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3600万字中管窥袁世凯

袁弘毅

从3600万字中管窥袁世凯

——专访《袁世凯全集》主编、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骆宝善

驻京记者 杨丽琼

董春洁 绘

    骆宝善，1933年生人，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近年专注于袁世凯研究，出版了《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等著述多种。从1986年开始与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夫人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此书后被纳入国家清史工程文献丛书。

    ■《二十一条》第五号共7条，被认为是出卖中国利益最严重的条款，意味着从政权机构到军事力量和地方武装力量全部落入日本的掌握之中。袁世凯在此条文上手批“五号始终明声不议”。最后签署的《二十一条》，第五号7条都没有签订。 刘路生供图

        他是晚清权臣、民国总统、短命皇帝。虽然身后背负骂名，却更是清末民初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变的参与者和经历者，研究那段历史，他留下的文字资料不可或缺。但直到他去世近一个世纪后，他的文集《袁世凯全集》才于日前在天津社科院的会议室里宣布问世。

　　为了这套3600万字、36卷本的袁氏全集，广州市社科院和广东省社科院的两位研究员骆宝善、刘路生夫妇孜孜不倦付出了28年的时光。如此卷帙浩繁的文字资料是怎样收集整理出来的？它向当代人展现了一个什么样的袁世凯？

填补清末民初史研究和人物专集的史料空白 　　

       记者：请骆先生向我们的读者介绍一下《袁世凯全集》的收集编纂情况。

　　 骆宝善：袁世凯是清末民初中国最为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影响、左右、控制中国政坛近30年。但是，除了生前刊印过的两部兵书，身后影印的几种奏议外，近百年来没有他的文集出版。而晚清政坛的其他著名人物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梁启超、盛宣怀等人的文集，都是在他们去世不久就开始出版并不断补充再版的。

　　无论后人如何评价袁世凯，研究清末民初的政治、社会、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外交等各方面，以及清末新政、甲午战争、清朝灭亡、民国建立、北洋军阀等问题，都离不开对袁世凯其人及史料的研究。然而，诸多与袁氏有关的著述，都存在着史料不足的缺憾。袁世凯没有遗集存世，也没有保存相对完整的个人专档，收集整理他的全集，难度非常大。

　　从1986年开始，我们先查阅了国内已刊史料和有关人士的集子，再遍查国内外未刊档案及各方收藏。除跑遍大陆所有相关的档案馆、图书馆外，我们还曾三下台湾，二去韩国，专赴日本进行未刊史料的收集。在日本的静嘉堂文库，查得从辛亥革命爆发至出任总统时期一大批袁世凯的手批秘档，有手批文书60余件，对电报、呈文的批文一千余件，其中有清帝辞位诏书和优待清室条件的各种修改文本原件，包括袁世凯手批修改的清帝辞位诏书，令我们惊喜不已。

　　《全集》收录袁世凯家书二百多件。其中有台湾收藏的袁世凯写给其堂弟世承的，有天津博物馆、北大图书馆收藏的致其二姐、三哥的，还有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收藏的给长子袁克定的。收集过程中，我们发现社会上流传的排印《袁世凯家书》是伪书，为此发表过两篇文章详细考证，可惜目前仍有出版社继续翻印这本伪书。

　　袁世凯的奏折主要分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处。有朱批奏折、录副奏折、奏稿底、其他版本等形式，我们根据军机处登记奏折时的“随手档”逐条查，基本收齐了袁世凯的奏折。

　　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期间，创办了《北洋官报》，我们从各地查得袁氏任内该报的半数以上，收录了其中袁世凯的各种文字。这是学术界的首次征引与汇集。

　　最值得一提的资料还有袁世凯对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手批的各种文本，它们分藏在海峡两岸各处。《全集》按原始文本形式，硃批、墨批、硃墨合批套印，并附录了相关文书。这些文书反映了袁世凯指挥对日交涉的全貌。

　　袁世凯的家乡和后人非常关注《全集》的编纂出版。美国华裔物理学家、袁世凯的孙子袁家骝教授1986年9月回河南项城故里省亲时，曾与我相见并询问全集编纂情况。后来他在台北的国民党党史会查到一件袁世凯的资料，特地寄给我们。2012年11月，项城博物馆、河南大学出版社还本着“做九不做十”的习俗，分别热忱地给我做了80寿庆。

戊戌政变的发生与袁世凯告密没有直接关系

　　记者：在《全集》的出版座谈会上，国家清史工程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卜键提出：“对袁世凯现在是需要深入研究重新客观评价的时候了。”请问《全集》收录的史料，还原了一个什么样的袁世凯？

　　骆宝善：袁世凯去世后，中国不同的政治派别、史学界、历史教科书、文学作品众口一词，称他为“独夫民贼、窃国大盗、专制暴君、卖国贼”。但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尤其是80年代后，陆续有学者发表论著，对关于袁世凯的传统论断提出不同看法。一些学者赞扬他是“真正的改革家”，认为他“唯一的污点就是称帝”。有的学者虽对他褒贬不一，但也肯定辛亥革命时期袁世凯的地位和作用。

　　关于戊戌政变突发于袁世凯告密这一传统的成说，尽管仍然存在一些分歧，但在总体上，学术界已经认为慈禧发动政变，与袁世凯天津告密没有直接关系。从时间上来说，当时京津之间夜里不开火车，即使袁告密，荣禄也不可能连夜乘火车赶到北京报告消息；差人骑马送信，或是拍发电报，都不可能当夜送达慈禧。

　　此外，慈禧初六日发动政变的上谕中只命令捉拿康有为兄弟，而没有提及策反袁世凯的谭嗣同，谭嗣同是后来才被捕的。上谕给二康定的罪名中，没有提及“围园劫后”，可见政变时慈禧还不知道维新派有这个密谋。这个上谕是载于实录的，应该是一个最直接的铁证。

　　目前史学界已大体形成一个共识，戊戌政变的发生另有更为复杂深远的原因，其筹划和发动有一个过程，不是慈禧得到密告后发动的仓促举动。袁世凯告密的实际作用是增加了维新党人的罪状，致使事态激化和扩大。

　　关于辛亥革命袁世凯“窃国”的问题，从史料中可看出，随着全国的局势发展，袁世凯认为再跟南方革命党打仗，也挽救不了清王朝了。因此他密奏隆裕太后：早顺舆情，接受共和，以免事态恶化。1912年2月12日，宣统皇帝下诏“辞位”，和平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帝制。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一次没有血流成河的改朝换代，这次成功的政治妥协可以说是袁世凯促成的，它避免了战争给国家和老百姓带来的巨大灾难。

　　历史地看，在百年前的那次历史剧变中，能够出来“收摊子”的非袁世凯莫属。这也是革命党人一再向袁世凯伸出橄榄枝，举他为总统的重要原因。当时的国内外舆论一致认为，只有袁世凯有资格、有能力出面收拾局面。

　　袁世凯遭后世诟病的，还有他与日本人签订了使中华民族蒙受耻辱的“二十一条”。但从袁世凯对二十一条交涉手批的各种文本来看，在当时中日国力悬殊的历史条件下，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用艰难的谈判，来换取一些对自己国家有利的条件。经过讨价还价后签订的“二十一条”，实际只剩下十二条。

　　签约前袁世凯曾召集最高国务会议痛心交待：“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缚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今日本最后通牒，将第五号撤回不议。凡侵及主权及自居优越地位各条，亦经力争修改……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

　　国民党党魁宋教仁1913年3月被暗杀，不少史书把这个账记在袁世凯头上。其实袁世凯并没有从这场血案中获益，说袁杀宋以解决政治危机的动机，也值得推敲。宋案的真凶究竟是谁，目前学术界还在多方探究，并未形成共识。

变法维新和晚清新政的积极推动者与力行者

　　记者：袁世凯的一生，是否做过顺应历史潮流、有益于国家民族和社会进步的事情？

　　骆宝善：冷静客观地审视历史，仔细研读史料，不难发现袁世凯是一位颇有建树的能臣，他是变法维新运动的积极推动者和实干者，晚清十年新政改革的倡导者和力行者，实实在在地引领了中国近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阶段。

　　甲午战争后，袁世凯主动请缨编练新军，应诏上光绪帝万言书，提出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的主张。从内容来看，他的改革主张在当时应该说是超前的、完整的，就其可行性来说，也不在康有为的万言书之下。

　　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是袁世凯人生的一大亮点，他就此创建了近代中国第一支新式军队。在他新建的陆军中，走出了4位民国总统，6位民国总理、陆军总长以及30余位督军。这也为他后来成为中国的军政强人，提供了最大的资本。

　　晚清十年新政期间，袁世凯任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又身任八项重要兼差，参与中央重大决策，并一度出任军机大臣。他在直隶建立巡警制度，兴办实业，发展工商企业，兴修铁路。詹天佑主持兴建的京张铁路，从决策到资金筹措，都是袁氏一人所为。他还联合张之洞等人，奏请废除科举考试制度，并兴办了新式的高等学校6所、中级学堂几十所、小学堂4000多所。

　　立宪运动兴起，袁世凯首先倡行官制改革，继而奏请清廷大誓群臣，以定国是，即定君主立宪为国家改革的根本大计。他在直隶省试行议会选举，设立新兴改革机构，被朝野共同尊为倡行立宪改革的领袖。他是辛亥革命前倡行近代化改革最具实力、最有影响的政治人物，因此而被各派政治势力共同接受。

　　就个人素质而言，袁世凯知人善任，有超强的行政与办事能力，乃至律己甚严，不染恶习。在历史新旧交替关头，他是旧派中的新人，表现为醉心于中国近代化改革；是新派中的旧人，表现为隔膜于民主政治。 人们普遍认为，袁世凯人生的最大败笔是称帝。对此，学术界也各有不同的解说。重要的是，仅仅归罪于个人道德品质问题一骂了之，并不能对后人有所警示。深入探讨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原因，深入探讨思想、文化方面的深层原因，才有启迪作用。

  

（原载《新民晚报》2014年1月5日A16版）

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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