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玉冰——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江西三杰”之一

袁弘毅

袁玉冰——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江西三杰”之一

作者：周红兵

        袁玉冰，谱名袁光鉴（鉴），字玉冰，别号孟冰、冰冰。江西兴国县崇贤乡上沔村（今划归泰和县老营盘镇管辖）人。早期袁玉冰组织了江西第一个革命团体“鄱阳湖社”，后更名为以改造社会作为宗旨的“江西改造社”，且为主要负责人兼《新江西》主编。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他是江西传播马列主义先驱、江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主要创始人，赣南第一位中共党员。历任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书记、共青团江西区委书记兼任中共江西区委秘书和宣传部长、中共兴国县委书记、中共九江地委书记、中共赣西特委兼任书记等职。1927年12月因叛徒出卖被捕，英勇就义。当时袁玉冰与后来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及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的创建者、军事家方志敏，及早期江西中共、共青团组织主要创始人赵醒侬被并称为“江西革命三杰”。
      矢愿从今坚立志，要为世界主人翁。清光绪二十五年一月十八日（1899年2月27日），袁玉冰出生江西兴国县崇贤乡上沔村一户贫苦农户家里。他家境贫寒，为了分担父母肩上的重担，袁玉冰从小就放牛、割草、砍柴。农民出身的袁玉冰对贫苦农民生活有着刻骨铭心记忆，从小就立下了要拯救劳苦大众水火之中崇高志向。
      清宣统二年（1910年），11岁的袁玉冰入私垫。民国3年（1914年），袁玉冰入兴国县高兴圩成德小学就读高小。当时，学校有些出身富豪家庭的学生，有的甚至染上了赌博抽烟、酗酒打架的恶习。袁玉冰对这种流氓习气非常厌恶，在老师和同学的支持下，创立学生自治会，带头发起禁止抽烟喝酒、禁止旷课、禁止打架的“三禁活动”。他还创办了学生阅书社，由学生自愿捐款，购置书刊。
      民国7年（1918年）秋，袁玉冰考入江西省立南昌第二中学。青年学生时代，目睹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国家危亡局势和社会黑暗状况，激发了爱国热忱，立志要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在校期间，他发起成立学生自治会，敢于抨击封建礼教的陈规陋习和繁文缛节，在社会交往中主张“十不”：不用字和号；不说客套话；不宴会；不敬茶；不递烟；不回拜；不贺年拜节；不留客送客；不送无谓礼；不做应酬文。即倡导诚实守信、求真务实、简朴节俭的新风尚。
      1919年，举世瞩目“五四”运动爆发了。5月7日，为了响应和声援这次爱国运动，召开了南昌市学生代表大会，袁玉冰作为南昌二中的学生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接着，他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并在街头发表演说，号召人民行动起来，反对卖国求荣的北洋政府，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并将搜查到的日货当众烧毁。他们的行动被一些因循守旧的人讥为“过激”，还称他们为“过激党”。袁玉冰则在《答友人》一诗中，针锋相对地断言：我看将来定为“过激党”的天下，“盖势所必至，而理所难逃”。这一年，袁玉冰正好20岁，写了一首题为《二十初度感怀》诗：
      光阴去太匆匆，忽忽年临二十中。
      矢愿从今坚立志，要为世界主人翁。
      国势阽危抱杞忧，挽回深愧乏良谋，
      才疏漫与终军比，弱冠空贻识者羞。……
      原来我亦是贫家，那得金钱用似沙，
      游年多年消钜费，从今敢不力惩奢。
      袁玉冰此诗，抒发了对祖国前途命运关心和立志革命抱负。如果说他的这首诗是个刚过20岁的风华后生对理想抱负的直接反悔，那么他对学友的劝勉则从侧面表现了他立身处世的准则与态度。他的《赠周君转学心远中学》写道：
      世事原来少自由，一时失意不烦愁，
      劝君莫把东隅恋，且看桑榆尚可怕。
      他活用日出东方，晚景桑榆作比，鼓励朋友不要贪恋往日的成功，更要努力争取日后的胜利，其奋发进取的精神溢于言表。他在《赠弟》中说得更是透彻明白：
      人生难得是青春，要学汤铭日日新。
      但嘱加鞭须趁早，莫抛岁月负双亲。
      据《尚书》载：商汤浴盘上的铭词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以此勉励弟弟日新月异，奋发有为。由这些诗我们不难看出，青年袁玉冰的革命志趣，崇高理想与伟大抱负是何等的高洁执着。
      江西传播马列主义的先驱。“五四”运动以后，袁玉冰的思想由追求爱国真理开始向共产主义者转变。这一转变，他曾作《无题》一首予以明确表述，其中有反思，更有充满自信的自励，诗曰：
      弹指流光又一年，倔强顽劣尚依然。
      从今矢醒黄梁梦，猛向前途力著鞭。

      从此，袁玉冰开始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探求救国救民道路。对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宣传十月革命即1917年11月7日（儒略历10月25日）列宁领导的武装起义、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苏维埃政权和由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文章产生了浓厚兴趣，并逐渐认识到，组织进步社团，创办刊物，努力提高中国人民觉悟，是进行革命首要任务。
      1919年下半年，袁玉冰邀请后成为中共优秀的领导干部、马列主义的活动家、中国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创造者之一黄道，及徐先兆、石廷瑜、黄在璇、刘轶、黄家煌、郑洪江等7位同学，组织了江西第一个革命团体“鄱阳湖社”。他们当时都在南昌二中读书，又是同班同学，风华正茂，血气方刚，经常在一起议论国事，激杨文字，抨击时弊，被同学们戏称为“江西八大家”。后来们感到鄱阳湖社这个名称无法体现团体宗旨，遂次年12月更名为以改造社会作为宗旨的“江西改造社”。
      1921年1月1日，“五四”运动后江西第一个革命团体“江西改造社”在南昌二中宣布正式成立。到会的9位社员公推袁玉冰为会议主席。会上决定出版发行《新江西》季刊，并推举袁玉冰为改造社主要负责人兼《新江西》主编。《新江西》第一卷第一号，5月1日问世。袁玉冰为创刊号撰写了《本刊宣言》，阐明改造社的政治主张。他说：“改造社的宗旨，是主张改造社会的。发行本刊，就是改造社会的一种方法。我们改造社会，先在江西做起，……所以就叫做《新江西》。”他在宣言中还提出了根本上改造社会的三项主张：“一、发展德谟克拉西的真精神；打破一切权威和阶级制度。——如军阀……对于平民，资本家对于劳动者，男人对于女子，……的各种不平等的制度。二、劳工神圣，是我们良心的主张。要使他们有觉悟，能主动；引着他们到光明的路上去。三、社会上没有真是非，不是是非颠倒，就是‘黑白不分’。我们对于社会的一切现象，惟有下严格公正的批评，由此才寻得真理来。”最后，袁玉冰明确指出：“我们的最终目的，在使这个黑暗的‘旧江西’变成一个光明的新江西。”《新江西》自问世那天起，就成为反帝、反封建、反军阀斗争匕首、投枪，成为江西第一个宣传马列主义革命刊物。伴随着《新江西》广泛发行，其影响日益扩大，一批先进青年先后参加改造社。
      当时的这江西首个革命团体改造社成员，曾以《新江西》为阵地，开展过“主义问题”和“政治问题”的争论。“主义问题”实际上是要不要马列主义的问题；“政治问题”实际上是要不要参加革命实际活动的问题。这场争论直接影响着和决定着南昌学生运动的方向，在争论中袁玉冰等人驳斥了反对者的言论，指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参加实际政治斗争的重要性。袁玉冰说：没有主义的信仰是再危险不过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激进中的能够实现的主义，只要看他主张非妥协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就很可以坚定我们的信仰了。但是他又指出，信仰马克思主义不等于拿马克思主义作教条。因此，他告诫大家不要犯经院派的错误，不能只是空谈而不注意中国的社会实际，如果这样空谈，自然是落空中的落空。
      因屡遭“江西警察厅”的蛮横干涉和查禁，《新江西》当时只出3期，但袁玉冰先后发表文章31篇，他在《我的希望新江西》一文中，就痛斥了官僚政客军阀财主祸国殃民的罪行，“过去的江西，现在的江西，都是充满了黑沉沉的、阴惨惨的色彩。社会上没有一桩事，不受官僚政客军阀的支配”。同时他对劳苦大众寄予了深切的感情。他说：“可怜的三千万男女同胞，在这黑无天日，惨无人道的地狱里面过非人的生活，真是言之伤心！”他号召人民“应该有真正彻底的觉悟、牺牲奋斗的决心；把那些阻碍的荆棘，一刀斩去，尽力去杀出一线光明的道路来”。袁玉冰成为江西传播马列主义的先驱。

      袁玉冰主编的《新江西》杂志不愧为当时江西思想界的一颗明星，起到了时代喉舌的作用，受到了广大先进知识分子和青年的热烈欢迎。尽管它从出版的第一天起，就一再遭到军阀当局的干涉和迫害，但它流传的地域和影响相当大，不仅江西各地拥有大量读者，甚至上海、北京、广州、武昌等地也有所见，1923年春，《新江西》虽然被迫停刊了，但是旅居上海、南昌的20余名江西先进青年，接过袁玉冰未竟的事业，又于同年10月创办了《新江西半月刊》，继续从事反对北洋军阀的统治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
      其时，由于追求进步、倾向革命，改造社很快吸引了众多有志青年学生加入。至1922年，会员一度达到100多人，黄道、邵式平、方志敏、涂振农、邹努等都是该社社员。其中邵式平后成为革命家、军事家，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弋横暴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闽浙赣苏区和红十军的创建者与领导者之一，也是闽赣苏区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邹努后成为中共早期干部、英烈。涂振农后成为中共早期干部、叛徒。
      1922年6月，在南昌江西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就读方志敏在报名参加了改造社后，与袁玉冰以及随后结交的赵醒侬，为了一个共同革命理想和目标，携手合作并肩战斗，日后被人们誉为“江西三杰”。
      改造社随着组织的扩大，社员分布极为广泛，以江西为主，北京、上海、湖南、四川甚至日本均有。为了加强对改造社的组织领导，袁玉冰于1922年11月提出了改造社的八条社规，作为社旨的补充：“一、积极的破坏不良的社会制度；二、社员只能信仰主义，绝不能信仰任何宗教；三、对于民主革命的政党只能援助，不能加入；四、社员须有一种体力劳动或精神劳动的正当职业；五、社员不得为资本家的助手，如工程师……之类；六、社员生活平民化，如坐人力车、穿华丽衣服……等应禁止；七、社员不得有不良的嗜好，如嫖赌烟酒之类；八、社员对下面各种应该有研究：1、马克思学说；2、社会学；3、外国语—至少一种；4、世界语。”社规强化了对社员的要求，提高了改造社的革命战斗力和社员的水平，表明改造社的思想已逐步转向马克思主义。改造社集合了江西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为反对北洋军阀在江西的统治，为在江西开展新文化运动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起了重要的作用。

      改造社的《新江西》，由于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和针砭时弊的言论,很快轰动全省，影响全国，成为当时的畅销书刊。为此，该刊在省内南昌、赣州、九江、吉安、兴国、铅山、河口等地设立分售处，省外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武昌等地设立分售处，读者遍及工农商学兵各界，一大批有志青年由此信仰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的道路，从而为中国共产党和其领导的青年团在江西建立地方组织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群众基础。
      赣南第一位中共党员。1921年5月1日，袁玉冰在南昌向劳动群众和青年学生作了题为《劳工神圣纪念日》的报告，他在后来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在我没写回忆文章之前，“南昌几乎没有一个人知道‘五一‘是怎么一回事”。6月，袁玉冰等为了普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这是江西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为此，《新江西》开辟了“介绍进步书刊专栏”，介绍了《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转载了《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等。袁玉冰还辑录了大量的“名词浅释”，介绍了《康民尼斯特丛书》(即共产主义丛书)、《新青年丛书》和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出版的《青年周刊》等60多种书刊。为了帮助读者提高识别能力，袁玉冰又写了《江西出版界》，对当时江西出版的35种报刊杂志，做了详尽公正的评价。
      1922年1月17日，湖南工人运动领袖黄爱、庞人铨惨遭时任湘军师长、总司令兼湖南省长的军阀赵恒惕杀害，消息传开，群情激愤。4月初，袁玉冰在改造社常委会上提议召开纪念五一节暨追悼黄、庞两位烈士大会，邀请了大江报社，觉社等团体共同参加。5月1日那天，南昌各界20多个团体，2000多人云集江西省教育会，盛况空前。《大江报》还出版了袁玉冰编辑的《五一劳动节特号》。但因北洋将领、直系军阀、时任江西军事长官督军陈光远以“煽惑劳人鼓吹共产主义”的罪名查封了《大江报》，所以这期特刊并未与读者见面。袁玉冰后来在文章中说：“从这回运动中可以证明，南昌人们已有了觉悟，这是令我们很抱乐观的。”
      下半年，袁玉冰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求学，改造社同时在北京成立了总社，社址设在北大校园内，并在南昌和上海设立了分社。由于北洋军阀继而派蔡成勋为江西督军进行疯狂镇压，改造社被迫于1923年春中断活动。
      在北京，袁玉冰很快结识了仰慕已久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先驱、革命家、中共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李大钊非常关心袁玉冰学习、生活以及改造社情况，亲自介绍袁玉冰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这年秋，袁玉冰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兴国县籍第一个共产党员，也是赣南籍第一位中共党员。袁玉参与方志敏发起筹办成立开展革命活动，宣传和推销国内外进步书刊，传播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南昌文化书社。他们一道利用南昌文化书社为掩护，宣传革命思想，秘密联络党团员，使南昌文化书店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又一坚强阵地。
     “为广大民众谋利 即使死于明日 也甘心情愿”。1923年1月底，袁玉冰受李大钊指派，利用北大放寒假机会回到南昌，和方志敏、赵醒侬等人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组织——南昌地方临时委员会，同时由袁玉冰主持创办团地委机关刊物《红灯》。又在南昌二中成立了“江西民权运动大同盟”，在心远中学(校址位於今南昌环湖路口佑民寺附近)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由袁玉冰担任主任。研究会以学术研究团体面目出现，指导革命青年阅读马列的书，研究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在省内担负革命的先导作用。袁玉冰从此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当时，北洋军阀江西省最高军事长官督军蔡成勋省长李廷玉派人对袁玉冰进行游说，许以公费送东渡日本留学，企图收买。可袁玉冰义正词严地拒绝了。3月下旬，袁玉冰携带南昌地方团、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民权运动大同盟给中央的报告，动身去北京，不幸被恼羞成怒的蔡成勋、李廷玉把持的北洋军阀江西省政府逮捕，关押在军法处监狱。赵醒侬、方志敏等人也被通缉。袁玉冰被捕激起了江西社会各界人士愤慨，经赵醒侬及著名的北京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刘和珍等各界人士的多方活动，积极营救，北洋军阀当局迫社会压力，将关了8个月袁玉冰于11月交保释放。

时针对有人提出今后要“言行谨慎、免遭毒手”的议论，袁玉冰在专为欢迎他出狱的大会上说：“世界上没有不死的人。如果碌碌一生，专为私人的衣食住行着想，活上百岁又有什么价值？为了无数贫苦人们的利益，就是明天要牺牲，我也是甘心情愿的。”又说：“我们做改造事业的人被投入监狱，上断头台是毫不足介意的事情。”（《新江西半月刊》23年12月第6号）。话虽平常，却掷地有声，表现了一个革命者视死如归的高尚情怀。为欢庆袁玉冰出狱，《新江西》出了一期专号——《欢迎民权运动者专号》，许多进步青年纷纷撰文热情称颂袁玉冰。文章说：“我们迎冰冰的意义何在呢？我敢说：我们是欢迎冰冰的三种精神：（一）欢迎他的牺牲精神，因为他是能弃一已的幸福来谋民众幸福的；（二）欢迎他的坚强精神，因为他是能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三）欢迎他的科学精神，因为他是能用科学眼光去观察社会害病的原因，……知道救济社会的适当方法。”有的文章说：袁玉冰的行动促进江西青年的革命精神，……愈觉这种社会有革命的必要了。可见袁玉冰的革命精神，在当时确实起到了鼓舞革命士气的作用。他出狱后继续坚持从事马列主义的宣传活动。时，《新江西》季刊改为月刊，恢复出版发行，又改出版半月刊，共刊出11期，其中第六、第八期是欢迎袁玉冰出狱、追悼列宁逝世的专刊。在江西乃至全国都产生了积极广泛影响。
      主编《红灯》周刊，反击国民党右派。1924年3月，中共中央调袁玉冰到上海工作，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地方委员会秘书、上海团地委宣传部主任。5月，袁玉冰奉中共组织派遣，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中国班学习，并参加军事训练。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是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简称，是一所专门培养革命干部的政治学校。其是为苏联东部地区培养民族干部，也为东方各国培养革命人才，亦为中国“培养”了不少革命干部的学校。袁玉冰在莫斯科见到了革命导师列宁，聆听了讲话。这年8月，袁玉冰还见到了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李大钊，并听了所作关中国革命运动问题报告。
      1925年冬，国内革命形势蓬勃发展，需要大批干部。袁玉冰奉中共组织指示，提前毕业回国，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书记，并在中共江苏省委员会负责宣传和组织工作。
      1926年10月中共组织领导上海工人阶级进行第一次武装起义，袁玉冰发动和组织青年工人和群众，参加了这次斗争。
      这年冬，北伐战争在江西战场节节胜利，袁玉冰奉中共组织调令回江西工作，担任共青团江西区委书记，兼任中共江西区委秘书和宣传部长等职。时任中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以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等要职的蒋介石在南昌逐渐暴露出反共反人民面目。面对蒋介石国民党右派猖狂进攻，中共江西区委决定让原中共南昌市委机关刊物《红灯》复刊，并由袁玉冰担任主编。袁玉冰雷厉风行，11月初《红灯》周刊与读者见面，刊物封面由袁玉冰精心设计，画有两个灯筒，放出一片红光。在复刊词《红灯的新使命》中，袁玉冰写道：“红灯是为革命而发刊的，也是为革命而停刊的，现在“红灯”继续出版，自然仍是为革命的，即是为革命的青年作革命的指导。我们愿意竭尽我们所有的能力，为江西青年供给革命的理论，指导革命的行动，这就是“红灯”继续出版以后的新使命。”
      11月中旬，中共江西省委成立，由刘九峰任书记，傅烈任组织部长，袁玉冰任宣传部长。袁玉冰还任共青团江西省委书记等职。
      袁玉冰还以他特有的政治嗅觉，察觉出当时革命队伍中出现的对革命形势认识不清的倾向，及时撰写并于《红灯》发表《谁说革命成功了！》一文，文章深刻全面地分析了从全国到江西的革命形势，认为虽然北伐军已占领了近半个中国，但“此时大半个中国还是国内外的反动势力所统治着，即国民政府内，也是外而帝国主义的势力，内而买办官僚地主土豪劣绅在横行无忌。”因此，他深刻地说：“我们从这些现象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此时离国民革命成功还远。”因此，他号召革命的人们应该酒杯地认识到：“革命的道路还长，敌人的力量还强，而我们自己的势力还太小，我们更应积极地向前进，我们不要忘记了中山先生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袁玉冰对革命发展形势的深刻分析和正确估计，一方面破除了对革命前途的悲观论调，鼓励人们信心百倍，勇敢向前；另一方面又教育人们不要盲目乐观，要看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这些思想，对后来的革命斗争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为了支持工农运动，反驳一些国民党右派别有用心的对工农运动的责难，袁玉冰在《红灯》发表了《过火》一文。文章一开头就一针见血地严厉批判了“过火论”制造者的险恶用心，接着又深刻指出：“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真正民众的势力只有工农群众。这次北伐军的胜利便是革命的工农群众拥护国民革命政府之结果。如果我们还要继续北伐，不与帝国主义者妥协……，那么我们便不应该再向革命的工农运动进攻。”
     《红灯》刊发出了一篇篇战斗檄文，文字短小精悍，切中时弊，深受进步人士喜读，发行量由数百份增至5000余份。后来方志纯回忆说：“《红灯》是我参加革命后接触到的第一个革命刊物。当年，我是《红灯》的热心读者，《红灯》曾向我灌输革命理论，启迪我正确分析形势，帮助我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许多革命青年一样，《红灯》曾经是指引我前进的一盏指路明灯。”《红灯》周刊成为当时宣传革命理论、反击国民党右派进攻的重要舆论阵地。
      1927年3月起，蒋介石国民党右派蓄意破坏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三民主义的倡导者孙中山晚年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的帮助下，确立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纵容和唆使暴徒在江西、安徽制造一系列反共事件。此时的江西，正是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的斗争日趋尖锐复杂之际。蒋介石早在前一年9月，指使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CC系首脑（CC系是国民党的一个政治派系，其实力主要分布在国民党中央党务部门尤其是组织部、中统局、地方各级党部和教育系统尤其是大学）、右派头目陈果夫派出心腹段锡朋、郑异，以考查江西党务为名，排挤在省、市、县各级党部和各群众团体内任职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的左派，并封闭国民党左派办的《贯彻日报》。袁玉冰面对如此激烈尖锐的矛盾，一方面继续致力于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在南昌钟鼓楼的江西大舞台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马克思主义宣讲大会，向1000多名听众讲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4个专题的基本观点，点燃了人们心中的火焰。
      1927年3月6日，蒋介石国民党右派杀害了中共赣州组织创建人、工运领袖，时任中共赣州特别支部书记、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袁玉冰领导和指挥了南昌市大规模的罢工、罢课、游行示威活动，狠狠打击了国民党右派的嚣张气焰。尤其是，袁玉冰和时任中共江西区委组织部部长林修杰组织了一场大规模反击蒋介石国民党右派斗争。在此正当南昌革命热潮高涨之际，国民党右派组织了“AB团”，企图攫取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省党部的领导权。他们下令解散国民党南昌市党部，组织“暗杀团”暗杀革命同志。在这种情形下，上级决定拔掉“AB团”这颗钉子。4月2日，在袁玉冰与林修杰的指挥下，成千上万工人、学生、市民涌上街头，向南昌百花洲（位于今南昌市区中心东湖区）进发，捣毁了发起成立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AB团的段锡朋控制的国民党省党部，搜索抓获国民党右派分子90余人，摧毁了AB团，让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重新掌握了省党部的领导权。段锡朋的AB团的宗旨，是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取消民主主义。这样一个组织，在成立后仅3个月，就被袁玉冰与林修杰领导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发动的“四二”大暴动所催垮。在江西的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英勇就义，《布尔什维克》发文悼念。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四一二”政变。时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总预备队总指挥朱培德在江西搞“礼送”共产党人出境，袁玉冰首当其冲。在血腥的白色恐怖下，袁玉冰仍临危不惧，转入地下秘密活动。袁玉冰于5月16日写下《蒋介石政府的危机》一文，深刻揭露蒋介石国民党右派“清党”的实质，痛斥其镇压工农运动和叛变国民革命的种种罪行。一度与蒋介石进行争权斗争的时任国民党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于7 月15日发动“七一五”政变，其在“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口号下，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此时白色恐怖更为严重，袁玉冰不顾个人安危，继续在江西坚持斗争，担任了中共兴国县委书记。
      中共“八七会议”后，袁玉冰被任命为中共九江地委书记，他不惧危险，出生入死，积极组织赣北秋收暴动。11月，袁玉冰被派到中共赣西特委兼任书记，在吉安准备组织工农武装暴动，12月13日，袁玉冰化装赴南昌向中共江西省委汇报和请示工作，被叛徒兰仲和发觉告密，不幸被捕。在狱中，袁玉冰面对敌人严刑拷打，威胁利诱，始终坚贞不屈。12月27日，袁玉冰在南昌下沙窝刑场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工农革命成功万岁！”等口号，英勇就义，时年28岁。
      袁玉冰英勇牺牲后，中共中央在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瞿秋白当时主编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上发表悼念袁玉冰文章，文章写道：袁玉冰“如今死了，可是赤血将从地下喷发，洗干净黑暗陈腐不堪江西！”“矢愿从今坚立志，要为世界主人翁。”袁玉冰20岁时写下的这些诗句，在他28岁时用鲜血和生命续写成为一曲感天动地的革命壮歌。
      袁玉冰在其光辉而短暂的青春岁月，通过发起组织改造社、创办《新江西》杂志、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参与筹办南昌文化书店、主持江西团地委机关刊物《红灯》等革命活动，为江西党团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由此确立了他作为江西中共及其领导的青年团组织创始人之一的历史地位。

（来源：中国红色旅游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