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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袁家：袁世凯及杨氏夫人后裔百年家族史
书 名：百年袁家
作 者：王碧蓉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王碧蓉，浙江慈溪人，1984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哲学系，曾任中国科学院管理学院哲学讲师，《群言》杂志社的编辑、记者，1990年赴澳大利亚墨尔本，先后就读于蒙那西大学艺术系和澳大利亚心理咨询师专家学院，现任职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多年来一直关注民国史和家庭史，对袁氏后人做了大量细致的调研和采访工作。
内容简介：
“祖父袁世凯，我们五姊妹都没有见过，但是他带给我们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真是百年沧桑一言难尽。”
这里讲述的袁世凯，不在于结束帝制、走向共和的乱世枭雄，不在于复辟帝制，而是重点展现“家庭中的袁世凯”和“袁世凯的家庭”—— 一个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袁世凯，一个孝子，一个有10位夫人的男人，一个有32个子女的父亲，以及袁世凯的五夫人和他们数十位后裔的人生轨迹。
在袁世凯离世的这一百年里，他为他的子孙留下了什么？袁家的第二、第三、第四代，跟多数中国人一样，历经民国乱世、日军侵华、国共相争、共和国诞生、“反右”、“文革”及改革开放……身为袁氏后人，家族的背景对他们来说是福是祸？
本书全面展示了袁世凯及其杨氏夫人后裔的百年家族史，逐次讲述袁家四代数十人的人生故事，或平凡或跌宕，汇聚一起时便自然映照出袁氏一脉的百年沧桑。这也恰是百年中国历程中一卷镜像。在杨氏夫人这一支的后裔中，有民国著名的民族企业家袁克桓，有多位人民教师，有海外创业者，有政协代表，有普通的企业管理人员，也有艾美奖获得者，还有建筑师、神甫、画家、诗人、音乐家……
书中同时展示有179幅珍贵的影像图片，从袁世凯到他的五世玄孙，构筑了一道百年袁家人物群像的专题长廊，带我们重新认识袁家后人眼中的祖辈以及他们对家族身份的认知，感慨袁世凯后裔鲜为人知的往事。
书摘正文
第一章 袁世凯：为人、为夫、为父
一个人和一个国家
任何历史都是胜利者的宣传，也就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因此汤因比说：“历史学家必须提防的事情之一，就是听任胜利者垄断对后人叙述故事的权力。”这样的“垄断”，对于后人来说，往往已是面目全非了。袁世凯称帝失败，流于寇，名于贼，于是一顶“窃国大盗”的帽子扣在头上近百年，一代又一代的人被告知袁世凯是“贼”是“盗”，置其后世于梦魇阴霾之中。对于这样一个清末民初的重要历史人物来说，用“窃”和“盗”的论断，似乎有点太简单、太粗暴了，也不能使得后人探明实情和真相，而且这种态度有很大的主观性和相对性。
主观性就是，所有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被描述时，往往根据撰史人的环境和心情经过大脑记忆的过滤、加工而记录解释而来的。所以，历史往往是被解释出来的，每一种解释都是为各自的时代服务而解释，也没有一种解释是最终的解释。而历史的相对性，就是人性自身的弱点和局限性，我们无法避免地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比如社会的、历史的、心理的等等局限，我们或多或少受到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如果我们认为能够摆脱这种局限性，如果我们认为自己能够洞若观火、明察秋毫，其实是一种自负和傲慢，我们也许永远无法拨开笼罩在历史之顶的迷雾烟幕。
历史是谜，是一团迷雾、一张迷网，历史有时也迷人而神秘。历史是不可挽回、不可假设和不可更改的。可是，在人类历史的研究中，选择什么而且能够被历史证实的意义就尤为重要。而历史人物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对于今天的社会又有什么意义也极其重要。我们通过了解历史人物，可以探究隐藏在事物现象背后的本质。
袁世凯，首先，他是一个人，是一个有作为的人，也是百年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历史选择了他。反过来说，也是他选择了历史。这种双向的选择，既有偶然的契机，也是必然的结果。这种偶然性，是由一个个具体细节的人和事所组成，构成一个个故事和片段，而必然性，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具有不可抗拒性。而每个人的人生就是选择的过程，选择决定命运，选择了什么，就会错过些什么；选择了什么，也必定放弃了些什么。人生也很神秘莫测，每个人通过人生历史理解他所不能理解的东西，接受他不能接受的现实。
袁世凯也如此。
河南项城，地处中原。康熙二十九年（1690）《项城县志》这样描述：“项城远处顿山阿，襟连黄河带瀔河。大邸阁前青草满，占星台上白云多。五行善记怀应奉，十代名医想华佗。”这里，“项”是西楚霸王项羽祖先的封地，“顿”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发祥地。中原文化素有天下大同、天人合一、尊道贵德、中庸辩证之精神层面。
“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这是袁世凯十三岁时所作的对联，自喻是藏龙静处以待勃发，亦有养精蓄锐企图逐鹿中原之抱负，而个人的牵一发，动了全家甚至动了全国，于是在中国的百年历史中，袁世凯制造了诸多第一：
1895年，小站练兵，开始在中国创建第一支新军。 1905年，与张之洞合奏，第一次提出废除科举制度，举办新式学堂。 1905年，在天津设立了第一个巡警部。 1912年，第一次以和平方式结束两千多年的封建皇权。 1913年，第一次实行国会选举，建立国会制度。 1913年，成为第一位由国会选举产生的正式总统。
袁世凯还建立了中国人的第一家银行，督修了第一条铁路、第一家自来水公司、第一家发电厂、第一个电话电报公司、第一个电车电灯公司、第一个烟草公司、第一条环城马路，等等。
同时，袁世凯又是在百年历史中最具有争议的人物： 戊戌变法期间，到底有没有向荣禄告密、出卖维新派？ 民国初年，到底有没有派人暗杀宋教仁？ 1915年，是被迫无奈还是忍辱屈尊接受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
德国诗人歌德在两百多年前对于人生、对于天命有四句蕴蓄着感动和启悟的诗：“谁没有和泪啃过面包，没坐在床上哭泣呻吟，度过充满哀愁的深宵，天神啊，他不会认识你们。”认识苍天的威力其实就是面对生活环境的挑战和对自己心灵的挑战，历史学家不否认地理环境对人的性格气质的影响，而家庭社会的环境对于一个人的成长以及日后的所作所为更是十分重要。
清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1859年9月16日），袁世凯降生在河南项城的袁寨。袁世凯出生的那天，他的叔祖袁甲三恰好从淮南寄书信到家，向家人报告以重兵攻下了捻军重要根据地临淮，捻军各部溃退，族人都说其命大福大造化大。袁世凯的父亲袁保中闻讯大喜过望，因此为儿子取名为“凯”，按照家族“保世克家启文绍武”的排行，命名为“世凯”，字慰亭（又作慰庭），号容庵。袁世凯的得名即与征战行伍有关，真是人有善愿，天必从之，诚有其名则必有其实，“世凯”二字似乎也在昭示着这个新生男儿一生的戎马生涯，征战疆场，一世的凯旋得胜，名扬天下。
袁世凯从小生活在袁寨，直到七岁时，养父袁保庆去山东做道员，袁世凯随其去了山东。童年的记忆都在袁寨，俗话说“三岁看小七岁看老”，童年的成长经历、环境和家庭背景因素毫无疑问对个体心理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袁寨，是为了避捻军袭击、众志成城保卫家族安全的堡垒。寨堡一丈高，寨墙外有深沟环绕。寨的东北、西北、西南、东南角各有一座炮楼，平时每座炮楼及东西寨门均有卫兵值班，几十名卫兵轮流站岗放哨，日夜守护。寨门前架设吊桥，吊桥的升降起伏，是一种既让人安全又孤立无援的象征，人不可以随便进出寨堡，戒备防范森严。虽然在寨堡里生活相对安稳，但是每当捻军侵扰，征尘狼烟，呼啸而至，袁寨中的人就倍感紧张，十五岁以上的男人都要登上炮楼鸣枪放炮以助威，直到捻军撤退。据《容庵弟子记》记载，袁世凯五岁时，被人抱上炮楼观战竟面无惧色，我们可以解释为：人小无所知也就无所畏，天生胆大就处事不惊。相反，袁寨再坚固再森严，也抵挡不住时不时心理上的恐慌与失衡。袁世凯从小生活在袁寨就有一种对命运的不安全感、一种家园的不安定感、不确定性和无助感，向往强势强权保家护家的和平和安宁。后来他在河南彰德洹上村筑起另一座名副其实的“小城堡”，不过即使他当上了内阁总理大臣和民国大总统，也并没有获得人身安全感和精神安全感。
幼年的记忆和经历让袁世凯在少年述志时即写下豪迈的诗句：“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干云霄。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这里的胡天骄，应借历史上侵扰中原的游牧民族，代指当时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国。他在二十岁时已经历两次科举落榜，到京城想报捐功名又无望，而这也许是他投笔从戎的契机。后来在1882年二十二岁时，他随吴长庆赴朝鲜平乱，负责前敌营务处，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成为一个真正的职业军人。1883年，袁世凯以通商大臣暨朝鲜总督身份驻扎藩属国朝鲜，协助朝鲜训练新军并控制税务。经过在朝鲜十二年的历练，经过甲午战争的大国弱兵的教训，袁世凯坚信“欲使中国变弱为强，自以练兵为第一件事”。
1895年12月8日，经慈禧太后批准，光绪皇帝终于颁发任命，袁世凯成为“新建陆军”的督办大臣——中国近代陆军的创始人，这一路的艰辛、一路的磨难，让他渐渐胸有城府，藏而不露，谨言慎行，人情练达，能屈能伸。此时，袁世凯年仅三十六岁，事业如日中天，小站练兵是袁世凯个人的抱负与国家的重任利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开始。而天津小站，这个小小的海河小镇，由于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曾在1895年后的欧美世界地图中被标记在中国版图上，这在中国千百个小城镇中绝无仅有。天津小站从此拉开了北洋军阀集团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序幕，而北洋集团的重要人物如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曹锟等此时大多都已聚集在袁世凯的麾下，行将主宰中国未来的命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此语千真万确。
英国海军司令员贝思福爵士（Charles Beresford，1846—1919）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九月参观天津小站练兵，给他印象最深的细节是袁世凯主持的给士兵发饷仪式，后来在他的《保华全书》中这样记载：“袁公于发饷之日，亲自督率委员，按名发给，无丝毫克扣之弊。假使中国统兵大臣皆能效袁公之发饷则兵无缺额，饷不虚糜，华人何尝不可成劲旅哉!”
2011年9月7日至2012年2月5日，“胡博·华士画笔下的晚清权贵——休伯特与苏珊伉俪捐赠展”在首都博物馆举行。展览前言有一句话说：“画像中的那个适逢三十九岁、意气风发的袁世凯便成为刚巧在那场惊心动魄的戊戌政变中崛起的壮年政治家的唯一真实形象，可谓弥足珍贵。”袁世凯出生于1859年，1899年袁世凯刚迈入不惑之年。画旁边的标签如是说：“胡博·华士在天津结识了一位名叫诺曼·穆泽（Normann Munthe，1864—1935）的挪威上校。诺曼1887年来到中国，加入军队并参加过甲午战争。战后，诺曼负责训练骑兵、设计军服并给新军司令袁世凯做军事顾问。他谙熟中文，而且是个中国艺术鉴赏家。时值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夕，军中弥漫着浓烈的反洋情绪，诺曼怕胡博·华士受到伤害，于是陪伴左右寸步不离。尽管士兵们并不友好，但袁世凯待胡博·华士为上宾，他愿意每天早晨腾出一点时间，坐下来给画家当模特。此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的。胡博·华士或许想不到，眼前这位四十岁的模特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后来不仅登上中华民国大总统之位，还于1916年复辟帝制，做了八十三天的洪宪皇帝。”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在西安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一道上谕，指出：“深念近数十年积习相仍，因循粉饰，以致成此大衅。现正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图富强。”指出顺应改革的主要内容和做法是：“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所见……”这道上谕其实是清政府“新政”推行之信号，四天后，袁世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新政，向朝廷递交了著名的《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提出“教官吏”、“崇实学”、“增实科”、“开民智”、“重游历”、“定使例”、“辨民实”、“裕度支”、“修武备”等十条建议。袁世凯把北方最重要的通商口岸与工业中心城市——天津，作为他振兴实业、改革金融、废除科举、建立巡警、大办教育的实验场地。
自秦汉以来，中国一直推行“重农抑商”政策，至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以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派，在中国掀起“洋务运动”，开始重视工商业的发展。而洋务运动掀起的重工重商，包括西方国家变革腐朽政治体制，对袁世凯有或多或少的影响，袁世凯在《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裕度支”条中指出，西方国家的致富之途，“大要在采矿产、造铁路、兴商务、通货币及一切生财之道。凡可以利国利民者，靡不竭力经营，官吏提倡之、保护之，而又昭示大信，历久不谕”。
袁世凯把办实业和理财的重任交付给周学熙（1865—1947，字缉之，安徽至德人）。在袁世凯的信任和支持下，周学熙设立了直隶工艺局，这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一家官办的实业机构。周学熙带头集资募股创办的大型企业就有两家——启新洋灰公司和滦州煤矿公司，以后在民国时期又创办了华新纺织公司、中国实业银行、耀华机器制造公司和玻璃公司等等。可以这么说，当时袁世凯和周学熙开始成就了中国民族工业的雏形，主要集中在长江以北一带，开滦、耀华、启新、华新等是最早打开京津冀的实业公司。冀为河北，耀华总部就设在河北秦皇岛；开滦、启新和华新都在唐山，但是它们的指挥大本营仍然设在天津，在北京也设有分部。所以，实际上这时已经形成了京津冀的一个经济实业圈，组成了发展最早、最有实力的北方民族工业。
袁世凯在复兴商业的同时，办学堂、兴教育、废科举是他主张新政迈出的阵阵步履。他认为“作养人材，实为图治根本”。清政府根据袁世凯和其他督抚的奏请，于1901年9月13日发布上谕：“人才为政事之本。作育人才，端在修明学术。”1902年5月，袁世凯先在保定办起了直隶大学堂，聘请美国人丁家立为总教习，三年后，在盛宣怀创办的中西学堂基础上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工业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堂。在天津，还有中国的第一所大学北洋西学堂（即后来的天津大学），有第一个法律学堂天津法律仕成速学馆，有中国的第一个女子师范学院，聘请了推动女权、提倡女学的中国近代作家、教育家吕碧城（1883—1943，安徽旌德人）作为教习，后任监督。根据袁世凯《缕陈直隶历年学务情形嗣后责成提学续加推广折》（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初八，1906年6月29日）中有一个统计数字，到1906年，直隶省各类新式学堂有如下：“北洋大学堂一所，高等学堂一所，北洋医学堂一所，高等工业学堂一所，高等农业学堂一所，初等农工业学堂暨工艺局附设艺徒学堂二十一所，优级师范学堂一所，初级师范学堂及传习所八十九所，中学堂二十七所，高等小学堂一百八十二所，初等小学堂四千一百六十二所，女师范学堂一所，女学堂四十所，吏胥学堂十八所，此外尚有客籍学堂、图算学堂、电报学堂各一所。凡已见册报者，入学人数共八万六千六百五十二人，而半日、半夜等学堂不计焉。”袁世凯督治的直隶在兴办学堂方面居全国首位，当时天津教育事业甲天下，被世人称为近代中国人瞻望世界的前哨和走向世界的站台。创办天津新书学院的赫立德博士（Dr. S. Lavington Hart，1858—？）在天津居住了八年，他把天津描述成“天堂的入口处”，并说“天津正迅速成为帝国的首席教育中心之一。所有种类的政府学院比比皆是，学生数量每年都在增加”。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代，确立于唐，完备于宋，而延续至元、明、清，曾经起到过一定的选拔人才的作用，但是越来越趋于形式主义，以八股取士制度所选出的人才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要求，越来越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可是要废除科举，又何其艰难。而袁世凯自己当年的科举经历——两次科举落榜，是他心中的隐痛；反过来说，正因为科举的落榜，改变了他的命运，也改变了国家的命运。袁世凯认为科举制度不仅不能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反而阻碍了人才的脱颖而出。1905年8月30日，由袁世凯起草奏章，和张之洞联合奏请《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并妥筹办法折》，认为：“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学校不能大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时艰至此，稍有人心者，皆当倾念大局，与其迁就庸滥空疏之士子，何如造就明体达用之人才。”
这个奏章，使得非科举正途出身的袁世凯一时成了清廷内部守旧派的众矢之的，而朝廷在科举与学校的两难抉择中顺应了历史潮流，清朝廷于当年十月下令自丙午科（1906年）开始，所有乡会考及省岁科考试一律停止。至此，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漫长历史的科举制度废除，虽然清政府的新政持续而缓慢，但这无疑是中国教育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一个重大改革，而袁世凯在这一改革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袁世凯于1906年6月14日第一次正式接受《纽约时报》记者托马斯·F. 米拉德的采访，对于大清国的现状和对于改革的期望，袁世凯认为大清内部的管理体制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革，“但这却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的事情。因为它牵涉到要彻底改变甚至推翻现行体制的某些方面。而这个体制已经存在了许多个世纪，诸多因素盘根错节地紧紧交织在一起。就民意支持的状况而论，我感到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给我们时间再加上机遇，我们无论如何能够实现改革的大部分目标”。当记者问中国最需要改革的是什么，袁世凯回答：“我们的财政制度、货币流通体系以及法律结构。只有做好了这些事，大清国才能恢复完整的主权。而且，也只有等她彻底恢复了主权，才能真正理顺国家正常的经济和政治生活。这三项改革中的任何一项都与其他两项有着密不可分的依赖关系。”
同年7月25日，袁世凯奏请预备立宪，并陈政见十条：国信须昭彰，人才必须善任，国势必须振行，满汉必须融化，赏罚必须分明，党派必须设立，政府必须早建，资政院必须设立，地方自治必须试办，教育必须普及。
袁世凯对自己的评价是“不文不武，忽朝忽野，今已老大，壮志何如”。甲寅年（1914），袁世凯已经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这个自题或许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或许是他对倥偬岁月的感慨。自题中没有落款署名，但是左上角有“大总统印”。
徐世昌是袁世凯的盟兄，或多或少导演了袁世凯出山、逼宫与掌权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的三部曲。徐世昌在1914年12月给大总统袁世凯的这幅自题和小站练兵照片题为“大钧元模”并做成一本册页，蓝色绢裱。“大钧”，指天、天道或自然。西汉贾谊在《鵩鸟赋》中说：“云蒸雨降兮，纠错相纷。大钧播物兮，坱圠无垠。”这里，“钧”本为造陶器所用的转轮，比喻造化。坱圠，意为漫无边际。“元”是本源，初始状态，“模”是规范、仿效、模范，“元模”就是形成万事万物最大最根本的规范。
笔者采访了珍藏《大钧元模》的袁弘哲，他说：
《大钧元模》是爷爷袁克桓传给我父亲袁家宸（又名袁复）的，父亲又传给了我。我曾祖父（袁世凯）生活于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转型期，他创建了小站练兵基地，从而改变了中国旧的封建军制，建立起了一支有近代军制和装备编制的新建陆军。徐世昌把这本册页题签为“大钧元模”，其含义与其说是对我曾祖父的褒赞，毋宁说是在赞誉学习西方科学改革军制、政制，乃求强、求富的根本之道。
民国三年冬（1914），徐世昌为这本册页题签“大钧元模”，继后，严修、樊增祥、阮中枢、刘春霖、夏寿田、王寿彭、梁士怡、杨士琦先后题字。袁世凯辞世后，这本册页传到了袁克桓手中，袁克桓重新复制了袁世凯小站练兵照片若干，又约请袁世凯旧部及当时名人续题像赞，共二十四人题赞，时间最晚的题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其中有袁世凯的旧属如徐沅、孙宝琦、陆锦、王怀庆等，部分是袁克桓的至交好友、当时俊秀，如吉林督军兼省长张作相、吉林省财政厅长兼代理省长王树翰、黎元洪的总统府秘书长王寿彭等，其书法艺术堪称珍品。
一个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要走向共和，它不可能是一步到位、一步登天的，即使是日夜兼程提速也不是短期内可以实现的，因为清王朝已经背负了太沉重的行囊，同时它又像一个病入膏肓的机体需要全方位的换血，不仅涉及政治体制，也涉及经济、金融、军事、教育各个领域。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变革当中，袁世凯无疑在各个领域成为推手和领军人物。而袁世凯处在新旧交替之中，亦不可能脱胎换骨成为彻头彻尾的新人，但是他在走向共和的进程中，没有通过流血，没有通过历来强行的“农民暴力革命”改朝换代，而运用了他的谋略采取和平变革过渡的方式，使中国走上一个类似于西方的民主与宪政社会。袁世凯南北和谈的基调是：“君主制度，万万不可变更，本人世受国恩，不幸局势如此，更当捐躯图报，只有维持君宪到底，不知其它。”袁世凯试图将北洋军与同盟会和南京的革命力量结合在一起，将新军和各省的议会结合成全国性的政体，袁世凯这样的一种立宪程序使得中国避免了一场南北战争，也给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创造了一个皇帝和平退位的先例，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袁世凯的左右兼顾，南北摆平，就没有中华民国。但是袁世凯仍然没有摆脱他所处的时代局限，即使他深谋远虑绝非寻常之辈，面对民国初年大大小小军阀混战和文官政治机能不健全的疾病，他的封建皇权意识使他主观地将中国当时的困局诊断为帝国营养不良症：缺少的是皇帝。袁世凯认为中国的“议会是一种难以运作的制度，八百人当中，二百位是好人，二百位是麻雀，其余四百人不适任，他们能做什么？他们甚至连议会的程序都没有共识”。所以史景迁说：“袁世凯对议会制度的揶揄，恰可作为中国民主希望破灭的讽刺性注解。”在这时候，显然袁世凯想起了自己在清帝国末期的境遇，即使像他自己这样权倾朝野、盘根错节的重臣，如果用皇帝的权威，一纸诏书也未必不能当即被拿掉。从封建王朝过来的统治者无一例外会这样想也是这样去行动的，从这个角度说，袁世凯的想法和做法符合当时的心理和社会特征，我们无法想象袁世凯成为一个西方民主斗士，也不可能像黄兴所说的“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而袁世凯其实更像是一个中国的布鲁图斯。英国《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和曾经做过袁世凯政治顾问的澳大利亚人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1862—1920）作出了比较准确的判断。莫理循虽然认为袁世凯“最适合当总统”，但是“袁世凯的兴趣既不在拯救君主，也不在创建共和政权，这个善于权谋的布鲁图斯只有一个目的：由他做中国的统治者”。同时莫理循也看到了袁世凯的局限性，“轻率而不合事宜的复辟帝制运动，以及矫令推选号称‘全体民意’的代表，是产生问题的根源”。唐德刚先生在《袁氏当国》中生动而又形象地说：“袁翁世凯的处境，还在夔州府和白帝城之间，他望峡生畏，要掉转船头，驶回重庆，其居心原不难理解，只是其行为则愚蠢不堪罢了……他此时已驶船入峡，顺流而下，滩高浪险，掉头逆水，必然翻船，而袁及其党不知也，悲夫!”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在怀仁堂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众人按文东武西的排列，向他行三鞠躬礼。袁世凯用河南口音发表如下演说：“大位在身，永无息肩之日。故皇帝实为忧勤惕厉之地位，决不可以安富尊荣视之。且历代皇帝子孙鲜有善果，平时一切学问职业皆不得自由，故皇室难期发达，予为救国救民计，牺牲子孙，亦不敢避。”难道袁世凯已经预测到他的登基对于“子孙鲜有善果”，是一种悔意吗？还是对于子孙的叮嘱：远离政治，切莫步他后尘？
帝制失败后，袁世凯曾对跟随自己十几年的幕僚、红梅阁主张一麐（1867—1943）起草取消帝制的文稿，说了以下这一段话：“我真糊涂，没有听你的话，以至于此。今欲下撤销帝制令，非你起草不可。”一边说一边把王式通（1864—1931年，1914年任袁世凯总统府内使）所拟的一稿给张一麐看，并说：“我觉得应该直截了当地下令取消帝制，并将推戴书焚毁。”张见袁如此说，亦不禁黯然，乃说：“这全是总统受小人的蒙蔽。”袁立即接下去说：“全是我自己不好，不能怪他人。”
袁世凯留给后人的是一面镜子。是明镜还是魔镜？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次子袁克文这样评价自己的父亲：“先公天生睿智，志略雄伟。握政者三十年，武备肃而文化昌。乃以一忽之失，误于奸宄，大业未竟，抱恨以殁。悲夫，痛哉！”
一个男人和十位夫人
袁世凯从小似乎特别受到女人的宠爱和青睐。袁世凯出生后生母刘氏奶水不足，刚巧叔父袁保庆的妻子牛氏生子夭折，而牛氏的奶水十分充足，所以袁世凯就由她哺乳，五岁时正式过继给袁保庆为子，得到了嗣母牛氏的溺爱。袁世凯既刁顽又聪敏，还能摆平牛氏与姨太太王氏之间的争风吃醋，所以无论是生母刘氏、嗣母牛氏或是庶母王氏、陈氏都喜爱他。袁世凯的继父袁保庆死于同治十二年（即1873年，其生父袁保中死于两年后），当时袁世凯十五岁正值少年，以后的生活都是与母亲们在一起。嗣母牛氏还生有两个女儿，就是袁世凯的两个姐姐，庶母王氏和陈氏共生了三个女儿，便成了袁世凯的三个妹妹，还有众多的女佣丫鬟，袁寨如同“袁楼”，袁世凯仿佛是在粉脂堆里成长起来的贾宝玉。但与红楼贾宝玉“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出走的结局完全不同，袁世凯在诸多的母亲教育中吸取养分和做人的道理，“只等毛羽一丰满，飞下九天拯鸿哀”（袁世凯登雨花台所作七律《怀古》）。
几乎所有关于袁世凯的书都说袁世凯是一个大孝子。“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古人尽孝是“父母在，不远游”，而袁世凯大丈夫远游四方，把母亲接到身边侍奉嘘寒问暖就是孝。袁世凯在朝鲜任职期间，于1891年12月26日接到嗣母牛氏病死的消息，立即请开差缺，回家以尽孝道。而在1892年5月返朝鲜继续任职时，他把生母刘氏接到朝鲜一直奉养到1894年6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才派人将生母送回国内。1899年底，清朝廷任命袁世凯为山东巡抚，他又将生母接到济南奉养。两年后，生母病故，袁世凯很悲痛，请求朝廷开缺，准许回老家守一年之丧。袁世凯为了把母亲与父亲一起合葬在项城，由此导致了与兄长袁世敦的“嫡庶之争”，袁世凯从此不踏入项城老家一步。关于袁世凯如何孝顺其母亲，袁世凯次子袁克文有过一段描述：“先祖母刘太夫人在日，每晨，先公秉烛趋庭，佇于寝外，必俟先祖母既寤，躬叩安好，始出堂治事。及午，复入侍先祖母食，食讫复出。夕，政事处毕，乃又入，或言家事，或述新语，先祖母辄顾而乐之；先公更调羹和蔬以进，且躬视衾帏，试量温寒，必侍先祖母入寝后，始退归己室。终岁如一日，未尝或间焉。”
袁世凯在生活上受到抨击最多的是他娶了十位夫人。众所周知，我国古代的婚姻制度基本上延续了西周以来确立的一夫一妻多妾制，一个男人娶几个妻妾并没有受到法律的限制，也就是说，纳妾是不违法的事，“一夫一妻多妾制”的实质是按权力的大小来占有数量不等的女人，不仅皇帝有三宫六院，达官贵人妻妾成群，一般的男子亦都可以三妻四妾。这里的妾也不是一般普通官人的妾和姨太太，笔者尊重袁家习惯，都尊称她们为如夫人。在袁世凯看来，或者在所有封建男人看来，有作为有本事的男人才三妻四妾，妻妾们相互之间争风吃醋是不应该的。在男女平等之前，男女的社会角色是固定的，男主外女主内，男人务国，女人务家，中外皆然，男人最大的职责就是为国捐躯为国做官，女人最大的职责就是（为男人）传宗接代。“……保家卫国在全世界都是男人的责任，只能是因为只有有卫国能力的才能保家，只有有保家能力的才有能力卫国，所以男性同时是国和家的庇护者。”袁世凯似乎天生具有这样的庇护能力，而女人就需要这样具有庇护能力的强者。
史书上都说袁世凯其貌不扬艳福不浅，五短身材，体胖熊腰，戎马一生，使他养成了正襟危坐的习惯，无论坐在哪里，腰板都是挺得很直。看看他的儿女们是如何描述自己的父亲的：
袁世凯的第三女儿袁叔祯（后改名袁静雪）说：“他在坐下的时候，总是一边由鼻子里发出‘嗯’的一声，一边用手摸着胡子，然后慢慢地就座。他坐下之后，总是两腿叉开，两只手经常放在膝盖上。由于他腿比较短，坐的时候，总是两腿垂直，仿佛‘蹲裆骑马’的姿势，从来没有看到他架二郎腿的时候。……他说话的神情很严肃，语气斩钉截铁，从不絮絮叨叨。”
七子袁克齐说：“我父亲性情刚烈，态度严肃，寡言笑。”“处理事情很果断，部下贪污行贿的事让他知道了，一定不轻饶。”“我父亲不好古玩，他常说：古玩有什么稀罕，将来我用的东西都是古玩。”
光绪二年（1876）袁世凯十七岁时完成了人生两件大事：秋天在老家河南参加乡试，名落孙山；年底，在老家河南成婚。以后陆续纳了九位如夫人，生了三十二位子女，上演了多少人间恩怨情仇的故事。
元配妻子于氏，河南沈丘县人，是淮阳乡绅于贯一的三女儿，恪守的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训诫。于贯一的父亲是个“蓝翎候选都司”，是淮阳的首富，袁家在项城也是门楣显赫，这是一桩门当户对的婚姻。袁于二人1876年底结婚，于氏比袁世凯大一岁，两年后生有长子袁克定。
大夫人沈氏，江苏崇明县人，幼失怙恃。1881年在上海青楼与袁世凯相识，沈氏以身相许，袁世凯亦乐不思蜀，两人情好日密，但沈氏奉劝袁世凯追逐功名并资助盘缠。袁世凯发迹后，沈氏以大太太的身份出现。沈氏一生无所出，后过继袁克文为子。
二夫人白氏，朝鲜人，1885年袁世凯任驻朝鲜商务代表时，娶朝鲜王妃的妹妹金氏为如夫人，白氏是金氏的陪嫁丫头。白氏生了四子二女：长女伯祯、五子克权、七子克齐、十子克坚、十二子克度和六女箓祯。
三夫人金氏，朝鲜人，出身望族，世有贵显。原以为嫁给袁世凯做“正室”，没想到和自己的丫头一起做了如夫人。金氏生了二子和三女：次子克文、三子克良、三女叔祯、八女环祯（早亡）、十女琮祯。次子克文过继给大夫人沈氏。三女叔祯（袁静雪）后来认为自己的母亲长期承受精神苦闷的重压，遂成为一个性格古怪的人。
四夫人季氏，朝鲜人，也是金氏的陪嫁丫头，在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得“月子病”而死。四夫人季氏生了一子和三女：四子克端、次女仲祯、四女次祯（早亡）、七女琪祯。
五夫人杨氏，天津宜兴埠人（并非通常说的天津杨柳青人，下一章节有考证），从小跟随父亲做生意，不仅心灵手巧，更因有通达见识和管理本事，深得袁世凯的宠爱。她既照顾袁世凯的日常起居，也替袁世凯管人和管家。杨氏生有四子和二女：六子克桓、八子克轸、九子克久、十一子克安、五女季祯、十五女玲祯。这一支便是本书要展开的袁家百年。
六夫人叶氏，江苏丹徒人。袁克文在《辛丙秘苑》中形容叶氏：“婉娈明靓，柔质丰仪。十七来归，先公极爱宠之。”叶氏生有二子和三女：十四子克捷、十七子克有、九女玖祯、十一女璇祯、十二女玑祯。
七夫人邵氏，山东潍县（今潍坊市）人，幼年丧父，遭难，跟随母亲避走他方。邵氏无子女，后因病早亡。按照袁家的规矩，她不能被称为如夫人，也不能享受如夫人的待遇，只能被称为“姑娘”，可是因为袁世凯喜欢她，所以也享受如夫人的待遇。
八夫人郭氏，浙江归安县（今属湖州）人，曾在天津入了风尘，因为母亲故去想为其“殉身”，被袁克文描述为烈女，由大夫人沈氏派人带钱“赎庶母归”。郭氏生有二子和一女：十三子克相、十五子克和、十四女珣祯。
九夫人刘氏，天津人，原是五夫人的贴身丫鬟。刘氏信佛吃素，袁世凯在安阳给她造了一套三进院落、九门相照布局的房子。刘氏生一子一女：十六子克藩，早亡；十三女珲祯。
在妻妾成群的封建家庭中，这些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妾不如妻，妾族不如妻族，便是妾之子，也不如妻之子”。在封建社会，女人则如同财物一样没有独立的人格。但是正式的妻子是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明媒正娶来的，在宗法社会中，妻是有法定的地位的。《礼记·礼器》有云：“大明（太阳）生于东，月生于西，此阴阳之分，夫妇之位也。”夫与嫡妻如日月成为宇宙的主体，而众妾则谓之小星，只是日月的点缀。但是，袁世凯元配妻子于氏并没有如日如月的位置，正室的地位形同虚设。另外，在封建社会，女性被赋予的最重要的职责就是相夫教子，一个男人是否有出息或有作为，妻子的责任也是很重大的。袁世凯在结婚的最初几年不顺，乡试落第，进京报捐功名不成，并且受到于氏以及家人的奚落，作为大男人的自尊因此受到很大的伤害。袁世凯对于氏也没有太多的感情寄托，可是“母以子贵”，于氏在1878年生下长子袁克定，长房长子的地位不可动摇。袁世凯在决定恢复帝制以后，于氏自然是“正宫娘娘”。在袁世凯的大家庭里，等级观念极其森严，比如，袁家有一个拜祖宗堂，每逢过年或重大节日，如夫人不能穿红裙外褂，只能穿粉色的。所以如夫人们是最不愿意过年的，因为过年的时候，“嫡尊庶卑”的“妻妾之别” 就一览无余，而且这个例是无人能破的。
大夫人沈氏是袁世凯发迹前的红颜知己，电视剧《走向共和》一开场就把沈氏和袁世凯描写成如同玉堂春（苏三）与王三公子的故事，袁世凯在离别时赠沈氏一联：“商妇飘零一曲琵琶知音少；英雄落魄百年岁月感怀多。”沈氏不希望袁世凯整日沉湎于温柔乡而乐不思蜀，她期待袁世凯成为敢作敢为能担当的大丈夫。后来袁世凯离开沈氏投奔淮军统领吴长庆，开始了他的建功立业之路。沈氏自己出钱赎身，搬出妓院，等待袁世凯的功成名就。袁世凯对沈氏也是有情有义、有始有终，等到他在朝鲜站稳了脚，立即就把沈氏接到朝鲜，以大太太的身份出席社交场所，还把二子袁克文过继给她作嗣子。
袁世凯是一个军人，具有独断、专制的一面，他有一套办法管理军队，也有一套办法管理封建的大家庭，驾驭有术。按照袁家家规：妻为管家主妇，妾无权参与，妻可管妾，妾待妻如尊长。在袁世凯的大家庭中，元配妻子于氏已经是位同虚设，实际上是大夫人沈氏和五夫人杨氏参与家庭的管理。这些如夫人们都按照先来后到的次序“编了号”，袁世凯在众如夫人们面前，制定了这样一个“治内”规定，当然也包括管理这些如夫人在内，这就是：后进门的如夫人一般要服从先进门的如夫人的管教。所有礼法仪节、起居言谈、忌讳等琐事，均由先进门的如夫人随时指点。大夫人对二、三、四如夫人进行管教；五夫人对六、八、九如夫人进行管教，五夫人杨氏后来又管理全家。大夫人和五夫人实际上是“半个主子”，她们得宠一定有其得宠的理由。如果说大夫人沈氏是“慧眼识英雄”，那么五夫人杨氏的治家亦是袁世凯大家庭所需的才能。袁世凯不仅让五夫人管理生活上的一切，还让她管理整个袁府，各房的佣人和丫头，袁世凯的众多儿女以及如夫人们，都得服从她的约束，袁世凯的图章也是由她保存着的。因此，袁家上上下下都对她既敬且畏。但是，袁世凯在钱财利益上则是公平分配，七子袁克齐说过：“我父亲对待她们，都一例看待。无论分物或给钱，没有偏轻偏重的情况。因此一家向称平安，争吵的事情，我也一次没见过。”袁世凯也不轻易流露出他对任何一位如夫人的偏爱，比如，如果谁需要订制衣服、打造首饰，他给每人一份，一视同仁；也绝不轻易表现出对任何一位如夫人特殊的偏爱，月钱的数目，各房一律均等，谁也不能多拿。如果这些如夫人们犯了错，袁世凯除了当面训斥外，还要根据情节的轻重，停发一个月或数月的钱。在伺寝方面，袁世凯也不是像皇帝那样翻牌，而是一周一人轮值，从不冲突。通常，袁世凯在早晨醒来之时，五夫人杨氏总是服侍在旁，照顾左右。
袁世凯认为女子教育是“家庭教育之根源，培养人才之基础”，他在直隶总督任内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女子教育机构，而在家里，他也请了女教师给自己的女儿和如夫人们上课，为此他还专门给每位如夫人起了一本正经的学名，比如，五夫人叫志学，六夫人叫勉学，八夫人叫潜学，九夫人叫勤学。女子识字和拥有自己的名字，而且这些名字都与学习有关，迎合时尚，看来是迈向现代和文明的一大步，虽然她们退回闺阁仍然是封建家庭的如夫人。
1909年，袁世凯被摄政王载灃开缺回籍。在彰德府洹上村隐居的三年里，袁世凯像一个真正的地主老财，有时间也有闲心来经营这个大家庭，他让众多的太太们有事可干，发挥她们各自的厨艺和才艺，这样也就省下不少家事的摩擦和纠纷。袁静雪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一文中描述了一幅其乐融融趣意盎然的家庭“和谐图”：父亲袁世凯开辟了菜园、瓜园、果木园、桑园等各种园子，也饲养了猪、羊、鸡、鸭之类的家畜家禽，以备全家上下日常食用。他整修了一座花园，取名“养寿园”。他雇人在养寿园里叠石为山，栽种了很多花草和桃、杏、枣等果树；还把洹水引进园里，开凿了一个大水池，池里种植了一些荷、菱之类，养殖了很多鱼，因为袁世凯喜欢吃二夫人做的熏鱼。袁家人也喜欢用高粱米和芝麻来喂养螃蟹，等到秋深蟹肥的时候，全家都兴高采烈地捕来吃。在这个大水池内，还修了一座池心亭，必须坐船才能到达亭上。每年夏季或月圆的时候，袁世凯常和全家人划船过去，在那里吃饭赏月。次子袁克文也在《洹上私乘》一文中说到，在洹上村期间“日随先公营田园，起亭榭，疏池沼，植卉木，饮酒赋诗，极天伦之乐事”。
1913年，袁世凯以“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身份，入住中南海，妻妾子女也一同迁入，深深地闭锁在中南海内。1915年底，袁世凯宣布成立“中华帝国”，实行帝制，并准备于1916年元旦登基，定年号为“洪宪”。袁世凯制定了宫廷礼仪，还有龙袍、凤袍、皇子服、皇女服、宫廷女宫服等各式吉服全部制成。袁世凯的正妻于氏当上了“皇后”，如夫人们，经“洪宪皇帝”册封，大、二、三、五，四位如夫人都为“妃”；六、八、九，三位如夫人都为“嫔”（四夫人、七夫人这时已故去）。显然，“妃”和“嫔”是两个等级，这让被称为“嫔”的三位如夫人大吵大闹，而此时的袁世凯已经疲惫不堪，长叹了一口气，说：“你们别闹啦！你们都要回彰德，等着送我的灵柩一块儿回去吧。”说完，就走回办公室去了，接着，没过几天，袁世凯便下令缓行帝制，撤销了大典筹备处。袁家的上上下下都好像做了一场梦。
自1916年春节起，袁世凯身体日趋不佳，内外交困，身心交瘁。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仍然多由他最喜欢的大夫人和五夫人服侍。这一年6月6日，死于尿毒症。袁世凯留下两句遗言：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扶柩回籍，葬吾洹上。
袁世凯死后，分家，袁家家眷移居到天津大营门袁家大院，和平共处，互不矛盾，每一位如夫人分得一栋楼，各立门户，各奔前程。从袁世凯去世到抗战之前，几位如夫人都搬迁到袁家大院，这是一个很大的建筑群，里面有德式居住楼房、戏楼和档案馆，“文革”期间及以后，陆续被拆毁。如今大营门一带，酒店高楼耸立，也还有一些单元楼散落其中。
一个父亲和三十二个儿女
袁世凯一生共有三十二个子女，其中十七个儿子，十五个女儿。长子袁克定生于1878年12月，当时袁世凯才十九岁；最小的十七子袁克友是遗腹子，生于袁世凯死后的1917年，前后时间跨度三十八年。袁世凯不是通过科举考试，而是从一个小小的幕僚迅速崛起，成为北洋军阀的一号人物，一直做到清政府的总理大臣、中华民国的大总统，最后做了八十三天“洪宪皇帝”，社会经历了清末民初的大变动。这个时候，袁世凯家的女儿们都有自己的名字，也不再缠足了，开始进家塾学习。袁世凯的儿女基本上是由各房的如夫人亲自管教，袁世凯常常是点到为止，制定一些家规家训，但他对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视并投入了很大的财力。在袁家的父子关系中，父亲同样是统治者。在“慈母严父”的角色中，对儿子的控制和压力更直接地来自于父亲。对男孩子，袁世凯很严厉，但对女儿，却很娇惯。七子袁克齐曾这样回忆：“父亲对我们兄弟的教育是认真的，请了各科老师来教育我们。先请任课老师吃饭，饭后交戒尺（一尺多长两寸多宽的木板）一个，并说，如果孩子们不听话，就用此尺打他们手心，不要宽纵。”还是棍棒底下出孝子、不打不成材的想法，所以袁世凯对儿子们有时候动用家法，甚至用皮鞭或木棍抽打。即使是已经结婚成家的儿子，也不能免于他的责打。据袁静雪说：“因为三哥克良不爱读书，又娶了唱戏的孙宜卿做姨奶奶，所以我父亲最不喜欢他，挺大的人了，有时也要挨打。”
袁世凯在山东任巡抚期间，一直将长子袁克定留在身边管教，同时也没有忘记对其他子女的教育。在济南，他给只有十岁的次子袁克文写信，为其开列非常详细的“立身课程”：“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贪恋衾绸；习字：早餐后习字五百，行楷各半；读经：刚日读经，一书未完，勿易他书……”还有其他读史、作文、静坐、慎言、运动、省身、写日记等等，成为教育其他孩子的范本。从现代父母的角度来看，如何养成和练习孩子的学习行为规范也是很有意义的。
袁世凯在洹上村给儿女们开了私塾，并分为男馆、女馆，他请杨景震和其他三位教师开始教他的六个儿子。洹上村的家塾就设在住宅院的二门东院。每天袁世凯一起床，就能听到东面传来的读书声。他白天一人逛花园，右手持着从不离手的手杖，左手扶着听差，经过家塾时看看儿女们上课的场景，不过他从来不干涉老师上课，颇尊师重教。袁世凯更多的是管教儿子们的行为守则，而不是去检查他们的功课。他在四子克端、五子克权、六子克桓前来请安的时候，经常嘱咐他们要好好念书，可是他既没有当面考核过他们的功课，也没有对他们说应当怎样念书才算好，他认为这是老师分内的事情。袁克文在《洹上私乘》自述中讲到有一天袁世凯单独召见他时对他的教诲：“人贵自立，不可恃先人之泽而无所建树。建树之道，始于学问。观夫贵豪子弟，多不识一个字，而骄奢淫佚，终至破家亡身，求一棺而不可得者，咸有所恃而自堕也。”
袁世凯在洹上村亲自书写了《袁氏家塾训言》十一条，实际上就是孩子们的“学生守则”，次子袁克文写道：“上居洹时，手订家塾条规简章三种，以稿付克文存贮。……此稿未尝一日去身。爰付装池，愿子子孙孙永宝之。”
袁氏家塾训言 ： 求学贵乎力行，敦品生于文艺。若举止不端、言语不信，最足以败坏品行。纵能博学亦归无用。当引以为深戒。 为学当期远大，偶有一得，慎勿自喜自足。必须争强竞胜，乃可曰：进无疆。若甘居人后，不耻不若人，便是廉耻丧去，将何以居士林？ 学问有益于身心，虽父兄师友，亦不克分其益，应视为独擅之利益，以实心实力经营之。切勿粉饰自欺，致失其益，自误终身。 骨肉间刺以微物，便觉疼楚不安。诸生非手足即至戚，一须亲睦，一须推爱，倘因薄物细故互生口角，何异以他物刺入骨肉，于心何安？于情何忍？尤足贻人讥笑。 入堂上班，严师当前，敬师即所以遵道。必须整肃端位，静心听讲。切不许彼此接谈，互相嬉笑，喧嚷争吵，亵慢师道，扰误功课。 同学诸生，宜赏奇析疑，互换知识，折衷所学。其小说诸书易乱心曲，切忌寓目。凡阅涉嗜好之物，如烟酒等类，亦切忌入口，以重卫生。 诸生上班下班，必须按定钟点，不得移动时刻，先后参差。上班时不许托故出宅。 每日上午、下午下班后，除随诸师赴各处运动外，只可在堂院内游息。无论早晚，如无事故，不准私出二门。其放学时，须各班汇齐，鱼贯徐行，不许随便嬉戏，紊乱无序。 头、二班诸生，各立日记一册，将逐日所习功课及晚饭后自修所读阅各书，别有心得之处，详细记载。届星期六呈阅一次，藉觇志趣而稽勤惰。 头班诸生，现为出洋预备，所有汉文、洋文及应用各科学，尤当按照课表，切实讲求，不可顾此失彼，亦不可因循自误。 诸生遇有疾病请假，须请医诊视，给予凭单，方可停课。 以上各条，务望切实遵守，奋勉力行，历久弗懈。诸教师皆品学兼优，热心教育，受余重托，必当严加管束，尽心诱导，以期有成。勉之！勉之！
自省室简章： 争殴先下手者及逞强打人者，均罚居此室二小时。作伪欺骗或调唆是非，罚同前。向人骂詈，犯逾二次，罚同前。堂内争吵，犯逾二次，罚同前。罚至二次，居四小时；至三次，居八小时。凡罚居之时，皆在放学后及星期之日。入该室，即须扃门，不许随便出入。若送饮食或便溺开门，请教师一位监视出入。罚居二小时，不送饮食。居四小时，送饮食为一次；居八小时，倍之。在室内诵读格言及家塾第规，并工楷抄此规一遍。出室时，须自呈具悔过书状。
犯规罚戒简章： 堂内争吵，记大过一次。在外争吵，记大过一次。堂内喧哗，记大过一次。向人骂詈，记大过一次。意存欺骗，记大过一次。入仆从之室闲谈，记大过一次。举动强横，记大过一次。上班接谈，记过一次。堂内嬉笑，记过一次。堂外喧哗，记过一次。到班迟误，记过一次。上班时托故出宅，记过一次。私出二门，记过一次。放学时嬉戏乱序，记过一次。阅看小说，记过一次。吸食烟卷，记过一次。 以上各条，专为犯规而立。其功课内记过，仍照向章。凡记过三次，并为一次大过；大过至二次以上，照处罚之单办理。 右订各条请 毓笙教师兼习稽查，随时照章办理，并请每届朔望集诸生宣讲一次。
袁世凯也沿用了小站练兵赏罚分明的经验，孩子学习得第一名就有奖励，七子袁克齐说：“我们怕老师，但更怕我父亲。因为父亲每月必看我们的考试卷，如果得了坏分数，他那种严肃的面孔，不留情的申斥，是谁也受不了的。”
后来袁世凯全家入驻中南海，他为子女们聘请的家庭教师，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南开大学之父严修（1860年4月12日—1929年3月15日，字范孙，清光绪朝进士）。严修是袁世凯非常尊敬的“君子之交”，他主张废除科举制度、改革旧式教育，其倡导西学和倡办女学等主张也是为袁世凯所推崇的。袁世凯在子女的教育方面，对严修也是言听计从，相继送四子克端、五子克权、六子克桓、七子克齐、八子克轸入天津新学书院读书，选择老师乃至安排课程，都是严修亲自过问。袁世凯这几个儿子也是严修比较喜欢的， “诸郎森玉立，与我情意投。四五六与七，自居弟子俦”。1914年严修从欧洲游历返回，在他的甲寅至乙卯日记篇中记录，曾多次从天津赴京住在北海，“晚饭后观诸生理课”，严修要求袁家兄弟每天“温、读、写、看”，为他们的课业去与袁世凯谈了好几次。1914年12月6日，严修到中南海与家庭教师毓笙，带克权、克桓、克齐、克轸等一共九人进西华门到武英殿文物陈列所参观。可见严修这个“家庭教师”的确尽心尽力、毫不松懈。
威吾莫测，量吾莫窥，功吾莫纪，术吾莫知。惟公一身，系国存灭，匪公自任，榱崩栋折。呜呼，此合全球之大莫不云尔，乃有同国之亲反欲自绝。 民国四年一月 严修敬题
这四个“吾莫”，是严修自谦亦蕴褒贬，而最后两句，显然是严修对于袁世凯称帝的一种态度。
袁世凯不仅要求孩子们熟读四书五经，遵守儒家伦理纲常，对于儿子们更加要求的是中西璧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们的课程里也开设了数学、物理等等“西艺”课和外语课。长子袁克定曾到德国留学，他的德文、英文和日文都很好；袁世凯送五子克权、六子克桓、七子克齐一起跟随严修出游欧洲各国，就读于英国齐顿汉姆学院（Cheltenham College），又送其他四个儿子九子克久、十子克坚、十一子克安和十二子克度去位于美国佛蒙特州全美国顶级文理学院之一明德学院留学，十子克坚后又留学哈佛大学。所以，袁家的几个出洋求学的公子们大概也属于中国第二代的留学生。
袁世凯对子女的婚姻毫无疑问要求门当户对。袁世凯往往一两句闲话间就决定了儿女的终身大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子女结亲有的是政治联姻，是袁世凯试图扩展自己势力的一种方式，也有的是袁世凯与老友知恩图报的一种交情。这些联姻几乎涉及了当时各个领域的要员、豪门和名门，袁世凯还在满汉通婚开禁之后与满族权贵订立了姻亲。以下看看袁世凯的儿子娶了谁家的女儿，女儿又嫁给了谁家的儿子；没有列入的子女或早亡，或是由于袁世凯已经过世来不及安排门当户对的婚配：
长子袁克定，娶湖南巡抚吴县吴大澂之女吴本娴为妻；次子克文娶安徽贵池人盐商捐候补道刘尚文之女刘梅真为妻；三子克良娶邮传部尚书张百熙之女；四子克端娶天津盐商何炳莹之女为妻；五子克权娶清两江总督端方之女；六子克桓娶江苏巡抚陈启泰独女陈徵为妻；七子克齐娶民国总理孙宝琦之五女；八子克轸娶安徽建德人曾任两江总督周馥之女周瑞珠为妻；九子克久娶武汉黄陂民国两任大总统黎元洪二女儿黎绍芳为妻；十子克坚娶陕西督军陆建章之女陆毓秀为妻；十一子克安娶天津大盐商李士铭之女李宝慧为妻；十二子克度娶富商罗云章之女；十三子克相娶前清大学士那桐之孙女张寿芳；十五子克和娶天津八大家之一张调宸之二女张允倩为妻。
长女伯祯嫁两江总督张人骏之十二子张元亮；次女仲祯解除了与端方侄子的婚约后，嫁清大臣薛福成的孙子薛观澜；三女叔祯（后改名袁静雪）嫁两江总督安徽泗州杨士骢次子杨毓询；五女季祯嫁吏部尚书苏州陆宝忠之子，后病逝；六女箓祯嫁民国内阁总理孙宝琦侄子；七女琪祯嫁陆军大臣廕昌之子；十女琮祯嫁北京宪兵司令邵文凯；十三女珲祯续五女季祯嫁苏州陆宝忠之子；十四女珣祯1937年底嫁民国总统曹锟之子曹士岳，离婚后与一位联合国官员结婚，居纽约，2005年底病逝，享年九十岁，是袁世凯子女中最后谢世的一位。
在袁世凯十七个儿子中，以长子袁克定为官，次子袁克文能文，六子袁克桓办实业，为人所熟知。所以，袁家人这样点评袁世凯的儿子们：“长子克定最有权，次子克文最有才，六子克桓最有钱。”关于袁克定和袁克文以及他们的后裔，一些书里已经作了不少介绍，本书的重点是要道明袁克桓为什么最有钱，如何保持为富而仁而不是坐吃山空，以及介绍袁克桓的后裔三代四代的实相，从而呈现家庭如何塑造人，社会又如何成就人，如何保持家族的尊贵和儒雅，从不平凡到平凡又到不平凡跌宕起伏的心路历程。恩格斯早就说过“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也是社会的缩影，一个家庭的百年历程也可折射出中国社会倥偬百年的演变。
（来源:搜狐读书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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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6-23 00: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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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6-23 23:0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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