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恒之的传奇人生

袁家荣

袁恒之的传奇人生

    3月12日，作为靖江市图书馆核心机构的显华书院向市民开放。显华书院是我市最早的图书馆，距今85年。在图书馆建设中，靖江人、上海巨商陈显华作出了重要贡献，图书馆后来便以他的名字命名，而陈显华正是靖江金融巨擘、花旗银行买办袁恒之的外甥。袁恒之的一生，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呢？

　　少小离家

　　袁恒之，名有道，1860年生于东兴同心圩（现江阴靖江工业园区恒义村）。

　　袁恒之从小有过目之才。7岁进私塾读书，能将“二十四孝”人物故事有条不紊地讲给父母听；10岁精通算术，15岁读完四书五经。因幼年家贫，恒之懂事较早，小小年纪就随父母下田劳动。

　　袁恒之15岁那年，一位在上海某钱庄当掌柜的亲戚来袁家作客，见恒之聪明机灵，少年老成，便推荐他去上海一小钱庄当学徒。恒之初进店时，老板动辄训斥，他几次想一走了之，但想到父亲的叮咛：“要忍人之所不能忍，方成大事。”所以忍气吞声，默默地学本事。他晚年回忆道：“幼年在上海学徒时，被老板责骂，气愤至极，恨不得当夜卷铺盖回家。再一思之，我是来当学徒的，不吃苦、不受气怎能成人？”

　　花旗买办

　　在上海学徒期间，袁恒之有一次乘船至十六铺码头，一路疲惫，竟然倚在座位上睡着了，船到码头也浑然不知。一觉醒来，船上早已空无一人。正待离船，发现邻座上有一只大皮包，打开一看，里面全是大宗美钞，成沓的期票和一些外文文件。他想，此时的失主一定心急如焚，于是将皮包拎上码头，坐在石级上等失主。大约半个时辰后，一名洋人惊慌失措地前来寻找失物，袁问明情况后物归原主。洋人随即取出一沓美金给恒之，恒之坚决不要。无奈，洋人给恒之一张名片，并问明恒之的住处后离开了码头。

　　一个星期后，恒之发现钱庄门前驶来一辆轿车。从轿车上下来两位洋人，其中一位就是先前的失主。他们代表花旗银行总裁聘请袁恒之去花旗银行任职。原来，那名失主乃花旗银行董事，那日，他的皮包中最值钱的不是现金期票，而是那些千金不易的商业文件。失主被袁的优秀品德所感动，便向总裁报告了此事。当时花旗银行正想招聘一位品德优良、精明干练的中国人，总裁当即表示聘请袁恒之到花旗任职。

　　从此，袁恒之踏上了一条飞黄腾达的人生大道。在花旗银行，他平步青云，从一般职员升至副买办，又从副买办升至买办，从一般买办发展成为上海滩买办中的中坚人物。

　　袁恒之升任买办后，自己开设了协隆洋行，字号“宝裕”，广辟期货、地产、娱乐与国际贸易，生意做得八面玲珑。但是，上海商界的竞争很残酷，帮派林立，商帮勾结，买办之间抢码头、争地盘，往往为了利益而相互倾轧、残杀，袁恒之凭什么在雨骤风狂的上海滩立足而发展的呢？

　　袁恒之始终坚守一个“义”字，他在上海有“恒公好义”的美名。

　　在一战期间，苏州有一位大商人贝某（贝氏为苏州大族，狮子林即系贝氏花园）找到袁恒之，他说有一名德国颜料商，因战事原因，被德国政府立召回国，急需将颜料脱手，贝某打算将颜料盘下，但苦于资金短缺，想向袁恒之拆借5万两白银。袁恒之非常爽快地答应了。后来战争爆发，外国货轮无法进关，国内物资奇货可居，颜料猛涨近百倍，贝某获利百万两白银。事后，贝某以30万两白银作为酬谢，被袁恒之婉言拒绝。他说，君子成人之美，从来不需要回报。

　　1906年，袁恒之被上海租界工部局、华商会一致推举为万国商团团长、华商体操会会长。

　　在20世纪初年，袁恒之是上海滩叱咤风云的人物。

　　慈善大家

　　袁恒之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慈善家，他的慈善遍及全国。“对国内灾荒救济和实业发展总是全力以赴，始终如一，慷慨解囊。”

　　袁恒之对家乡一往情深。面对着苦难的东兴，他表现出巨大的悲悯情怀，他曾经理想主义地构思着再造一个新的东兴，使乡民摆脱贫穷落后愚昧，成为“懂礼、善农、通商”的新民众，所以，他的慈善不求一时之效，而是持续不断，越捐越多，越涉越广，视为自己的终身使命。

　　他出资在正东圩南端修建石桥一座（即现在的老石桥），将街面扩展到老六圩港港西。同时，将东西街面全部铺筑砖石街道，并重修了乡公所、文昌庙，整个街市焕然一新。这是正东圩街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改造，有力促进了集市繁荣。

　　他在东兴捐资建造了9座桥梁，其中石桥5座，木桥4座，乡人重其义、敬其人、感其德，将这些桥梁取名为恒永桥、恒益桥、恒德桥、恒心桥、恒义桥等。有一年他从上海乘船回乡，正逢下雨，见江阴黄田港码头至江阴城区的道路泥泞不堪。时值寒冬，江水下落，船只不能进港。回上海后便派人驳砌黄田港，建成一条黄石路，直通江阴下街。江阴人感激万分，将这条路取名为“恒之路”。

　　每遇荒年，袁恒之必慷慨赈灾。1920年，乡里灾情严重，饿死、病死了许多人，他获悉后立即从上海回乡，亲自办理赈灾事宜。那一天，他亲自坐镇正东圩，灾民排成长队，一一领取赈灾善款，每人发钱800文，一天救济灾民4000余人。为了帮助百姓抵御灾荒，他每年购买大批稻麦，托专人保管，等到青黄不接的时候分给乡人度饥荒。他建立专门的基金，对乡间鳏寡孤独，每月发放二三元不等的生活补贴；对特困户每年春节前给予一定补助，年年如此，定为常规。他每年春天总要购买大批药品赠送家乡。他还投资创办了靖江最早的民间劝业机构——因利局。因利局是一个旨在为民“造血”的慈善机构，如做生意缺本钱，因利局可提供无息贷款；学手艺缺学费，因利局也可提供资金。一次，袁恒之听说正东圩盗匪横行，民不安生，便出资在正东圩设立商团，“建新房，辟操场，购枪支，买铜鼓，逐日操练，日夜巡逻。”以打击盗匪，维护治安，使乡民安居乐业。

　　袁恒之热心教育事业，先后出资兴建了恒义小学、迪升小学（在靖城城北小学附近）。恒义小学是当时靖江最大的私立学校，校舍按高标准建造，教师由他高薪聘请，设备从上海采购，其教学条件之优越，时在靖江独一无二。此外，他在西沙置地200亩，所有收入，全部用作学校开支，所有学生一律免收学费。

　　民族大义

　　袁恒之曾经慷慨支援过同盟会、国民革命军，还与民族英雄霍元甲有过亲密的交往并建立无私的友谊。

　　袁恒之与武术家霍元甲是好朋友，他们互相倾慕，袁敬仰霍元甲的铁骨铮铮，霍敬仰袁恒之的义薄云天。

　　1910年3月，英国在上海的大资本家沃林，雇用大力士奥皮音在上海张园附近设擂，为其做广告。奥皮音口出狂言，称中国人为“东亚病夫”。袁恒之异常愤慨，他以其私人的名义，电邀霍元甲来沪打擂，以杀洋人嚣张气焰，扬我国威。此前，霍元甲在天津一指戮死俄国大力士，威名大震。接电后，霍元甲带领徒弟愤然抵沪，当时就住在袁公馆。第二天，袁恒之亲自陪同霍元甲师徒去张园察看，随即出资租下张园，为霍设下新擂台，与奥皮音相对垒，并在报上登出广告：“天津霍元甲在张园设擂……脚踢西洋辱华人，拳打全球欺华汉”“雪我国耻”等。次日，霍元甲与沃林签下赛约，袁恒之慷慨许诺：“如若霍元甲败罚银一万两”。比赛那天，袁恒之与霍元甲师徒坐镇擂台，可迟迟见不到奥皮音的身影。原来奥皮音慑于霍元甲的威名，在比赛前一天的晚上乘船逃往南洋去了。

　　为了传授国术，霍元甲与袁商量在上海设立精武体育会，袁恒之称赞道:“霍英雄真乃国之栋梁也，既有大勇，又有大义，精武体育会若创办起来，为强国强种，振奋民族精神，定会做出一番宏业。”几天后，袁出资在上海闸北王家宅买下一所宅院，作为精武会址，霍元甲任首任会长，在此收学员70名。

　　不久，以木村为领队的日本柔道队抵达上海，设下擂台，向霍元甲挑战。打擂那天，袁恒之不顾得罪日本人的危险，自愿担当公证人，亲自到场为霍元甲助威，直到霍元甲师徒在众目睽睽之下大败日本柔道队。

　　就在霍元甲主持精武体育会，精心培养骨干，以图大展伟业之时，日本人的毒手已悄悄伸向他。霍元甲一直患有肺病，一天，日本间谍秋野上门兜售丹药，对霍元甲说“服下此药，病即除根。”病急乱投医的霍元甲买下丹药并当即服下，当日便病情加剧，急送新闸路中国红十字医院医治，二周后医治无效逝世。

　　为了继承霍元甲的遗愿，袁恒之与一批中坚学员陈公哲、卢炜昌等共商重振精武大计，一致表示：“既感受种种之刺激复以身受霍先生之教育不能尽，引以为憾，乃约同志继霍先生之业。”1911年3月3日，精武体操会迁入袁恒之管辖的万国商团中国义勇队旧址（现民德路南端跨越铁路至北浙江路处），称为第二会所。大家一致推举袁恒之为第二任会长，同时诞生了精武最初的印刷品——“中国精武体操学校（会）募捐启”，向社会公开募捐，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以图重整精武事业。在这期间，袁恒之完善了精武宗旨、精武精神及体智德三育等精武文化，为百年精武奠定了基础。

　　辛亥之后，袁恒之回到家乡，自号“忘机老人”，每天临摹法帖、朗读诗文，以颐养性情。

　　1950年，袁恒之在香港去世，享年91岁。

资料来源：靖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