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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事重提之一百塞外万里行之二
袁维龙
(抛砖引玉,劝引老友都来写回忆录)
行程万余里,
足迹半神州,
横跨七省市,
胜景一望收。
一九八五年八月,我应邀出席广电部在内蒙古海拉尔召开的全国县级台站优稿作者座谈会,同去的有杨家山。这是我们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会议,单位给一人批了500元的经费,我们在北京风光了两天,就从西直门乘车直奔海拉尔。一上车看到旅客们买的水果堆放在茶几上。我说“家山,咱也买点水果。”他说:“对,咱们也得撑撑面子!”到第一站停车时,他跑下去买了两提袋水果。我们吃着水果,看到身旁的旅客,心想。“你们吃得,我们也吃得!”其实,我们是“打肿脸充胖子”,除了来往车费,伙食、住宿费,所剩无几,那能消费得起水果!
海拉尔市现改为呼伦贝尔市,位于我国东北边陲,是天然两个“土老帽”的避暑胜地,清晨冷水刺骨。而更让人心冷的是我俩的衣着,格格不入:与会代表八十多人,男的是西装革履,女的雍容华贵,而我穿的是蓝色中山装,家山穿的是退了色的军干服,脚上都穿的是解放鞋,在会场上分外引人注目:活脱脱的两个“土老帽”。更有意思的是家山突发奇想,要坐飞机返回北京。他说“人家来时都是坐飞机,二个小时就到了,咱们坐了48小时的火车,腿都坐肿了,回去再别受这洋罪!”我说“哪里去搞钱?”他说:“坐飞机和做火车贵不了多少,我这还有几个钱。够咱俩的,到了北京再说”。家山不吸烟,而我是个烟鬼,我的钱比他花的快。我还有恐高症,不能坐飞机。他苦苦劝我,我苦苦劝他,各持已见,开了五天会,我俩关于坐飞机的问题讨论了三天,最终还是被我说服了。我说:“我经过调查,海拉尔不是大城市,来往的飞机又小又破,很不安全,咱还有老婆孩子,万一掉下来,咋办?”他见我铁了心,长叹了一口气,并没有舍我而去独享其成,又陪我乘48小时火车返回北京,我们俩的腿又肿了一回!
从海拉尔回到北京,发生了一起令我尴尬,贻笑大方的事:
同行回北京的有河南、安徽、湖北、江苏四省的六位代表。下了火车,简单安顿了住宿便各自游逛北京市去了。我和杨家山逛罢大栅栏的新新商场,来到大前门,单见人流如潮,摩肩接踵,突然我和信阳县委通讯秘书夏勇撞了个满怀,他身边还有信阳县广播站编辑黎芳,彭家湾乡广播站站长胡国林。我大吃一惊道:“你们怎么上这来啦?”他们说到北京送稿。在这人山人海的闹市,居然碰到一起,也算是有缘,我一激动,便拉着他们说:“今天晚上我作东请客,庆贺我们在首都的奇遇。”回到住处和开会的几个伙计一约,共有九口人,在宣武门附近找到一家餐馆,门头上有“雅都”二字。客厅虽然不大,但装饰的很讲究,安静卫生,又有空调。服务员让点了几个菜,要几瓶啤酒,说是吃罢了算账。酒席宴前,互相介绍一番,都是同行,无须谦虚,大家三下五除二就风搅残雪地把菜吃了精光,一结帐八十三元。我当时买过火车票兜里仅剩三十六元钱,那时在北京一般的餐馆叫十个八个菜是足够了的,所以斗胆请客。这一结帐我以为服务员算错了,一打听后桌的一对情侣要了四个菜一瓶啤酒收了四十七元,原来我们进错了门,误入涉外饭店,那时涉外饭店价格是十分昂贵的。杨家山忙出来打圆场:“剩下的钱咱们平摊了。”入席者每人都兑点钱,总算凑够了饭钱,我则连赔不是,深感遗憾!
四省代表欢宴雅都
在这次会议上,我学习了不少创优的经验,也交了不少朋友,以后,我们经常有书信来往。特别是四川的一位代表名叫杨飚,他三十来岁,一表人材,充满了活力,讲起话来风趣幽默,发起言来如激流奔涌,大家夸他是天府之国的才子,前途不可限量。果然被言中了。一九九五年,我去四川涪陵,参加湘鄂川豫黔城市电视台联播会议,期间听学术报告,主讲的有他。他一登台,我立即觉得此人面孔很熟,会议主持人介绍说,他是四川省广播电视协会秘书长,名叫杨飚。真是“山不转路转。”没想到十年后,我俩竟在长江边上这座山城相遇。他的报告作完后,我立即迎上去,二人拥抱在一起,十分激动。原来,一九八五年他是一个县广播站的站长,海拉尔会后不久就调到地区广播电视局,二年后调入省广播电视厅。现任四川省广播电视理论学会和记者协会秘书长。整整过去了十年,他还是那样诚恳、豪放、热情。他把涪陵电视台送给他的烟酒都送给了我。回到信阳后我给他寄去了两斤息县产的“香稻丸”(香米)。也算是还了他一点人情账!(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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