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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郁 我的父亲袁枢(谱名朝栋),亮采公之子,生于清光绪22年(1892年),执着献身教育事业。父亲青少年时读过私塾,值清亡、民国立、科举废、学堂创之际,未参加科考以求功名。十九岁,父亲执起教鞭,在东墟桥创办了一所小学。我九岁入学时,已由单班到两班(一四级和二三级)学生多达百余人,故又请了戴、夏两位老师。父亲教学认真,诲人不倦,每字每课必须能识能写能默能背,学生惧其威严,不敢懈怠,个个勤奋学习,课堂上一片郎朗读书声。 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全面暴发,11月侵华日军长驱直入,上海、昆山、苏州、无锡、常州、金坛先后沦陷。11月23日,日军进攻南京,日军沿途实行“三光”政策,炮轰枪打、刀杀火烧、抢劫奸淫,无恶不作。我家烧了,铜板村烧了(仅国成妈叩头苦求逃过了一间)。父亲带我与哥袁劲弟弟袁丽逃奔型坞婶家。 1938年春,父回东墟设学,收点大米以谋生计。日本鬼子常下公路骚扰,极不安全。夏,叔病亡,家失一栋梁之柱。 同年夏天,父友段景褀被邀至西岗乡朱家村办学。父将东坵小学拆下的木料,打造40多副双人桌凳运去助学。我与劲兄参加教课。生源来自四面八方,西坵、方扁、巷头、河口等地均有入学者。除两班初小外,设一补习班,计十多人。父教古文史,他们自学初中数理化。那时我只读过二三个月初中,教不了。他们如饥似渴,刻苦学习,解放后都成了能人。朱家村那时是有名的游击区,属金溧县西塘区管辖。新四军常来驻夜,日间操练、赛球、唱歌做游戏,演话报剧。我跟他们学歌,教课,校园里生机勃勃。鬼子兵也曾数次从高桥到江北村骚扰,我们师生只能迅速向西躲避。 1940年起,父亲领了游击区校印,可以每月分到一点办公费,用以买粉笔板刷。平常父亲也参加区里的会议,这样危险增加了,1942年春的一天,在区某地开完会,下午回校时被社头红埠碉堡里的鬼子发现了,父亲丢掉印钱,因行走不快而被捕,翌日,段氏请人才得保释。 1942年夏天,我考取后方江苏五临中,九月离家上学。父兄在王家村办小学,1944年,甲长刘X勾结汪伪潘金彪,勒索告发,父亲被捕,后由干子王X以三担麦钱保释。因伤及内脏筋骨,于1945年4月含屈而亡。可怜他未能等到解放,未曾看到日军投降。 父亲热心为国为家乡做好事,曾任东坵乡乡长5年,做过督学,其间禁赌禁毒,修建铜板桥,设东坵河东摆渡船、轮船码头,设铜板桥汽车站,铺蓬板村至下元村的石板路,建水闸,疏通河道等。1931年大洪水和1934年大旱期间,带领乡民巡查、打椿、筑圩、水龙船排水抗洪防涝,组织乡民一道至三、四道车水抗旱保收。但不巧正赶上特大洪水肆虐,最后缺口冲破,把圩田数百亩淹得颗粒无所。1934年特大旱灾,小河干,大河见底,禾苗干枯,基本颗粒无收。1931年大洪水,还淹死了河东村民金老五,当时河水汹涌,他不幸落水,顷刻卷入水底。父亲组织船民,用钉耙、耙网、大鱼网,最后用千万滚钩才捞上岸来。河水滚滚,常有人和动物尸体漂浮向下流去。 1938年早春一个夜晚,来了一队游击队,据说是蒋志武的兵。我父亲带领一批青壮年扛着大锹、铁耙、尖锄,去金溧公路扒挖路道,因土硬石尖,只挖出一个个小坑,火油浇上铜板桥头,也不曾烧断桥梁。翌日,鬼子兵下乡扫荡,在河东村杀死了来不及逃走的七人。士兵在大庙窗口架起轻机枪,不幸弹匣垭口,没法抵抗,只好向南撤退,牺牲了十多名战士,在朱林,又牺牲了十多人。鬼子丧心病狂报复烧了一大片百姓民房。 每年清明,父亲都会遍邀各地十八岁以上或读到初中的青年族人吃祠堂饭、参加祭祖活动。平时族人家有事都是热心过问,族人间有矛盾有困难也常常不请自到,主动相帮调解,出主意、想方设法妥善处理。1928年大同谱重修时,父亲也有幸参与编辑协助并领有整套家藏,每年夏天都要选日晒谱,以防霉蛀。只是可惜、可恨,整箱原谱被烧毁于日军“三光”政策中。 百岁有二袁郁口述、袁美华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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