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新论 袁世凯（上）

散仙

历史人物新论  袁世凯（上）

作者 宋君健

    支持维新的开明官员，晚清新政的实干家
    袁世凯（1859.9.16－1916.6.6），字慰亭（又作慰庭），号容庵，汉族，咸丰9年生于河南项城袁寨，出生于高官世家，他影响中国政坛的时间仅15年，据他说袁家男子没人活过60岁，其本人仅活了不足58岁，但是中国近代著名人物，中华民国法律上的首任总统。时人称之为“民族英雄”，近人目为“窃国大盗”。在革命派当道的百年内，谓其个人独裁，不守约法、解散过国会，使刚诞生的中华民国复辟帝制。似作盖棺定论。近年纪念辛亥100周年，始有少数学者和报刊载文对其人进行全面研究，对这些负面评价是否公允提出质疑并给与较为中肯的评价。余涉猎民国史逾36年，对袁公曾多有思考。用中西文化比较的方法，置其于清末民初的社会背景中，与后世枭雄相比照，颇有感慨。百年的沉冤显示国人权力崇拜，人云亦云之定式无甚改观。   
   
    去掉陈见与无知，将袁宫保一生分四阶段简述，历史的是非功过或可不辩自明 。
    一、戊戌变法前的袁世凯是倾向变革的实干家。

    1881年(清光绪七年)5月，21岁的袁世凯因两次考举人不中，遂改志从军。投淮军统领,其叔父之盟兄，也是其舅吴长庆，任营务处帮办。次年8月随军开赴朝鲜,打理前敌营务军需,勘察行军路线等事宜,整肃军纪有功,10月升同知。11月帮助朝鲜国王训练“新建亲军”。1884年受命总理庆军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1885年10月任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时年26岁时袁世凯便以“通商大臣暨朝鲜总督”名义驻藩属国朝鲜。

   

    1893年补授浙江温处道道员，加二品衔，仍留朝鲜。次年7月19日请调回国，8月1日甲午海战争起,9月，宫保以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名义，至东北安东清军前敌营务处，主要联络各军，筹拨粮饷武器。 1894年冬，因甲午战争中失败。清政府改革军制，命广西按察使胡遹棻在天津马厂募练定武军五千人。次年年袁世凯以亲历甲午战事的身份呈《上督办军务处禀》，12月光绪皇帝令其到天津小站接练定武军。袁自任督练官，制定章程，网罗人才，队伍扩编至七千人，改称新建陆军，简称新军。他仿照西国陆军分设步、骑、炮、工、辎等兵种，适应近代作战；淘汰旧武器，习用洋枪洋炮；聘用德国教官,实施军事训练；开办随营学堂,培养军事人才，此为中国军队近代化肇起。1897年升直隶按察使，仍管练兵事宜。1898年9月16日受光绪皇帝召见赏为候补侍郎。12月所部新建陆军改编为武卫右军，受荣禄节制。

         

    二、戊戌变法前是维新人士，新政失败过不在袁

    1894年8月袁作为数极少的有维新意识的朝廷官员参加了康有为宣传变法在北京发起的“强学会”,支助维新运动，被目为维新派人士。戊戌政变中，帝党人物曾寄望于袁的新军做后盾，谭嗣同于事变前夜曾拜会下榻在碧云寺的袁世凯，请其出兵围攻慈禧太后所居之颐和园，或于视察天津兵营时扣留慈禧。此乃维新派的暴力倾向和不谙政事，介入宫廷之争的策术错误和强人所难。以袁当时的权力和能耐，独自绝难调动听命于荣禄、驻扎在京津的军力。袁如莽撞行事既无成功之望，还将惹杀身之祸。兼之袁世凯听直隶按察使杨崇伊说康已被太后革职待参，惧怕谭嗣同劝其出兵围攻慈禧太后一事暴露，牵连自己，遂向荣禄禀告二人密议。西太后接报大怒才下令幽禁光绪，逮捕康梁，诛杀六君子。关于袁对谭承诺所请并信誓旦旦说过“杀荣禄如屠一猪耳”仅见梁任公一人所著《戊戌变法记》，此外未见诸其他文字，是为孤证。因此袁宫保对于戊戌维新之败是否负有主要责任颇有争议。

    近年的研究发现，后党发动政变起于袁告密之前。政变之初，慈禧上谕斥责康有为“莠言乱政”，并未申斥谭嗣同等人；“莠言乱政”虽非重罪，对康有为的处理也仅是停职待参，但领军人物的冷遇就已经显示变法将夭折。只是闻知谭嗣同劝袁世凯出兵围园诛后被定为谋逆大罪，于清律当诛。制裁手段更为酷厉，结局更为惨烈，加深了其与康梁个人恩怨但袁的禀报并非变法崩俎的根本原因。

    三、晚清后期新政的主将
    1899年12月任山东巡抚，率武卫右军2万余人驻齐鲁。愚昧排外的义和拳民在华北撬铁路、烧轮船、焚教堂、杀洋人，进京后无视国际准则攻打诸国使馆，恶化中外关系终至“八国联军”攻陷京畿时，袁在山东维持稳定，与张之洞、刘坤一等封封疆大吏较为明智，同行“东南互保”，没搅入京津的折腾，使多数地区免遭兵祸，大局稳定，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得以持续发展，社会经济元气未伤。由此列强对华政策互生岐见，亡华之心始让位于“华人治华”，中华国体与名号得以保全。 1901年李鸿章殁后，袁接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成为实质上的朝廷首辅。1907年调任军机大臣，进入中枢后，大力襄赞新政，业绩诸多。在废科举办新学、督办新军、办工业等当年“百日维新”未竟的体制内改革中袁世凯最为中坚。我国旧居因人废事、因人废言的文化传统，百年来为了突出晚清的衰朽没落以证实非革命不可，以革命为己任的群体对这10年的深入改革，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轨道上迅速发展一般都避而不谈。实际上这10年的艰难发展对中国社会的近代化极为重要。袁在短短10年内有如下斐然政绩可供圈点。举其要者有7端。

    1、1901年清廷宣布实行新政，普练新军。11月袁世凯以武卫右军为基础编练北洋常备军。1903年12月任练兵处会办大臣,至1905年编北洋军为6镇7万余人，成为大清唯一可用的军事力量。此间他与徐世昌等编著了迄今仍被军事学研究权威部门取为《中国兵书集成》压卷之作的两部兵书——《新建陆军兵略录存》《训练操详晰图说》。

    2、光绪27年，他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端方上书朝廷教育改制，奏请摈弃我国2000余年的传统教育的宗旨和体制，与西方近代教育接轨。于是有1902年“壬寅改制”，开启了我国近代教育的全新起点和高速发展；他督鲁时还创建中国近代史上第二所官立大学堂，山东大学。辛亥之前，他在直隶总督任内的几年就建立了大学两所，各种专门学校29所；1905年废除科举后，旧时按功名取仕用人的人事制度随之转轨。他为培养新式人才，确立了发展师范教育这一战略起点，各级师范学校有40多所。为此宁可压缩军费用以发展全免费的国民学校，即四年制初级小学。他认为：“凡一国之盛衰强弱，视民德民智民力之进退为衡。而欲此三者程度日增，则必注重于国民教育，其深度远甚于其后的统治者。当时在他治理的河北省有22个中学，居全国前列。袁还批准了一个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的试方案，对成人进行识字教育。其对教育的重视，可为百年来当政者之最。

    3、他虽非科举出身但主政时尊重知识甚至畏惧文人学者甚至戏称张中堂科班出生，会说话，袁谋只会办事。有记载说章如何大骂袁项城，袁送其重金堵口尤不能止。试想袁手握北洋军居然畏惧并宽容章太炎，远甚其后历代军阀领袖；他亲自挑选与自己非亲非故的留美学生唐绍仪为民国首任总理，批准熊希龄的“名流内阁”并没以新军的缔造者自居，拥兵自雄，滥用亲信，建立专制武断的军人政府。在其执政时期，开放党禁言禁，言论出版自由，各种社会思潮入雨后蘑菇。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他筹划称帝的年头，1915年出现了新文化运动，足以佐证此间乃是近代中国的思想言论最具自由的黄金时期。陈独秀、李大钊声名均鹊起于此时。

    4、1900年以前，中国的城市从没警察，维持社会治安由驻防军或衙役负责。租界出现以后，中国人才看到西方的警察。1902年，袁世凯在直隶省城保定首设巡警总局和分局，并参照外国拟定了中国最早的《警务章程》。1905年，他又在北京、天津建立了巡警，4年后，全国各大城市都有了巡警。袁世凯成立中国第一支警察部队并创立警察治安管理模式，使中国官警分离，军警分家标志着国家机构设置与现代世界各国接轨。

    6、1905年，他督修了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由于他出面筹钱，资金很快到位，进口的钢轨、枕木、机器、器材还都免了税；他任用人所熟知的“留美幼童”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兼办路务。这段铁路虽然只有170多里长，但途经居雍关、八达岭，地形复杂、工程难度高。两年后，袁世凯奏请朝廷任命詹天佑出任汉粤川铁路总办。此外还有新易铁路、中国和比利时合资建成的芦汉铁路。

    7、政治体制上他首先在天津搞法制改革，引入西方议会制度，实行宪政。后在全国倡导实行君主立宪，认为“官可以不做，宪法不能不立”。成为我国当时主张君主立宪式民主体制的实力人物。对中国民主进程的推进所作出的贡献不可磨灭，在晚清时期高举“立宪”的大旗，孤军奋战请求立宪，对晚清宪政的形成至关重要。

   满清朝廷出于对汉官的防范，不容项城有更大作为，见其声誉日隆，必欲除之而后快。先在1907年调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剥夺其对北洋新军的直接指挥权。1909年1月,清廷本欲杀世凯，得恭亲王力宝才被勒令开缺回河南彰德疗“养足疾”，虽然逃过命关，但从此与清廷离心离德，后世诬其为身为钓翁但与关注时事，其实应视为辛亥后赞成民国国体打下烙印。

    四、说袁世凯“窃国”是误解：没有他就没有中华民国

   《文史天地》去年第11期发表了杨津涛《袁世凯“窃国”：误解一百年》的专论，堪称难得的新作。杨引陈独秀的话说：“1911年10月10日的中国革命，不过是宗法式的统一国家及奴才制的满清宫廷瓦解之表征。至于一切教会式的儒士阶级的思想，经院派的诵咒书符教育，几乎丝毫没有受伤。”今人袁伟时先生则指出：“对现代社会说来，有没有皇帝不是大问题，关键是政治制度的性质。辛亥革命前夕的清王朝，正在向立宪政体转化；而号称民国的政府大都是专制政权。两者差别不大。”针对近人对袁项城“窃国：之说，他认为没有袁世凯，就没有中华民国，因此首任大总统他当之无愧。我以为极有见地。

    历史真相由于革命党的自恋和友谊抹杀被遗忘，“窃国大盗”的骂名栽给袁世凯整整一百年，革命党人的喧嚣使孙中山缔造了民国仿佛成了真相。具体史实是：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清廷被迫启用袁项城平定南方乱局。据美国陆军参谋处资料，当时袁世凯的北洋系部队大约有16。4万精锐之师；据日本陆军武官南方的革命军估计大约有40万人，但缺乏训练、纪律涣散、消耗钱粮却无法打仗。

    ——辛亥事变后在同盟会影响下独立的省份仅有江苏、四川、山东三省。其余地区多为立宪派阵营。政治和军事上强弱显见，双方打斗的胜负不存悬念，南方必败。共和难行。新建立起的中华民国难以号令群雄。

    ——南京方面在财政上尤其困难。曾有记者问孙中山这次回国，带来了多少军饷枪炮，孙说“我空着两手回来，可是我带回来国人最需要的东西，就是革命精神。”胡汉民回忆说，一次安徽前线粮饷告急，孙总统大笔一挥，拨款20万，他不知道所谓国库中仅有银元10块。

    ——黄兴曾表态“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随后不久，黄兴致书袁世凯，“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亦当无有不拱手听命者”。

    当时革命党人认为革命事业非袁不易成功，袁不是曾国藩、胡林翼，革命党人不要把他迫着走曾、胡这条路。今日大势，不是革命党和清廷的问题，而是革命党和袁的问题，袁的问题一解决，革命就成功了。袁与清室有夺爵之恨甚至险些丧命，哪想和革命军死拼；中国的集权统治“飞鸟尽、良弓藏”的传统，他岂能不知。何况民主宪政是其思想基础。

    ——12月1日，在武昌召开的革命军各省区代表大会上决议：“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世凯反正来归。”12月3日，交战双方在英国公使朱尔典的斡旋下，实现停战（一直延续到次年1月29日）；朝廷在军事上占优势时却与乱党谈判从无先例，正是袁的授权与安排，南北议和在上海正式启动，伍廷芳、唐绍仪分别代表南北双方方。而二人同属接受过西方文化的民主派，“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成双方共识：赞同共和政体，清帝退位，袁世凯出任民国首任总统。插曲是议和代表还在上海协商，南京的革命党人公然违约，单方面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推举了孙文为临时大总统，

（资料来源：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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