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袁嘉谷“状元楼”

袁弘毅

探访袁嘉谷“状元楼”

作者：何志强（《生活新报》记者）

    在中国上千年的封建科举制度中，云南一直没有出过“状元”。直到清朝末年，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石屏袁嘉谷才填补了这个空白。原拓东路桂林桥的聚奎楼上（民间称为状元楼）有一“大魁天下”的金匾，即是当时的云贵总督魏光焘，为表彰云南第一位“状元”袁嘉谷，以及勉励云南学子而亲笔题写的。但真正的状元楼，位于翠湖北路5号。

    云南惟一“状元楼”

    袁嘉谷(1872-1937)，字树五，号澍圃，晚年自号屏山居士，石屏人。5岁读书，10岁能出佳对，12岁写下一篇精彩的《游小瑞城记》，小小年纪便初露锋芒。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科会试取二甲第62名进士，同年获得经济特科一等第一名，大魁天下，是为“经济特元”，时年31岁，弥补了“云南不点状元”的空白。因为清代先后开博学鸿词科、经济特科共三次，袁嘉谷中的是第三次特科考试的第一名，因此又被誉为“国朝第三人”。袁嘉谷随后成为翰林院编修。后到日本考察政务和学务，任云南留学生监督。回国后，历任学部图书编译局局长、国史馆协修、廷试外国留学生襄校官、宪政馆咨议官、实录馆协修官、东陵扫青官、浙江提学使、浙江布政使等职务。辛亥革命爆发，袁嘉谷回到云南，致力于著书立说，被举为国会议员。1923年云南创办东陆大学(现云南大学)后，校长董雨苍聘其为国学教授，至1937年12月病逝于昆明，终年66岁。

    袁嘉谷自科举成名，声名远播，先后做了八年清朝官吏。他居官廉能，在学部图书编译局供职期间，主持编写全国中小学教科书和大学参考书，开创统编教材之先河，对推行“中学为主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和宗旨起了重大作用。清王朝结束后，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著有《卧雪堂诗集》、《卧雪堂文集》、《滇绎》，参与《清史稿》编写，主纂《石屏县志》、《新纂云南通志·大事记》等等。

    袁嘉谷故居，位于翠湖北路5号，占地面积238平方米，坐北朝南，前望翠湖，后连云大，东边是省文联。故居是云南清末民初典型的四合院式民居建筑，由正房、东西厢房和倒座房构成。采用穿枋式做法，四坊房屋连通，正房和倒座房前檐柱同时作为两厢的山柱，以“转”与“状”谐音，取“状元”楼之意。

   “状元楼”面临维修

    在翠湖边兜兜转转，绕了一圈才找到袁嘉谷故居，看到那块写着“袁嘉谷故居”的牌子时，赫然发现自己在很多年前已经来过！只是当时并不知道这里曾经住过赫赫有名的状元郎。从一扇大铁门进去，眼前的状元楼空空荡荡，没有了几年前学生宿舍的热闹。这是一个单座四合院，土木结构，正房三层，厢房和倒座房两层，二楼有着“走马转角楼”的建筑特色。西斜的落日懒懒地撒在院落里，雕楼画栋的状元楼显得凋敝落寞。门窗在时间的洗刷下变得破旧，有些地方被更改过，但仰头看正房，建筑物依然给人一种傲然挺立的姿势。仿佛正是袁嘉谷本人，素衣长衫，手卷身后，远眺前方。只是令人惊异的是，二楼和三楼的门窗都已经拆除了！我顺着回廊绕到墙外，找到了楼梯。

    二楼的门窗和隔墙都拆除了，就剩下支撑的梁柱。楼板上除了拆下来的门窗木板外，还有一些课桌和杂物。到处是厚厚的尘土，脚下的木板磨损严重，好几处被雨水侵蚀了。小心翼翼走在过道上，生怕把哪一块木板踩塌了。上三楼的楼梯孤零零立在正房里，亦是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这让我往上爬的时候，暂时忘了想像若干年前的袁嘉谷，是如何走上去的。三楼同样拆空了，看不出原来的格局，但往堂前一站，顿有心旷神怡之感。这里视野开阔，下可俯视四周院落，上可仰望苍穹，只可惜正前方被一栋楼房挡住视线，看不见翠湖。我暗想几十年前，袁嘉谷站在这里远观九龙池，吟诗作对，心情该如何淡泊高远呢？

    维修投资近百万

    下楼后，有人对我说这房子就要维修了。我很快找到了该项维修工程的施工方负责人，大理国光古建园林有限公司的王汝林先生。他告诉我，因为袁嘉谷故居整体向后倾斜，必须校正建筑物的水平。要完成这个校正工作，就得把所有的门窗、隔墙，甚至外墙、房顶拆下来，只留下主结构。然后运用钢丝绳、拉线钳等现代工具校正主结构的地基水平。这个工作完成后，再把拆下来的各个部件安装上去。

    王先生把工程的设计图纸拿给我看，故居要修复的样子，是经过文物保护单位考证的，力图恢复当年“状元楼”的模样。原先被更改的部分，将按照一定的古建筑规律来修复，例如左右对称原则，隔墙不会出现砖混墙，天井里的水泥地还要恢复青石板等等。现在所做的准备工作开始于7月20日，工期将从拆掉房顶瓦面算起，预计需要2个月左右。后来我从相关部门了解到，本次引进社会资金来维修袁嘉谷故居，预计投入上百万元，重修后的状元楼将主要用做经营，三楼辟为展览室，陈列袁嘉谷的相关物品。

    王家捐助建此宅

    为了更多地了解这座状元楼，几经周折，我于9月1日拜访了袁嘉谷的曾孙，现云南大学工会主席袁东老师。袁老师告诉我，袁嘉谷在浙江任提学使和布政使时，因妥善处理了“木瓜之役”事件，让袁嘉谷得到了“小学台”的亲切称呼。两年的任期，使得浙江的教育事业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增办了一些师范、职业教育类学校；各级各类的学校共有4000多所。1911年辛亥革命后，在浙江任职的曾祖父，谢绝了革命军、浙江学界和老百姓的挽留，回到了云南。

    回到云南的几年间，袁嘉谷经历了太多的沧桑，应蔡锷之聘担任参议，受唐继尧之邀担任顾问，二哥去世，中年丧子，母亲驾鹤西去，继而发妻早亡。1918年安葬完母亲徐太夫人后，身心疲惫的袁嘉谷回到了昆明。袁老师告诉我，当时曾祖父在昆明没有房子，一家人都住在德福巷其三哥家。1920年下半年，全家才搬进九龙池北玉龙堆的新居。值得一提的是，袁嘉谷的大儿媳，是“钱王”王炽的长孙女，也正是袁东老师的奶奶。在建盖此房时，王家出资不少。

    昆明第一小园林

    袁嘉谷将新居题名为“颐寿楼”，以纪念母亲徐太夫人。亲笔题写了大门、正屋、正楼、书房等处的对联。其中大门联为：“居临翠海新门第，派衍龙湖旧世家”，书房联为：“古今贤将相，风月大山林”。正屋悬匾“卧雪堂”，房中还悬有陈荣昌题写的一块匾：“华堂集庆”。他在《澍园集》的小序里表达了自己对新居的满足：“劳劳倦矣，天厚我。予之年，予之闲，予之文。我读我书，我安我居。居九龙池北，兼大隐、中隐、小隐之资，亦云足矣。”迁入新居的袁嘉谷将二楼正堂作为自己的起居室，三楼作为书房，晚年信佛的他又在书房里设了一佛龛。其他房间由子孙辈分别居住。

   “大门进去后，要下几级台阶，一条小道将小花园和住房分开，左边是澍园，右面是四合院。靠墙处种有花草树木，也算个小庭院，进四合院的门就是现在这个位置，但原来是一个过厅，有雕花格子门的，四合院里也有个花台。”袁老师在“颐寿楼”里出生，解放后袁家搬出祖屋，他和父母就住到斜对面的小吉坡4号。“小时候经常跑进去玩，对里面的布局比较清楚。”再加上平时也留意听长辈们谈论祖屋，袁老师细细地给我说着“颐寿楼”当年的样子：房子里的雕花门窗、梁柱上都没有描金。院子的西南角和西北角各有一小天井，西南是楼梯，西北是伙房。澍园是隔壁一位姓马的邻居送给曾祖父的，他很喜欢，在里面种了一些小树、花草和蔬菜，东北角垒土造了座假山，取名“金钟山”——石屏祖坟的所在地，也是缅怀父母的心愿。园里还构建了一座小亭“课经亭”，亭上悬联：“阶下别开丛菊径，亭间新辟小诗天”。这一小亭成了他晚年和儿孙辈及弟子论学的地方。另外园内除了菜畦、花径，还有一小泉。园后围墙上开了道小门，可直通当时的省图书馆和翠湖。袁嘉谷曾对自己的“澍园”有此评价：“昆明园林，至大以唐公（唐继尧）所有为第一，至小以我所有为第一，丰俭顿殊，均不失为第一。”

    曾为云大宿舍楼

    袁嘉谷自1920年迁入“颐寿楼”，一直过着闲适的林泉生活，1923年受聘到东陆大学教授国文，八年不领薪水，还将自己的积蓄一千多元捐给学校作为办学经费。

    袁嘉谷在“颐寿楼”居住期间，完成了《滇诗丛录》、《云南通志·大事记》、《卧雪堂集》、《东陆诗选》等文集诗选的编撰工作。若不是忧心国难，自能安度晚年。袁老师说，那时候袁氏一家人和和气气，住在昆明的亲戚都喜欢到家里玩，早上来，晚上吃了饭再回去。有人慕名前来求字，他总是慷慨答应，分文不取，只是到了后期，家境拮据才勉强收一点费用。逝世后，灵台搭建在四合院里，灵堂设在二楼正厅，归葬昆明东郊金马山。袁嘉谷一生对故土有着深厚的感情，《滇绎·序》里有这样的话：“滇，吾乡也。吾游数万里，觉可恋可誉之地，莫若滇焉！”

    解放后，因为与云南大学有极深的渊源，袁家低价将“颐寿楼”卖给了云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里作为20多户教职工的宿舍楼，2000年前后，改为“国际文化学院”的学生宿舍，之后一直闲置。袁老师说，修复后的故居将会把原来的匾都挂起来，营造出当年的文化氛围。

（来源：生活新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