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说孙中山是野心家，结果杯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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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说孙中山是野心家，结果杯具了……

作者：金满楼

    辛亥年中，革命党绝非铁板一块，其中孙中山一派与宋教仁一派在理念即存在严重分歧。早在同盟会年代，因为黄兴与孙中山争未来国旗的事件，宋教仁即认为孙“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对于孙中山不肯妥协的革命精神，宋教仁也颇有微词，1908年他在与日方人士的谈话中，即表示说：“像孙逸仙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革命要达目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相信，在真正的大首领出现之前，努力钻研有关的政治的书籍是得体的。”1910年12月，宋教仁在与日本朋友串户真左树的谈话中再次表示说：“孙逸仙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

   

    武昌起义后，宋教仁在内阁制与总统制、迁都等问题上与孙中山有较大分歧，在国民党竞选期间，其发表的演说也很少提到孙中山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对于后者所热心的铁路计划，宋教仁则委婉的表示，“孙先生对于内地经历尚少，必须考验测量乃能得其要领。”

   

    多年以后，自辛亥革命后一直追随在孙中山身边的戴季陶，这位昔日的革命激烈派，其在《三民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书中攻击宋教仁说，“用丢了革命性和主义的一群政治势力集团为基础，去与反革命的官僚妥协，以图在短时期内掌握政权。公平的批判起来，革命党的第一个罪人，实在是桃源渔父。”让人遗憾的是，这种类似于政治的事后清算，却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国民党当政后对宋教仁的看法与结论。

   

    和戴季陶一样，国民党主流史家对宋教仁的议会政治、和平抗争也大多不予认同。宋教仁遇刺后，孙中山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其由一年前对袁世凯的推崇转而认为老袁不可救药，并不顾党内意见而执意发起“二次革命”，革命党人的斗争重新回到了动刀动枪的旧有方式之中。但很可惜的是，“二次革命”很快即宣告失败，诸多革命党人不得不再次流亡海外，并被之后的民国政治所边缘化。对此，唐德刚曾借用杜鲁门评论朝鲜战争之语加以概括，“二次革命”实际上是“天时、地利、人和无一不错之战争”。

   

    大潮退后，才知道谁在裸泳。“二次革命”其实是辛亥革命的继续与终结，令人悲哀的是，大部分国人对这次的革命不予理解也不予支持。革命未起之时，上海总商会即发表通电反对鼓吹“二次革命”，其中称，自辛亥之役后，“秩序渐安，人心渐定”，“窃谓宋案审判于法庭，借款、选举取决于议院，自有法律为范围，岂尚血气为胜负。商人在商言商，不知附和，若有所破坏而无建设，乱靡有定，胡所底止。”

   

    对大多数国人反对革命与动荡的情绪，外方人员也有所感知，正如英国驻华公使馆在发给英国外交大臣格雷的报告中说的，“运动没有得到中国任何重要舆论团体支持的迹象，……在运动的全过程中……虽然大部分劳动群众仍持冷淡的态度，但那些与商业和贸易有关的个人及企业强烈表现出对中央政府的胜利抱有同情。”

   

    “二次革命”失败后，《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说，“辛亥之役，除汉阳、南京外，余均和平解决，并无激烈之战争。民国成立，凡挂名革籍或稍有关系者，无不徼天功而获厚报”；“其代表民意之国会，亦且知有党，而不知有国。甚或不知有党，而惟一己权利之是徇。”

   

    无独有偶，老同盟会员梁漱溟在十年后的一次公开演讲中也说：“现在很清楚摆在外面的，就是武人势力的局面。……至于说到助长这种武人势力的原因，却不能不责备革命先辈，他们无论如何，不应用二次革命那种手段。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武人的威权从此一步一步的增长，到现在而达极点。”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二次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帮了袁世凯的大忙。辛亥革命后，袁世凯虽然身为大总统，但他对地方上无法加以控制，正如旅美史家唐德刚说的，“当时的全国各省基本都被当地的土军头所盘据，应缴中央的各种地方税收，统统都被借口扣留了，袁氏的中央政府对他们，可说是毫无办法，既不能行文，更不能动武，结果弄得中央政府分文不名，只有靠举债度日”。等到革命党人起兵反袁，北洋军立即大举南下，在军事胜利的基础上，袁世凯不仅将原属于南方革命党人控制的江西、江苏、湖南、广东四省一举拿下，其他各省如浙江、福建、山西、山西等也同样是噤若寒蝉，唯袁是听了。

   

    袁世凯所统治的四年，是民国期间唯一真正统一的四年。但是，被国人寄以厚望的袁世凯绝不是新派人物，他对共和民主的认识有限也对之不以为然。据外人贝克的观察，“袁世凯的政治经验仅限于帝制的方法，他可能对共和主义有些模糊印象，但不会使用共和方法，就像他知道空中飞人如何旋转，自己却不会旋转一样。他的习惯已经定型，无法突然改变，而此习惯是帝制而非共和的。不必梦想假如袁内心倾向共和，历史的进程就会改变。铁的事实是，他内心不倾向共和。”

   

    早在辛亥年十一月，袁世凯即坦诚地对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特派员称：“共和制度的意义只是不安——散漫的民主，争吵和分裂，而其结果上是混乱，各行各业的人都为此受苦，将使中国几十年没有和平。”袁世凯有理由相信，新中国的政治人物，不是空幻的梦想家，就是对权位有兴趣的野心家，其梦幻与中国人民的现实生活和根深蒂固的信仰，绝不可能发生任何直接关系。《泰晤士报》特派员因此断定，即使袁世凯将来信誓旦旦承认共和政府的形式，佯誓效忠代议制度的原则，但在做法上不可能有所改变。

   

    正因为如此，对于宋教仁所倡导的议会政治、宪政民主究竟能取得多大的成效，国人也应持相当谨慎而清醒的认识。袁世凯建立的是威权统治，即使宋教仁不死并顺利组阁，以民国年间的内阁及总理的总体成就而言，也不能奢望宋教仁上台之后就能有理想的表现。事实上，即便是宋教仁所看重的国会，其表现同样是让人失望。当时梁启超就批评国会说：“两旬不能举一议长，百日不能定一院法。法定人数之缺，日有所闻。休会逃席之举，成为故实。幸而开会，则村妪骂邻，顽童闹学，……国家大计，百不及一，而惟岁费六千是闻。”十年后，“曹锟贿选”中有卓越表现的“猪仔议员”们，又何尝不是这一届国会议员！

   

    当时其他重要政治人物，也大多毫无原则与法律观念，副总统黎元洪就是其中“和稀泥”的代表。在政争最激烈的5月中旬，黎元洪发表通电，其中竟然称“逝者已矣，来日方长，同属国民，尤当共图巩固共和，维持大局，宁可以宋君殉全国，不可全国殉宋君。……设一旦演成惨剧，玉石俱焚”。这一观点，令人相当的无语。

   

    在《从孙袁妥协到“二次革命”》一文中，袁伟时先生指出，民主和法治的威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不守法的执政者，另一方面是不守法的反对派。权力本来有自我扩张的冲动，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去束缚、监督和牵制，它会毫不犹豫地侵犯公民的权利和其他公共机构的权力。任何号称民主的制度，没有反对派履行竞争、监督、牵制的职能，必然蜕化为专制统治。多元是民主、自由的内在要求。同样，反对派也必须依法运作，否则必然出现另一种专制。民国初年，需要特别高明的医生——反对派，不幸的是，当时的反对派国民党却在孙中山的带领下走上了一条歪路。他们不是以民主、法治去矫治专制，而是以暴易暴，在政治文化上与专制暴君同流合污，用包括暗杀在内的非法武装手段去对待非法乃至意见稍有不同的自己人。

   

    思公先生也在《是谁刺杀了宋教仁》长文中不无痛心的说，宋教仁的死，“没有带来和平，反到给国家带来更多的苦难，真是莫大的悲哀。许多的仁人志士曾经忘我的奋斗过，无数人为美好理念、主义、信仰奋斗，但是往往取得的一点进步和成功，又紧接着被更大的挫折和失败所替代，有时甚至让人疑惑，那美丽动的理想实际代表摄人心性的咒语”；“宋的天真宪政思想虽然弥足珍贵，但实际并不容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袁政府主要以前清官僚为主，不具备实行现代政治的准备，仍充满旧帝国王朝色彩，统治者不容忍反对派。而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更感兴趣的是武装夺回权力。双方均没有诚意。……谁杀了宋教仁似乎并不是非常重要，宋教仁那样的政治人物，在当时的中国大环境下，几乎没有生存空间，也最容易成为牺牲品。”

   

    从这个意义上说，宋教仁是孤独的，他远远地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并将年轻的生命献给了其奉行的宪政梦。他的理想主义，不畏时人与后人的百般嘲讽，其光芒仍旧闪耀历史、闪耀河山，如烈火中永生。至于宋教仁之后，则是革命再起，国家分裂，军阀混战……专制加剧，国无宁日。从这个角度上说，宋教仁的死让人惋惜，由此错过的机会，更令人痛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