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赞许袁世凯对日交涉签订“二十一条”：能柔能刚

项城袁氏

胡适赞许袁世凯对日交涉签订“二十一条”：能柔能刚

作者：杨红林

    1915年1月18日，农历甲寅年腊月初四，星期一。

    这天下午三点钟，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三位特殊的客人。原来，时任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当天一大早就通知总统府，声称要求秘密觐见袁大总统，并有重要事务相商。按理说，作为一名外交官是无权要求直接会见驻在国元首的，事先必须通过外交部门沟通协商。对于日本公使的这一做法，袁世凯虽然很反感，却也不敢撕破脸得罪日本人，只好硬着头皮安排时间接见对方。

    考虑到是秘密会见，当时随同日置益一同来到怀仁堂的，只有日本驻华使馆的参赞小幡酉吉和书记官高尾亨，而陪同总统会见客人的则只有时任外交次长曹汝霖。宾主一番简短寒暄之后，日置益的神情突然变得神秘而古怪起来。只见他拿出一份外交文件郑重其事地交给袁总统，声称这是日本政府迫切希望解决同中国之间的一系列重大悬案，并当场就其中的条文逐一进行了说明。就在袁总统匆匆浏览文件的当口，日置益又喋喋不休地指出：中日近来互相疑忌，加上第三者挑拨，邦交时有意外危险；日本人普遍怀疑袁总统反日，今天如答应要求，足以证明亲善诚意，日本政府可遇事相助；日本民间有力人士倡议援助革命党倒袁，如不答应要求，迁延迟疑，恐将发生不虞事态；切勿寄希望于日本内阁的更替，要求条件是既定国策，新阁上台，只会提出更高要求，应绝对秘密，尽快答复。末了，他又意味深长地说：“日本政府向大总统表示诚意，希望中日悬案能够早日解决。同时也是大总统向日本表示善意的一个良好机会。中日悬案解决，中日两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国的亲善关系加强，日本政府希望贵大总统高升一步。在商谈中，请贵大总统严守秘密。”由于事情太过突然，毫无心理准备的袁世凯并没有当场表态，只是表情严肃地听日置益陈述。好在他也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物，对于日本公使的喋喋不休自始至终都没有搭腔，只是在最后轻描淡写地表示，这件事应该同外交部会商之后再作答复，之后便打发了日置益一行。

    日置益一行告辞后，袁世凯又仔细浏览了一遍日本人的外交文本。日本人的要求共五部分二十一款：第一号共四款，涉及山东问题，含修铁路、开商埠、建立势力范围等；第二号共七款，关于南满和内蒙古东部问题，旨在把这些地区变为日本殖民地；第三号共二款，涉及汉冶萍公司，试图夺取中国最大的钢铁工业并垄断华中、华南的钢铁工矿业；第四号一款，要求中国沿海港湾岛屿不得租与或让与他国；第五号共七款，涉及华南铁路、福建等问题。看完之后，他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小日本这简直是狮子大开口呀！明摆着是要独霸中国嘛！袁世凯新年以来的好心情顿时烟消云散。那么，日本人缘何选择在这样一个关口跳出来在袁世凯背后狠狠捅上一刀呢？细想起来，其实也不意外。

    在大约半年前，也就是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对于此次欧战，袁世凯政府决定采取中立，希望此举能阻止列强将争端蔓延到中国的国土上。毕竟由于历史的原因，参战的不少国家都在中国拥有各自的地盘和利益。却不料千防万防，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914年8月23日，日本政府以英日同盟为由向德国宣战，而其真正的企图只不过是从德国手中夺取其在华权益。9月2日，日本不经中国政府同意，突然在山东龙口和莱州附近地区登陆。面对日本的军事行动，袁世凯虽然又惊又怒，但国力的虚弱却注定他的政府无法做出强硬的姿态。在接到日本军队登陆山东半岛的消息后，袁世凯当即在总统府召集会议共商对策。关于当天会议的情形，亲历者顾维钧后来有详细的回忆：

    总统叫伍朝枢发言，说愿意听听研究国际法的留英学生的意见。伍是以前著名的中国驻华盛顿公使伍廷芳的儿子。他简捷地说他的观点完全与我相同，认为中国必须履行其中立的义务，才能按照国际法保障中立国的权利。如果中国不保卫其中立，沉默即便是不承认，也等于是默许日本的行动。袁世凯又叫金邦平发表意见。金说日本造成的局势越乎常规，他实难以表示明确的意见。

    显然，这是应付非常局面的非常措施。总统叫在场的法学家起草划定所谓交战区的文件，以及在此区外保持中立的条例。由于陆军总长说明中国没有准备不能进行长期抵抗，而且总统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与会者一致认为此方案是当前中国应遵循的惟一切实可行的政策。三位参事凑到一起，草拟官方声明和执行中立的细则。这些文件经过批准，即作为官方政策予以公布。

    这就意味着，尽管明知日本人是在趁火打劫，但在强盗面前，作为苦主的袁世凯政府却只能效仿1904年时的清王朝，屈辱地在自己的国土上划出一块“交战区”让别国厮杀。1914年9月3日，由顾维钧等人起草的照会被分别送至各国使馆，照会声明：“此次欧洲战争，所有各交战国，均系本国友邦，故本政府决意宣告中立，竭力遵行。兹先后据山东官吏报告，德国军队在胶州湾一带有行军备战各形状，日英联合军在龙口及胶州湾、莱州时任外交部参事的顾维钧附近一带亦有军事行动等情。查本国与德、日、英三国同居友邦，不幸在中国境内，有此意外之举动，实属特别情形，与一千九百零四年日俄在辽东境内交战事实相仿，唯有参照先例，不得不声明在龙口、莱州及胶州湾附近，各交战国必须使用之至少地点，本政府不负完全中立之责任。此外各地，仍悉照业经公布之条规完全施行。在以上所指各地方内，所有领土、行政权及官民之生命财产，各交战国仍须尊重。”然而令袁世凯感到不安的是，当日军于11月7日攻占青岛后，不但拒绝撤退至胶州湾租借地，而且大有吞并整个山东半岛之势。

    袁世凯可能并不知道，此时的日本已是狼子野心，欲壑难平了，他们的目标是全面控制中国。而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军方的强硬派代表人物田中义一甚至公然提出：“要有不惜以匕首加诸袁世凯的决心。”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日本朝野各派联合出笼了一揽子对华要求，这便是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1914年11月12日，日本外相加藤高明电召驻华公使日置益返国并面授机宜。12月底，日置益返回北京任所。1915年1月18日，按照原定计划，日置益以回任为幌子，请求和袁世凯面谈，于是便有了开头的一番场景。

    如前所述，按当时外交界的规矩，一个国家的公使要想和驻在国进行外交谈判，只能通过驻在国的外交部，直接找驻在国的元首则是极其失礼的事。因此对于日置益的举动，袁世凯在心里是非常恼火的。更令他难以接受的是，日置益居然以警告的语气要求他对此事保密，如果一旦泄密，日本将采取行动。不过恼火归恼火，既然躲不过，就要研究如何同日本人打交道。因此在匆匆送走日置益这尊瘟神之后，袁世凯便赶紧电召刚刚从欧洲回国的老牌外交家陆徵祥来中南海共商大计。与袁世凯会面后，见多识广的陆徵祥也被日本人的外交讹诈吓了一跳。按照袁世凯的吩咐，他当晚便在下榻处与总统手下的一干亲信参政梁士诒、外交总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等秘密商议对策。他们一致认为，目前政府既然没有实力对抗强敌，那就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完全接受日方条件，二是通过谈判与对方周旋，看有无讨价还价的余地。第二天，陆徵祥再度拜见袁世凯，并汇报了他们商议的结果。考虑到陆徵祥是老牌外交家，又曾在1912年两度出任外交总长，袁世凯决定让其再度出山，全权负责与日本人的谈判。虽然明知这是个费力不讨好甚至可能招致身败名裂的差事，但陆徵祥只得勉强接受。随后，袁世凯授意自己的亲家孙宝琦辞去外交总长的职务。1915年1月27日，袁世凯政府正式宣布陆徵祥为新任外交总长，与次长曹汝霖一道负责对日谈判。

    对于中国政府这一突然的任命，日本方面自然非常不爽。因为他们也知道，与纯粹的政客型官员孙宝琦相比，陆徵祥肯定不那么容易对付。果然，当正式到任后第二天接见日置益时，陆徵祥就摆出了准备打持久仗的阵势。关于这一点，通过当天两人的一番对话就不难看出：

    日置益：“久闻总长大名，知道总长是一位著名的外交家，这次能和总长谈判中日问题，深感荣幸。”

    陆：“本人当尽力而为。请问贵公使愿意何时开始举行讨论，我们现在就订下日期好不好？”

    日置益：“我想诸总长定日期好了。”

    陆：“贵使既奉政府命令，当然以早开谈判为佳，那么明天就开好了。”

    日置益：“可不可以容许我提出一点意见？”

    陆：“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日置益：“本人希望谈判每天开会，星期日也要开，以赶快解决为原则。”

    陆：“每天开会是可以的，不过星期天要开，外交习惯上没有这个成例，似可不必。还有一层，虽然每天开会，不过我身为外交总长，不能把其他正式约会通通取消，因此每天上午必须腾出时间，接见宾客，所以会议只能在每天下午举行。”

    日置益：“可以。”

    陆：“那么规定每天午后五点钟开会好了。”

    日置益：“五点太晚了，最好下午两点开始，夜间也必须继续开下去。”

    陆：“两点钟开不成问题，不过夜间继续开会，我身体太坏，拖一个星期，我必须辞职了。”

    日置益：“我们确定何时开会呢？”

    陆：“决定二月二日下午三时举行会谈如何？”

    日置益：“好吧！就决定这个日期好了。今天和总长的会晤，非常荣幸，希望由这个好的开始，我们可以有好的结果。”

    陆：“我一切当尽力为之！”

    于是在1915年2月2日下午3时，中日双方在迎宾馆外交部大楼内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中国出席人员：外交总长陆徵祥、外交次长曹汝霖、秘书施履本；日方出席人员：公使日置益、参赞小幡酉吉、书记官高尾亨。谈判一开始，面对日方咄咄逼人的气势，陆徵祥坚持要逐条讨论，结果双方不欢而散。在此后两个半月的时间里，中日双方共举行了25次会议。由于立场分歧太大，致使谈判一度毫无进展，日本人自然越来越窝火。

    从个人履历上不难看出，袁世凯决不是一位亲日者。早在甲午战争之前，他就因强硬的政策而被日本视为头号敌人。如今，已成为一国之主的袁世凯又岂能轻易向宿敌屈服？对于日方蛮横的“二十一条”，他最初极为气愤。不过毕竟两国实力悬殊，袁世凯又不得不强压愤怒，转而试图通过外交手段化解危机。接到日方照会后，他连续三天召集手下商议对策，随后便与对手展开了一场拉锯战。他一方面起用善于应对困难谈判局面的陆徵祥，尽量采取拖延战术与日方周旋；一方面授意外交人员故意向欧美列强泄露交涉内容，希望后者能遏制日方的贪欲。更难得的是，他还破天荒地发动了一场“全民外交战”，即尝试借助公众舆论为政府助威。

    历史资料显示，对于此次谈判，袁世凯基本上是亲自把关。他不但详细研究了“二十一条”的所有条款，并且对每一项都有详细批示。例如第一号关于旅大南满铁路展限问题，袁批示：此本于前清中俄协定东三省会议时，已允继续俄国未满之年限，由日本展续满期，今又要重新更定。但将来若能收回，对于年限没有多大关系，此条不必争论。对第二号至第四号，袁批示：对承认德国利益问题，应双方合议，何能由日本议定，由我承认，这是将来之事，不必先行商议，可从缓议。对于合办矿业问题，袁批示：可答应一二处，须照矿业条例办理，愈少愈好，可留与国人自办。对于建造铁路，袁批示：须与他国借款造路相同，铁路行政权，须由中国人自行管理，日本可允与以管理借款之会计审核权，惟须斟酌慎重。对于开商埠问题，袁批示：须用自开办法，并应限制，免日本人充斥而来，反客为主；对汉冶萍铁矿厂问题，袁批示：这是商办公司，政府不能代谋。对福建让与问题，袁批示：荒唐，领土怎能让与第三国。对内地杂居事宜，袁批示：治外法权未收回之前，不能允以杂居。对于第五号，袁批示：此项限制我国主权，简直似以朝鲜视我，这种条件岂平等国所应提出，实堪痛恨；日本自己亦觉不妥，故注“希望条件”，不理可也。万万不可开议，切记切记。

    根据袁世凯的指示，陆徵祥也充分施展了老牌外交家所练就的一些绝招儿。特别是他的“拖”字功，更是耍得日本人也无可奈何。譬如日本提出每天开议，而陆徵祥则和颜悦色地提出，他的事务非常繁忙，每周只能开一次会，最后实在扛不住日本方面的压力，定为每周谈三次。但每次会谈，陆徵祥都会想方设法缩短实际的会谈时间，两个小时的会谈，照例由东道主先说话，而每次开场白之后，老陆都会让仆人献茶，于是进入茶歇阶段，上茶，上点心。他自己带头慢吞吞地一口一口呷，一杯茶半晌也下不去，日本人生气，他赔笑脸，慢呷如故。

    当然，一味地拖延并不能解决实质问题，袁世凯也深知这一道理。就当时的情形来看，中国政府最大的指望便是西方列强的干涉。眼看日本人步步紧逼，丝毫没有回旋的余地，袁世凯便让自己身边的顾维钧扮演了一回关键角色：暗中将“二十一条”的有关消息透露出去，从而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到1915年4月底，为了压迫袁世凯政府接受条件，日本悍然在山东、奉天等地增兵，制造紧张空气。无奈之下，袁世凯政府于5月1日提出一项最后修正案，然而日本方面的答复却令袁世凯大出意外。5月7日下午3时，日本突然向袁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威胁其必须于5月9日午后6时前做出令日方满意的答复。在通牒中，日本人先是喋喋不休地对中国政府进行了一番指责，最后便话锋一转盛气凌人地宣称：“帝国政府因鉴于中国政府如此之态度，虽深惜几再无继续协商之余地，然终眷眷于维持极东和平之局面，务冀圆满结束此交涉，以避时局之纠纷。于忍无可忍之中，更酌量邻邦政府之情意，将帝国政府前次提出之修正案中之第五号各项，除关于福建省互换公文一事业经两国政府代表协定外，其他五项可承认与此次交涉脱离，日后另行协商。因此中国政府亦应谅帝国政府之谊，将其他各项，即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之各项，及至第五项关于福建省公文互换文件，照四月廿六日提出之修正案所记载者，不加以任何之更改，速行应诺。帝国政府兹再重行劝告，期望中国政府至五月九日午后六时为止，为满足之答复，如到期不受到满足之答复，则帝国政府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合并声明……”

    接到日本人的最后通牒后，袁世凯真是又气又怒，立即于下午5时召集几乎所有在北京的政府大员紧急磋商。对于这样的奇耻大辱，各位大员自然纷纷表示愤慨。然而一谈到对策却又哑口无言，除了颇有血性的陆军总长段祺瑞要求拼死一搏外，几乎所有与会者都主张委曲求全，保持目前难得的和平局面。5月8日上午10点和下午1点，袁世凯又分别召集两次中央政府会议商讨对策。令袁世凯灰心绝望的是，就在这天中午，他长期以来最信赖的两位老外朋友——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和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相继赶来中南海。不过他们可不是来为老朋友打气的，反而异口同声地奉劝袁世凯接受日本人的条件，不要再讨价还价。眼看原本还寄有一丝希望的友邦也这样不仗义，袁世凯终于彻底绝望了。于是在当天晚上8点召开的最后一次全体协商会议上，发生了民国有史以来最为悲情的一幕。

    作为当天会议的参与者，时任外交次长的曹汝霖后来在回忆录中详细记述了当时的场面：

    总统召集各机关首长、参议院议长、府院秘书长、陆军次长、外交次长等开全体大会，讨论日本最后通牒，应否接受。外交总长陆子兴尚未到，以电话催请，云与英使朱尔典会晤，等候三十分钟后，陆氏才到，报告与朱使特别会晤情形……

    总统听了陆外长报告，遂慎重发言，谓朱使之言亦为中国前途着想。日本此次提出之觉书，附了第五项各条，真是亡国条件。今外部历时四月，开会卅余次，尽了最大之力，避重就轻，廿一条中议决者不满十条，且坚拒开议第五项，外部当局，恪守我的指示，坚拒到底，已能尽其责任，使日本最后通牒中，已将第五项自行撤回，挽救不少。惟最后通牒之答复，只有“诺”与“否”两字，我受国民付托之重，度德量力，不敢冒昧从事，愿听诸君之意见。

    段总长即表示反对，谓这样迁就，何能立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总统说，段总长之说自是正办，然亦应审度情势，量力而行，倘若第五项不撤回，我亦与段总长同一意见。现在既已撤回，议决各条，虽有损利益，尚不是亡国条件；只望大家记住此次承认是屈于最后通牒，认为奇耻大辱，从此各尽各职，力图自强，此后或可有为，如朱使所言。若事过辄忘，不事振作，朝鲜殷鉴不远，我固责无旁贷，诸君亦与有责也。

    段总长犹持异议，谓民国肇兴，即承认此案，倘各国效尤，如可应付？总统又就大势剖析说明，我岂愿意屈辱承认，环顾彼此国力，不得不委曲求全耳，两国力量之比较，您应该最明白。段亦无言，遂宣告散会。

    散会后，曹汝霖便和时任外交部参事的顾维钧连夜起草回复日方的照会，最终定稿后由陆徵祥率领同僚亲自送交日本公使馆日置益手中，此时已是深夜11点。曹汝霖回忆起自己当年的心情时说：“是时余心感凄凉，若有亲递降表之感。”其实作为一国元首的袁世凯，心情何尝不是糟糕到了极点呢？据记载，就在当天临散会之前，他语气沉痛地表示：“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故权衡利害而不得不接受日本之最后通牒，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经此大难之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显然，对于此次日本人带给中华民国以及他本人的奇耻大辱，袁世凯是无法释怀的。

    1915年5月25日，中日两国正式签署“二十一条”。消息传出后，日本国内举国欢庆，首相大隈重信率领全体阁僚入宫向天皇道贺，而生活在中国的日本侨民则公然举行游行庆贺，“大日本帝国万岁”之声不绝于耳。而就在日本人的欢呼声中，袁世凯则向各省文武长官下达了一道密谕，告诫他们不要忘记5月9日这个奇耻大辱的日子，其中一些措辞至今读来依然令人动容：“立国今日，非自强无以图存，而强弱之分，悉由人事！……彼为刀俎，我为鱼肉，实逼处此，岌岌可危，厝火积薪，早成险象。……疾首痛心，愤惭交集。往者已矣，来日方长。日本既有极大政略，谋定已久，此后但本进行，断无中止。兼弱攻昧，古有明训，我岂可以弱昧自居，甘为亡韩之续？处此竞争世界，公理强权，势相对峙，人有强权之可逞，我无公理之可言，长此终古，何以为国？经此次交涉解决之后，凡百职司，痛定思痛，应如何刿心神，力图振作？傥仍复悠忽，事过辄忘，恐大祸转瞬即至，天幸未可屡邀，神州陆沉，不知死所。予老矣！救国舍身，天哀其志，或者稍缓须臾，不至亲见灭亡，顾此林林之众，齿少于予者，决不能免，而子孙更无论矣！”

    对于袁世凯被迫签订“二十一条”这一事件，后世的评价也是众说纷纭。按照以往史学界的观点，袁世凯此举简直就是卖国求荣，有的甚至指责他之所以签约是为了取得日本人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较早时期的中国社会各界人士对袁世凯此举的评价似乎颇令我们意外。例如1915年还在美国留学的胡适，那时作为一名热血青年，自然对日本人的强盗行径表示愤慨。不过在谈到袁世凯政府的对日交涉时，他却赞许说：“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挠，能柔也能刚，此乃历来外交史所未见。”民国初期的著名记者陶菊隐也曾为袁世凯辩白说：“外界传说他与日本人订立‘二十一条’另有密约，实在是没有这回事情。”

    至于就实际的结果而言，“二十一条”的确也没有给日本人带来预期的利益。因为经过双方讨价还价之后所签的条约实际上只有“十二条”，而即便是已经签订的条款，后来也大多被袁世凯设法破坏掉了。与此同时，由于中国民众的愤怒抗议，日本不仅在经济上遭到重大损失，国际上也受到了美国和英、俄等国的压力。关于这一点，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的评价或许不无道理：“日本虽然费尽心机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弄得臭名昭著，后来也只落得个雷声大、雨点小的收场，为天下笑。”而在日本方面，短暂的兴奋过后，他们的一些高层政治人物也懊恼地发现：“大隈内阁向中国要求‘二十一条’，惹中国人全体之怨恨，而日本却无实在利益。”当然无论从其内容还是对中国人民族尊严的伤害而言，“二十一条”都堪称近代史上中国外交的奇耻大辱。作为当时的国家元首，袁世凯无论有过怎样的抗争，也只能落得个无奈与惭愧。

胡适简介

                  

   

                     

   

                             

   

                                

   

                             

      

                           

        

                              

   

(本文来源：《1915中国表情》，出版：东方出版社)

袁明辉

胡博士的评价很中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