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袁世凯生平及思想研究综述

袁力

近十年来袁世凯生平及思想研究综述

董 琼 俞祖华（鲁东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山东烟台264025）

    摘 要：历史上关键人物的是非功过，治乱兴替，在一定意义上事关个人成败，甚至民族的兴亡、国家的盛衰，对我们现代人极具借鉴意义。袁世凯研究一直是晚清人物研究的重要议题。近十年来，史学界对其思想及生平世事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将相关研究成果的整理归类，便于关注这一问题的研究者参考，也有助于袁世凯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袁世凯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颇有争议的重要人物。自1895年天津小站练兵至1916年郁愤而终的21年里，袁世凯曾担任北洋军阀首领、清王朝内阁总理大臣、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华帝国的洪宪皇帝。对于袁氏的种种行为，史学界褒贬不一。近十年来，在国内期刊公开发表的有关袁世凯研究的学术文章已有270余篇，本文遴选其中较具代表性的论文，分为对内统治、对外交涉、人物综论等三部分，将相关研究成果作一简述。

    一、对内的治国思想及政策

   （一）袁世凯的经济思想及政策

    既往的研究包括重工、重农、重商思想及实践；赋税思想与政策；对外开放思想；近代中国路矿权的维护等方面。随着研究的深入，近几年来，史学界普遍认为袁氏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1，2]。苏全有从区域经济的角度审视袁世凯的重工思想，分内外两方面罗举了袁氏发展直隶工业的种种举措，并认为直隶经济的发展突出体现了袁氏的重工思想[3]。金建指出：在兴办农业教育、创设农业基金和推广农业技术方面，袁世凯政府是做了些事的。袁政府在“实业救国”思潮推动下制定的经济政策，客观上有利于民族经济的发展。但暂时性发展的经济背负着重重包袱，可谓前途多舛[4]。在袁世凯的经济思想中，官商合作即官为商助思想占有重要的地位。其表现有二：一是扶持周学熙近代工业企示范，二是扶持近代民族资本蓬勃发展以增强国力。苏全有认为：晚清中国饱受外国资本的侵略与冲击，官为商助，是晚清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由之路[5]。袁世凯的赋税思想与政策也利于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20世纪前后，袁世凯在封疆大吏和民国总统任上，利用职权整顿税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的财政危机；同时还增加进口税，减轻出口税，加强国货竞争力，对近代中国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产生了一些促进作用[6]。袁世凯的对外开放思想及实践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自开通商“特区”，扩大开放范围。袁氏主张自开商埠，并大力开发，促进了各商埠的都市化。二是大胆引进外资，促进经济腾飞。袁氏主张引进外资，前后素志不移，这在苏杭甬铁路、文辞协议、中美轮船公司等问题上即有体现。此外，由于我国资本缺乏，袁氏还注重侨资，这在清末民初可谓利大于弊[7]。刘启强评价了袁世凯的铁路政策，认为其在主观意识和客观形势推动下，主持修筑京张铁路，回收京汉、津镇两路的修筑权，直接推动了中国近代铁路的发展；但同时也推行过铁路国有和借款筑路的反动政策，在中国近代铁路发展史上扮演着双重矛盾的角色[8]。李玉提出袁世凯与晚清直隶矿权交涉问题，其文指出：通过对晚清直隶开平、临城、井陉三处矿产的相关考察，可以发现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内，在对待中外合办矿产事宜方面，基本上以维护国家主权与利益为原则。由于他的及时发现和严格审查，临城和井陉煤矿的中外合办不仅没有重蹈开平覆辙，而且基本做到了利用外资与维护矿权的统一[9]。

    （二）袁世凯的政治思想及改革

    袁世凯政治层面的研究一直是史学者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梁慧娟客观地评析了袁世凯的政治思想，认为从效忠皇室到主张立宪，从主张立宪到拥护共和，袁氏顺应了中国宪政运动的潮流。但他坚守着封建专制的营垒。每一次转变都不是个人政治思想自觉进步的结果，而是其观察时势、审慎再三的权宜之计[10]。政体改革方面：陈晓东认为袁世凯是从主张设立责任内阁，削弱君权，让大臣们有权的目的出发，积极推动清政府预备立宪。袁向清廷争权，组成了真正的责任内阁，这在中国宪政史上具有深层的法制意义[11]。尚海丽等学者从袁世凯参与清末立宪的实践活动中推断：袁氏的活动客观上推动了清末立宪的进程，使清末政治近代化向前迈进了一步[12]。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沈晓敏独辟蹊径，从袁世凯政府和地方议会的关系中，考察袁世凯对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的处理，可谓近年来研究的创新点。其文分析了袁世凯政府与各省议会在适用和解释法律、权力归属等重大问题上发生的争执。认为两者之间的矛盾不能循着理性合法的途径解决，最终导致各省议会有权必争、精力分散、未能正常发挥地方议会的职能；中央政府则利用强势地位以命令代替法律直至解散各省议会，与民主共和背道而驰。要使地方议会运作良好，民主制度在中国开花结果，必须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13]。官制改革方面：袁世凯在清末政局中的特殊地位，使其在官制改革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体现在：清廷宣布立宪之初，“袁制军实左右之”，认为应多选循良之吏为地方官，建立地方自治的基础；清廷“预备仿行宪政”，“先行更定官制”，袁为编纂官制大臣，被认为有济世之才；中央官制改革，袁力主实行责任内阁[14]。

    （三）袁世凯的军事改革及军事教育思想

    多数学者认为袁世凯与中国近代军制改革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应该承认袁世凯对北洋新军的军制改革在我国近代军事史上应有的地位。袁氏一手编练创建的北洋新军是中国第一支近代化军队，北洋新军在军制、装备、训练、官兵素质等方面都达到了近代化水平[15]。同书琴对北洋新军素质的看法与多数学者截然不同，其文认为袁世凯私化北洋新军。只选本门弟子为将以便驾驭，更以腐朽落后的封建思想和诡诈多变的权术相配合，使其于不知不觉间“坠其术中”，最终养成落后保守、自私自利、只知高官厚禄而不顾国家民族、惟知有袁宫保而不知有国家的低劣品性[16]。此外，有学者提及袁世凯创建的巡警制度，认为清末巡警制度的创立是中国警察近代化的开始。袁世凯实施的一系列警政措施包括：警察规章的法律化；警政教育的设立；基层警察的创办；警种的多样化；经费来源的筹措等，在巡警制度建立过程中开启了先河[17]。军事教育对培养新式军事人才、促进军队近代化发展具有深远影响。作为中国近代军事改革的代表人物，袁世凯提出广设军事学堂、建立合理的军校教育体制、正规教育与速成教育相结合、学习外国军事教育经验等思想并付诸实践，丰富了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及教育思想的内容[18]。柳卫民撰文略述了袁世凯的警察教育思想，并评价其为腐朽与进步兼并[19]。

    （四）袁世凯的教育思想及实践

    在清末教育变革中，袁世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倡办新式学堂，主张废除旧的科举制度，建立新的地方教育行政机构，派遣留学生，聘用日本教习或顾问，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20]。在地方教育方面，袁世凯颁行了一系列教育法规，创建学校司、提学使司、劝学所等近代新式教育管理机构，形成河北近代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同时，袁氏多方筹措经费，培养师资，编辑新教材，创建新式小学、中学、大学和各种军事学堂、实业学堂等新教育设施，建立河北近代新教育体系，从而使河北教育摆脱了旧教育的羁绊，步入了近代化的发展轨道[21]。

    （五）袁世凯政府的民族政策、侨务政策

    刘国武分析指出，袁世凯部分地继承了孙中山“五族共和”思想，主张以汉藏民族间平等团结为基础，以此“谋内政之统一”和实现“民族之大同”；采取由剿到抚的策略，争取西藏内向中央；在中英交涉中，妥协与周旋相始终，但拒绝签订出卖西藏的条约。这是袁氏在处理边疆新危机中唯一能基本坚持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一次，但因国力衰弱和袁世凯致力于加强个人专制统治，其筹藏政策最终未能成功[22]。白拉都格其认为：袁世凯当政后，采取种种羁縻笼络和软硬兼施手段，初步稳定了内蒙古局势。袁又通过谈判等手段，至少在形式上恢复了中国在外蒙古和呼伦贝尔的主权[23]。在袁世凯的治国策略中，任贵祥首次提到了袁世凯的“侨务政策”，认为袁世凯北京政府在护侨权益、大力发展海外国民党组织以及吸引侨资方面做出过努力，但不及孙中山南方革命政府的侨务政策影响深远[24]。

    （六）袁世凯政府的司法改革

    康大寿评价袁世凯为清末法制改革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上书请求变革法律，积极推荐修法人才，并参与新法内容的讨论；极力主张多渠道地造就和选用法律人才；利用直隶总督的地位和权力，将法制改革的许多措施在直隶施行。袁氏对推动当时中国封建法制的近代化进程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25]。无独有偶，王先明也提及上述观点，并特别分析了袁世凯在天津率先实行的地方司法改革的进程和特征，认为具有制度性近代转型的样板价值，体现了复杂的历史内涵和时代特色[26]。

    （七）袁世凯与近代社会问题

    这一研究是近年来崭露的新亮点。邵雍谈到，袁世凯对秘密社会的政策关系到秘密社会各个分支在民国社会中的定位，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新生的中华民国的发展方向。袁世凯对秘密社会查禁的重点是与革命党合作的洪门帮会，与革命党基本没什么关系的青帮安然无恙门则采取了暗中放纵的态度。作为国家元首，袁世凯将国家的法律、法令玩弄于股掌之间，给民国的统治者不遵法纪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27]。

    二、对外交涉近十年来，对袁世凯政府的外交研究，史学者已摒弃旧的思维模式，引入新的研究视角和观点，认同袁世凯主观努力的一面。

    （一）袁世凯的对日外交管书合如此评述：袁世凯一生对日外交的成败与其在政坛上的兴衰沉浮息息相关。驻朝时代，袁与日全面对抗；回国后至辛亥革命前，从“以日为师”到采取“联英美以制日俄”的对策；辛亥革命时期，面对日本的步步侵略一面抵制，一面妥协。最后以外交及个人政治生涯完全失败而告终[28]。袁世凯与中日“二十一条”的研究一直是学者们争鸣的热点，袁对“二十一条”进行了客观抵抗的观点渐占上风。如李永春就以“袁世凯政府的新闻策略”的独特视角阐明：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期间，袁政府大肆运用新闻策略，将日本要求内容及会议情形漏泄于外报驻京访事，以制造国际舆论，争取各国的同情与暗助。同时，纵容国内报纸自由地抒发爱国反日言论，以为对日交涉的凭藉。但出于日方压力和防止国民“干预”外交的考虑，袁世凯政府又尽量控制过激舆论，使之不至妨碍交涉的和平解决[29]。

    （二）袁世凯的对俄外交:从袁世凯与俄国的关系演变中可以看出，袁氏的早期外交思想没有脱出洋务派“以夷制夷”的窠臼，而到后期则逐步萌生了近代国家主权观念[30]。刘春玲在其文中提到，中、俄交涉初期，袁世凯极力争取外蒙古主权。但因俄国的政治讹诈、国际环境孤立、国内政局动荡及巩固政权之需，袁世凯最终妥协，放弃对外蒙统治权，只获得空头“宗主权”。这种妥协是被迫的外交让步，并非单纯的“卖国”[31]。

    三、人物综论及其他

    （一）袁世凯的历史评价

    谢俊美撰文指出：袁世凯的升沉败亡，既有个人的政治因素，也与当时复杂而深刻的社会诸多因素分不开。袁去世前的5年是他一生中最为得意、同时也是他走向败亡的5年。武昌起义后，他当上了清朝的内阁总理大臣。而后经过权衡利弊，他骗取革命人士的信任，选择共和，逼迫清帝退位，结束了在中国长达260多年的清朝统治。这一时期袁世凯被世人看作是一个能稳定政局的人物，一个在专制政体倾覆后能重建和平和秩序的人物。然而袁氏上台后，倒行逆施，背叛民国，帝制自为，成为国家和民族的千古罪人，这是其咎由自取的结果[32]。农伟雄重新考察了袁世凯自武昌首义后“奉旨出山”，主倡南北议和，逼迫清帝退位，最后当选民国临时大总统这一时期的主要史料，认为袁顺应时代潮流，推动了历史的进步，“权术”、“投机”、“窃国”等罪名并不属实[33]。马勇从历史主义的观点考察，称袁世凯为有限的共和主义者，当帝制与共和两个时代交递的关键时刻，袁氏较为平和地使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原则迅速在中国得以确认和确立。然而，袁氏一味加强个人独裁的种种做法及内心深处的帝王意识，使他最终经不起帝王桂冠的诱惑，走上帝制自为的道路[34]。近几年来，袁世凯的人际关系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新动向，这一新角度真实而新颖地再现了袁世凯的历史形象。如《民国外交家的独特视角：顾维钧对袁世凯的观察与思考述评》一文，从外交家的角度，描述了对袁世凯的总体印象，揭示了袁氏对民主共和的认知水平，评价了袁世凯办理外交事务的能力。《袁世凯与周学熙》一文，通过评述袁世凯与周学熙之间的关系来了解二人的真实面目以及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道路。《严复与袁世凯关系释论》一文指明，从严、袁的合作和纷争中不仅可以窥见二人的性格品行，而且能够折射出当时的政治走向[35-37]。

    （二）袁世凯的用人策略

    邓亦武认为，袁世凯知人善用，礼贤下士，不拘一格地提拔和笼络了一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方面的人才，使之成为自己的部属，辅佐其统治。但实质上袁世凯用人有开明的一面，同时又有浓厚的狭隘性。由此可以透视出袁世凯集团的团结是基于一种纯利益关系，其最终分裂肇因于此[38]。此外，冀满红着重论述了晚清时期袁世凯幕府的特色，从中也可以映射出袁世凯对人才的纳征和培养。其文指出袁世凯幕府的几个重要特色：人员来源广泛，极强的实践创新能力，娴熟的社会交际能力，对幕主的绝对效忠。之所以形成这些特色，是由于清末变革的时代给幕府人员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同时也由于袁世凯的出身、经历、地位及政治需要和幕府人员的积极主动意识[39]。（三）袁世凯史料研究的新成果围绕袁世凯甲午条陈，张华腾谈及袁氏练兵权的获得，纠正了以往研究中，认为袁获得新建陆军练兵权，主要靠阴谋、手段，而否定其军事才能的不实之说[40]。孔祥吉依据有关档案资料进行考证指出：甲午战后，袁世凯非但没有因为战争失败而像北洋其他将领被牵连，反而被清廷破格拔擢，委以练兵重任。在此关键时刻两江总督、湘军领头人物刘坤一向清廷密荐了袁世凯[41]。在考证了李鸿章在遗折的附片中根本没有保荐袁世凯的史实后，刘路生认为，清廷对袁世凯督直的任命发表在收到李鸿章遗折之前。袁世凯继李鸿章之后督直，是时势使然，无须借重李氏的保荐[42]。传统说法认为袁世凯曾向清廷提出了出山政治六条件，而刘路生将其否定，认为袁世凯当时提出了出山八项条件，而且是在臣子职份之内的、为镇压革命党起义所必须的军事条件[43]。“袁世凯戊戌告密”问题一直为史学研究者探讨的焦点，其说法亦莫衷一是。郭卫东认为：袁世凯告密不是在初五日返回天津之后，而是在见到谭嗣同后的初四日（9.19），袁告密是造成慈禧提前回宫发动政变的最直接原因[44]。赵立人以谭嗣同被捕时间为据，认为袁世凯告密仅是戊戌政变的导火索，而非决定性因素[45]。而刘路生则撰文论证戊戌政变中，袁世凯没有八月初四日在北京告密的必要与条件[46]。

    四、几点浅见

    中国近代人物研究中，袁世凯可谓争议不绝。博得史学家如此关注，不仅仅因为袁世凯是清末民初政坛上风云一时的人物，其重要意义更在于对袁氏的人物研究可以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侧影，窥映出中国近代社会的变化动向。鉴于此，本文将近十年来有关袁世凯人物研究的成果作上述梳理，并针对研究中的新趋势浅谈如下几点个人看法，希望有助于了解前人研究成果，为以后袁世凯研究的发展提供一点参考，不当之处，敬请专家指教。纵观近十年来袁世凯生平研究，民国时期的探究呈升温趋势。较之清末新政时期研究的详备及近年来民国时期研究的展开，维新变法之前的袁世凯研究略显单薄。近十年来，仅金在善的《袁世凯与十九世纪末的朝鲜》、侯宜杰的《袁世凯早期史事订误》、纪能文的《关于袁世凯在朝鲜活动的历史考察》等三篇文章有所涉及[47-49]。这虽涉及史料和研究侧重点不同的因素，但学界对袁世凯这一历史人物的全面解读还是远远不够的，其生平的各阶段都应予以关注。近年来袁世凯各层面的横向研究的进展情况参差不齐。政治层面仍占很大比重，而经济、军事、教育等层面却少有推新，出现止步不前的局面。但可喜的是，人物研究与社会化问题相结合这一新研究层面突现，如袁世凯与近代社会、袁世凯与中国近代化等交叉议题的探讨，为袁世凯研究开辟了新领域，对中国近代史的整体研究也非常有意义。随着新层面的进一步延展，袁世凯统治时期的宗教、民风与民俗、社会结构、中央政府与地方关系等问题，都待于深化或开掘。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引入了对袁世凯原有研究的新认识，如从袁世凯人际关系角度分析其为人处事；袁世凯与《二十一条》新论重评了袁的对日外交等。但袁世凯戊戌告密时间及其与戊戌变法的关系等问题仍存有分歧，这需要更多有关袁世凯的史料和史实的发现。同时，我们还需更系统化整体化的研究，以寻求袁世凯一生思想变化的轨迹和规律。对袁世凯的历史评价更为客观公正，研究者不拘泥于一家之言和前人之说，对人物的褒贬都有理有据。从客观影响和主观因素的历史唯物主义角度评价袁世凯的历史功绩，尤其在袁世凯与清末新政问题的认识上有不少共同之处，肯定了袁氏对中国近代社会的贡献。而另一方面，笔者也注意到少数与主流历史观有所不同的声音，纠正以往研究中存在的片面性是必要的，但也要防止由此走向另一个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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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度袁世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