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一生与日本为敌

袁弘毅

袁世凯一生与日本为敌

作者：张华腾

       项城袁氏家族联谊会的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参加今天会议的各位专家，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今天是“洹上大讲堂”第二讲。

        第一讲我讲了一个评价袁世凯的核心问题，就是关于袁世凯称帝的问题。这个问题，我是站在国际大视野的背景下讲的。因为他称帝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不仅仅是我们中国政治发展的结果，实际上还是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结果。称帝的原因非常复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国际政治的影响，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就是列强的影响。当然，我还从人类学这个角度，还从当时政治的角度，把这个复杂的问题给出一个最新的解释。

        今天我要讲的，是评价袁世凯的又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袁世凯与日本的关系问题。

        在国人的心目中，袁世凯因为签订了《二十一条》，所以被称为卖国贼。这是我们评价袁世凯的又一个核心的问题。但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复杂、又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

        说它复杂，因为经过这么多年，在中学的教材里边，在我们国人受教育的过程中，一般我们都是把袁世凯作为卖国贼的。过去受教育的这一代人、两代人，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这些人，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概念，去问一下学生、一般的老百姓，都知道，因为签订了《二十一条》，不是卖国贼是什么？

       说它简单，它确实很简单。稍微能学一点数学，甚至没有读过书只要能能识几个数的，他也会算出来，这21个数字他能够算得出来，到底袁世凯在那种情况下答应的是几条，是不是21条？我们说，日本确实向中国提出过《二十一条》，也确实有《二十一条》的中日谈判，以袁世凯为首的中国政府，经过艰苦的谈判，先后拿出了几个修正案，最后在日本武力、外交几项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同意日本提出的修正案。这个修正案就不是我们说的《二十一条》，而且就没有《二十一条》这个条约。你说，我们在这么长时间的历史里，没有这个条约，你怎么说袁世凯、袁世凯政府签订了《二十一条》？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我今天讲的，不仅是“二十一条”这一个问题，而是袁世凯走上政治舞台之后和日本的关系问题。可以这样说，袁世凯这个人，一生都与日本为敌。他在反日的过程中，行动是非常明显的。除了二十一条之外，我还要综合谈一下之前他抵制日本侵略具体的行动。

       近代，侵略中国最大的敌人，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任何一个中国人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态度是什么，他的行动是什么，是我们判断这个历史人物是爱国的或卖国的一个基本标准。

       在近代中国的统治者中----我说的统治者，指的是国家元首，包括皇帝，包括总统----袁世凯对日本的侵略不仅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而且有着较为显著的抵制行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袁世凯抵制日本侵略的手段和方法也不相同。在抵制日本侵略的过程中，他既有坚决的斗争，也有无奈的妥协。今天反思袁世凯对日本侵略的抵制与妥协，客观地评价他的行为，是很有意义的。

       近代以来的许多学者、历史学家，曾对袁世凯抵制日本侵略的行为有过客观的评价。但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却陷入阶级斗争那种模式，一直把袁世凯作为卖国贼。我认为，这是极不负责任的，是有悖于历史的真实的。

       我今天这个讲座，不是专讲给袁氏家人的，而是从2006年以来，我在各个大学就做这样的演讲，这个稿子的雏形，始于2006年。

一、驻朝期间对日本的抵制（1882—1894）

        1、军事上的抵制

       袁世凯参加过两次科举考试，没有考取举人，他就把书烧了，立志从军，很有个性。1881年，参加淮军吴长庆部。

        ①壬午兵变（1882年）

        恰好在袁世凯加入吴长庆部的第二年，这支部队被派往朝鲜。

        这一年，朝鲜发生了军内暴动，朝鲜当局控制不了局面，向中国政府求援。朝鲜当时是中国的藩属国，每年须向中国进贡，他的国王也由中国皇帝册封。但当他国内要是发生了大的事变，如果自己解决不了，就要求救于中国政府，如后来的甲午战争----甲午战争不是打我们的，是我们帮助朝鲜的。

       1882年，是我们农历壬午年，所以我们把这次朝鲜兵变叫做“壬午兵变”。

       朝鲜政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向中国政府求救。清朝政府恰好就派出袁世凯所在的这一军，也就是“吴军”， 6个营，3000人，开到朝鲜。

       袁世凯在这个期间表现非常好，机智勇敢。兵变平叛后，吴长庆向朝廷、向李鸿章请功，袁世凯被记了一大功，被任命为同知，五品官。以后他就作为军事人员驻在朝鲜。

        ②甲申政变

       1884年，法国侵略中国的另一个藩属国越南，中国政府全力应付。小日本借这个机会策动朝鲜的亲日派暴动，发动政变，杀死亲清官员，建立了一个亲日政权，挟持国王，要脱离中国。

       这时驻扎在朝鲜的中国军队只有1500人了，另外3个营因为中法战争被调走。袁世凯此时是三个营之中的一个营的营长，而且是驻朝部队的第二号人物，帮办朝鲜事务，具体负责粮草后勤。

       朝鲜发生政变，中国政府此时还不知道。驻朝军队形成两派意见：一派，总头领吴兆有认为，没有朝廷命令，不能私自行动；另一派，以袁世凯为首，袁世凯说，我们的责任是什么？等到命令下来，朝鲜已经成为日本的了，我们应该积极行动，镇压政变。

       最后，袁世凯说服了吴兆有，自领一营打进被亲日派占领的王宫。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这些，在中国政府官方的文书档案中，记载得非常清楚。前几年，在河南巩义发现了一个墓碑，就是袁世凯驻朝鲜的一个部下去世，袁世凯亲自写了碑文，碑文记载的就是当时的情况，与官方档案记载是一致的。

       如果不是袁世凯当机立断，坚决镇压政变，恐怕甲午战争要提前十几年。

       这次战争，是中国军队在朝鲜与日本军队相交，非常漂亮的一次战争。袁世凯当时作为中下级军官，表现非常好，这在过去是很少讲的，因为朝鲜和韩国是独立国家了，讲多了，影响国际关系。但我们是讲历史的，应该讲。

       2、经济上的抵制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有一个大陆政策，就是吞并台湾、朝鲜和中国。

       袁世凯在甲申政变后本来立了一大功，但由于国际上的问题，中日进行谈判，日本提出了“惩凶问题”。而在内部，因为袁世凯的表现比较突出，作为一把手的吴兆有，心里面有了疙瘩，他在事后从其他方面找袁世凯的错误。找了一个什么样的错误呢？政变时，亲日的官员杀了很多亲清的官员，袁世凯挪用了一些军费去抚恤那些被杀的亲清的官员的家属。要按现在观点来看，袁世凯的做法是很对的，但在当时，军费不应该用在这个上面，私自挪用军费，而且被一把手抓住了，弄得袁世凯灰溜溜的。他一看形势不好，就回国了。

       当时驻朝商业人员，能力一般，李鸿章必须得任命能干的人来担任，所以就推荐袁世凯再去朝鲜任职，这次不是军事人员，而是外交官员，“钦命驻扎朝鲜通商交涉事宜”这样一个官职。袁世凯还不想去，但权衡利弊之后，还是于1885年上任，一直到甲午战争前一周。这个职务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驻朝大使，但职权比大使高得多，实际上是朝鲜国王的大上皇。

       日本对朝的渗透不仅是军事上的，还有经济上的。袁世凯对此进行了抵制。

      《光绪十一年到光绪十九年中国在朝商人商家数目》一表，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袁世凯极力发展中朝贸易来抵制日朝贸易，1885年，驻朝中国商人359人，到1893年已经发展为2182人，增加6倍。

       中国人在朝鲜做生意的多了，日本人做生意的就自然少了，引起了日本的不满。日本外务省档案记载：“我国商人与中国商人在朝鲜竞争的优势已失，朝鲜大量的商业利益从我国商人的手中转向了中国商人的手中。”

       我们再看看执政者和历史学家对袁世凯的评价：

       翁同龢，时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他在日记里边这样评价袁世凯：“奉使高丽，颇得人望。”在日记里这么评价，应该是比较公正的。

       李鸿章的评价更多，而且评价很高。

       民国时期著名的外交家、历史学家蒋廷黻先生的评价更直观：“一个袁世凯，二十多岁，随着军队到朝鲜，几年之内就独当一面，而俄国人、日本人、朝鲜人、德国人、美国人，凡在朝鲜密谋侵害中国人权益的，袁世凯一个一个把他们打败。”

       一个日本记者评价：“袁世凯在朝鲜，善谋勇断，不失机宜。日本历任驻韩公使，与袁世凯较量，都是不行的。”

        因为袁世凯这些抵制日本的行为，所以日本人恨袁世凯，甲午战争，日本人准备先干掉袁世凯，但袁世凯从英国人那里得到消息，提前安全回国。

        袁世凯驻朝的使命就是维护大清的利益，维护大清的利益，就是维护中国的利益，维护中国的利益，就是抗击日本对朝鲜的侵略。

二、对日本侵略东北的抵制

        1、日俄战争后积极筹划收复失地，恢复行使中国主权；

        2、在与日关于南满的谈判中据理力争，极力维护中国权益；

        3、他是倡导东北改行行省制度第一人（东北以前是军府制）；

        4、制定联美制日的外交方针。

三、对《二十一条》的斗争和妥协

        1、《二十一条》的提出

        辛亥革命以来，日本对华的政策，因受到欧美的牵制和袁世凯北京政府的抗拒，陷于停止状态，日本非常恼火。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国民举国狂欢，认为是天佑日本。日本民间团体、政治团体、国会、军方纷纷上书日本政府，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二十一条》文本的东西。

        一战爆发，日本借口对德国宣战，1914年9月2日，在山东龙口登陆，向青岛发动进攻，青岛成为一战亚洲唯一的战场。

        德国与中国秘密谈判，准备把青岛交还中国，被日本人发现，极力阻挠。袁世凯退而提出，中、英、日联合行动，攻占青岛，欲伺机收回青岛，日本不同意，中国很无奈宣布中立。11月7日，青岛被日本攻占。战争结束后，袁世凯要求日本从山东撤出，日本拒绝，而且，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当面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一个驻华大使直接向他国国家元首提交文本，有悖国际外交原则，袁世凯的脸一直板着，很严肃。

      《二十一条》的内容：

       第一号“关于山东问题”，日本要求德国的在华势力范围承袭转到日本手里，一共4条；

       第二号“关于南满和东部蒙古问题”，7条；

       第三号，关于要求中国当时最大的钢铁公司汉冶萍公司“中日共管”，2条；

       第四号，日本“关于要求中国沿海港口、海关一律不得对他国开放”；

       第五号，7条，要求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顾问，包括政治的，经济的，中日两国合办金厂，中日两国的武器一个口径，允许日本在南方修建铁路等等。

       加在一起，是21条。

       晚上，袁世凯在《二十一条》上做了批示：

       第一号关于山东问题。

       第一款，要求中国政府答应日本政府接收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袁批：“青岛声明交还中国，应在此内，声明一切办法应按德人一律。”意思是说，你首先得声明青岛归还我们，然后才按德国的办法给你享受；

       第三款，要求中国政府同意日本修造烟台或龙口连接胶济铁路这样一条铁路。袁批：“由我自造”，如果需要借款，第一条实行之后（即答应归还青岛），再和日本商议。

       第二号，南满和东部蒙古问题。尤其是南满铁路要求99年租期，我们答应沙俄的是25年。袁世凯说，除去沙俄占领的那几年，剩下的那是你日本该享受的。袁世凯批示：“与俄原订期无九十九年之久，展期至多照原订之期，不能超越。”

       关于第五号，还有其他方面的。第五号是对中国主权威胁最大的，如聘用日本人为政治顾问，合办警察……袁世凯批示：“此条内多有干涉内政，侵犯主权之处，实难同意。”

        从这些批示可以明显的看出袁世凯对《二十一条》的看法。

        袁世凯怎么看《二十一条》？第二天，袁世凯召见他的军事顾问，日本人丹西谈话，说，日本国本应该把中国当成平等国看待，为什么动辄把中国当狗、豕、奴隶？昨天，日置益公使所提出的要求和条件，我国固愿尽可能予以让步，然而，不可能之事就是不可能。

       有一个最新材料，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英国人莫理循的文件里边发现了这么一个材料。莫理循是英籍澳大利亚人，我们从悉尼博物馆里发现了莫理循的一个备忘录，备忘录记载：“总统向我保证，决不同意那些条款，即使日军打到新华门，也不同意。”

       那么，袁世凯是怎样来安排谈判的呢？

       日本人提出了《二十一条》，怎么办？袁世凯组织他的高层班子讨论，像梁启超、蔡锷都参加了。当时大家都板着脸，谁也没有发言。因为此前日本攻打青岛时，段祺瑞提出意见，主张打。袁世凯问，打？你能打几天？他说两天，48小时。袁世凯问，48小时之后怎么办？段祺瑞说，听大总统的。就是军事上啊，中日悬殊太大。所以在这次高层班子会议上，大家都没有发言。最后，袁世凯说，我们和日本进行谈判。

       这样，中日开始了《二十一条》的谈判。

       在谈判的过程中，日本要求从速从快，而且是中日两国间的事不要向外国泄露，秘密谈判，尽快解决。我们从顾维钧的《回忆录》里面可以看到，袁世凯怎么在谈判上搞一些手段：日本要从速从快，袁世凯指示尽量拖延时间，谈得越长越好，尽量争取时间，争取欧美国家的支持。顾维钧，很职业的外交家，他参加了中日《二十一条》谈判的过程，“日本要求谈判尽快得出结果，每天会谈，一次得加速进行，在最短时间内签订条约，而袁世凯却坚持拖延，希望得到外国的支持，特别是美国的支援。头几次会谈，时间很长，除了通讯问题之外，没有什么进展。实际上，袁世凯总统曾指示陆征祥先生，让他尽量拖延，这和日本公使要尽快解决谈判的急切心情完全矛盾。为了执行总统的指示，陆先生想过许多巧妙的计策来拖延谈判，日本要求天天谈，每周五次，陆征祥提出，我很忙，一周一次，最后妥协，一周三次，每次两个小时，但是，这两个小时也不能完全是谈判，尽量磨蹭时间，时间是下午四点至六点，陆的妙计是每次说完开场白之后，即命献茶，尽管日本公使不愿，但他还是决意使喝茶的时间喝茶。”

       再一个就是日本要求秘密谈判，不能让外国知道。但袁世凯通过各种手段把消息全部告诉外国。我们看外交总长是如何告诉俄国的外交公使的。这之中，还有一个，当时的外交总长是孙宝琦，这时，袁世凯突然更换了外交总长，换成陆征祥，什么意思，实际上也是在拖延，新的外交总长上任，先得熟悉部务，然后才和你谈判。沙俄驻华公使这样回忆外交总长来访问他：“今日新任外交总长来谈，他（指陆征祥）即称，《二十一条》非常苛刻，日本人特别坚持不许将《二十一条》告诉其他大国，并以将产生最严重后果相威胁。陆征祥向我证实，总统仍希望心平气和地解决问题。外交总长请我对我们的谈话严守秘密。”但他走了之后，俄国公使马上通报给了俄国政府。

       袁世凯原本派顾维钧参加谈判，但日本人反对。为什么呢？因为顾维钧是留学美国的，有美国背景，不让顾维钧参加。后来，袁世凯通过他的英文秘书蔡廷干和顾维钧把消息透露给英美各国。

       我们现在看到一个最新的材料，袁世凯亲自把消息透露给莫理循。2月5号，袁世凯英文秘书蔡廷干对莫理循说，总统要在今天下午四点接见，今天我们三点半见面，这是蔡廷干对莫理循说的。袁世凯接见莫理循一个小时，告诉莫理循，不要记录。但莫理循在接见之后马上整理出一份备忘录，把袁世凯对他谈话的要点记录下来，并通过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瑞纳发出去。2月12日，《泰晤士报》就出现了关于《二十一条》的东西。但莫理循这个文本跟正常的文本不一样，袁世凯说了你不准记录，但莫理循回到他的办公室之后，赶紧凭记忆把袁世凯的谈话记下来。他记得最重要的就是第五号的内容，在莫理循的文本里边，第五号是放在前面的。也就是说，是袁世凯亲自把这个情况告诉他的政治顾问莫理循，而莫理循本身就是《泰晤士报》一个著名记者。

       袁世凯把消息透露给西方，起了什么作用呢？顾维钧在他的《回忆录》里面是这样说的：“关于《二十一条》的消息，少量而不断的出现在外国的报纸上，引起了各国，特别是华盛顿和伦敦的关注。中国已赢得华盛顿的同情和国外新闻界的支持，已经起到了效果。”

       俄国驻京公使库鲁斯奇，他也谈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所有远东英国的报刊和所有有实力的英国在华商界，无不根据这认为，日本的要求对自己的利益有很大的损害，对日本的要求俱表示最强烈的反对，而对中国人则公开表示同情。”

        袁世凯的另一个点子，则是派日本的政治顾问有贺长雄回国去运动日本的元老。

       日本的统治阶级也好，民间也好，在对侵华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疑问，但在对侵华的快慢上，是激进，还是温和，有不同的意见。日本政府是激进的。但日本的政治方面，它的元老还在起着作用。

       日本政府在对华提出《二十一条》的时候，没有把第五号内容通报给日本的元老。袁世凯就抓住日本政府和元老的这一矛盾，派有贺长雄回国去运动元老，在日本的统治阶级内部找他们的矛盾。

       有贺长雄见日本最主要的元老之一松方侯，陈说：“此次中国政府已尽力商接日本提出的各条，日置公使又要商议条件的第五项，未免逼人太甚，难怪中国畏难不肯答应。”松方侯听到第五项，面现诧异之色，随即召见加藤外相，质问他条件中有第五项何以没有报告？加藤知是有贺进言，监视有贺，不许行动。

       运动元老，这一点，也起到了作用。

       还有，袁世凯将日本的要求告诉各省，通报给各省的将军、督军，然后让各省造舆论，进行反对，增加中国政府在谈判桌上的砝码。实际上也是借助人民的力量。我们说，国内反对《二十一条》，政府不通报给你，你根本就不知道。这是袁世凯有意告诉全国人民的，让各省掌权的人物来反对《二十一条》。

       在整个《二十一条》谈判的过程中，袁世凯和以袁世凯为首的中国政府，可以说是绞尽脑汁，动用了多种手段，有正常的手段，也有非正常的手段，为了减少中华民族的损失，用尽了智慧。

这时，日本不耐烦了，逼袁世凯答应他们的条件。

首先，利用在日本的革命党威胁袁世凯政府。“敌党（指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于政府之外与日本人有密切联系，除非中国政府给予又一证明，否则，日本政府实不能阻止此辈之捣乱中国。”

      另外，以日本人反对袁世凯为威胁。“日本人类皆反对袁总统，皆相信袁总统为有力的排日者，其政府也采取远交近攻之政策。总统如接受此种条件，日本人将感觉友好，日本对袁总统亦可遇事相助。”

      中日之间的谈判，从2月初到5月初，历时3个月计25次。在谈判的过程中，中国政府提出了两次修正案，迫使日本政府也两次提出修正案，由此可见，谈判之激烈，谈判之艰难。中国政府，中国政府的代表，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谈到5月7号，日本再也按捺不住了，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接受日本的条件，否则，再采取其他的措施。要中国政府接受的是他们4月26号提出的修正案，这已经不是原来提出的二十一条了。这时候，在海路方面做好了战争的准备，在东北、青岛的军队，本不该换防的，现在却频繁调动，也就是说，不答应，那就是战争。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列强虽然对中国表示同情，但我们再想一想，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打，他们根本顾不上中国，反而劝说中国接受日本的要求。

      在日本外交、武力的逼迫之下，袁世凯被迫答应了日本提出的修正案。在确定答应日本的要求的时候，袁世凯召开了一个最高层的国务会议，像梁启超、蔡锷这些人都参加了。袁世凯发表了讲话，把谈判的情况向大家做了一些交代。

      最后他说：“此次日人乘欧战方殷，欺我国积弱之时，提出苛刻条款，经外部与日使交涉，历时三月有余，会议至二十一次，而始终委曲求全，即冀达和平解决之目的。，而日本不谅，强词夺理，终以最后通牒，迫我承认。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缚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今日本最后通牒将第五号撤回不议，凡侵犯我主权及自居优越地位各条，亦经力争修改，并正式声明将胶州湾交还中国，其在南满内地虽有居住权，但须服从我警察法令及课税，与中国一律。以上各节，比初案挽回已多，于我之主权、内政及列国成约虽尚能保全，然旅大、南满、安奉之展期，南满方面之权利损失已巨。中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为权衡利弊，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则朱使所谓埋头十年，再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不事振作，则不特今日之委屈、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我负国民托付之重，决不为亡国之民。”

      这个讲话，各方面的分析非常到位，即答应日本的条件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是一个耻辱，我们不能不接受，但是我们要记住，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耻辱，然后埋头十年，再与日本兵戎相见。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亡国就更危险。遗憾的是，袁世凯这个话，十年之后，被言中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危险越来越严重。也就是说，袁世凯政府认识是很清楚的，已尽力了。而且以后怎么办，也说得很清楚。这些都是白纸黑字，过去我们不看，你这是胡说，现在我们一看，这是真情实意的表露。

      在种情况下，中日两国签订了《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条约》、《中日关于南满和东部蒙古问题的条约》，“二十一条”谈判结束了。但是没有签订《二十一条》条约，中国政府答应的和日本原先提出的是不一样的，是经过修改的，是经过政府谈判，努力迫使日本修正的一个方案。如果说袁世凯签订了与日本的《二十一条》，那么，与历史的真相相距太远。

      早在四十多年前，参与谈判的曹汝霖说过这样的话：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包罗万象，如果都答应的话，那确确实实等于亡国了，“但幸我府院一心，内外协力，得此结果，是国家之福。世人不察，混称《二十一条》辱国条件，一若会议时已全部承认者，不知《二十一条》中之第五项各条，不但辱国，且有亡国可能，已坚拒撤回不议，而所议着，不满十条。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

      这两个条约我们可以概括为《民四条约》，因为签订的时间是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不是《二十一条》，是《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条约》、《中日关于南满和东部蒙古问题的条约》。

     《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条约》，4条，也就是基本答应了《二十一条》内容的第一号，没有全部答应。

     《中日关于南满和东部蒙古问题的条约》，7条，说是8条，但第8条不是条约内容，基本上是第二号的内容。

       4条加上7条，等于11条，不是21条，简单的数字问题。

      第三号，日本要求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袁世凯说，汉冶萍公司是我们民族的企业，我们政府是不能做这个主的，这个2条撤回来；第四号，外国港口的问题，说我们自己发表声明，不受你的约束；最后是第五号，日本撤回不议。

      即使是前11条，也不是全部答应。

      最后，谈一下历史学家对袁世凯《二十一条》的评价。我们不评，让我们的先人来评。

      胡适，当时他正在美国留学。他听说了《二十一条》的谈判之后，在日记里记下了这段话：“我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饶，能柔也能刚，此则历来外交史所未见。”

      蒋廷黻，他更把袁世凯等参与谈判的人称之为爱国者，“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的外交已做到了尽头。”

      顾维钧，他也是一个参与者，虽然没有在第一线谈判，但他在袁世凯身边工作，是袁世凯的英文秘书，他评价说：“袁世凯是一个爱国者，他在处理对外关系中，特别是对日关系中，唯恐丧失中国的主权。”

      陈恭禄，民国时期著名的史学家，“就国际形势而言，中日强弱悬殊，和战均不利中国，衡其轻重利弊，决定大计，终乃迫而屈辱签订条约，何可厚非？”

      王芸生，民国时名记者，“综观《二十一条》交涉始末经过，今以事后之明论之，中国方面可谓错误甚少。袁世凯之果决，陆征祥之磋磨，曹汝霖、陆宗舆之机变，蔡廷干、顾维钧之活动，皆前此历次对外交涉所少见者。”

      最后，我引用新中国著名史学家邓拓的一句话，他说，“不读尽天下书，对古人不可轻议；真能读尽天下书，亦知古人不可轻议。”我把这句话送给大家，对袁世凯的评价也是这样。

      本文作者：张华腾教授，安阳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院长。

      这个讲座是编者根据录音整理的，原题为《袁世凯与日本关系新论----以二十一条谈判为中心》，现标题是编者所加。讲座基本原话照录，个别口语化的文字稍有修改。

      本文未经张华腾教授审阅。

      题图照片摄影：三笑

（来源：袁氏研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