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腾讯--大家》：袁世凯被孙中山坑了？

项城袁氏

袁世凯被孙中山给坑了？

端木赐香

    孙中山起事之初，政体设计方面欲模仿美式总统制。武昌起义之后，革命党人制定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政体设计也是美式总统制。孙中山回来之前，宋教仁欲让黄兴出任总统，对总统制也没提出什么意见。但孙中山回来后，众望所归要做总统了，宋教仁又力持法式责任内阁制。

    孙中山一听让他做责任内阁制下的总统，急了，说什么内阁制“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他也不乐意“自居于神圣赘疣，以误革命之大计”。[注1]而其他革命党呢，一是觉得总统制乃本党一贯之追求；二是觉得若行责任内阁，宋教仁必是责任内阁总理了，想得美，不能遂了这臭小子的贼心，于是孙中山就做了美式大总统。

    可是就资历威望、实际行政经验、军队实力、外交支持等主客观情势而言，中国真正的大总统非袁莫属，孙中山不得不让出总统之位。让得不甘啊，于是赶紧制定《临时约法》以取代《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由于动机不纯，所以这个文件制定得非常匆忙——对比一下美国1787宪法的难产（制宪会议从5月25日开始，到9月才结束），以及制宪会议代表的小心与谨慎，更能衬托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出笼时的轻浮与草率。

    张国淦时为南北和谈的北方代表团参议，他说：“其实孙为总统，统治权非属孙不可，故用总统制。袁为总统，群思抑制袁，故改用内阁制。因人立法，无可讳言。”[注2]他还说：“组织大纲所采取的总统制，大总统负有实际政治责任，是政府的主持者，它能操纵议案并握有军权、战权和设立法院权……随着南北和议的进行，南京政府便在孙中山领导下，积极的针对即将代孙中山而为大总统的袁世凯，修改组织大纲。自二月七日开始至三月八日，经过三十二天的时间，《临时约法》全部通过。《临时约法》变总统制为内阁制，把大总统规定成一个不负实际政治责任的国家元首。”[注3]

    总统制就这样摇身变成了责任内阁制。

    这些小动作完全是针对袁的。所以国民党内部不再反对内阁制，就连孙中山也在之后的演说中改变了方向，说：“总统制度为总统担负任责。不但有皇帝性质，其权力且在英、德诸立宪国帝皇之上。美国之所以采取总统制度，此因其政体有联邦性质，故不得不集权于总统，以谋行政统一。现就中国情形论之，以内阁制度为佳。我的国民，莫不主张政党内阁”云云。[注4]还有，一般责任内阁制政体，是不设副总统的，但革命党出于多种考虑，又把黎元洪整成副总统，放到了袁世凯的座椅身旁。

    结果袁世凯就让他们“坑”了：他那总统不是美式总统，甚至也不是法式责任内阁制下的总统。法国当时是第三共和，法国总统至少还可解散议会，袁却连这最后的制衡权都没有。相形之下，议会的权力却大得无边无沿，除了立法权之外，行政权也都是它的了：对临时大总统行使的重要权力，比如对国务员和外交大使公使的任命，具有同意权和最后决定权；可以提出质问书于国务员（国务总理和各部总长），并要求其出席答复；有对总统与国务员的弹劾权等。

    何谓三权分立？三权分立就是立法、司法、行政三大块，被分赋于三大系统，而《临时约法》下的议会却几乎把三大块蛋糕全吞自己肚里了，议会本身却没有任何限制，行政当局对国会没有任何制衡权（如解散权）。如果串成一条法理上的食物链的话，《临时约法》下的民国链条是这样的：内阁总理吃总统，议会又吃内阁总理。反过来，内阁总理与总统却吃不着议会一口。

    三权分立，就这样给《临时约法》搞成了国会独大，致使国会议员肆无忌惮，再加上先生确少英国所谓的“女王陛下忠实的反对党”之类的国家利益至上的政党意识与职业伦理，所以民国就悲剧了，总统和议会、总理和议会、总统和总理，搞不完的磨擦。1925年，民国元老熊希龄还和胡适等人联名通电，指出“民国十三年来之战祸，全由于约法之不良。府院之争、行政立法之争，无非约法所致”。[注5]

    从1879至1940年的61年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前后有100届内阁。至于中国，由于实行非驴非马的责任内阁，所以政局动荡比法国还要频繁。据统计，从1912年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到1928年北洋军阀彻底覆没为止的16年中，民国政府更换了9次元首（不包括由国务院摄行总统位的3次在内），约50届内阁。就是同一个内阁，死而复活，活而又死者，亦屡见不鲜。内阁最短的只有6天，甚至还出现过两次1人内阁（即除国务总理外，各部总长全部辞职或不到任）。有一位内阁总理，上午就职签署文件，下午即逃之夭夭。[注6]

    按照亨廷顿的社会发展理论，中央集权也是现代性之一种。也就是说，有关中央集权并不能按中国现在的刻板模式不分历史情境地统统把它认定是落后的反动的。这方面最可让中国人看清楚的是日本。正如台湾学者黄自进所言：“明治维新也因而可视为是日本从封建体制国家转蜕为中央集权体制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注7]一句话，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如果集权搞得好，那么现代化就会走得顺，否则岂止是现代化，连起码的和平稳定都没有了。问题是中国的激进革命者，理论上缺少常识——认为无政府主义就是民主自由；行动上缺少理性——擅长破坏，不擅长建设；道德上缺少底线——心里没有国家利益，只有党派利益与个人利益，于是为反对而反对，所以呈献在袁世凯面前的是一个几近无政府状态的烂摊子。

    袁世凯就任总统后才发现事情远不像自己想的那么简单，一方面自己的行政权有限，什么富国强兵，什么高效稳定全都是浮云；另一方面，政党风、内阁潮不断，日子整个没法过。

    可以说，民国建立以后，由于组党合法，全国各地刮起了政党风。据张玉法先生统计，从辛亥革命爆发到1913年年底，公开成立的党团就有682个，其中政治类的有312个。[注8]用相声演员郭德纲的话来形容，雨后胡同的狗尿苔，一溜儿一溜儿的，问题当然多了：

    其一，诸多党员是跨党人士——黄兴跨了11党，黎元洪跨了9党，赵秉钧跨了8党，陈其美跨了7党，杨度跨了6党。[注9]

    其二，各党党纲不是不甚明确，空洞模糊，就是大同小异，彼此雷同，有些干脆把党纲与政策混同，自己对党纲都不甚了了。

    其三，诸多党员也没啥政治信仰，把入党当作仕途了。这一点连外国人都看到了：“东西洋留学青年，学实业者寥寥，大抵皆法政家，谋归国而得官，于是政党多、报馆多。无官者借党而可得官，有官者因党而不失官。不得官者借报以詈官，既得官者倚官而办报。政党也，报馆也，有谩骂者，有狐媚者，无非欲得官而已。”[注10]

    其四，正由于没有政治信仰，那么就只有派别、立场、利益、意气之争了，什么国家利益、政党理念，在他们那里都是浮云。时人评价曰：“今日之所谓政党……非真如欧美各国之政党以福国利民为主旨者，盖不过一二野心家借政党名目，以为争权夺利之具也。”[注11]

    其实早在清末宪政时，袁世凯就提出党有公私之别，认为公党利国，私党病国。梁启超亦说：“政党者，以国家之目的而结合者也；朋党者，以个人之目的而结合者也。”[注12]日本宪政元老尾崎行雄更是感叹曰：“东洋素有朋党的观念，而无公党的观念。政党是以议论国事和行其所见为唯一目的的人民团体。但是政党一移植到东洋，则立即沾染了朋党的性质，并非为追求国家利益而唯追求私利或个人利益是务。”[注13]就连那个被现在的主流史学严重污名化的章宗祥都说：“民国以来，各党分立，不注重主义，而以人为本位。当时有劝余入党者，询以此党与彼党宗旨之不同何在，则大都称此党总裁为某某，彼党总裁为某某以对，由此以观，乃朋党非政党也。故以身为法官，不能入党拒之。”[注14]

    其五，更严重的是，一切政党都没有群众基础。没有群众基础，却都俨然人民的代表。按李剑农先生的说法，中国“自有政团以来，都是没有民众作基础的政团，政团不过是读书绅士阶级的专用品。在辛亥革命以前，革命党和立宪党虽然都没有民众作他们的后盾，但因为清廷的恶政和满汉民族的反感，在民众心理上发生了一种消极反对清廷的意味；所以革命党依仗这种民众的消极反满意味成功。清颠覆后，所有的政党都与民众不生关系，都成了水上无根的浮萍”。[注15]

    这样的毛病下，国会与议员会是什么形象呢？新中国三少年、民初三大名记之一的报界奇才、评论家黄远庸（1915年被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派人暗杀）笔下，议员们跟妓女似的：“议员之卖身于甲乙各党，已成公然不掩之事实。有人为拟卖身文契云：‘末员某甲，今以本身所买得之议员一名卖与某贵党，连皮带骨，一切不留。自卖与贵党之后，任从贵党为非作歹，本员无不服从。’可谓穷形尽相矣。然其实乃未尽得鬼像一半。盖此辈之卖身者，以一回卖尽为最笨伯，必分作无数次卖，……有以一身兼卖与四五党者。卖完之后，一律脱党，自名厌弃党争，其实等到将来有大宗买卖时，做一回大买卖，免得受党议拘束。若以一次连皮带骨而卖尽者，其人尚是三代以上之人物也。”[注16]

    正是由于屡揭国民党的老底，黄远庸才被他们逼得在北京无法安生，最终在美国旧金山被他们派出的杀手所暗杀。如果说黄远庸参加的是进步党，与国民党非同党人士，所言值得怀疑的话，那么我们看看同党人士、中学毕业就参加了同盟会并给其报纸《民国报》做过编辑和外勤记者的梁漱溟的回忆：“当全国议员选举揭晓时，参众两院议席均以国民党占过半数。在总名额八百多人中号称五百多人。但其具体数字极难言。因各地方新出人物的政治面貌尚不够鲜明确定，各党派既争相拉扯，其本人又往往有投机心理。我曾目睹此拉扯及投机之活剧。当时北京有东西两车站，除内务部主管方面为议员到京设有招待所，并派员在车站迎候外，各党亦各有其招待所，各都派人持旗帜在站候接。每见一议员下车，则招待人员蜂拥而上，彼拉此扯，各以能拉到自己的招待所为胜利。某人的党籍即以其住入某党的招待所为定。颇有住入甲招待所数日后忽又移住乙招待所者。其内幕花样甚多，无非金钱酒食拉拢。可不必讲了。”[注17]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梁漱溟被他们气得几欲自杀，后来辞了报职回家向佛去了。年轻轻的小伙子，为何被气成这样？他回忆曰：“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学校所遇不到底，此时却看见了；颇引起我对于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注18]

项城袁氏

    总之，报人们没有夸张，所谓的革命党、革命议员，放到现实中，也就一些追功逐利、吃喝嫖赌的玩意儿。再看黄远庸的描述：“此等一部分人，既挣得此作孽钱，其挥霍之豪，俨然有石崇邓通气象。亦有辛勤挣积密寄回家者。据记者所知，已有十数议员，到京未及两月，已汇寄数千元回家者，……然仍以挥霍家为最大多数。从前北京马车极稀，今之议员殆十有八九坐马车者，且多为自置之马车。从前北京请客，寻常酒席不过八金十金，且吃全席者甚少，大抵皆叫菜。今则一席之费未有不至二十余金以上者，奢侈程度之高，盖一日千里已。”[注19]

    这一点让我想起了鲁迅讽刺浙江革命党王金发（王是革命女侠秋瑾最贴心的革命朋友，浙江洪门会党平阳党首领，经陶成章介绍加入光复会，辛亥革命后率领光复军打进了绍兴，建立了绍兴军政分府，自任都督）的那段话：“他进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注20]

    除了穿皮袍、坐马车，吃吃喝喝，议员还繁荣了北京的妓女市场：“奢侈之大家，为嫖与赌。近日八大胡同游风之盛，殆庚子以后所未有。”“议员纳妾，殆成最近之熟语。最近名花若所谓姚蓉初、金小菊者，皆为某党之激烈分子纳去。往往有极小雏妓，从前仅有一毛丫头之价值者，今皆得议员之捧场，声价十倍。”[注21]

    梁启超对议员们也不看好。1913年的文章对议员们描述曰：“乃自肇建以来，声光销歇，日甚一日，未及三月，而天下之望，殆已尽去，八百员颅，攒动如蚁，汹汹扰扰，莫知所事，两旬不能举一议长，百日不能定一院法，法定人数之缺，日有所闻，休会逃席之举，成为故实，幸而开会，则村妪骂邻，顽童闹学，框攘拉杂，销此半日之光阴，则相率鸟兽散而已。国家大计，百不一及。而惟岁费六千是闻。”[注22]“一年来政象最显著之反映，则个人思想是已。一年以来未尝见有国家机关之行动，未尝见有团体之行动。所见者惟个人行动耳。盖国家机关必为国家之目的而动，其他公私团体，皆必为其团体之目的而动，而今之尸国家机关及为各团体员者，皆借团体机关以为达私目的之手段者也。……既人人皆寓私于公，故国中无所谓政治。无所谓政党，但见无数之个人朋比以自营已耳。……故一年以来，只见有个人，不见有团体，不见有国家也。”[注23]

    最后看看外国学者的评价：“主要由派系组成的政治体制可能披着立宪主义的外衣，但现实的政治斗争必然是派系之争。由于更多地以对个人的效忠而不是对体制的效忠为基础，派系的规模仅限于领导人亲自培养或通过最接近的助手培养的三二十人。接下来，可能再由这些追随者去指挥最底层的广大士兵或各部门的职员，但对这些人的利用仅限于派系成员有权指挥他们的期间。哪一派也不可能形成压倒的力量以压制敌对集团，并获得对政府的长期控制。即使某派领袖设法得到了总统或总理的职位，其对手仍将在各部、国会、银行或地方军队中保持他们的立足点。从这些据点里，他们将团结起来共同对付统治的派系或联盟，发表猛烈抨击的言论，制造谣言，扣压资金，阻挠军事联合，直到时机成熟，便用行贿或政变的手段强行改换政府。同时代的外国人常将民国初期的政治活动看作‘喜剧’。事实上，这些都是宗派主义的政治活动，按其自身逻辑发展，并在发展过程中破坏了宪政的结构。”[注24]

    当时的中国愣把共和想象成世界潮流，但它那总统权限略相当于英国都铎王朝的君主；欧洲就一个法国，却玩不转，从第一共和一直闹到第四共和，直到戴高乐出山成立第五共和，把它改成了半总统制才算站稳。用梁启超的话来讲：“国会诚欲自杀，谁能禁之，而假手于国会而以四万万人殉，兹可哀矣。”[注25]

    革命党骑着扫帚把勇闯共和，陪葬的却是四万万人民。想做实事的“袁大头”，几乎沦为了“冤大头”。

     1、胡汉民：《胡汉民自传》，《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8页。

     2、张国淦：《中华民国国会篇》，《中国近代史资料文库·第2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96页。

     3、张国淦：《北洋述闻》，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

     4、孙中山：《在神户国民党交通部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4页。

     5、《熊希龄等提议国宪起草程序案》，《善后会议》，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388页。

     6、谢本书：《袁世凯与北洋军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前言。

     7、黄自进：《北一辉的革命情结：在中日两国从事革命的历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版，第15页。

     8、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33页。

     9、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35页。

    10、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40页。

    11、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40页。

    12、转引自廖大伟：《辛亥革命与民初政治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9页。

    13、（加）诺曼·赫伯特：《日本维新史》，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 第74页。

    14、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近代史资料·总38号》，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页。

    15、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8页。

    16、黄远庸：《苦海呻吟录其二》，《远生遗著·卷三》，商务印书馆1984年增补影印版，第154页。

    17、梁漱溟：《有关民国初年政史的见闻纪实》，《梁漱溟全集·第七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页。

    18、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梁漱溟全集·第二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86-687页。

    19、黄远庸：《苦海呻吟录其二》，《远生遗著·卷三》，商务印书馆1984年增补影印版，第155-156页。

    20、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5页。

    21、黄远庸：《苦海呻吟录其二》，《远生遗著·卷三》，商务印书馆1984年增补影印版，第156页。

    22、梁启超：《国会之自杀》，《梁启超全集·第九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585页。

    23、梁启超：《一年来之政象与国民程度之映射》，《梁启超全集·第九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587页。

    24、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05页。

    25、梁启超：《国会之自杀》，《梁启超全集·第九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5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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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平

   
    本文作者端木赐香，历史学者。研究宗旨：拆历史的墙角，探文化的陷阱；还原历史，奉献常识。著有《真假袁世凯辨别》、《那一次我们挨打了：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全景解读》、《这一次我们又挨打了：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始末》等。

项城袁氏

    谢谢袁平主编，您这么一编辑，就好看多了。
    这篇文章，是加拿大原始转给我的。
    作者原名叫李桂芝，女，明辉认识。

项城袁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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