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唐书：袁世凯--力倡教育独立的军阀

项城袁氏

              

毕唐书：民国军阀的教育情结与建树之一

　　教育，从来就是考验执政者政治良知和底线的试金石，古今中外，概莫例外。而军阀与教育，似乎应当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因为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课本上，军阀都是清一色的反派人物，穷兵窦武，专横跋扈，鱼肉百姓，祸国殃民，总之，一介武夫会重视教育，谁信！

　　但实际情况却正好相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这些靠枪杆子打天下的军阀当政的时期或地区，教育几乎都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和发展。这些并没有读过多少书的武夫对教育的理解和热忱，以及在教育方面的建树，都让你不得不对其刮目相看，肃然起敬。特别是联系中国教育的现状，以及“今朝”党政官员长期以来对教育的冷漠与贱视，更让人痛感历史对军阀们的不公。

　　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后发布的第一项任命就是委任严复为北京大学校长

　　袁世凯在国共两党的话语系统中都是一个被全面否定的人物。但这样一个人物却对中国近现代教育做出了突出贡献，说他是中国近现代教育第一人，也并不为过。

　　袁世凯出身于高门显族，军功世家。自幼绝顶聪明，诗书过目成诵，却不愿走科场旧途，对科场时文极无兴致，而是苦读兵书，学习骑射，立定投笔从戎之志。史料记载他“性任侠，喜为人鸣不平。慷慨好施与，以善为乐，寒士多依为生，士绅推戴，负一郡望。”这说明他少年时期并不是否定他的著作中所说的“胡天胡地的恶少”，而是“负一郡望”的领袖人物，文人学士的食主，犹如战国时期的信陵君、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宽厚爱人、礼贤重士。其时，他在家乡办起了“丽泽山房”和“勿欺山房”，身边聚集了一大批文武学子。他主持其事，出资供给一切食用。或许，正是这种自幼就注重延揽人才的品格，使他一旦掌握权力，便对“培养人才”的教育事业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重视。

　　袁世凯对中国近现代教育的第一大贡献，就是牵头废除科举取士制度。光绪三十一年(1905)，由袁世凯领衔，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两江总督周馥等会衔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得到批准。清政府谕令从丙午(1906)科起，停止所有乡试、会试和各省岁试。这样，延续了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了，为新式学校的发展扫除了障碍。袁世凯后来经常与其子女谈起这件事，认为这是他一生中做的最为得意的事情。

　　在废除科举的同时，袁世凯还倾力兴办新式学校，通过组建教育行政领导机构、筹措办学经费和培养师资等措施，使其曾经管辖下的直隶省（今天津市和河北省）的新式教育迅速发展。他建立了以“北洋六镇”为首的现代化陆军及“保定陆军学堂”、“军医学堂”等一大批军事院校，是中国近现代军事教育的开创者。据统计，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直隶办有专门学堂12所，实业学堂20所，优级师范学堂3所，初级师范学堂90所，师范传习所5处，中学堂30所，小学堂7391所，女子学堂121所，蒙养院2所，总计8723所，是整个洋务运动期间兴办新式学堂最多的省份。当时直隶有学生16.4万多人，位居全国第二，但教育资产有四百八十万两，名列全国第一。他在山东任职期间，于1901年上书光绪帝，创建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二所官立大学堂，即现在的山东大学（时称山东大学堂），对当时中国的教育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直隶任内，袁世凯还积极派遣留学生出国。为解决对新式军官迫切需求，在筹建北洋新军期间，他从自己每月薪金中取三分之一（200两）作为奖学金，资助北洋所创办的新式军事学堂学生。后来，还从这些被培养出的军官中选送一些人去日本留学，其中著名的有孙传芳、张士钰、张树六、刘洵等人。1903年，袁世凯就在北洋大学堂中选出王宠惠等8人赴美留学，这是晚清新政期间中国派出的第一批官费留学生。同年，他从举人或秀才中选拔吴鼎昌等20人赴日留学。正是在袁世凯的不懈努力下，这一时期由政府派出的公费留日学生中，直隶地区所占比例很大。1903年，全国官费留日学生279人，直隶一地就为60人，占全国百分之二十还多。

　　在直隶推行新政过程中，袁世凯还力主重用留学生。如曾经游历外洋的马廷亮、陈恩涛等被任用为保定高等学堂总办；被派往日本学习的师范学生，多数归国后就被充实到各个学堂中任教。在直隶地区政府部门中，也有为数不少优等留学生被重用。为推动地方自治，袁世凯在全国各督抚中率先创办自治局，派留日学生金邦平、黎渊、李士伟等人在局中供职，为其拟订自治章程。詹天佑是1872年中国派出的第一批幼童留美学生中的一员。1881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铁路专科。1905年，在袁世凯保举下，詹天佑被聘为京张铁路总工程师；1907年，又在袁世凯奏请下与严复等人同时被清廷授于进士出身。在詹天佑的努力下，京张铁路比原定计划早四年开通，这是中国工程师自行设计和建筑的第一条铁路！只是，国人现在提起这条铁路时，只知詹天佑，已完全不知袁世凯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历史的真相常常是隐藏在细节里的，说袁世凯是最重视教育，还在于这样一些很容易被忽略的历史细节，而这些细节却最能说明问题。

　　1912年2月15日，参议员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25日，袁世凯接见严复。26日，即任命严复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也就是北京大学的校长，月薪300两。这是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后颁布的第一项重要任命。3月8日，严复正式就职。而直至3月10日，袁世凯才在北京正式就任临时大总统。

　　对此，你可以说是因为严复和袁世凯关系的非同一般。但从另一方面看，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袁世凯对教育的重视。因为照时下的官场潜规则，有了最高领导这层关系，自然会得到重用，重用自然意味着高官显位，起码得给个权势显赫的部长干干。北京大学校长--狗屁！

　　还有，著名的私立学校南开在开办和维持过程中，接受了大量捐款，而这些捐款大都为军阀所赠。据初步统计，以大洋计，军阀对南开的捐助，前后有150多万元“，”袁大总统“本人及其”婶婶袁太夫人“为学校礼堂、实验楼”思远堂“就先后捐助了近20万元。而更令今人不可思议的是：此后，袁世凯以大总统之尊，想送四子袁克瑞和五子袁克权到南开学校读书，并愿意为此捐款3千元，条件仅仅是允许带两护卫。但校长张伯苓怕其把校风带坏，竟断然拒绝了！对此，袁氏竟毫无办法，最后不得不把俩儿子送到新学书院读书。想想袁世凯那时是何等人物，竟然在一个校长面前丢了面子。其实，这样的事情在当时并不奇怪，后来的冯国璋等人也都遇到过这种情况。这其中折射的固然是军阀对教育的重视，更是权力对教育的尊重。这在当时是政治常识和底线。可以这样说，一个国家的领导只要懂得并坚守住了这一底线，国家就坏不到那里去。但今天，还有这样的领导吗？

　　袁世凯对教育的重视是一以贯之的。一直到逝世之前，他还对两个美国女记者谈到了中国教育的方方面面。其中谈了师范教育：“政府正在沿着教师培训的方向施行教育改革。全国目前有超过140所师范学校。从去年开始，北京的高等师范学校增加了学生的人数，从各省来的学生被集中到一起，希望能学习到无差异化的教学和培训方法。”还谈到了科学技术教育、妇女教育、职业教育：“至于科学技术教育，我们的政策是把重点放在工业化培训上。但是，由于资金的缺乏，并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政府正在计划为工人阶级提供职业培训，有点类似美国将学校和工厂合并的方法，以此提高工人的素质。”“国民经济的发展大大促进了妇女教育，随之还有一些基础科学和艺术教育。妇女缠足在各省已被明令禁止，总体看成效明显，只是在一些边远地区仍有残留，政府将尽全力废止这一陋习。妇女教育问题，应被认为是当前最迫在眉睫的问题，因为本国的每一个国民皆由妇女所生育，妇女是国家的母亲。”“美国教育体制中的职业教育部分将是最适合我们加以吸收和借鉴的。任何一个从业者都可以通过职业教育提升其能力。最近，一些被派往美国考察职业教育的官员撰写了报告，中国教育家们读后受益良多。在世界众多教育体制中，美国对中国教育领域的影响最深，因为美国人追求自由与博爱的精神，最能引发中国国民的共鸣。”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位封建帝制的“复辟狂”竟然力倡教育独立：“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不受国家政体形式的制约，因为即使是在帝制国家，下述真理也是同样适用的，即国民的意志即是上天的意志。”

　　当了解了袁世凯对教育的所思所言所行，你还会相信“窃国大盗”一类谎言吗？

来源日期：2014-08-11

项城袁氏

民国军阀的教育情结与建树之二

张作霖：宁可少养5万兵，但东北大学是非办不可

（作者：毕唐书）

张作霖

　　素有“土匪”之名的东北王张作霖虽然只是一个读过几个月私塾的半文盲，但这个半文盲对教育却一往情深，终生与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主政东北期间，是东北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有人评价他“知用民财，培养人才……是国内其他军阀所不及”。

　　早在1915年，张作霖担任奉天城内第29师师长时，便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专门指出当时奉天教育存在的种种弊端，并提出了整顿的措施。张作霖在条陈中指出，奉天办学存在两大弊端：一在糜费过多，得不偿失;二是教授不得其人，仅是坐拥虚名，缺少实际才干。另外，他还提到，办学偏厚于高等小学，忽视初等小学，使师范毕业者不愿到初小就教。初小既乏良师，而毕业者亦无从升学。张作霖的条陈马上引起教育部、国务院乃至袁世凯的高度重视，肯定该条陈所指皆为症结所在，袁世凯命国务院将该条陈转交教育部查照。教育部批示：“现在小学之必待整顿，亦诚刻不容缓。整顿之法，当从力节糜费，严定教员、管理员资格入手。庶使不能胜任之教员、管理员得以大加淘汰，于教育前途乃有澄清之望。”并训令各省民政长遵照办理。

　　一年后，张作霖出任奉天省长。上任伊始，即在一份教育条陈上批示：“学务为造就人才之所，振兴国家之基，关系最重，而奉天又处特别地位，若不从整顿教育入手，更无以希望。”他深知教育经费的短缺一直是制约奉省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所以于1916年10月28日训令各县知事立即增加教育经费，要求各县每年的教育经费务占全县岁出总数的40%，并将此标准作为考成各县知事政绩的内容之一。1918年12月，他再次重申学款应占岁出40%的标准，并严订落实办法，如“今后各县知事仍不实行办理，即以废弛学务论，照地方兴学考成条例予以相当之处罚”。除此之外，为防止挪用、侵占教育经费的情况发生，张还建立了视学制度，督派专员赴各县调查教育经费的使用情况。视学相当于学监，在教育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严格视学制度，防止积弊产生，1917年7月6日，张作霖再次训令各道尹，在暑假期间完成各县视学调整撤换工作，规定视学不得连任。他还训令视学不得受人供给，如遇招待应酬之事，“固宜婉言谢绝，藉保廉洁”。除以行政命令加强教育管理外，张作霖还注重依法治教。其时，由其亲自过问而制订出来的奉天教育地方法规就有20多项，涉及教育行政，教育视导，教育经费，初、中、高等教育，师范、职业教育，社会教育等各个方面。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

　　为了解决发展教育必需的师资问题，张作霖于1917年1月9日又以个人名义致电教育部，请于奉天省设立高等师范学校：随后又直接给教育总长发去咨文，进一步强调在奉省设立高等师范学校的必要性，并表达了举办高师的迫切心情。由于张的积极争取，奉天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终于于1918年12月1日正式成立。开学典礼上，奉天政务厅长史纪常前往宣读了张作霖的祝词。为吸引优秀学子报考师范，献身教育，奉天的师范学校待遇优厚。不仅免收学费，而且免费提供高标准伙食。例如奉天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伙食早餐为大米粥、咸菜;中午大米饭、四菜一汤，两荤两素;晚饭四菜一汤，皆为素菜。星期六午餐改善伙食，有坛肉、木须肉、烧黄花鱼，烩海参等。其他如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伙食也非常丰盛。

　　职业教育是培养技能型人才最有效的途径。但在1915年以前，由于对职业教育缺乏认识，奉天省职业学校仅有8所。这远远满足不了社会需求。张作霖治奉后，积极推进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取得很大的成绩。1916年10月27日，张作霖颁发省教育会决议案给各道尹、县知事，令其遵照执行。决议案指出，“中国兴学十余年，毕业生千万数。其优异者，赫耀里闾，平庸者或执教鞭，或事庸书舍，余则无业可操，学校多一毕业学生，即国家增一无业游民，贫累家庭，贻讥社会。考其主因以学校教育纯属空谈，遂致积弊日深，几乎不可挽救。”“中国欲富强，必以职业为基础，各校添授职业教育，实为当务之急。”

　　为此，他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将职业教育寓于普通教育中，加强普通中小学课余时间的职业教育，并于1917年12月2日训令各道尹、省辖各学校，强调学校教育务注重实用，要求“所有中小男女各校，对于图画、手工、算术各课程，毋徒专求美观，务当注重实用主义”，以使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他还派人对全省的职业教育状况进行调查摸底，以了解各地方究竞需要何种人才，何种职业最受欢迎等情况，以便制定实施职业教育之标准。他还特地开征园圃捐，做为职教专款，使奉省职业教育的发展有了可靠的资金保证。由于措施得力，且经费有保障，到1929年，奉天全省的职业学校总数达45校，其中省立6所，县立39所，在校生4798人。

　　张作霖虽出身于草根阶层，但其教育视野却想当开阔。其眼光并不仅仅局限于国内，还采取各种举措，鼓励青年出国留学。1916年刚刚出任奉天省长，张作霖即下令对奉省20个县的留学生进行调查统计，看奉天省到底派出了多少留学生。当他发现整个奉省在日留学生仅有68人时，当即决定增加名额，并于1917年6月和12月，分别派出两批公费留学生，入日本高等预备学校学习。两年后，就有26人以优异成绩考入日本官立学校学习，居全国第二。到了1918年，奉省留日学生已达150余人，翻了一倍还多;到1925年，奉天省已有232名留学生在外国学习。为便于掌握留学生情况，他还特派有经验的经理员到日本，对留学生加以管理，制定《奉天省管理留日学生暂行规则16条》，要求必须遵守。1919年日本物价飞涨，留日学生在生活上遇到了一定困难，为使学生安心向学，张作霖令对公费学生增加学费额数，对自费生由教育厅制定了《奖励自费留日学生办法》、《奖励留日专门大学自费规程》。规定自费生考入奉省指定之专门大学，学习指定学科者，给予额定之奖励金，奖金额数根据所在学校学科程度，地方生活状况和学年考试成绩，分为甲乙丙三等，分别每年给日金600、500、400元。

　　为了发展东北经济，增强实力，张作霖还向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奥地利、瑞士等国派送理科、工科、机械科等各类留学生600人。这些人员学成回国后，由教育厅逐一考察学生，酌情提出任用意见，经张作霖亲自审查批准任用，基本上都被分配到重要部门，为奉省的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张作霖统治时期，还特意选派一些女学生出国学习。1923年，奉天省教育厅指令驻日经理员蔡多祥，调查选择在日留学的女生，视情况给以奖励。奉天省黑山县女子周淑清伴黎元洪之女黎绍芬赴美留学，于1923年远隔重洋向张作霖条陈，“奉省于刷新百政之中，有遣派女生留学西洋之必要。”对于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女子的条陈，张作霖非常重视，当即批示：“仰教育厅查核办理具报。”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在整军经武的同时，在教育方面又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欣然采纳奉天省长王永江、教育厅长谢荫昌的建议——创办东北大学。他对王永江说：“我没读过书，知道肚子里没有墨水子的害处，所以可不能让全东北人没有上大学求深造的机会，岷源(王永江的字)，一切事我都交给你了，开学越快越好。用钱告诉我，不管多少，我宁可少养五万陆军，但东北大学是非办不可。”

　　1923年4月26日，东北大学正式成立。购地款除外，东北大学的基建费用即达奉洋600万元。1925年，新校舍建成，其规模之大，功能之齐全，在国内也是首屈一指。除兴建校舍外，奉天省长公署还在北陵附近划拨官地200亩，拨款280万元，兴办大学工厂。这种大学设附属工厂，既顾及学生实习，又保障经费来源的模式，也是当时国内其他大学所未有。东北大学还另有植物园地100亩。这样，整个校园面积达900亩，是当时国内最大的校园。东北大学常年经费在全国各大学之中也是首屈一指。北京大学当时的常年经费是90万银元，南开大学40万，清华大学虽有庚子赔款补贴，也只有120万，而奉天省财政每年划拨给东北大学的经费高达160万，人均为奉洋800元。

　　为吸引一流学者来此任教，东北大学所设定的薪金和待遇相当优厚，甚至高于国内的几所知名大学。以教授为例，北大、清华教授月薪300元，南开240元，东北大学则为360元。后期章士钊等人竟高达800元。东北大学还为教授们盖新村，建别墅，安排宽敞舒适的住宅。教授们回北京探亲，还予以报销往返路费。这样的优厚待遇，引来了当时许多的知名教授前来任教。据东北大学1928年的统计，在其128名职教员中，留学归来的有77人，其中11个博士、37个硕士、29个学士。而且他们其中大部分留学美国，毕业于美国的一些著名的大学，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乃尔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其余40名即使没出国“镀过金”，也是毕业于国内一些知名的高等学府，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等。其教授阵容之盛，绝不逊于当时的北大、清华等名校。

　　东北大学的教学设备在当时国内也数一流。实验仪器和机械，诸如物理和化学仪器、工学机械、动植物标本、图书、工厂设备等，几乎无一不备，而且大都购自国外，比较先进，这在国内名校中也不多见。据1926年的统计，学校藏书共33164册，各类仪器标本共13516件，以及价值达86万元的机械设备，为学生阅览、实验和实习提供了优越的条件。至20年代末，经过短短六七年的时间，东北大学己成为国内学生最多的大学，教授300人，学生数已达3000人，而当时北京大学也只有学生2000人。最初，有不少日本人不相信张作霖会把东北大学办好。可是，日本学者新岛淳良在参观东北大学之后，也不得不说：东北大学的实验设备是第一流的，教授薪金也比国立大学高许多。其教育水准“高于日本在满洲开办的高等教育院校”。除东北大学之外，张作霖为培养交通人才，还于1927年在锦州建立了“东北交通大学”。这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满与干预。当时日本驻奉天的总领事吉田茂，曾向奉天省长莫德惠提出，“要求中国方面反省修建培养铁路人才”，否则将诉诸武力。面对日本的警告，张作霖一笑置之，照建不误。

　　张作霖主政东北期间，还经常慷慨解囊，以私财用于教育。其种种善举，亦可圈可点。

　　1921年10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出文件，对自费留日学生因故要求公家借费者给予遣送回国，并订有遣送回国办法8条。张作霖听说后，认为此事关系国家体面，这样做是国家的耻辱，大骂一通，随之自掏腰包，拿出10万元汇给这些与自己毫无关系的留学生，以维持学业。司徒雷登在北京办燕京大学，到处筹款，给他大力支持的人中就有张作霖。司徒第一次去奉天筹款见张作霖，是在大帅府的老虎厅内。张作霖听了他的介绍后说道：“你办的教育事业本来是应该我们中国人自己做的。现在你做了，我十分感谢!”当场捐款五千大洋。以后，只要司徒雷登开口，张作霖总是慷慨出手，从不推托，还把三子张学曾送到燕京大学就读。

　　为了在全社会树立尊师重教的风气，张作霖首先以身示范。每当孔子诞辰日，他都会脱下戎装，穿着长袍马褂，到各个学校给老师们打躬作揖，坦言自己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仰仗各位老师，特地赶来致谢，云云。

　　从1916年出任奉天省省长，到1928年皇姑屯事件逝世，张作霖主政东北，也就十几年的时间。十几年时间，在历史的长河里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就见效缓慢的教育而言，很难做成多大的事情。但在张作霖手里，却把教育做得有声有色。从普通中小学教育到高等教育，从职业教育到师范教育，无论是规模还是质量，都跃居全国前列，堪称奇迹。仅凭这一点，就应当为其青史留名。特别是办东北大学，也就几年时间，一所不仅国内一流，而且国际知名的现代化的大学便立起来了。联系时下吵吵嚷嚷办世界一流大学，热热闹闹几十年，至今不仅不见踪影，反而笑话百出。在半文盲的张大帅面前，我们那些博士党政大员和院士大学校长们还有什么脸面谈教育?

　　有了张作霖打下的教育基础，才有了后来东北的十项全国第一。可惜，他生下了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秽德彰显，丑声洋溢”(毛泽东语)的儿子，竟把这样一份好端端的家业拱手留给了日本人。张大帅地下有知，真不知作何感想!

袁明辉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向先大总统和张大帅对近代教育所做的贡献致敬！

袁明辉

现在东北大学还保留着张学良题写的校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