至1913年间，湖北汉冶萍公司三次向日本人借款，数额远远超过该公司总资金，因而公司产权被日本人控制。1914年8月，日本向德国宣战，占据了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所以，福建、南满、东蒙、山东的权益成为二十一条的主要内容。新增加的要求主要是中国政府聘用日本顾问、合办警务、购买日本军械、限制中国与欧美国家的交往等，目标显然是破坏中国与西方各国的关系，由日本全面控制中国。

    毫无疑问，“二十一条”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蔑视和践踏。政府如果接受这些要求，就意味着把国家的许多权利交给了日本，甚至使中国成为日本的保护国。大总统如果接受这样的条约，自然有卖国之嫌；如果为了个人利益而签订这样的条约，更是货真价实的卖国贼。

    然而，说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而“卖国”，却实在有点冤枉。

    长期以来，教科书和主流历史著作几乎异口同声地在说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②]，甚至说“称帝心切的袁世凯令其代表对日本的要求作了完全的承认”[③]，或者在行文中如此表述：“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公开上演帝制丑剧……”[④]，“‘二十一条’的谈判与签订，在全国激起了强烈的愤恨……”[⑤]，“‘二十一条件’签订后……”[⑥]，似乎“接受”和“签订”《二十一条》，都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作为工具书的《辞海·历史分册》提供的也是这样的知识。“五九国耻”词条下说：“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承认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二十一条……后以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⑦]“袁世凯”词条下如此写道：“袁世凯……1915年5月接受日本提出的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⑧]

这些说法已经流行60多年或80多年，影响了几代人，然而，袁世凯和中华民国政府“承认”、“接受”、“签订”过《二十一条》吗？历史的事实摆在那里：日本人的确提出了“二十一条”，但袁世凯从未承认和接受过“二十一条”，民国政府也没有与日本人签订过《二十一条》。关于“二十一条”的交涉进行了4个月。在那4个月里，日本方面千方百计逼迫中国政府承认和接受，尽快签字，而中国政府则费尽心机，软缠硬磨，竭力拒绝。虽然最后日本人发出最后通牒，中国政府只能无奈地接受，但这时所接受的已经不是“二十一条”，而是其中的部分条款。

    面对日本人提出的“二十一条”，袁世凯和中国政府接受了多少条呢？

    查1915年5月25日由外交总长陆徵祥与日本人签订的《民四中日条约》，一是《关于山东省之条约》，4条；二是《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9条；加起来是13条。而且两份条约中都有一条“本条约自盖章之日起即生效力”，所以从实际内容看，一份是3条，一份是8条，共计只有11条。

    然而，曹汝霖在他的《一生之回忆》中反复强调说，面对“二十一条”，中国政府接受并最后签约的“不满十条”。他说：“日本所提之《二十一条》，议结者不满十条”；“二十一条中之第五项各条，不但辱国，且有亡国可能，已坚拒撤回不议。而所议定者，不满十条。”[⑨]

    明明是11条，曹汝霖为什么说“不满十条”？对照《二十一条》可以发现，《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中的第八条是“关于东三省中日现行各条约，除本条约另有规定外，一概仍照旧实行”，与“二十一条”要求无关，所以“二十一条”就只剩了10条。对照《二十一条》核查这10条，可见多处打了折扣。因此，曹汝霖的说法与事实相符。

    所以，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日本人向中国政府提出的是“二十一条”，袁世凯和中国政府所接受的却“不满十条”，最后签订的《民四中日条约》是“十三条”，其中有三条是与“二十一条”要求无关的“虚文”。所以，要说“签订”，可以说是“十三条”，要说“承认”和“接受”，却应该是曹汝霖所说的“不满十条”。

    无论如何，袁世凯和民国政府从未接受、承认、签订过“二十一条”。

二、艰难的交涉过程

    从“二十一条”，到“不满十条”，这个结果来之不易。回顾那个过程，可以看到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和外交官们为国家尽心竭力，看到他们的责任感和浓浓爱国情。

    整个谈判都是在大总统的直接指导之下进行的。

    根据曹汝霖回忆，日本人提出“二十一条”的具体情形这这样的：当时的日本总理大隈重信、外相加藤高明都对中国有野心。他们忽然令驻华公使日置益回国述职，然后让他带着《二十一条》回任。日置益回到北京，即求见大总统，总统以为是公使回任而进行礼节性拜访，于是令外交部次长曹汝霖一同会见。寒暄之后，日置益即拿出《二十一条》，并要求总统迅速裁决实施。袁世凯说交涉事宜应由外交部管，当交曹次长带回，由外交总长与之交涉，说完就把文件放在桌子上，没有翻开。然而，等日本公使告辞之后，袁世凯却没有让曹汝霖把文件带走，而是留下来进行了认真的研究。第二天早晨，袁世凯召见外交总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四人，对他们说：“日本这次提出的觉书，意义很深，他们趁欧战方酣，各国无暇东顾，见我国是已定，隐怀疑忌，故提此觉书，意在控制我国，不可轻视。至觉书第五项，意以朝鲜视我国，万万不可与他商议。”[⑩]

    这是袁世凯最初的意见。然而，这一天总统仍然没把文件交给外交部，而是说他还要再仔细看看。又隔了一天，才让曹汝霖去总统府取文件，总统已逐条作了详细而具体的批示。比如，对第一号，袁世凯批道：“此本于前清中俄协定东三省会议时，已允继续俄国未满之年限，由日本展续满期，今又要重新更定。但将来若能收回，对于年限没有多大关系，此条不必争论。”对于山东问题，总统批道：“应双方合议，何能由日本议定，由我承认？这是将来之事，不必先行商议，可从缓议。”对于合办矿业，袁世凯批道：“可答应一二处，须照矿业条例办理，愈少愈好，可留予国人自办。”对于建造铁路，他的批示是：“须与他国借款造路相同，铁路行政权须由中国人自行管理，日本只可允以管理借款之会计审核权，惟须斟酌慎重。”针对开商埠，他的批示是：“须用自开办法，并应限制，免日本人充斥而来，反客为主。”针对汉冶萍矿厂：“这是商办公司，政府不能代谋。”对于闽浙铁路：“须查卷，似与英国有关。”针对福建让与：“荒唐、荒唐，领土怎能让与第三国。”针对内地杂居：“治外法权没有收回之前，不能允许杂居。”……针对限制中国主权的第五号条款：“限制我国主权，简直似以朝鲜视我，这种条件岂平等国所应提出，实堪痛恨。……不理可也，万万不可开议，切记切记。”[11]

    天津市历史档案馆现存的袁世凯对《二十一条》的朱批原件，可以为曹汝霖的回忆提供佐证。在这份原件上，可以看到更多的字斟句酌和锱铢必较。比如，在日本政府提出的许多要求后面，袁世凯都批了“办不到”。日本政府提出日本臣民在满州可租赁或购买土地，袁世凯圏出“或购买”三字批道：“购买有碍完全领土”。全文的最后，袁世凯的朱批是：“各条内多有干涉内政侵犯主权之处，实难同意。”

    为了更好地与日本谈判，袁世凯临阵换将，撤换了外交总长。《二十一条》送交袁世凯几天之后，日本人打电话给曹汝霖，催问何时开议。曹汝霖对他们越过外交部而直接送文件给总统的超常做法不满，所以故意回答说：总长还没见到文件，如何开议？日置益即到外交部递交《二十一条》。总长孙宝琦接过文件略加翻阅，即对各条进行驳斥。孙宝琦把他与日置益的谈话记录送呈总统，袁世凯看了非常失望，觉得孙宝琦与日本人初次交涉即发表意见，糊涂而粗率，不能当此谈判重任，于是马上换将，当晚征得陆徵祥的同意，次日即任命陆为外长，把孙宝琦换了下来。

    据曹汝霖回忆，在谈判期间，“总统又随时指示，余每晨入府报告，七时到府，总统已在公事厅等着同进早膳，报告昨日会议情形，讨论下次应付方针，有时议毕又入府请示。……陆外长确能恪遵总统批示，决不越出批示范围。”[12]

    袁世凯审时度势，确定了这样一个原则：日本人实际已经得到的，可以让步；日本人尚未得到的，决不轻给。比如满洲问题，日俄战争后满洲早已是日本的口中之食，让他吐出来决非易事，所以可以答应。他对第五号中的七条特别看重，始终表示拒绝。因为在他看来，那些条款有些是“制我死命最要之点”，所以决不相让。

    谈判是从2月2日开始的，地点是外交部迎宾馆，参加谈判的是中国外交总长陆徵祥、次长曹汝霖、秘书施履本，日本公使日置益、一等书记官小幡酉吉、翻译高尾亨。

    第一次会议可谓顺利，日本公使先致词，说的是两国永久亲善，然后中国外长致词，说的是两国唇齿相依，而且说他和中国政府都一直在致力于中日亲善。日本公使称颂陆总长誉满欧美，表示能与之商谈十分荣幸。客套过后，商定谈判安排和程序，然后根据陆总长提议依照原文一条条商谈，议决一条再一条。日方表示同意，于是开议第一条。双方略加辩论，陆徵祥即表示同意，使得日方代表高兴异常，说陆总长办事真是痛快！

    令日本人没有想到的是，从第二次会议开始，这位誉满欧美的总长就再也没有让他们痛快。第二次会议讨论的是德国在山东之权益转与日本的问题。日本方面强调的是在致德国最后通牒时已有声明，德国战败后则已是既成事实，只是为尊重中国主权，才希望得到中国承认。陆总长却以种种理由拒绝，使谈判无休止地重复，却没有任何进展。他的主要理由是：“贵国占领青岛，将来仍还我国，这自决无变更。至其它权益，我尚未调查明白，即在将来开和会时，我国对于德国取得之权益，何去何从，尚未由政府决定，现在何能先议。”[13]日方强调德国在青岛之权益由日本继承，将来开和会也不会有异议。双方争论了几天，陆氏坚持不谈这一条款，日置益也只好表示留待将来和会讨论。

    讨论到闽浙铁路问题，中方告以此案涉及与英国的关系，需要告知英国之后再议。日方马上表示：既与英国有关，我方自可撤回。于是这一条不再讨论。

    日方提出福建不能让租他国问题。陆徵祥正色道：“福建为我国行省，何能与它国有让与行为？贵国提出此案，深为遗憾。”日置益笑着说：“贵国有例在先，故请注意。”意思是说台湾曾割让给日本。陆总长回答说：“前政府有此糊涂行为，本政府决无此事。”[14]

    日方提出汉冶萍合办的问题，陆徵祥回答说：民间商营公司，政府不能越俎代谋，你们应去与该公司商议。

    整个谈判过程中，中国外交官和颜悦色，却是有礼有节，不卑不伉，展示的是一个古老民族的智慧和一个新生共和国的姿态。

    对于第五项，中国代表一开始就坚持不议。日置益再三要求，陆徵祥严肃地说：“此等条件不应对于对等友邦提出，本席无论如何，不能商议，应请贵公使撤回。”[15]谈判因此陷入僵局。一周过去了，日方提议恢复谈判，外交部根据大总统的指示不予理睬。也就是说，只要涉及这一条，没有商量的余地。

    日方代表的目的是速战速决，逼迫中方尽快接受他们提出的条款；中方代表的目标是尽量拖延签字时间，竭力拒绝更多的条款，争取日方让步。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国代表采用了种种方法。首先是拖延时间。根据顾维钧回忆，袁世凯总统曾指示陆微祥，要他尽量拖延时间，陆徵祥很好地执行了总统的指示。他想出了许多办法来拖延谈判。日本要求每周谈5次，陆徵祥以身体欠佳和事务繁忙为由，提议每周1次，最后双方妥协，每周会谈3次。每次会谈，陆外长总是说完开场白即命献茶，日本公使虽然很不高兴，却因为这是东方礼节，无法加以拒绝。这样一来，就大大缩短了谈判的有效时间，使签约拖延了下去。

    其次是有意识把消息泄露出去，寻求国际支援。二十一条是日本秘密提出的，要求中国政府保密。中国许诺保守秘密，但年轻的秘书顾维钧对总统和外长说，这种许诺是在威胁之下做出的，我们没有义务遵守。总统与部员一起分析形势，知道唯一能给中国外交和道义支持的是美国，所以要让华盛顿知道；“二十一条”涉及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所以也要让英国知道。政府马上以巧妙的方式把消息传递给了英、美等国驻华使馆。这一招没有白费，美国闻讯马上表示了态度，英、法两国的驻日大使也与美国大使一起去向日本政府提出质询。面对美、英、法三国的质询，日本外务省不便公然抵赖，又不敢全部公开，只承认了第一号和第二号的11条。因为日本的参战，欧洲各国对日本的态度变得复杂起来，英国与日本有同盟关系，法国与日本有协约关系，俄国与日本签有密约，这些国家都不可能为了中国而与日本撕破脸。所以，只有美国的态度比较强硬。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日本外相加藤于2月9日向美国驻日大使格思类承认了第三、四号的存在，却仍然隐瞒了第五号。因为美国已经从中国方面得知详情，所以继续追问，加藤才于2月21日向格思类承认了第五号的存在。不过，他辩称这只是日本的“希望”，而非“要求”。这样一来，就更加坚定了袁世凯拒绝第五号的决心。

    在把消息泄露给西方各国的同时，政府有意识地把消息泄露给民众，因为从法理上讲，民主共和国，发生如此大事，百姓自有知情权；从策略上讲，此时的政府也需要来自民众的外交支援。通过报纸，国民得知日本的无理要求，因而迅速行动起来，成为政府的后盾，整个社会反日情绪高涨，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使中国代表在谈判桌上有了更充分的拒绝理由，使日本进一步陷入被动。

    与此同时，将军们虽然深知中国的实力不足以与日本对抗，但也不甘示弱，段祺瑞、冯国璋等最高层军事将领适时地表达了强硬态度。[16]

    当谈判因第五项而陷入僵局时，袁世凯还派他的顾问有贺回国探听消息，并向元老陈情。当时的日本元老松方正义很关心与中国的关系，有贺对松方说，中国政府在尽力满足日本的要求，但第五项未免逼人太甚。松方从未听说过第五项，因而随即召见加藤外相，诘问他为什么没有报告。加藤说那只是希望条件。松方说，既然只是希望，就不要逼迫对方开议，如果导致交涉决裂，你将何以处置？加藤说：“不惜使用武力，不出三个月中国可完全征服。”松方笑说：“莫要把中国看得太轻，若用武力，恐三年未必成功，遑说三月，应速自行善处。”[17]有贺把这些情况报告北京，进一步坚定了袁世凯的决心。

    正因为这样，谈判一步步向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4月10日，中国代表拒绝第五号要求；4月17日，中国代表不同意把东内蒙古与南满相提并论，使得谈判无法继续进行；4月26日，日本代表提出最后修正案，做出一些让步；5月1日，中国代表提出修正案，仍坚持拒绝某些条款……最后，日本方面删去对中国最为不利的第五号要求，中国代表仍然继续争取。弱国外交，不容任性，不能图一时之快，谈判中所能做的，只能是尽量少地丧权辱国，能少一分是一分，能少一点是一点。中国代表巧与周旋，据理力争，一次次拒绝日本的要求，甚至不惜数次中断会议，最后终于把二十一条谈成了“不满十条”，真的不容易！

    人们常说弱国无外交，但刚刚诞生的东方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外交官们，却不辱使命，迫使日本做出了一系列让步。历史应该记住他们的名字：陆徵祥、曹汝霖、顾维钧……尽管其中有人几年后被称作“卖国贼”，但他们就像大清帝国的李鸿章一样，实在是为国事所累。

三、最后通牒与大总统的眼泪

    谈判桌上的失利，使日本人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恼羞成怒，于5月7日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5月9日下午6点前答复，否则将执行“必要之手段”。

    所谓必要之手段，就是动武。此时的日本摆出一幅发动战争的姿态，山东、奉天兵力增加，关东戒严，日侨纷纷回国，军舰在渤海一带游弋，舆论界一片战争的叫嚣。

    如此情况之下，中国的希望何在？人们自然希望国际社会出来主持公道，但不幸的是，此时的欧洲各国的确是无暇东顾，所以最友好的国家也只能劝中国政府委曲求全。

    5月8日午后，总统召集会议，时间到了，外长陆徵祥却迟迟未到，电话催请，原来是会见英国公使朱尔典，半个小时之后，陆外长才匆匆赶来，向总统和与会人员报告朱尔典的态度。据曹汝霖回忆，陆外长是这样说的：

    朱使云，今日大会，关系重大，我因关心，特于会前来见。日本因各国忙于欧战，不遑东顾，提出最后通牒，意在挑衅，并非恫吓，袁总统明白内外情势，不至中他诡计。闻陆军段总长主张强硬对待，我知他已秘密动员，晚间运输彻夜不停，已三星期，这明明是在备战。设若开衅，不堪设想，我与袁总统是三十年老友，不愿见他遭此惨运。目前只能暂时忍辱，只要力图自强，埋头苦干，十年以后，即可与日本一较高下。今日之会，重在外交，贵总长应负起责任力争，不可听陆军总长轻率之行动。我这次与贵总长会晤，不比寻常会晤，贵总长若不与我以确实答复，我不告辞，言时声泪俱下。我答以今日之会，由总统亲自主持，必能慎重将事。朱使又重申前言，相持很久。我见他坚定诚恳，遂答称，我必以贵使之忠告，报告总统与大会，若不照贵使之忠告，我必以去就力争。朱使方辞去，故到会已迟，请大家原谅。[18]

    同一情节，在《梁燕孙先生年谱》中有这样的记载：

    八日，大总统召集会议，讨论中日问题。先是外部接到日本最后通牒，即呈袁总统。袁总统定八日午后召集会议。是日正午，英使朱尔典（Sir John Jordan）访陆部长于外交部，曰：“中日交涉，竟至决裂，深为可惜！贵总长知哀的美敦书只有诺与否之答复，目前中国情形，至为危险，各国不暇东顾，为目前计，只有忍辱负重，接受要求，以避危机。从此整军修政，切实预备，埋头十年，或可抬头与日本相见。我想大总统明白大势，知己知彼，决不轻自启衅。惟闻陆军总长段祺瑞主张强硬，据我所知，已秘密动员。今日府中会议，决定大计，关系中国存亡，贵总长应力排众议，负起责任，辅佐总统，以支危局。故特来请贵总长注意，此次之来，非寻常会晤可比。我在中国四十年，与袁总统有三十年交情，不愿目睹贵国与袁总统遭此不幸，请贵总长务将鄙见报告袁总统及大会！”言时声泪俱下。[19]

    5月8日午后的会议是在中南海召开的，出席者有副总统黎元洪、国务卿徐世昌、左右丞、参谋总长、各部总长、各院院长参政院议长和参政，总统府秘书长，还有外交部次长。经过讨论，袁世凯决定接受日本人的最后通牒。

    据曹汝霖回忆，会议开始，袁世凯先发言，讲到日本人的第五项各条足以灭亡中国，好在外交部尽最大的努力，坚决拒绝开议，最后使日本在通牒中已将第五项撤回，为国家挽回了不少。但是，“最后通牒之答复，只有诺与否两字，我受国民付托之重，度德量力，不敢冒昧从事，愿听诸君之意见。”陆军总长段祺瑞当即表示反对，他说：“这样迁就，何能立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袁世凯说：“段总长之说自是正办，然亦应审度情势，量力而行，倘若第五项不撤回，我亦与段总长同一意见。现在既已撤回，议决各条，虽有损利益，尚不是亡国条件，只望大家记住此次承认是屈于最后通牒，认为奇耻大辱，从此各尽各职，力图自强，此后或可有为，如朱使所言。若事过辄忘，不事振作，朝鲜殷鉴不远，我固责无旁贷，诸君亦与有责也。”段祺瑞仍持异议：“民国肇兴，即承认此案，倘各国效尤，如何应付？”袁世凯让他想想两国力量之比较，段祺瑞才不再说话。[20]

    袁世凯的那次讲话，在梁士诒年谱中留下了更多的内容。袁世凯说：

    此次日人乘欧战方殷，欺我国积弱之时，提出苛酷条款，经外部与日使交涉，历时三月有余，会议至二十余次，始终委曲求全，冀达和平解决之目的。但日本不谅，强词夺理，终以最后通牒，迫我承认。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缚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今日本最后通牒将第五号撤回不议，凡侵主权及自居优越地位各条，亦经力争修改，并正式声明将来胶州湾交还中国，其在南满内地虽有居住权，但须服从我警察法令及课税，与中国人一律。以上各节，比初案挽回已多，于我之主权，内政及列国成约，虽尚能保全，然旅大、南满、安奉之展期，南满方面之利权损失已巨。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无敌国外患国恒亡，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则朱使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之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我负国民付托之重，决不为亡国之民。但国之兴，诸君与有责，国之亡，诸君与有责也。[21]

    于是，5月9日23时，中华民国外交部向全世界宣布，接受日本的最后通牒。5月25日，中日双方在北京签署《关于山东省之条约》、《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两个条约和13件换文。这些文件总称《中日民四条约》。

    《中日民四条约》仍然是丧权辱国的条约，但与“二十一条”相比，袁世凯努力了！民国的外交官们努力了！后人不应忘记他们！他们深知弱国无外交，但还是依靠他们的智慧，把国家的损失降到了最低程度。

    所以，时人曾有比较公正的评价：“就事论事，吾国最后所允，较最初日方提案已减轻不少损害，外交当局曾尽最大之努力。”[22]

    所以，结果宣布之后，报纸上出现了不少庆祝的文字，甚至有人提议组织提灯游行向总统表示祝贺。

    当时远在美国留学的年轻学子胡适，也在日记中写道：“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挠，能柔亦能刚，此则历来外交史所未见。吾国外交，其将有开明之望乎？”[23]

    在日本方面看来，关于“二十一条”的交涉则是完全失败了。交涉结束之后，外相加藤高明即引咎辞职。

    然而，袁世凯却高兴不起来。因为在他看来，面对最后通牒而签订《民四条约》，实在是奇耻大辱。就是在5月8日的会上，决定接受最后通牒之际，袁世凯流下了眼泪。

    从大清帝国的满朝文武，到中华民国的大小官员，很少有人见过袁世凯流泪，但此时此刻，他流泪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第一任大总统，面对自己国家的幼弱和恶邻的强大，面对外交的屈辱，止不住老泪夺眶而出，令在场官员们动容。参加会议的梁士诒记下了当时的情景：“会议席上，决定签订承诺条件时，袁总统悲愤陈词，衣沾涕泪……”[24]

    袁世凯不可以拒绝吗？不可以向日本宣战吗？人们当然可以指责袁世凯软弱，可是，强硬需要本钱，明知国家贫弱而宣战，前提是领袖需把国民的生命视若草芥，袁世凯和他的政府还没有为了自己的脸面而不顾国民的死活。他能做的，只是让人们勿忘国耻，“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以期将来能够抬头与日本相见。

    据时任国务院参议兼总统府秘书的曾叔度回忆，条约签订之后，袁世凯曾让秘书考虑应对方案。曾叔度搞出一个方案：一、针对日本要求中日国民杂居的要求，制定一个外侨内地杂居条例；二、针对日本人租地、购地的要求，制定一个外侨永租地权条例；三、针对聘请日本人担任中国警察顾问的约定，制定一个聘雇外人的条例。曾叔度的意思是通过立法进行限制，破坏条约的有效性。当他向袁世凯汇报时，袁世凯认为这办法有点笨。他说：“我已筹画好了：（一）购地租地，我叫他一寸地都买不到手；（二）杂居，我叫他一走出附属地，就遇到生命危险；至于（三）警察顾问用日本人，我用虽用他，每月给他几个钱罢了，至于顾不顾，问不问，权却在我……” [25]后来的事实是，根据条约，日本人可以在南满买地，但是，中国百姓却没人敢把土地卖给他们，因为民间传说政府有条例，卖土地给外国人，必需经政府批准，否则就以国贼论处。查民国立法，没有这样的条例，但南满百姓却人人皆知。至于与中国人杂居的约定，后来的事实是日本人自己终于选择了不与华人杂居。

    袁世凯去世之前，为自己撰写了一副挽联，其上联是“为日本去一大敌”。的确不错，他从来不是亲日派，而是日本的宿敌。1884年，日本在朝鲜发动宫廷政变，作为大清帝国驻朝鲜代表的袁世凯带兵入宫救驾，平定了日本人操纵的“开化党”之乱。1908年，汉冶萍煤矿公司向日本借款，日本要求管理权，袁世凯主张将公司收归国有，挫败了日本人掌控汉冶萍公司的好梦。辛亥革命前后，日本千方百计插手中国，试图掌控中国的命运，袁世凯和黎元洪却与英美建立了良好关系，使得日本人借某些革命党人之手操控中国的谋划落空。正因为这样，袁世凯早已是日本人的眼中钉。在他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之际，西方各国都给予了热情支持，日本却非常失望，致力于扶持反袁力量。

    事实证明，袁世凯虽然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却从来不曾卖国。为了做皇帝而与日本人签订“二十一条”的说法，虽然已经流行了大半个世纪，见于各种教科书，却至至今未找到任何证据。

走近袁世凯（三）

帝制运动中的袁世凯

——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第一任大总统百年忌辰而作

    袁世凯是个聪明人，但遗憾的是，像许多领袖人物一样，在到达权力顶峰之后，就容易变得不聪明。他一生中办得最糟糕、最不聪明的事，就是把“中华民国”变为“中华帝国”，自己不好好做“总统”，而要改做“皇帝”。这实在是中国政治转型的一个大不幸。然而，回顾这段历史，真正需要做的，却并非像过去那样一味抹黑之后再谴责他，因为在这其中，有许多东西需要澄清，也有许多东西需要冷静思考。

1、帝位面前的犹豫不决

    对于恢复帝制的历史事件，过去流行的说法是：袁世凯“利令智昏”，“梦想恢复帝制”[1]，或者是“急于一过皇帝瘾”[2]或者是“一心复辟当皇帝”。各种版本的中国近代史大同小异，都在告诉人们：袁世凯虽然已是事实上的终身总统，却仍然一心要圆他的皇帝梦。其实，这种说法是把袁世凯向坏处想、向坏处说的结果。因为袁世凯与政坛某些派别的恩怨，自然有人竭力把他往坏处说；又因为恢复帝制的确大失人心，所以凡抹黑的事都进行得很顺利；又因为这往坏处说后来成为党国权力和意识形态的需要，所以就成为权力支撑的主流话语，覆盖了宣传和教育，所以成为社会的普遍知识。

    然而，袁世凯真的一心要当皇帝吗？只要我们面对史实，就可以看到袁世凯并没有那么坚定，也没有那么执著。在帝制运动中，他事实上很纠结，举棋不定，长时间犹豫不决。

    根据他自己执政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感受，他很容易认同民主不合中国国情的说法，因而在心里不反对帝制；鉴于对国民素质的体认，他也会认同中国人离不开皇帝的说法；如果真要恢复帝制，袁世凯也有理由产生舍我其谁的感觉，觉得自己可以做皇帝。但是一觉醒来，他又觉得皇帝万万当不得，于是赶紧踩刹车，甚至让鼓吹帝制的人们碰得灰头土脸。所以，在整个帝制运动中，他摇摇摆摆，令反对帝制的人很不满意，也令鼓吹帝制的人很不满意，甚至身边人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史家唐德刚说：“余曾于袁大总统的起居注中，按日细计之，老乘客在后座煞车减速，盖不下十余次之多也。”[3]党国史家出于抹黑袁世凯的需要，把他的这种表现一概解释为虚伪和阴谋，其实，在我看来，他只是犹豫不决而已。

    筹安会于 1915年8月14日成立，杨度大旗当虎皮，但是否出自袁世凯授意，实在难以证明。一块“旷世逸才”的金匾并不能说明什么。据1915年8月17日《申报》北京电，有人去见袁总统，问是否应该干涉筹安会，袁世凯回答说：“此项言论，耳闻已熟……予所居地位，只知民主政体之组织，不应别有主张。……余及国人均有身家产业子孙亲族，人情切己，自当研究所以永保安全之法，予既受国民付托，何敢以非所愿非所恋二者之嫌疑，而强加干涉？”8月27日，《申报》又载北京电报道说，政府接到各省来电，询问对于筹安会的态度，政府回电说，筹安会只是学者们的一个组织，研究民主制与君主制的优劣，不涉及政治，“苟不扰乱国家治安，则政府未便干涉”。这是袁世凯最先的态度。

    更改国家，毕竟是一件大事，必然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赞成者有，反对者也不少。筹安会成立当天，贺振雄就上书肃政厅，指出筹安会“扰乱国政，亡灭中华，流毒苍生，遗祸元首”，并恳请肃政厅长代呈大总统，要求把杨度等人“严拿正法，以救灭亡而谢天下”[4]。第二天，李诲又呈文检察厅，认为杨度等人“倡导邪说，紊乱国宪，未经呈报内务部核准，公然在石驸马大街，设立筹安会事务所，传布种种印刷物，实属弁髦法纪，罪不容诛”，恳请检察厅“遵照民国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申令，立将杨度、孙毓筠等按照内乱罪，从严惩治，以弭大患”。

    于是，肃政厅呈请取消筹安会，其理由是：“自筹安会成立以来，虽宣言为学理之研究，然各地谣言蜂起，大有不可扼抑之势。杨度身为参政，孙毓筠曾任约法议长，彼等唱此异说，加以函电交驰，号召各省军政两界，各派代表加入讨论，无怪人民惊异。虽经大总统派员在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发表意见，剴切声明，维持共和，为大总统应尽之职分，并认急剧变更国体为不合宜，然日来人心，并不因之稍安。揆厥所由，无非以筹安会依然存在之故。应恳大总统迅予取消，以靖人心。”[5]

    肃政厅呈文之后，袁世凯的态度是：“世界各国有君主民主之分，要不外乎本国情为建设，以达其巩固国家保全种族之宗旨。中国当君主时代，厉禁讨论民主政体，而秘密结社，煽惑不绝，实于共和原理，毫无识解；迨潮流所至，一旦爆发，更无研究之余地。迄至今日，不但人民无共和之智识，即居议政行政之地位者，真能透彻共和之原理，百不一见；而一部分人民，主张君主之说，暗潮鼓荡，已非一日，前车之鉴可谓寒心。恐其于君主原理，犹之初创共和时代之茫昧隔膜，讲学家研究学理，本可自由讨论，但具有界说，不可逾越范围。着内务部确切考查，明定范围，示以限制，通饬遵照。”[6]

    袁世凯的立场的确不鲜明，但允许对国家政体以及中国适合什么政体进行讨论，却不宜看作为复辟帝制做准备。何况，接下来他所做的，也是一再拒绝和推让。

    9月6日，参政院已经表决通过，要他黄袍加身，他却派杨士琦到参政院发表宣言，表示“维持共和国体尤为本大总统当尽之职分”，认为改革国体“于本大总统现居之地位似难相容”。虽然说了“本大总统现居之地位本为国民所公举，自应仍听之国民”这样的话，又表示自己不应该有所主张，但还是非常明确地表示：“以本大总统所见，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应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窒碍，本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认为不合时宜。”[7]

    12月12日百官聚集于大礼堂，袁世凯宣布接受帝位，明年元旦登基。值得注意的是，在接受帝位之际，袁世凯没有成功感，没有兴奋，而是情绪很低沉。没有任何庆祝活动，而且他的讲话也诧异。据曹汝霖回忆，袁世凯说：“当今国事艰难，全国人民代表恳请更定国体，并推戴予即帝位，既是万众一心，予亦义不容辞。惟时局艰难，当此大任，无异跳入火坑，予为国民，亦不能不跳，尔百僚当共济时艰，建立新中国，以副人民之望。”曹汝霖还写道：“百官听了跳火坑的话，都窃窃私语，何以新皇帝第一声，即说此不祥之语。”[8]这里显示的，仍然是袁世凯很复杂、很矛盾的心情。他知道自己是在跳火坑，可是，事已至此，已经没有不跳的自由。

    过去的历史叙述总是说他装样子。老部下冯国璋等也认定他不够真诚。帝制运动之初，冯国璋就曾直接问他是否真要做皇帝。他因此而对冯国璋发了火，然后对冯说：“袁家没有过六十岁的人。我今年五十八，就做皇帝能有几年？况且皇帝传子。我的大儿子克定残废；二儿子克文假名士；三儿子克良土匪。哪一个能承继大业？你尽管放心。”[9]

    曹汝霖也说，在袁世凯决定恢复帝制之前，他曾“冒昧直陈”，袁世凯听了默然不答，少顷才说：“我本无此意，你看历代王朝，有几个得到好结果的？我即年老不足惜，独不为子孙想吗？外人问及此事，你应该为我辩白。”[10]

机要局长张一麐也是袁世凯十多年的心腹幕友，帝制运动兴起，张氏反对帝制，也曾对袁有所告诫。袁世凯说：“论起名誉及道德上的关系，我决不做皇帝，请你放心。”

    但到最后，袁世凯接受帝位，这些人都认为是被袁世凯骗了。冯国璋认定袁世凯耍了他，因而一肚子不满。曹汝霖也认定袁世凯在他面前装样子，太不真诚。其实，袁世凯未必存心耍他们，当时所说的，未必不是掏心窝子的话，只是他当时并没有拿定主意，后来的想法变了。

    袁世凯之所以犹豫不决，原因大致有二：

    首先，权力对人的诱惑极大，人性深处有一种普遍的权力欲，越是杰出人物，这种权力欲就越强烈。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政坛要人的成功离不开权力欲这一内在基础，否则就没有上进的动力。原因并不复杂，因为人在群体中生活，听别人指挥远不如指挥别人更舒心。对中国人来说，当皇帝的诱惑极大，太平盛世，皇位与一般人无缘，那种欲望只能被包藏得严严实实，但一旦有了争夺的机会，哪一个豪杰不想做皇帝？所以，如果说袁世凯完全不想当，那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历史为他提供了机会，为什么不想当？有想法才是正常的。可是，袁世凯是个明白人，虽然偶尔也会犯糊涂，但糊涂的时候极少，走过的成功之路就是他明白的证明。明白人自然能把事情想得比较周全，各方面都想到了，所以想当又不敢当。他知道这事风险太大，一旦失败，将会很悲惨。即使成功，后代也会很悲惨。袁世凯不只一次地说过。

    其次，作为民国初建时期的执政者，袁世凯对民主制度的感觉很不好，这就决定了他虽然不敢贸然选择帝制，却也不能坚定地捍卫共和。众所周知，袁世凯是君主专制制度下官场的成功者，就感受和习惯而言，更习惯做专制国家的统治者，而不习惯做共和国家的公务员。在他个人的感受中，做中华民国的大总统，远不如当年做大清帝国的内阁总理大臣更舒服，因为做帝国的内阁总理大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只要把太后伺候好，做事就可能一顺百顺；做民国的总统却不同，人人都是国家主人，实在难伺候。而且，民主共和国的权力是关在笼子里的，执政者即使是孙悟空，也只能在笼子里施展；这让当了半辈子帝国官员而刚刚变成民国总统的袁世凯感觉很不舒服。政党和国会更是袁世凯所厌烦的。尤其是国会，议员们在代表国民行使国家主权，但不仅因为那么多人难伺候，而且总是处于纷争之中。在袁世凯眼里，那些人实在不过尔尔，有的头脑愚笨，有的目光短浅，有的激情有余而理智不足，有的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然而，他们代表的是国家主权，国家大事都要他们批准。一些事明明是利国利民该办的，在他们那里却扯来扯去通不过。如此等等，民主共和的优越性在哪里？曾是专制帝国大管家的袁世凯的确没有感觉到。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他明白民主共和的大道理，让他迁就那群乱哄哄的平庸之辈，心里也会觉得别扭。

    只要我们公正一些，就应该承认，袁世凯虽然对这一切感觉别扭，但他仍然在努力守法，努力适应民主共和国体，让自己学会在笼子里使用权力。有一点是人们不该忽视而容易忽视的：东方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虽然诞生了，但它是一个早产的婴儿。革命发生了，各省纷纷独立，帝制顺利终结，新国家呱呱坠地，但历史并没有为她准备下合格的现代国家公民，也没有为她准备下合格的现代国家公务员。就袁世凯而言，昨天还是专制帝国的大臣，今天就成了民主国家总统，要求他百分之百完全合格，这不大现实。我曾设想，如果把袁世凯送到美国去做代理副总统，跟着总统见习几年，回来再做中华民国的大总统，情况大概很不同。我也曾设想，孙中山如果当年不是在国外瞎逛，而是在美国做一任州长，大概就是一个合格的总统候选人，而不是他后来的样子。可是，这样的设想只是想想而已，也许对未来有用，却无法改变过去的历史，我们那位在专制文化土壤里土生土长的大总统，与他的选民一样，对民主制度很不习惯。因此，他对民主共和制度没有感情，也就没有捍卫它的动力。

    当总统，袁世凯有点厌烦；当皇帝，却是又想又怕。到最后，却是怕也必需当，而且觉得义不容辞。之所以说义不容辞，并不只是为了追随者和拥戴者，而是包括对国家的责任：如果这个国家真的不适宜民主共和，如果中国人真的不能没皇帝，你袁世凯死活不当，还像个负责任的领导人吗？

    在他拿不定主意的时候，身边人使劲推一把，他的车终于刹不住，滑到历史的泥坑里去了。

2、“国情”和“民意”的陷阱

    袁世凯最后之所以接受帝位，是因为所谓“国情”和“民意”。袁世凯不是一意孤行的人，是否恢复帝制，是否做皇帝，并不只是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而是一直在考虑自身之外的环境和现实，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国情，二是民意。遗憾的是，这二者并不容易把握，袁世凯上当受骗犯糊涂，一失足成千古恨，这陷阱主要就是“国情”和“民意”。

在推拥袁世凯步入陷阱的人中，有他的美国顾问，也有他的下属和亲属，但最关键的是杨度和他的长子袁克定。

    杨度素有才名，很自负，但实际上并没有多少真才实学，属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花架子一个。不过，他倒是真有一门别人没有的“绝学”，可惜他生不逢时，辛亥革命之后，那“绝学”没有了用武之地。关于那门学问，现在的人们已经知者甚少，但它实在是前现代中国最大的学问。它是“帝王之学”，也就是专门教人做皇帝的学问。这门学问到了清末，得衣钵者是王闿运，最后一代传人就是杨度。说起帝王之学的功夫，关键在于相人，但同一个相字，却有两层意思：一是“麻衣相法”之“相”，也就是在人群之中寻找堪成霸业之才；二是“帝国将相”之“相”，也就是辅佐那堪成霸业的人物就帝王伟业。一个人手里有了这样的绝活儿，就想派上用场，这是人之常情。何况，这事只要成功，自己就是帝王师，可做一朝宰辅，这诱惑不算不大。所以，虽然辛亥革命已经发生，帝制已经终结，但杨度并不死心，总想找个有能力的人，实现自己的帝师之梦。他第一个相中的就是袁世凯，后来又相中了孙中山，孙中山死后又想中了蒋介石，但蒋介石没有理睬他，他曾经感叹：蒋中正这么有本事，不做皇帝真可惜！因而对蒋介石大为失望，才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1]，这是后话。而在当时，杨度是一心要让袁世凯做皇帝。

    他善于寻找时机，《君宪救国论》其实早就写好了，却要等到“二十一条”的交涉使袁世凯内心严重受挫之后，又利用古德诺的文章破题，才开始为恢复帝制大造舆论。根据杨度的说法，中华民国的现状真是糟透了，若不改弦易辙，未来将会更糟。糟到什么境地呢？他的回答是：“欲为强国无望也，欲为富国无望也，欲为立宪国，亦无望也，终归于亡国而已矣！”如此危言耸听，就是要恐吓大总统和各界国人，接受他所推销的帝制。杨度说，“共和国民习于平等自由之说，影响于一切政治，而以军事为最重。军事教育，绝对服从，极重阶级。德意志、日本之军队，节制谨严，故能称雄于世界；法美等国则不然，能富而不能强，此无他，一为君主，一为共和故也。……故共和必无强国，已成世界之通例。”以这样的方法证明“共和必无强国”是世界通例，今天的人们可以一眼看出杨度学说的虚妄，但在当时美国尚未证明自己也是军事强国的情况下，又拿军队说事，虽然包藏了反自由、反民主的祸心，但对那些自由民主立场不坚定的人，却有很大的欺骗性。他认定中国国情特殊，不能没有皇帝，其理由是：“中国人民，程度甚低，当君主时代，当兵者之常语曰：‘食皇家饷，为皇家出力耳。’今忽去有形之皇室，代以无形之国家，彼不知国家为何物，无可指实，以维系其心。”他认定国家最高领导人不应该有任期，几年一次的大选，必然导致天下大乱。而且，“其枭杰者，则以为人人可为大总统，即我亦应享此权利，选举不可得，则举兵以争之耳，二次革命其明证也。”所举例子，无一不打中袁世凯的疼处。国家如此糟糕，前途如此黯淡，怎么办呢？杨度拿出了他的药方：“今欲救亡，先去共和。”[12]首先要抛弃共和制度！然后恢复帝制。这是一个虽然也去日本留学，却没有接受自由、民主、人权等观念的人。他开口闭口都是强国，而所谓强国的楷模，在他的心里就是中国的秦皇汉武，加上德国和日本的军国主义。早在清末在日本留学时期，就鼓吹铁血主义，遭到清醒者如鲁迅等人的厌恶。他心里只有强权，没有博爱；只有国家，没有国民；只有统治者的权力，没有个人的平等权利。这种思想状况，其实与他一切都为帝国着想的帝王学有关。他认定大选必然导致大乱，所以坚决反对竞选制度，主张一定要“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他说：“孟子言定战国之乱曰：‘定于一’，予言定中国之乱亦曰：‘定于一’。彼所谓一者，列国并为一统；予所谓一者，元首有一定之人也。元首有一定之人，则国内更无竞争之余地。国本既立，人心乃安。拨乱之后，始言致治，然后立宪乃可得也。”[13]在这里，他连孟子的民本思想都不要，改“民为邦本”为“君为国本”。而他把这一切解释为中国的国情，因为中国国情特殊，就不能照搬西方的制度。

    “筹安会”号称“六君子”，其实主要就是他一人在忙活，但他雄心勃勃，志在必得。

    根据曹汝霖的回忆，“有一次国务会议，内务朱总长（启钤）司法章总长（宗祥）提议，谓外间有筹安会之设，发起者都是名流，昌言中国应改君主立宪政体，实属淆惑人心，且与现行法抵触，应如何处置？总统说，应由两总长警告该会主持人，只应在学理上讨论，若出了范围即为触犯现行法，应加以制止。”[14]可是，当两位总长去警告杨度时，杨度说这是奉命行事，若要制止，请找袁克定。两位总长只好“无言而别”。这是中国官场的恶习在作怪，两位总长竟然没有去找袁克定，结果是总统发话制止，却到这里就不了了之，没有贯彻执行。在整个帝制运动中，此类拉大旗做虎皮的事屡见不鲜。

    在帝制运动中，袁世凯一次次拒绝，一次次推辞和拖延，人们往往把这看成了袁世凯的虚伪，党国史家更是认定那是为做皇帝而欲擒故纵，有意欺骗人民。其实,袁世凯也是受骗者，杨度和袁克定就不止一次欺骗袁世凯。比如，杨度为了让袁世凯相信他的主张，曾经冒名且代替他的老师王闿运给袁世凯发了一份电报，电报中一边危言耸听地说“共和病国，烈于虎狼，纲纪荡然，国亡无日”，一方面拿出历代帝王学者惯用的手段，说“窃谓汉语有云：代汉者当途高。汉谓汉族，当途高即今之元首也。又明谶云：终有异人自楚归，项城即楚故邑也。其应在公，历数如此，人事如彼，当决不决，危于积薪。伏愿速定大计，默运渊衷，勿诿过于邦交，勿怀情于偏论，勿蹈匹夫遹守之节，勿失兆民归命之诚，使衰年余生，重睹开日，闿运幸甚！天下幸甚！”那个年代的人们，唯物主义者尚不太多，袁世凯对此未必全信，却也肯定不会全不信。各省劝进，袁世凯都没有回应，接到这份“王闿运”的电报，却马上做了回复。

    有人反对恢复帝制，他就说“奉命而行”，让人去问袁克定，结果人们就以为是袁世凯的意思，这真把袁世凯害苦了。唐德刚在《袁氏当国》一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袁世凯之失足，则由于他身边那个才德不称，也做其宰相大梦，对现代政治知识实无所知而恃才傲物的杨度，联合袁氏那位浑球‘太子’、欺父误国的袁克定，把老头子拖下粪坑。”[15]此语真是知人论世，入木三分。

    如果说杨度是恢复帝制的第一推手，筹安会做的是舆论工作，那么，通电各省军民两长及各团体派代表来京讨论国体问题，并且各省代表“一致主张君主立宪”的结论做出之后，接下来的就已不是讨论，也不是民意测验，而是恢复帝制的行动：恳请总统当皇帝。

    梁士诒等人成了活跃人物，他们与杨度一道，推着袁世凯做皇帝。一系列准备做好之后，9月6日，袁世凯却宣言改变国体“不合时宜”，“于本大总统现居之地位似难相容”，因为“本大总统现居之地位本为国民所公举，自应仍听之国民”。无论多么困难的事，都难不倒聪明的中国人。总统要遵从民意，民意很快就在总统面前展示了出来，让你躲也没处躲。

    9月19日，“全国请愿联合会”建立，马上占据了帝制运动的中心。他们声称：“民国肇建，于今四年，风雨飘摇，不可终日，父老子弟，皆苦共和而望君宪，非一日矣！”[16]在他们的鼓捣之下，五花八门的请愿团闻风而起。除商会请愿团、教育会请愿团、孔社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等等之外，还出现了了乞丐请愿团。他们以此向帝制反对者施加压力，要求代行立法院顺应民意而制定“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于是，国民代表大会启动，从10月25日起，各省选举代表，至10月28日开始投票表决，到11月28日，全国投票结束。12月11日，参政院查票，结果是国民代表1993人，赞成君主立宪的票是1993张，既无反对票，也无弃权票。

    这就是中国的民意！全国人民一致恳请大总统即皇帝位！这样的民意，袁世凯是信还是不信？袁世凯不傻，也许压根儿就不信，但民意一旦被制造出来，且不说袁世凯内心愿意相信，就是不愿相信，行吗？它是一致投票的结果，你用什么方式反驳？

    于是，参政院代表全体国民，于12月11日上推戴书，袁世凯就只能是例行推让了。多少年来，党国史家写到这里，总是要再次痛骂袁世凯之伪，退回推戴书等都是在做样子骗人，却很少有人认真细读帝制运动中出自袁世凯的那一系列文本。我以为，此时的推辞虽然已经是例行公事，不可能改变事情的进程，但是，袁世凯退回推戴书的咨文仍然流露着袁世凯此时的真实心情。看看这份文本吧，无论是谁替他起草的，都是大手笔，因为他写出了袁世凯的心声：

    “追怀故君，已多惭疚。今若骤跻大位，于心何安？”

    “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能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义无可自解者也。”

    “爱我之国民代表，当亦不忍强我以所难也。”

    为什么不可以把这些话理解为肺腑之言呢？尤其是最后一句，简直是向国民代表乞求了。我知道你们爱我，却为什么要强我所难呢？

    遗憾的是，没有人认为袁世凯的推让是真诚的。在一个争夺才是正常、推让必是虚伪的环境里，人们自然把一切的推让和不情愿当作假象。代行立法院早有准备，知道必有推让，准备二次推戴就是了。当天下午又开会，15分钟就完成了二千余字的第二次推戴书，歌功颂德，为袁世凯解除道德上的愧疚和心理上的不安。“爱新觉罗之政权早失，自无故宫禾黍之悲。”至于宣誓，“当日之誓词，根于元首之地位。而元首之地位，根于民国之国体，国体实定于国民之意向，元首当视乎民意为从违，民意共和，则誓词随国体为有效；民意君宪，则誓词亦随国体为变迁。今日者，国民厌弃共和，趋向君宪。则是民意已改，国体已变，民国元首之地位，已不复保存，民国元首之誓词，当然消灭。凡此皆国民之所自为，固于皇帝渺不相涉者也。”这些话的确能解除这特别的内心压力，袁世凯还有何话可说？12月12日，宣布承认帝位。

    最终降服袁世凯的，是民意。所以，在第二天接受帝位时，才有那翻“跳火坑”的话。只要不是存一个先入为主的见解，努力把袁世凯往坏处想，面对原始资料，读到“跳火坑”的那番话，是很容易掉眼泪的！一个杰出的领袖人物，东方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缔造者，其实更喜欢垂钓于洹上，但因为民意，却明知帝位是个火坑，也不得不跳了！

    如果跳下去就是英雄，就是烈士，倒也罢了，人生自古谁无死？可是，袁世凯跳下去，却是毁了一世英名！那些竭力制造民意的人，多是袁氏故旧，面对后来在痛苦中去世的袁世凯，能心安吗！？

    糟糕就糟糕在身边的人们所习惯的那些官场恶习。比如，有意见不敢明说，不敢直接去问，不把人的真话当真话，而是习惯于隔着肚皮猜。更有甚者，上峰一个眼神，一个表情，或者几句牢骚话，他们就纷纷惴度，而且自以为心领神会，为讨好上峰，积极行动去了。人与人之间，多是卑下的猜度，少有坦率的沟通。

    前文说到，据曹汝霖回忆，在袁世凯决定恢复帝制之前，“公府人员，已对总统称之谓‘上’，外省呈文，都改奏折，但我仍不改其称谓，总统亦无见怪之意。”[17]这是多么好的现象！可是，当曹汝霖把这种情况告诉同事，得到的回答却是“你太忠厚了”之类的嘲讽。而曹汝霖本人的表现也有意思：袁世凯让唐在礼把各省劝进名册拿给曹汝霖看，劝进者竟有数万人，其中不少知名人士。袁世凯此举是什么意思？也许仅仅是让曹汝霖了解情况，但曹汝霖把名册交还唐在礼时却说：“请回总统，我明白了。”[18]他明白了什么？从此不再反对帝制。可是，这是总统的意愿吗？实在是个疑问。因为你是一个有见解的人，总统把劝进的情况告诉你，就是要你赞成称帝吗？人处高位，没有几个能推心置腹说话的人，下面人自作聪明，隔着肚皮猜度上意，然后就顺“上意”而行，所行的却未必真是上意。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不真诚和不坦率，遮盖了民意，又欺骗了上峰。

    更为严重的是，连他的儿子也欺骗他。袁克定努力推动帝制，主要是私心在起作用。因为父亲如果做了皇帝，按照旧规矩，他就可以当太子，将来或许能做皇帝。当然，这也是推测，而且是往坏处想，很容易“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过，袁克定的确是很早就希望父亲做皇帝。早在1911年11月，袁世凯约就任内阁总理大臣之后，曾经约见莫理循。袁克定悄悄请求莫理循督促他的父亲不要固执，赶紧乘这个机会当总统或者当皇帝。莫理循评论道：“袁世凯之子有野心，但是愚蠢之极。”为了让父亲称帝，袁克定什么招儿都用了。据袁世凯的女儿回忆，为了欺骗父亲，袁克定甚至为父亲印了一份假报。袁世凯爱看《顺天时报》，从中了解舆论。袁克定就专门给他印了一份，舆论全是拥护帝制。直到有一天，女儿从街上带回一张报纸，袁世凯见与他看的完全不同，先是大惑不解，后是大惊、大怒，把袁克定叫来痛打一顿，骂他不仅欺父，而且误国。可惜此时已经晚了，一切无法挽回。直到袁世凯死后，袁克定才为此痛不欲生。

所谓“国情”和“民意”，真把袁世凯坑得不浅。

3、帝制的取消

    袁世凯称帝，至少在他自己看来，是为了适应国情、顺应民意。但最后的结果却让他困惑：那么多人劝进，一致投票赞成改变国体，拥护恢复帝制，这是国情和民意；为什么蔡锷振臂一呼，这国情和民意就变了，转眼之间那么多人反对帝制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袁世凯应该明白，这是专制传统下的政治文化特有的现象。专制传统之下，统治者往往习惯于制造民意、强奸民意，民众则不敢说真话，而以说谎为正常，结果，就常常弄得任何人都不知道真正的民意之所在。谎言之国，就是这样害人也害己。

    云南独立之后，另一种国情和民意的确迅速显示了出来：1月27日，刘显世宣布贵州独立；3月15日，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4月6日，广东独立；4月12日，浙江独立；5月9日，陕西独立；5月22日，四川独立；5月29日，湖南独立……尤其是四川和湖南的独立，对袁世凯打击甚大，因为掌管那里的是他的亲信。

    而且，亲信、好友、甚至亲人，也纷纷弃他而去。先是几个老成练达的人物，对帝制前途不看好，先后递交辞呈，离京而去。他们是李经羲、赵尔巽等。张謇是农商总长，本是请假回原籍探亲，到家后却立即递来辞呈。副总统兼参政院院长黎元洪，托病请假，不再出席会议。就连他的老友徐世昌等人也躲得远远的。接受帝位时，王士珍就请假，说是伤风感冒了，段祺瑞称病隐居于北京郊外。教育总长汤化龙，辞职躲到上海去了；做过总理的熊希龄，以省亲为由离京回湖南……就连弟弟袁世彤、妹妹袁书贞，也都登报声明，因为他称帝而与他脱离兄弟姊妹关系。

   
    那么得人心的事，怎么会如此失人心！？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才真正知道杨度等人弄出来的“国情”和“民意”多么不可靠！

    此后的事是后来的党国史家和教科书不愿讲的，因为它不能强化袁世凯的罪行，而是让人看到他原来真的愿意顺从民意，而且是一个知错能改的人。

    看到人们并不真心赞成他做皇帝，袁世凯尽管觉得有些丢脸，却没有像一些领袖人物那样为了自己的脸面而坚持错误。公道地说，如果袁世凯坚持下去，一错到底，就是要做皇帝，可能真的谁也拿他没办法，因为护国军的兵力并不足以推翻他。

    而且，如果他态度强硬，那些观望的人也可能不会追随蔡锷。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领袖人物都是那样做的，错了可以自己偷偷改，却不允许别人说三道四，如果有人提出批评，那就偏把错误坚持到底，以证明自己的伟大光荣与正确。袁世凯却没有这样，见有人反对，他就犹豫了；见反对的人越来越多，他就不再坚持，而且准备纠正错误。

    按原计划，洪宪皇帝应该在1916年元旦登基，如果那样，袁世凯就真的成了皇帝。可是，离登基只差6天，蔡锷起兵了。此时的袁世凯如果执意要做皇帝，仍然可以按计划登基，有人也曾劝他这样做，因为蔡锷的军队在云南，短时间内打不到北京来。历史上许许多多皇帝都是在反对力量还非常强大的情况下就登基的，甚至是打下某个城市就宣布建国的。一心想当皇帝的人，从来不在乎有人反对，在一片反对声中登基的，可谓比比皆是。而且，这样的统治者还有一个特点，无论民众怎样反对和抗议，都不会退位。可是，袁世凯却没有那么不要脸，蔡锷一反对，元旦那天他就没有按计划登基。

    据说，在云南宣布起义当天的国务会议上，袁世凯报告此事时竟然语无伦次：“云南自称政府，照会英法领事，脱离中央。此事余本不主张，尔等逼余为之。”[19]这时，他首先想到的不是派兵镇压，不是维护自己的皇帝地位，而是后悔自己接受帝位。做错了事，他不喜欢埋怨身边人，因为说到底还要怪他自己，心慌之际，他还是有点埋怨，因为他有理由埋怨，整个帝制运动过程中他都常常很被动。他曾经很矛盾，很犹豫，是别人推拥着他走到了这个地步。

    作为国家元首，乱子出来了，当然要打起精神维护中央的权威。此时的他还没有意识到问题有多么严重，所以仍然理直气壮。他说：“君主立宪既以国民公决，铁案如山，无可稍易，举国上下皆无反对之余地！若以一二人私意，遂可任意违反，推翻不认，此后国家将凭何者以为是非取舍之标准？无可为准，任听人人各逞其私，更复何能成国？”同时，他为自己进行辩护：“共和元首之即位，例有守法之誓词，载在《约法》。所誓者何？誓遵民意所定者也。以共和国之元首，一切应以民意从违，此义推之古今中外，无可不通。设民意欲共和，而元首欲帝制，是谓叛民。反之而民意欲帝制，元首仍欲共和，亦为叛民。”[20]

    他虽然强调恢复帝制是遵从民意，却终于没有登基。

    2月23日，他又宣布暂缓登基。如果真有皇帝瘾，他此时的选择应该是抓紧登基。

    暂缓登基，一缓就到了3月15日，广西宣布独立。消息传来，袁世凯就打消了做皇帝的念头。

    为此，他请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等人，前来商议大事。会议是在21日开的。老朋友讲交情，差不多都来了，但一个个心情沉重，不知该说什么好。袁世凯开宗明义：各位说说看，帝制是该继续还是该取消？见大家不愿说话，袁世凯表示：我看还是取消了好。大家表示同意，于是就决定撤销帝制案。

    据丁中江所述，3月24日，袁世凯请一直不赞成帝制的张一麐入见，对他说：“我真糊涂，没有听你的话，以至于此。今欲下撤销帝制令，非你起草不可。”一边说着一边把王式通起草的稿子给张看，并说：“我觉得应该直截了当地下令取销帝制，并将推戴书焚毁。”张一麐黯然叹息说：“这全是总统受小人的蒙蔽。”袁说：“全是我自己不好，不能怪他人。”

    站在国民党立场上的沈云龙在《徐世昌评传》中述及此事，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袁氏虽濒于失败，仍不肯诿过于群小，较之明于责人昧于责己者，毕竟不失其倔强之本色”[21]

    最后改定的这份总统令说明了帝制运动的起因，叙述了帝制运动的过程，也叙述了自己的一再辞让而人们“不谅其辞让之诚”的情况，最后终于酿成帝制之祸。作为一份事实上的“罪己诏”，自责也不为不重，比如：“诚不足以感人，明不足以烛物，予实不德，于人何尤？苦我生灵，劳我将士，以致群情惶惑，商业凋零，抚衷内省，良用矍然……总之万方有罪，在予一人。”

    此时的袁世凯知道自己犯了一个极大的过错，但他还是把事情看得太轻了，似乎取消帝制，不当皇帝，他就可以回头继续当总统。可是，世间哪有如此好事？既然接受帝位，也就意味着背叛了民国，那些起兵保卫共和的人们能让你让你当总统吗？大错铸成，常常没有改正错误的机会。

4、也许严复是对的

    写到这里，我想到了著名的翻译家、影响了几代人的思想家严复。

    众所周知，在帝制运动中，严复的形象很不光彩——他是“筹安六君子”之一，而所谓“六君子”，在人们心目中事实上已是“六小人”。无论严复列名筹安会是否情愿，也无论他有没有参加活动，既然允许杨度使用自己的名字，护国战争胜利之后，被作为罪魁追究，是必然的，也是应当的。最后的结果，严复虽然没有被起诉和通缉，但从此更加边缘化，很少有人再倾听他的声音。

    然而，被忽略的声音，未必没有价值。

    护国战争胜利了，在一片要袁世凯下台的呼声中，严复的想法与众不同。他认为，弄出这样的乱子，袁世凯当然有责任，但他的过错是可以原谅的。他说：“彼项城固不得为无咎，而所以使项城日趋于专，驯致握此大权者，夫非辛壬党人？参众两院之捣乱，靡所不为，致国民寒心，以为宁设强硬中央，驱除洪猛，而后元元有息肩喘喙之地故耶。不幸项城不悟，以为天下戴己，遂占亢龙，遽取大物，一著既差，威信扫地。呜呼!亦可谓大哀也已。”[22]

    也就是说，他认为责任并不只在袁世凯，而是也在革命党人，如果不是他们捣乱，使国民寒心，就不会回过头来盼望强有力的中央，也不会接受帝制。后来史家讲帝制运动，只强调袁世凯一心要做皇帝，却忽视了特定的民意基础及其成因。

    更重要的是，面对称帝失败之后的国家局势，严复认为袁世凯万万不可下台。他说：如果袁世凯还有良心，就不能辞职下野；如果袁世凯还能为国家和百姓着想，就不能辞职下野。他承认袁世凯犯下了过错，在正常情况下是应该下台的，但此时却必须留在台上，因为他若下台，中国的秩序将会大乱。所以，袁世凯要等全国秩序稳定之后，再下台谢罪，而且那时候他必须下台。严复说：

    盖使项城今日而去，则前者既为其不义，而今日又为其不仁；使项城他日而留，则前者既为其寡亷，而他日又为其鲜耻。……今日必不可去，他日必不可留。[23]

    在他看来，袁世凯如果因为犯了过错就引咎辞职，虽然看上去品格高尚，其实是对国家不负责任。国家因他而陷入混乱之际，他就应该负责维持大局，而在将来稳定之后再离开总统之位。

    严复的另一段话也值得注意：

    值此袁氏孤危戒惧之时，正可与之为约，公选稳健之人，修约法，损其政权，以为立宪之基础，使他日国势奠安，国民进化，进则可终于共和，退则可为其复辟，此时亦不相宜。[24]

    也就是说，面对一个强大的独裁领袖，与虎谋皮要民主，是很难的，要求他守法而不越权，也是很难的。但在他犯下过错的时候，却可以乘机立法限制他的权力，为宪政打下基础。

    可惜的是，1916年的夏天，没有多少人能如此宽容地对待袁世凯。作为有影响的人物，做过民国首任总理的唐绍仪斥责袁世凯不顾廉耻，建议他立即退位；伍廷芳也建议袁世凯退位，以求“灵魂的安乐”；张謇也劝袁世凯退位，否则难平民愤。就连冯国璋也召集奉天、吉林、黑龙江、直隶、山东、河南、江西、安徽、湖南、湖北、福建、山西、察哈尔、热河、绥远等代表到南京开会，讨论袁世凯的去留问题。

    蔡锷、梁启超等人的态度更容易理解：如果让袁世凯继续做总统，谁能保证他不秋后算账？为护国领袖们的安全和命运计，自然不宜再让袁世凯继续当总统。但是，百年之后回头看，严复的确看到了一个推进宪政建设的机会。如果蔡锷和梁启超当时也能与严复想到一起去，因而对袁世凯宽容一些，为国家的稳定而更多一些克己和牺牲的精神，说服国民，让袁世凯继续做总统，民主共和国的命运，也许会好一些。

    不幸的是，这个机会被错过了。更加不幸的是，不仅未能留住袁世凯，而且蔡锷、黄兴也相继去世。于是，群雄不再有威慑，一些善于破坏而不善于建设的人物，一些为争夺权力而不择手段的人物，终于渐成气候，人们所担心的乱局，不幸成为事实，而最后降临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中国人与民主宪政，终于成了牛郎与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