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前三十年，对“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人）相当“优待”：借故丁点小事或莫须有罪名就可以随意吊打批斗，生产队但凡有偷窃或其他负面事，首先怀疑“四类分子”，屈打成招者大有人在。“四类分子”平时多做事，少说话，每年还要做无数“义务工”，母亲遭罪不少。母亲经常讲她冬天沿河岸去乡公所开会、做工，脚上绑稻草绳防滑，来来去去，脸上被凝风吹起巴掌大的麻皴子等情况。其实，她还有好多屈辱没有说，这是我从别的老人给我说的点滴信息推断的。晚年，她对二姐说不想归葬老家，证实了我的推断。可惜我为了祭奠方便，还是将她的骨灰葬于老屋后了。
母亲常说，她有了我，所有辛苦和屈辱都得到弥补了。之前我有一个大哥，不到一岁就夭折了，这成了母亲心里永远的痛。后来生了大姐，不久就遇上1959年的“粮食关”，期间，母亲又重病，险些丧命。后来，母亲带着全家辗转投奔亲戚，方保住一家三口性命。大姐出生后9年，才生二姐。其时，母亲已33岁，成分不好，家庭贫穷，经济和社会地位都处于当地底层，而最揪心的是没有儿子，那个年代，这是农村相互骂架和谈论嘲笑的硬伤。母亲的焦虑和压力可想而知。所幸，矮小孱弱的母亲并没有被击倒，她依然苦苦支撑着这个位于社会底层的家。三年后，我出生了，邻居叔叔说，我妈生我差点死去。是的，36岁高龄产子，没有进医院，在家自然生，危险可想而知。应该说，我和妈妈都是从鬼门关走过来。
但我的到来，给妈妈、给这个脆弱的家带来了无限希望，妈妈彻底从绝望中走出，有了真正开心的笑容。记忆中，我吃奶的时间最长。那时，妈妈总是包着洁白的帕子，上门牙包有三颗银色的金牙。与人交谈，笑口常开，笑容灿烂，笑声清脆。妈妈但凡走亲戚或赶场，都带着我。我总感觉自己就是妈妈的全部，妈妈也是我的全部。二姐嫉妒，经常抱怨妈妈稀奇我这个独儿。我也感到愧疚。
那时我就想，一定要报答妈妈，最先的报答，是每逢妈妈出工回来，老远就飞跑过去给她扛锄头。一个小毛孩，仅仅扛得起锄头的小屁孩，扛着锄头，走在背着柴的妈妈前面，似乎就为妈妈减轻了好大的负担，心里充满了骄傲。同行的长辈们则羡慕不已，因为所有的伙伴中，只有我这样做。听着婆婆婶婶们羡慕的夸赞，我心里无比的甜，我相信，那时妈妈的心里，也与我一样甜。
读书以后，妈妈经常教导我：“读书须用意，一字值千金。”为了给妈妈争气，我的奖状贴满了家里的土墙壁。读初中时，国家摘了地主帽子，中、高考升学早已步入正轨，我顺利考入师范，顺利工作、成家，接母亲一起住。母亲脱离了农活，成了街上人，我算是实现了童年的愿望。条件好了，很多人风风火火过生日，我知道自己的生日就是母亲的苦难日、挣扎日，所以每逢生日，必然早起，在母亲床前磕头，问安，给她一百块钱，母亲很高兴地接过，封赠我好多吉祥语，我感到无比幸福。
光阴似箭，母亲渐渐老了，病也渐渐多了，渐渐重了，经常住院。期间，我从不让家人陪夜，必须自己陪护。因为我明白，我能陪一晚是一晚，陪一晚就少一晚。现在想陪也不可能，我真庆幸自己当初没有浪费机会，心里仍有满满的幸福。邻床家属或病人看着我给母亲擦洗或换内衣裤，总免不了夸赞，病危中的母亲，总是笑得那样甜。而我，做这一切总是很开心，因为妈妈把一生都献给了我，能报答点滴，是我的福分。
本来，县城好单位有几次要我，但为了伺候母亲，我都婉言谢绝了。后来我们都吃食堂，母亲已行动不便，我就在食堂提饭回去与她同吃，鸭溪镇党委政府对我是特许。我对母亲说：“妈妈，您现在终于吃上国家饭了。”
母亲就开心的笑：“是呀，哪晓得能有今天啊，你要好好工作哟，不然对不起国家。”
其实，母亲只是说说，她知道我从来都是勤快人，工作是不会偷懒的。但母亲的吩咐，却又给了我更大的动力，我感觉她还在我身边，看着我，鼓励我。每当我疲倦的时候，回忆起母亲，就又有了动力，又开始工作。
现在，我主编的《鸭溪镇志》（近150万言）已经付梓；受区教育局派遣，又开始主编《播州区教育志》，我相信我多一点贡献，母亲就多一份开心。都言修志者要能吃“三苦”（辛苦、困苦、清苦），甘坐冷板凳，耐得寂寞。但我有母亲陪着，不寂寞，乐此不疲。
|小黑屋|手机版|袁氏宗亲网
( 粤ICP备14002288号 ) 
发表于 2018-9-22 22:32:27
QQ好友和群
QQ空间
腾讯微博
腾讯朋友
收藏
分享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