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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袁嘉谷“状元楼”
作者:何志强(《生活新报》记者)
在中国上千年的封建科举制度中,云南一直没有出过“状元”。直到清朝末年,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石屏袁嘉谷才填补了这个空白。原拓东路桂林桥的聚奎楼上(民间称为状元楼)有一“大魁天下”的金匾,即是当时的云贵总督魏光焘,为表彰云南第一位“状元”袁嘉谷,以及勉励云南学子而亲笔题写的。但真正的状元楼,位于翠湖北路5号。 云南惟一“状元楼” 袁嘉谷(1872-1937),字树五,号澍圃,晚年自号屏山居士,石屏人。5岁读书,10岁能出佳对,12岁写下一篇精彩的《游小瑞城记》,小小年纪便初露锋芒。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科会试取二甲第62名进士,同年获得经济特科一等第一名,大魁天下,是为“经济特元”,时年31岁,弥补了“云南不点状元”的空白。因为清代先后开博学鸿词科、经济特科共三次,袁嘉谷中的是第三次特科考试的第一名,因此又被誉为“国朝第三人”。袁嘉谷随后成为翰林院编修。后到日本考察政务和学务,任云南留学生监督。回国后,历任学部图书编译局局长、国史馆协修、廷试外国留学生襄校官、宪政馆咨议官、实录馆协修官、东陵扫青官、浙江提学使、浙江布政使等职务。辛亥革命爆发,袁嘉谷回到云南,致力于著书立说,被举为国会议员。1923年云南创办东陆大学(现云南大学)后,校长董雨苍聘其为国学教授,至1937年12月病逝于昆明,终年66岁。 袁嘉谷自科举成名,声名远播,先后做了八年清朝官吏。他居官廉能,在学部图书编译局供职期间,主持编写全国中小学教科书和大学参考书,开创统编教材之先河,对推行“中学为主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和宗旨起了重大作用。清王朝结束后,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著有《卧雪堂诗集》、《卧雪堂文集》、《滇绎》,参与《清史稿》编写,主纂《石屏县志》、《新纂云南通志·大事记》等等。 袁嘉谷故居,位于翠湖北路5号,占地面积238平方米,坐北朝南,前望翠湖,后连云大,东边是省文联。故居是云南清末民初典型的四合院式民居建筑,由正房、东西厢房和倒座房构成。采用穿枋式做法,四坊房屋连通,正房和倒座房前檐柱同时作为两厢的山柱,以“转”与“状”谐音,取“状元”楼之意。 “状元楼”面临维修 在翠湖边兜兜转转,绕了一圈才找到袁嘉谷故居,看到那块写着“袁嘉谷故居”的牌子时,赫然发现自己在很多年前已经来过!只是当时并不知道这里曾经住过赫赫有名的状元郎。从一扇大铁门进去,眼前的状元楼空空荡荡,没有了几年前学生宿舍的热闹。这是一个单座四合院,土木结构,正房三层,厢房和倒座房两层,二楼有着“走马转角楼”的建筑特色。西斜的落日懒懒地撒在院落里,雕楼画栋的状元楼显得凋敝落寞。门窗在时间的洗刷下变得破旧,有些地方被更改过,但仰头看正房,建筑物依然给人一种傲然挺立的姿势。仿佛正是袁嘉谷本人,素衣长衫,手卷身后,远眺前方。只是令人惊异的是,二楼和三楼的门窗都已经拆除了!我顺着回廊绕到墙外,找到了楼梯。 二楼的门窗和隔墙都拆除了,就剩下支撑的梁柱。楼板上除了拆下来的门窗木板外,还有一些课桌和杂物。到处是厚厚的尘土,脚下的木板磨损严重,好几处被雨水侵蚀了。小心翼翼走在过道上,生怕把哪一块木板踩塌了。上三楼的楼梯孤零零立在正房里,亦是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这让我往上爬的时候,暂时忘了想像若干年前的袁嘉谷,是如何走上去的。三楼同样拆空了,看不出原来的格局,但往堂前一站,顿有心旷神怡之感。这里视野开阔,下可俯视四周院落,上可仰望苍穹,只可惜正前方被一栋楼房挡住视线,看不见翠湖。我暗想几十年前,袁嘉谷站在这里远观九龙池,吟诗作对,心情该如何淡泊高远呢? 维修投资近百万 下楼后,有人对我说这房子就要维修了。我很快找到了该项维修工程的施工方负责人,大理国光古建园林有限公司的王汝林先生。他告诉我,因为袁嘉谷故居整体向后倾斜,必须校正建筑物的水平。要完成这个校正工作,就得把所有的门窗、隔墙,甚至外墙、房顶拆下来,只留下主结构。然后运用钢丝绳、拉线钳等现代工具校正主结构的地基水平。这个工作完成后,再把拆下来的各个部件安装上去。 王先生把工程的设计图纸拿给我看,故居要修复的样子,是经过文物保护单位考证的,力图恢复当年“状元楼”的模样。原先被更改的部分,将按照一定的古建筑规律来修复,例如左右对称原则,隔墙不会出现砖混墙,天井里的水泥地还要恢复青石板等等。现在所做的准备工作开始于7月20日,工期将从拆掉房顶瓦面算起,预计需要2个月左右。后来我从相关部门了解到,本次引进社会资金来维修袁嘉谷故居,预计投入上百万元,重修后的状元楼将主要用做经营,三楼辟为展览室,陈列袁嘉谷的相关物品。 王家捐助建此宅 为了更多地了解这座状元楼,几经周折,我于9月1日拜访了袁嘉谷的曾孙,现云南大学工会主席袁东老师。袁老师告诉我,袁嘉谷在浙江任提学使和布政使时,因妥善处理了“木瓜之役”事件,让袁嘉谷得到了“小学台”的亲切称呼。两年的任期,使得浙江的教育事业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增办了一些师范、职业教育类学校;各级各类的学校共有4000多所。1911年辛亥革命后,在浙江任职的曾祖父,谢绝了革命军、浙江学界和老百姓的挽留,回到了云南。 回到云南的几年间,袁嘉谷经历了太多的沧桑,应蔡锷之聘担任参议,受唐继尧之邀担任顾问,二哥去世,中年丧子,母亲驾鹤西去,继而发妻早亡。1918年安葬完母亲徐太夫人后,身心疲惫的袁嘉谷回到了昆明。袁老师告诉我,当时曾祖父在昆明没有房子,一家人都住在德福巷其三哥家。1920年下半年,全家才搬进九龙池北玉龙堆的新居。值得一提的是,袁嘉谷的大儿媳,是“钱王”王炽的长孙女,也正是袁东老师的奶奶。在建盖此房时,王家出资不少。 昆明第一小园林 袁嘉谷将新居题名为“颐寿楼”,以纪念母亲徐太夫人。亲笔题写了大门、正屋、正楼、书房等处的对联。其中大门联为:“居临翠海新门第,派衍龙湖旧世家”,书房联为:“古今贤将相,风月大山林”。正屋悬匾“卧雪堂”,房中还悬有陈荣昌题写的一块匾:“华堂集庆”。他在《澍园集》的小序里表达了自己对新居的满足:“劳劳倦矣,天厚我。予之年,予之闲,予之文。我读我书,我安我居。居九龙池北,兼大隐、中隐、小隐之资,亦云足矣。”迁入新居的袁嘉谷将二楼正堂作为自己的起居室,三楼作为书房,晚年信佛的他又在书房里设了一佛龛。其他房间由子孙辈分别居住。 “大门进去后,要下几级台阶,一条小道将小花园和住房分开,左边是澍园,右面是四合院。靠墙处种有花草树木,也算个小庭院,进四合院的门就是现在这个位置,但原来是一个过厅,有雕花格子门的,四合院里也有个花台。”袁老师在“颐寿楼”里出生,解放后袁家搬出祖屋,他和父母就住到斜对面的小吉坡4号。“小时候经常跑进去玩,对里面的布局比较清楚。”再加上平时也留意听长辈们谈论祖屋,袁老师细细地给我说着“颐寿楼”当年的样子:房子里的雕花门窗、梁柱上都没有描金。院子的西南角和西北角各有一小天井,西南是楼梯,西北是伙房。澍园是隔壁一位姓马的邻居送给曾祖父的,他很喜欢,在里面种了一些小树、花草和蔬菜,东北角垒土造了座假山,取名“金钟山”——石屏祖坟的所在地,也是缅怀父母的心愿。园里还构建了一座小亭“课经亭”,亭上悬联:“阶下别开丛菊径,亭间新辟小诗天”。这一小亭成了他晚年和儿孙辈及弟子论学的地方。另外园内除了菜畦、花径,还有一小泉。园后围墙上开了道小门,可直通当时的省图书馆和翠湖。袁嘉谷曾对自己的“澍园”有此评价:“昆明园林,至大以唐公(唐继尧)所有为第一,至小以我所有为第一,丰俭顿殊,均不失为第一。” 曾为云大宿舍楼 袁嘉谷自1920年迁入“颐寿楼”,一直过着闲适的林泉生活,1923年受聘到东陆大学教授国文,八年不领薪水,还将自己的积蓄一千多元捐给学校作为办学经费。 袁嘉谷在“颐寿楼”居住期间,完成了《滇诗丛录》、《云南通志·大事记》、《卧雪堂集》、《东陆诗选》等文集诗选的编撰工作。若不是忧心国难,自能安度晚年。袁老师说,那时候袁氏一家人和和气气,住在昆明的亲戚都喜欢到家里玩,早上来,晚上吃了饭再回去。有人慕名前来求字,他总是慷慨答应,分文不取,只是到了后期,家境拮据才勉强收一点费用。逝世后,灵台搭建在四合院里,灵堂设在二楼正厅,归葬昆明东郊金马山。袁嘉谷一生对故土有着深厚的感情,《滇绎·序》里有这样的话:“滇,吾乡也。吾游数万里,觉可恋可誉之地,莫若滇焉!” 解放后,因为与云南大学有极深的渊源,袁家低价将“颐寿楼”卖给了云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里作为20多户教职工的宿舍楼,2000年前后,改为“国际文化学院”的学生宿舍,之后一直闲置。袁老师说,修复后的故居将会把原来的匾都挂起来,营造出当年的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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