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袁明辉 于 2020-7-21 10:51 编辑
清末史可以断论,清皇朝的垮台,源自于无数因素,它们来自清廷体制内外、社会上下各层,史论者称为土崩瓦解。反力固然是推翻清皇朝的因素,但在一定条件下,支持力同样可以转化为反力。民国初期大学者王国维在“美学”中谈到的“悲剧之美”,便有指清末时期这种支持力和反力所形成的共性合力的意味(民谚称“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典型如清廷支持的义和团排外战争)。 袁世凯是“武昌起义”以后代表清廷一方的政府力量。但由于袁世凯既取代了清廷,又夺取了“民国胜利果实”,所以袁氏成为了一般史论中“里外不是人”的人物。史论以定势思维,把袁世凯促使清廷退位比作“哄”与“吓”。哄是指袁氏承诺永世不变的“清室优待”;吓是指袁氏以法国大革命路易十六和王后走上断头台、及中国历朝末代皇族“不幸生在帝王家”的惨剧去针对末代隆裕太后。此种定势思维传递出的是:袁氏具有篡权的帝王心。 但是,仔细想想,假如思维角度稍作改变,袁世凯所指两点,难道不就是当时社会的大趋势事实?也就是说,袁氏作为个人,确已无法改变当时政权土崩瓦解所带来的恶果;他也只能劝清室向最好方向去努力了。 社会一旦形成不由自主的合力,任何个体力量都无法去改变。这就是史学者常说的“那只无形的社会推手”,人们只能自觉不自觉地低头前行(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皇朝倡导的个人权力崇拜,恰恰造成了这样的思维逻辑:人们把一切责任归罪于个人。至今的人们依然存在这种痼习思维)。这是即使如“窃国大盗”袁世凯也会面临的变幻莫测局面(他主观打造“中华帝国”的企图也只能归于失败)。袁世凯曾要求清室成员捐款以助军饷,但史论常以“要挟皇室”这种贬义作为定论。但是,这种现象,只是明朝末年崇祯皇帝要求皇族成员捐饷的历史翻版而已,而宁顾自身不顾朝廷、“捂紧钱袋”几乎是前后朝代那些贵族们惊人相似的一致行为。他们宁肯被暴力推翻者连同身家性命一同夺去(有侥幸心理),也不愿“舍小家顾大家”而同心合力:确实,就个人来说,袁世凯要求捐款助饷的目的何在,皇室成员也许本来就不够信任。当统治体系内部互不信任而行为各异的时候,土崩瓦解便已经开始。这便是这个政权终将垮塌的合力因素。 对清末袁世凯行为作贬义定性,而近几年来,史学舆论对清末时人早已定论的“假立宪”,却持“真”立宪观点而有为其翻案的倾向。为什么不相信(在文字上贬斥)袁氏(大势中)所作所为,而去相信清末政府被迫“立宪”的官样文章呢?这确实只是一种立场而已。用立场性观点去评论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那只能是此一时彼一时、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勤劳”流行风罢了。清末立宪真假,当时正反观点也许因都有利己性而不足为信,但有一点是足可以作为反证的,那便是其后的社会发展逻辑:中国其后的发展,即使时至今日,权力者们还没有确立“立宪”(法治)思想,遥想清末那个君臣父子观政府,会具有真立宪的打算?“假如当初立宪成功……”,那只能是只看官样文章、不看行动的迂腐,或某些史论者的借古讽今(指责革命阻断立宪)而已。 笔者无意为“里外不是人”的袁氏作说辞(不想搬弄古人是非),只想说明,后人看问题角度和思维模式出了问题。这种褒贬分明,改变不了历史此一时彼一时再现的局面。斥人者终久自斥,这是一出历史性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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