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什噶尔道尹袁鸿祐

袁家荣

喀什噶尔道尹袁鸿祐

       1912年4月25日，经新疆卸任巡抚袁大化推荐，喀什噶尔道尹袁鸿祐被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任命为中华民国首任新疆都督。但从任命宣布，还未等到袁鸿祐赴省城迪化（今乌鲁木齐）上任，袁鸿祐夫妇便于1912年5月7日凌晨，在喀什噶尔道尹衙门寓所内被边用福、魏得喜等哥老会党戕害，成了名义上仅在位12天的短命都督。同时，被戕的还有参将汤殿恒、疏附知事张秉铎,同时被劫的还有袁鸿祐资助袁大化但未及时运走的20万两白银。袁鸿祐的突然被戕，给本来就处于王朝更迭时风雨飘摇的新疆执政权争夺，涂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色彩。
1、投身皖军
    袁鸿祐（1841-1912），字樵荪，安徽泗州直隶州人（今安徽泗县一带人）。《凤阳府志》上说“泗州南瞰淮水，北控汴流，地虽平旷，而冈垄盘结，山水朝拱，风气凝翠，形胜之区也。” 这基本概括了泗州城的地形位置和特征。位于安徽东北部的泗州南邻淮河，地处汴河河口，商业繁荣，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泗州志》也说:“泗州在州境极南，面长淮对盱山，城肇于宋，旧有东西两城，皆土筑，明初始更砖石为之，合为一城，汴河径其中，周九里三十步，高两丈五尺。“ 泗州城有5座城门，东门是回龙桥，西门是永宁桥，南门是仿岳阳楼制，巍然壮观。在南门与西门之间开了一个门叫香花门，北门名朝阙楼。泗州城的各个城门都有水关，西门金刚渡，北门铁窗棂。为了防洪的需要，城外还建有6道月城、6道月门，月门像双闸门套闸一样，城外发大水时，先堵住月门，行人从月城堤上出入城门。泗州城的建筑可谓是匠心独特，防守严密。
    泗州城虽然地势低洼，俗称“泽乡水国”，由于水陆交通特别发达，系中原的咽喉，南北之要冲，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位均十分重要。唐、宋时，皇家漕粮均在此转运，成群结队的船只在此停泊。当时有诗赞道:'官舻客鳊满淮汴，车弛马骤无间时。'
    泗州城当时不但水陆交通十分发达，经济繁荣，还有着当时全国闻名的五大名刹之一的普照王寺。普照王寺的主体建筑僧伽塔，高300尺，影投淮水，蔚为壮观。这些迷人的景致，以致北宋的欧阳修称其:'苍云碧天竹色静，暖日扑地花日繁。'苏东坡也赞其曰:澹涓涓，玉宇清闲，望长桥，灯火乱。'到了明朝，泗州城更是船舶如流，店铺林立，商贾如云，酒旗斜竖。泗州城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鼎盛时期。
    泗州城的空前繁荣除地理条件得天独厚外，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即明祖陵的修建。朱元璋打下江山后，在泗州城北13里处找到了朱家祖坟。于是大兴土木建造了明代第一陵--明祖陵。在此，朱元璋葬下了高祖、曾祖衣冠及祖父的尸骨。明祖陵的声威既给泗州城带来了空前繁荣又给其带来隐患。最终使这座形胜之区的千古名城，于康熙19年(1680年)遭到灭顶之灾，被黄河夺淮的滚滚狂涛淹没在洪泽湖底，沦为东方的庞贝城。
    泗州城之所以沉没有两个原因:一是黄河南徙，拦入清口，遏淮不得直下。康熙19年山洪暴发，淮河下游淤塞，河水高出堤外数尺，灵瑞塔在水中如砥柱，后与州城一起沉没;二是明代治水专家潘季驯采取'蓄清、刷黄、济运'的治河方针，大筑黄河两岸堤防，堵塞决口，束水攻沙，同时修筑高家堰(即洪泽湖大堤)，迫淮水入黄河攻沙。他大修黄河北岸的太行堤，又修筑黄河南岸堤防，把黄河两岸堤防向下延伸到淮阴。经过这次大规模治理，黄河一时趋于稳定。但以后由于河床不断淤高，黄河两岸决口增多。在明万历统治时期1596~1619年中，黄河决口了18次，几乎年年决口。在明朝统治期间，淮河流域的变化，除黄河主流由向南转而向东，经徐州夺泗夺淮，灾区下移到江苏和山东以外，还修建了洪泽湖大堤，并在大堤上修建了泄水闸坝以分淮入海入江。明万历1604年，还开辟了微山湖以下至骆马湖之间的运河，以避免黄河航运的危险，这就是现在的韩庄运河的一部分。虽然暂时换来了黄河的太平与安宁，但却人为的抬高了水位。潘季训被削职后，朝廷特派巡按御史邵陛前往泗州治水，邵陛所筑的邵公堤和保护明祖陵的砖石堤，虽然换来了暂时的太平，但其结局已注定了泗州城难逃淹没的厄运。据资料统计:自明万历19年、21年(1591--1593)，泗州连续3年大水，洪水翻城而下，鱼游城关，舟行树梢，百姓死者不不计其数。到了清朝，异族统治者只知筑坝拦水，不思疏导根治水患，最终导演了这座千古名城沉没的悲剧。
    泗州城沉没后，州署移治于盱山西北麓，悬绝淮湖。直到97年后的乾隆42年(1777)，'巡抚闵公，以治隔淮湖，控驭不便，虹最近泗，请裁虹归泗，版图、民赋一并于泗，并以城为州治……上从其请。'乃将州治由盱山迁于虹(今泗县城)，仍辖盱眙、天长、五河三县。是时。虹县降为虹乡。《凤阳府志》载:新泗州'北枕屏山，南襟长淮，重冈东拱，灵璧西环，盘龙、朱山障其左，鹿鸣、阴灵绕其右，扼徐淮之门户，通兖豫之舟车。虽原野平旷之区，而风水结聚，自然昌明，东南大都会也。'
    由于淮河流域的洪涝灾害和地陷，泗洲城消失。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泗州徙治旧虹县县城，虹县改属泗州(原属凤阳府)，同时撤废虹县，逐渐发展成了今天的泗县。
    明朝时，泗州属于凤阳府，管辖盱眙、天长两个县。到了清雍正2年(1724)，泗州升为了直隶州，管辖盱眙、五河、天长三个县，但仍属于凤阳府管辖。
    清朝”道光十三年(1833年)，岁无收，人相食。”也就是袁鸿祐出生前的7、8年间，泗州竟然饿殍般地、满目凄凉，发生了“人相食”那样的惨剧。这说明在了那个时期，泗州的天灾洪涝灾害已发展到极其严重的地步，饥民们已没有可以充饥的任何食物，竟到了“相食”的地步。
    正因为洪涝灾害的严重，百姓无以为生。起于1851年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才得以顺如破竹的向北扩展；捻军起义军也很快席卷了大半个安徽。官府为了抵御捻军起义军的袭扰，纷纷在各地组织起团练，但每每都因为战斗力底下，为捻军所击败，胜少败多。
    泱泱大清王朝，南有起于广西金田的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中北部有张宗禹领导的捻军农民起义来无影、去无踪。外部还有起于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从沿海爆发。大清王朝，一时间是千疮百孔、满目苍夷。用“内忧外患”来形容那个时期的清政府，的确是非常恰当的。这就是袁鸿祐出生时期那个时代所处的大环境、大背景、大形势。
    面对如此动荡复杂的社会形势，泗州城普通百姓的生活状态又是怎样的呢？普天之下，皆为王土；率土之滨，皆为王臣。“泗州姓氏有刘、许、丁、周、邓、柏、曹、惠、卢、朱、姚、李、王、张、杨、韩、季、汤、吴、尹、时、黄、赵、鲍、虞、骆、万、纪、熊、郭、戚、谷、胡、孟、蒋等不下百余家”。袁姓显然不在其中，也许袁鸿祐的祖上是后来从外地迁入泗州的，但可以肯定的是袁鸿祐家绝对不是泗州的名门望族，或许袁家依靠多年的积累，也有着几亩薄田得以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但袁家也绝不是一个耕读人家，这一点我们从袁鸿祐的处世之道或没有给后人留下什么值得记忆的文字就可以推算出来。
    “旧社会，泗县人习尚早婚，一般男不过20岁即婚，女不过18岁即嫁，喜数代同堂，认为多子多福，以人口众多聚居为荣。”旧社会主要是包办婚姻，男女婚姻多听命于父母，讲究门当户对。不少年轻人在襁褓中或孩提时，父母便为其定婚，男女绝没有自己选择婚姻的自由。男子要恪守婚约，女的要讲“三从四德”（三从：从父、从夫、从子；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女的要从一而终，只嫁一次。旧社会是男尊女卑，夫权至上。袁鸿祐也不可能逃脱泗州普通百姓年轻人所必须经历的这种婚姻宿命。
    袁鸿祐或许也生活在一个几代同堂的家庭，兄弟姐妹几人，也许袁鸿祐也读过几年的私塾，但读书时间一定不是很多。和平时期，农家子弟往往都是通过读书，进而科举及第来达到光耀门庭的目的的，但鉴于当时动荡的社会现实，也为了减轻一家人的生活负担、寻求出路，袁鸿祐没有继续读书而选择走科举及第的道路。1859年，袁鸿祐18岁那年，袁甲三组织的楚军正在当地反击捻军的一次次来犯，袁鸿祐毅然加入了袁姓本家袁甲三的武装去吃粮当兵，“咸丰九年投效皖军”。
2、崛起于行伍
    袁鸿祐没有走科举及第的传统道路，而是投效了楚军，依靠军功一步步向上走。他这一走，竟走了三十七年，才得以出人头地。《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记载：“十年六月，因克复全椒县城及滁全解围，案内出力，经前漕运总督袁甲三奏保，以从九品分发省分，遇缺即补。”咸丰十一年（1861年）九月，袁鸿祐又因为参与了剿灭淮河南北两岸及泗灵的叛匪作战，而被奏保免补本班以监课大使，还赏得了五品衔。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袁鸿祐又因为在收复来安县城的作战中表现出众，又被奏保免补监课大使，以监运判分省补用。同治元年（1862年）3月，袁鸿祐再次因为参与了收复六合天长等城的作战，而被奏保免补监运判，以监运副分省优先补用。同年（1862年）5月，袁鸿祐又因为参加了收复江浦浦口、桥林、乌江等地的战斗尽心出力，被奏保免补监运副，以监运同分省优先补用。同治元年（1862年）这一年，是袁鸿祐军旅生涯中的丰收年，几乎每两个月都有大仗可打。而他的晋升之路也异乎寻常的顺利。这一年的闰八月，他再次参与了江浦浦口、六合各城营等的解围，而被赏戴了蓝顶花翎。同治元年（1862年）九月，袁鸿祐又因为肃清江北一线，作战勇敢，被奏保免补监运同，以知府分省补用。楚军编入清军系列以后，袁鸿祐一直跟随部队南征北战、东奔西杀。所以袁鸿祐的知识和才干都是在楚军的一次次作战中积累和锻炼出来的。他的官阶在一次次提升，但这种提升，暂时还只是体现在官阶上，并没有实际上的职权。
    袁鸿祐加入的袁甲三率领的楚军，它的创立者是左宗棠。后来楚军也和曾国藩率领的湘军一样，地方武装最后都被纳入到了清军的整体序列当中。1868年以后，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积极筹备，准备收复新疆的战役。
    袁鸿祐又被刘锦棠紧急调往西征前线，准备出关。在刘锦棠任西征前线总指挥，打响了收复新疆的战役后，采取了左宗棠“缓进急战”的战争策略后，战事节节胜利。在清军收复了乌鲁木齐以后，前线很快推进到达坂城一线，刘锦棠指挥清军一举攻克了阿古柏苦心构筑的进出乌鲁木齐的关隘达坂城，摧毁了侵略军的巢穴托克逊，快速收复了吐鲁番满汉两城等。光绪四年（1878年）正月，袁鸿祐又被赏换上了顶戴花翎。1878年2月，袁鸿祐跟随刘锦棠进军新疆南疆，很快便收复了西四城：叶尔羌（今莎车）、英吉沙尔（今英吉沙）、和田、喀什噶尔（今喀什）。袁鸿祐在跟随刘锦棠肃清新疆南路侵略军的战役中，因为表现出色，再次被奖励免补知府，以道员，仍分省，遇缺优先录用。     
    1881年5月，袁鸿祐再次因为参与了刘锦棠的五次剿匪作战，作战勇敢，经刘锦棠奏保，“奉旨赏加按察使衔，并赏给正三品封典。”1884年10月，新疆建省前，袁鸿祐又被调派去湖广办理陕甘后路的粮台六年，再次因为尽心竭力，被奏保奉赏加了二品顶戴。1894年，经甘肃提督董福祥的委派，调袁鸿祐去总理营务。1895年，袁鸿祐随董福祥一同出发奔赴甘肃。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也就是袁鸿祐55岁那年，经董福祥和陕甘总督陶模的保奏，袁鸿祐终于经吏部引见给了光绪帝。“二十二正月（1896年），奏派安插河狄抚辑事宜。八月，经董福祥会同陕甘总督陶模奏保，送部引见。三月二十七日，吏部带领引见，奉旨著交军机处存记。”袁鸿祐的每一次上升，都是因为参加剿匪出力而得到提拔。到他从军第33年时，终于得到清光绪皇帝的召见，走入了皇帝的视野。也就是在清光绪皇帝的召见之后，在他已入年迈的61岁时，终于被授予了一个实职。“本月初三日，奉旨补授甘肃新疆喀什噶尔道。”但其到任，已是光绪二十三年（1893年）。
3、主政喀什噶尔
    崔保新在《新疆：1912》书中说：袁鸿祐在任喀什噶尔道尹之前，已“在喀什噶尔兵备道近十年”，显然不确。《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上说，袁鸿祐“十年十月，因奏派湖广办理陕甘后路粮台六载”“二十年，经甘肃提督董福祥派委总理营务。二十一年，随同赴甘。”这就是说，从光绪十年十月（1884）到光绪十六年（1890）年，袁鸿祐被派去办理陕甘后路的粮台事宜；光绪二十年（1894）年，又经甘肃提督董福祥派去总理营务。所以他不可能身兼两职，在喀什噶尔任兵备道十年之久。倒是袁鸿祐担任了喀什噶尔道尹之后，同时兼着喀什噶尔的兵备道一职。
    喀什噶尔道，是当时新疆的第一大道，且是新疆南疆的门户，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在阐述袁鸿祐在喀什噶尔任道尹的作为之前，我们不妨先了解一下清朝在新疆的管理体制，及在喀什噶尔实行的军政体制和道尹的管理职责。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军在平定了天山以南的“大小和卓之乱”后，重新统一了新疆的天山南北。大乱急需大治。为了保证新疆的长治久安，清政府迫切需要在新疆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统治机构，以恢复中央政府对边疆行使主权的管理制度。当时，沙俄的军事力量正在向中亚巴尔喀什湖一带扩张渗透。而新疆当时的南北疆则分成了天山以东、以北、以南三路，很难实现南北相互照应。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清政府在新疆实行了军府制度，国防大权仍归于朝廷手中，执掌新疆军政大权的是伊犁将军，驻惠远古城，节制南北两路驻军。北路由乌鲁木齐都统管辖，南路由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管辖。
    在诸参赞大臣中，唯有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是个例外，他不仅掌管军事，还代伊犁将军处理南疆的行政事务，以及外交事务，这是喀什噶尔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的。在《新疆图志》中，袁大化把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比做唐代的安西都护，也是因为其权利覆盖军事、政治、外交和经济个方面。从1762年新疆建立军府制度，一直到1884年新疆正式建省，喀什一直是天山以南的最高军事指挥中心。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一度是“总理南疆八城”。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的重要还表现在：在整个西域，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所管辖的地域最广、居民最多、辖城最多，而且它的农业经济都比较发达，税源多而广。
    光绪十年（1884年）新疆建省，取消了过去实行的军府制制度，改设道、州、府、县等制。喀什噶尔置分喀什噶尔兵备道一人，主持西四城（喀什噶尔、英吉沙尔、莎车、和田）军政，兼理涉外通商事务。喀什噶尔道尹归新疆巡抚直辖，下设喀什噶尔换防总兵一名，在道台控制下实际主持军务。
    《新疆通志●政务志●政府》中说：“道员：道员辅佐藩、臬二司，负责管理辖区内一切政务。按其职掌是：‘分守、分巡及粮储、盐法各道，或兼兵备，或兼河务，或兼水利，或兼学政，或兼举马屯田，或以粮盐兼分巡之事。皆掌佐藩臬，核官吏，课农桑，兴贤能厉风俗，简军实固封守，以倡所属而廉察其政治。’本来道分分守道和分巡道，分守道员管地方收纳钱粮诸事，分巡道员管刑名诉讼之事。新疆省内四道均冠以分巡名义，并都兼兵备衔。因地处边陲，故各道职权已无分守分巡之别。其具体职权是：(1)监察辖区内府州县，有向皇帝密折封奏之权。即‘道员职司巡察，与在京科、道有言责者相等’。因而准许‘各省道员均著照藩、臬两司密折封奏’。（2）对府州县官厅有第二权。地方刑名案件，除府理留、流罪以上案件道达按察使外，其余案件必须申详于道。直隶州无论性质如何，都必须经过道再上达按察使。（3）节制辖区内驻军之权。道员可节制辖区之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等武职职官。遇有紧急情况，可移牒各地镇营，命其出兵或亲自统以维护地区自安和边境安全。（4）兼管辖区内粮赋征收、水利、屯田、通商、驿传稽查卡伦，及抚驭布鲁特诸部等事宜。”
    清朝在各省直接统兵的武官依次为：提督、提标、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提督官职很高，武职从一品官，比文职巡抚高一级（新疆为平级），是省一级的最高首长，节制全省各镇总兵（全国设陆路提督衙门的有12个省）。1886年，新疆裁撤了乌鲁木齐都统，首设喀什提督一职，在全疆只设一员，其直属部队称提标。
    总兵，武职正二品，为各大城镇军事首长，辖军称镇标，受提督节制，全疆仅设总兵3人，分别是巴里坤总兵、阿克苏总兵、喀什噶尔总兵。副将，武职从二品官，设协台衙门，统帅协标。新疆设副将7人，喀什噶尔、莎车各一员。参将，武职正三品官，直接统兵，其所属为营，当时全疆共有8员，其中英吉沙尔 、和田各一员。
    游击，武职从三品，在总兵中分统各营，全疆共设20人。都司，为武职正四品官，全疆共有17人。
    守备，武职正五品官，其职责为管理营务及粮饷，全疆公社61人。守备之下，还有千总（正六品）、把总（正七品）、外委千总（正八品）、额外外委（正九品）、其所属统称“汛”，主管大小营地防务。所谓外委，即正式编制以外另行委派的武官，清中期以后也是实职。额外外委之下即士卒，分营兵和屯兵二种。清军中负责内务管理的有章京（管理军印）、笔帖式（管理文书档案）等。
    喀什噶尔提督统辖着提标五营（提标中营、左右两营、前营、城守营），兼辖回城协（回城协中营、左右两旗）、莎车协（莎车协中营、中左右三旗）二协，英吉沙尔营、和阗（田）营、马拉巴什（巴楚）营。归喀什噶尔提督管辖的参将有三人。除正规部队外，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新疆的各城镇按照军政地位划分为“最要、次要、中要”三个等级，设置巡警兵，补正规部队之不足，以维护当地的社会治安。“全疆列为‘最要’级一等的巡警兵驻地仅疏附县城与莎车府二地，每处设巡弁1，巡记1，教习1，巡丁1，巡目14，巡兵56，伙夫1，共78人”（最要级二等的巡兵共58人）。
    “疏勒府（今疏勒县）、叶城、英吉沙尔、巴楚等城列为‘次要’级巡警兵驻地，每处设巡弁、巡记、教习各1，巡丁、巡目各4，巡兵24，伙夫1人，共36人。”
    由上述清政府的规定，我们知道，当时喀什噶尔的兵备道一职是喀什噶尔道尹袁鸿祐兼着的，袁鸿祐肩负着负责新疆第一大道--喀什噶尔道的行政、民事、军事、外交等一切事务。
    尤其在军事国防方面，袁鸿祐主持了喀什噶尔的裁军节饷。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也就是袁鸿祐改任道尹的那年，“新疆省军开始裁军节饷，各地开始改练世袭兵，并规定军饷调拨为：步兵一人，拨给土地10亩，牛马各5只，羊10只；骑兵加倍；营、旗、哨官、营书、差弁、亲兵护员加倍；令其家属耕牧。内抽壮丁1人入伍；月给盐菜银9钱，食粮5斗。这种办法虽然可以调动土著居民从军的积极性，但因开支过大，地方负担过重而无法执行。比如喀什噶尔提标步队2400人，马队770人，专防步队200人，计应拨上等地90970亩，给羊103500只，月支薪水、公费、盐、菜、马干银80377两9钱，月支粮1324石4斗。”
    那么，袁鸿祐在喀什噶尔另外还做了些什么事情呢？魏长洪整理的《辛亥革命时期的人物传略》中说：“袁鸿祐（1841-1912），安徽人。光绪二十三年（1903）任喀什噶尔道尹。光绪二十八年（1902）袁鸿祐呈请官商合资筹办于阗金矿，官股20000两，商股10000两，先后开办保利总局（即阿克塔克厂）。翌年，共炼黄金条金4770两，赢利白银40000多两，由于国际市场上金价大跌，光绪三十年（1904年）改为地方承办。”这说明袁鸿祐非常具有商业意识，也说明喀什噶尔的商业在很早时候就已经融入了国际市场，。
    除了筹办金矿开采，我们似乎看不出袁鸿祐在喀什噶尔做过哪些事情。那么，我们不妨看看在袁鸿祐主政喀什噶尔的那些年的前前后后，发生了一些什么大的事情，就可以大致看清楚他的作为了。
    行伍出生的袁鸿祐，戎马一生、刚愎自用，似乎对国际间的交往、纷争没有太多的主见，只求安稳、自保，也没有什么大的格局和心胸，面对英国和沙俄极力角逐，以及沙俄对中国内政方面的步步紧逼，只能一步步妥协、退让，装聋作哑、听之任之。
    光绪十六年（1890年），英国设立驻喀什噶尔游历官；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改为总领事，并设总领馆。
    光绪十八年（1892年），首批瑞典基督教行教会教士进入喀什噶尔，并以喀什噶尔为中心向外扩展。这无疑增加了喀什噶尔外交的复杂性。
    伴随着外国领事馆、教会的设立，外资银行、外贸公司、运输公司、邮政公司、俄侨协会、福音堂、育孤院、印刷所相继设立外国货币开始在喀什噶尔流通。
    1884年，清廷在新疆设立行省后，俄领馆立即在疏附县城内设立俄国邮使所，在中俄边境的伊尔克什坦卡设立邮站并发行俄国邮票，完全垄断了喀什噶尔及南疆对我国内地的邮政业务，据统计资料表明，当时俄国在新疆境内每年仅邮资收入就达10万卢布以上。
    1890年后，沙俄无限制地在喀什噶尔扩大领事特权，俄领事不仅能处理商务和俄商诉讼，甚至还兼管学校、教会、邮政电信和银行，实际上已超越了领事裁判的原定特权。
    1901年，俄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人员无理调戏妇女，引发喀什噶尔回城各界民众抗议游行。在俄国领事馆门前，突然遭到领事馆卫队的枪击，又有大批俄国骑兵从大门里呼啸而出，用马刀砍杀示威群众。喀什噶尔一些官员支持民众的正义行动。刚就任喀什噶尔道尹的袁鸿祐下令出兵镇压示威群众。事态平息后，沙俄驻喀什噶尔领事彼得罗夫斯基，通过北京的沙俄驻华公使，强迫爱国的喀什噶尔提督张宗本将为阿克苏镇总兵，并提名亲俄的原伊犁镇总兵焦大聚接任。
    1906年9月，沙俄通过华俄道胜银行贷款2万卢布，强迫袁世凯修筑了喀什噶尔至土尔尕特山口的通道，以便垄断中亚安集延到喀什噶尔的陆路交通权。
    1907年，沙俄乘袁鸿祐组建官商合办和田金矿之机，再三施加压力，袁鸿祐又向俄国人出卖了矿上监督权。
    1910年冬，袁鸿祐为保护本国利益，下令禁止进口面粉出口。沙俄却以未经他们同意，蛮横要求取消禁令，袁鸿祐照办不误。
    1911年，沙俄乘中国内乱之机，以公开登记和出售通商票的方式，大量地非法发展侨民，一次发放数量竟达俄国侨民的十倍以上。袁鸿祐装聋作哑，听之任之。
    尤其是在“策勒村事件”的处理上，沙俄驻喀什噶尔领事索柯夫通过其驻北京强令袁世凯“惩办凶手、赔礼、抚恤被害人”，袁世凯、杨增新电令喀什噶尔新任提督杨缵绪找准，仍是清政府弱国外交政策的体现。
    但当辛亥革命的余波传到喀什噶尔后，沙俄领事提出可以派兵保护袁鸿祐时，被袁鸿祐一口回绝了。倒变现出了一点点民族气节来。
    袁鸿祐是1892年冬赴任喀什噶尔道尹的，1893年出到任，直到1912年被戕，其在喀什噶尔月整整20年。而沙俄驻喀什噶尔领事彼得罗夫斯基是1882年11月29日抵达喀什噶尔领事任上的，比袁鸿祐早几年到达喀什噶尔，他在喀什噶尔任领事也是21年。两个人的斗争一点儿也不针锋相对、不激烈，彼得罗夫斯基是盛气凌人、咄咄逼人，而袁鸿祐则是软弱无能，步步退让；彼得罗夫斯基是步步紧逼，袁鸿祐则是委屈求全，息事宁人。随着沙俄在喀什噶尔权益的一步步扩大，袁鸿祐是只有接招的份，没有丝毫的进攻，甚至还手之力。
    所以我们看，袁鸿祐除了金矿开采之外，在内政及外交方面几乎没有丝毫的可圈可点之处。
4、袁鸿祐的精明与迂腐
    地处对外交往十分平凡的喀什噶尔，要应对很多外国人的来访。正因为袁鸿祐是行伍出身，靠打仗积累起的身家，又没有多少文化底蕴，所以显得外强中干，他没有像新疆历史上很多的封疆大吏那样，给今天的人们留下哪怕是半字的主张、见解乃至想法。倒是一些外国人留下了很多与其交往的记录，我们倒从中也可以看出袁鸿祐是个怎样的人，以及他的音容笑貌。
    1906年8月31日，马达汉拜会了袁鸿祐。他这样记录下了当时的拜见。“下午拜会中国道台和他的亲信，昨天我已与他交换了名片。道台袁鸿耀（音）是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外表和举止清雅，对人特别客气。他头戴红顶带穗官帽，走到他的官邸前厅来迎接我，并带着我穿过两间中厅到了一间较小的房间，看上去像是内室。内室的桌上摆放了各式茶点。道台非常客气地请求允许他摘下官帽，然后亲手在茶杯里放了两块糖，把一杯热气腾腾的茶端给我。除了喀什噶尔特有的水果之外，还招待油煎饼，这种煎饼里面有肉馅。在长时间的交谈后，我起身告别、彬彬有礼的老人把我一直送到前厅。”
    袁鸿祐不但热情接待了马达汉，还为他取了一个中国名字“马达汉”。而马达汉不但给我们留下了袁鸿祐的摄影照片，还有这些很生动的记述。在这些记录中，袁鸿祐俨然成了一个仪态端庄，彬彬有礼，待客热情周到，且举止清雅的清瘦老人。同样留下袁鸿祐很多生活细节的还有马继业的夫人。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马继业的夫人凯瑟琳在其《一个外交官夫人对喀什噶尔的回忆》中说：“1912年春，有关革命的传闻啊喀什噶尔散布开来。中国内地城市官员被杀的消息流传到了新疆。在新疆，混乱局面首先在一个地方出现，然后又波及另一个地方，离喀什越来越近。终于，这里的官员也开始惊慌起来。他们把自己严严实实地藏在衙门里，甚至藏身于地窖之中。5月5日是个星期天，我丈夫前去拜访袁道台，他躲在衙门里已好几周了，传闻说他藏身于一座牢房中。这位道台心里十分清楚，如果革命的火焰在喀什噶尔点燃，倒霉的首先是他。
    我丈夫到了衙门，却吃惊地看到袁道台在那里自由自在，比传闻的愉快多了。他告诉我丈夫，他本人及其他官员已经给革命党人送去了大量金钱，所以他希望这样做问题就了结了。而我丈夫却暗自思忖，心想这不过是一场漫长的敲诈勒索的开始、
    袁道台给我丈夫看了他佩戴的一个玉手镯，并说：‘你看看，这个精美的玉镯有多美，纯洁无暇，浑然一体，只要玉镯在，只要他不碎，我戴着它命就保全了。’
    我丈夫回来后在花园里喝茶时把这一切都告诉了我。他正在给我讲述袁道台的情况时，有人跑了进来，带来了革命风暴已在阿克苏爆发的消息，阿克苏在喀什噶尔以北，规模仅次于喀什噶尔。来人说那里的官员都被杀了。我们知道，这场风波会很快波及喀什噶尔，心里在想着这位年迈可怜的袁道台的手镯到底能做什么？”
    1887年，英国旅行探险家杨哈斯班德造访喀什噶尔。他曾与袁鸿祐的老对手彼得罗夫斯基有过多次接触。他在《帕米尔历险记》一书中说:”他们看不起中国人，对中国的事情一再贬低，按照他们的说法，中国人懒惰腐败，把中国治理的糟糕透顶。”彼得罗夫斯基曾任过沙俄国会议员，经验丰富，老谋深算。袁鸿祐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
    英国的珍妮特·米斯基女士在《斯坦因：考古与探险》一书中，也评价彼得罗夫斯基说：他“是个能干、傲慢、狡猾而精于诱惑的家伙，任职的21年间对中国官员使尽了阴谋恐吓、威协、利诱、收买、强迫的伎俩。他的目的便是将新疆最西部的绿洲区域由中国瓜分出去，使俄国得以控制通往印度后门的战略性山口。”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也观察过彼得罗夫斯基，说他是“喀什噶尔最有势力的人”。
    说到当时这位“喀什噶尔最有势力的人”，在辛亥革命来临之时，竟提出可以派卫队保护袁鸿祐这件事，袁鸿祐如何能引起这些咄咄逼人的沙俄领事的好感呢？显然是袁鸿祐在面对沙俄的一次次进逼时的软弱、无能。而这种退让，可以让沙俄保留住，抑或获取更多的利益与好处。正是为了能够继续长久的保持这种不断攫取的新的利益，他们提出来，可以派一个卫队保护袁鸿祐。
    这些记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栩栩如生的袁鸿祐。他的长相、他的精明、他的迂腐都表现的活灵活现，十分动人。
5、清廷遗老
    袁大化为什么会选择已经71岁的袁鸿祐来担任新疆首任都督呢？除了他们都是安徽同乡，也都姓袁，更因为他们都是大清政府的忠诚遗民。袁大化即拒不接受民国政府的新任命，也不愿意继续做民国政府的官，坚决要求辞去新疆巡抚的职务，甘愿做清政府的最后遗民。这一点也很像袁鸿祐。“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宣统帝逊位，袁鸿祐在与俄领事交涉文件中仍署宣统年号，俄领事拒绝接受，引起喀什噶尔各界猜疑。当他接到袁大化通令新疆各地承认共和电文后，既不向各界宣布，又不张贴告示仅指示书吏照例叙稿。”
    而袁大化为什么要选择袁鸿祐做接班人，也不仅仅是袁鸿祐资助他20万两白银，还由于袁鸿祐主政新疆第一大道--喀什噶尔近二十年，对新疆情况很了解。袁大化也还是从边疆安定局势的角度来考虑的问题的，他不能给新疆留下一个纷争四起的烂摊子。
    有关袁大化推荐袁鸿祐做新疆首任都督，有三种说法：一是哥老会的说法，伊犁革命党人万两牵制袁大化，电示喀什哥老会推举袁鸿祐做都督，迫使袁大化推荐袁鸿祐继任新疆都督；第二是伊犁革命党人的说法，袁鸿祐花20万两饷银买通了袁大化。袁大化东归，就是携带了袁鸿祐送的大量白银。第三种是袁大化自己说的，他在《新疆伊犁乱事本末》中说：“新疆协饷全资南疆挹注，若更立都督，饷源无着，势成坐困，中央万里能禁鸿祐自立乎？保鸿祐即以保饷源，保新疆也。媛电举袁鸿祐为新疆都督。”也许袁大化考虑的更深一层，新疆协饷，喀什噶尔十中占七，若喀什噶尔独立，内地协饷再断绝，新省军政将无法运转保疆安民，抵御外寇，也属于空话。
6、命丧哥老会
    哥老会其实在袁鸿祐任职期间，对沙俄领事彼得罗夫斯基的一再退让，严重损害中国人利益的一系列做法，早就引起了哥老会党们的不满。
    辛亥革命爆发后，对于北京的袁世凯来说都采用了新年号，袁鸿祐在喀什噶尔却依然用着清朝政府的宣统年号、密不宣告，也让哥老会党们义愤填膺、摩拳擦掌，欲杀掉他。
    而且就凭袁鸿祐在喀什噶尔的所作所为，一个71岁的老人也绝对承担不起管理新疆、治理新疆这样的重任。
袁鸿祐被戕后，民国二年至三年，袁鸿祐的儿子袁崇范，一再呈请北洋政府递状控告边用福、魏得喜等人戕害其父的罪行，为其父报仇。而替袁崇范报了杀父之仇的不是别人，还是后来的新疆都督的杨增新。
    民国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喀什戕官案发生时，杨增新在给北京中华民国政府的《电呈奉查喀什戕官一案请免行追究文》中说：“边永福等在喀举事虽在省城宣布共和以后、在喀什未宣布共和之前，论其暴动行为虽于秩序未合，原其改革思想实与匪徒不同，拟请将喀什戕官之案援照阿克苏戕官案杀道府之案转呈大总统，从宽免究，并另电拟请将魏得喜、边永福等调离喀什赴蒙古前敌效力。”
    原本杨增新已经将此案办结了。但近一年以后的民国三年（1914）十月十一日，杨增新在《电令库车马知事绍武将边永福严行监禁文》中要马少绍武趁阿克苏副将边永福将到库车时，“不动声色探明边永福何日到库即可请至署内，严行监禁。”《训令各属递解边永福回甘肃原籍文》《饬沿途派兵护解文》中“边永福应照章用木笼装载弁加脚镣，以免疏虞”。
    原来杨増新城府、心计极深，他只是暂时稳住了边永福等人，一旦战事结束，他马上下令，擒住了边用福等人，将边永福打入木笼，押往甘肃。杨增新斩杀了边永福，已了结此案。也去掉了自己的一块心病。

（资料来源：西域的天空）

袁育仁

袁家老一辈。

袁卫卫

历史中袁氏族人，赞

袁家荣

1912年（民国元年）l月，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新疆伊犁伊斯兰民族分裂势力发动叛乱，杀死伊犁将军志锐，宣布独立。杨增新眼看清朝廷覆灭，即以保卫省城，维持治安为由，向新疆巡抚袁大化建议，由他出面招募军队。袁准其求，杨增新急招募骑兵五个营，自任统领。2月，袁世凯代行临时大总统，任命袁大化为新疆都督。袁不受，保荐喀什道尹袁鸿佑出任该职务。觊觎新疆都督之职甚久的杨增新极其不满，于5月7日暗中收买哥老会首领边永福、魏得喜等人，暗杀了袁鸿佑。6月30日，已受抚的革命军蔡乐善带领部下反水，情急之下袁大化保荐杨增新为新疆都督。杨增新上任后举兵镇压蔡乐善成功。此间，革命党人冯特民因在武昌宣传革命，被湖广总督张之洞通缉逃往伊犁，建立新伊军政府。冯特民看中杨增新手握重兵，力荐杨增新为军都督，随即新疆都督府与新伊军政府合建。袁世凯为把杨增新收为羽翼，委他任新疆都督兼布政使，密令他严防革命党人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