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老兵袁敖苟

袁洪发

抗战老兵袁敖苟

袁永泉

  1926年，袁敖苟出生于万墓头村的一户贫农家庭，6岁时母亲病逝，其父带着姐姐、哥哥（抗日烈士袁敖法）、弟弟四个孩子守着几亩薄田艰难度日，8岁时就帮人家放牛。

  1940年，14岁的他参加新四军，任四县（镇江、丹阳、句容、金坛）总队二中队通讯员。1941年参加过溧水石马战斗。

  1942年，进新四军第六师47团，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荣炳小士桥伏击日伪军，后在溧水白马桥别甲山战斗中负伤，组织安排他回家养伤。一颗子弹头在左小腿骨内至今未取出。

  1943年，伤愈回部队，任陶宝区区长张冰痕（解放后曾任中共浙江省温州市市委书记）的警卫员，后改任茅东县武工队队长薛晓春（解放后曾任中共镇江地委副书记、镇江行署副专员）的警卫员。他为人机灵勇敢，很受首长信任。

  1944年春节前，茅东县长凌海波（解放后曾任镇江军分区后勤部长），在蒲秆村（现荣炳盐资源区所在地）带工作人员收完粮结账时，不料汉奸石仲英去西旸据点报告，鬼子立即带伪军共100多人包围搜查，他们立即上楼隐蔽。幸亏鬼子只知道他们在此村，不知道在谁家。老百姓被敌人抓去拷问，谁也不说实话，气的敌人打破老百姓的108口铁锅，才悻悻而去。敌人撤退后，凌海波到街上安慰群众，并当众宣布：“石仲英这次犯下罪，我不让他过正月初五，就干掉他！”正月初四，袁敖苟和手枪队员胡网川（荣炳前障村人）接到茅东县委的命令，潜入西旸，暗暗跟踪汉奸石仲英。午后，见石进入赌场，他俩也潜入，当时人多声杂，他人小个子矮，慢慢移到石身后，趁石赢钱摞钱时，手枪对准石后脑勺，扣动了扳机。第一枪瞎火，石未发觉，后连开两枪，石当场毙命。赌徒们见杀人了，一哄而散。他俩也趁乱向直溪方向安全转移了。同年，他同武工队队员们一道参加铲除茅东地区日本特务组织“建峰总社”的行动。

  1945年10月，随军北撤，担任新四军47团机炮连副连长，曾参加泰兴、如皋等战斗多次。

  1946年10月，调中共中央华东局茅山公会，担任47团副连长，后受组织委派，打入国民党政权内部，以曲阳乡公所保安队长的身份为掩护，执行党下达的秘密任务。1948年，处死曾带队杀死凌荣炳烈士的叛徒杜老五和圹北村的伪乡长徐长庾。

  1949年6月，调入丹徒区公安局，任剿匪大队大队长。1950年，由于违反剿匪政策，误杀了两面人的土匪头目，受到从连职降到排职的降级处分。后调任镇江军分区招待所任排长。1952年6月，响应党的号召，复员回乡，参加社会主义建没，任华阳乡人武部长。

  1958年．任兴叶乡副乡长，兼任民兵连长、治保主任。

  三年困难时期（1960年），他辞去在乡里的所有职务。到曲阳村西南方的荒山坡地上兴办曲阳园林场发展多种经营实行生产自救，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停办。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他有打入国民党政权做事的经历，不明真相的红卫兵，多次组织对他的批斗游村，人身受到极大地伤害。此时在地、县工作的老领导，把他接到镇江军分区干休所关押（实际是人身保护）了一年零八个月，到1969年九大召开前夕，才释放回乡。

  1972年“九·一三”事件以后，根据有关中央文件精神，大批老干部获得解放重新起用。国家补助他被关押期间的经济损失，任命他担任曲阳大队党支部委员，民兵营营长。

  1974年他辞职自筹资金到曲阳村北坡荒地开办曲阳砖瓦厂。十二个生产队每队招收两名社员进厂务工。到1976年末，由于经营有方，效益显著。还清了办厂启动资金，上缴完国家税收、大队利润，留足公益金后，剩余资金参与分配，在厂务工人员的收入，超过在生产队务农社员收入的两倍以上。厂部购买了一辆南京大桥牌自行车，大队干部到公社开会经常去借用。还添置了一台14英寸黑白电视机。起初放在厂部播出，由于去看的人越来越多，容纳不下。后来干脆搬到曲阳大会堂，有大队值班人员播放，本村和邻村群众早早搬凳子坐在那等候，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

  1990年，他辞去村办砖瓦厂厂长职务，居家养老。由于他对我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贡献，丹徒区委组织部、区民政局给予他优抚补助，现两项合起来已增长到每月3150元，每年春节前镇江市、丹徒区、荣炳盐资区主要领导都带慰向金、慰问品登门慰问他。

  袁教苟至今已96岁高龄尚健在。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建国70周年活动中，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关怀并授予两枚纪念勋章。

  2021年，在荣炳盐资源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活动中，他是光荣在党50年《名册》中唯一党龄超过70年的老党员，也是我们袁氏万墓头支谱（1928年）中唯一健在的裔孙。2022年6月11日，笔者回万墓头老家，特地到曲阳村看望袁敖苟（堂兄），并核对他事迹中的细节，见他坐在轮椅上，神志清楚、思路清晰。但生活已完全不能自理，全靠子女细心护理。好人有好报，颐养福天年！

五十五世裔孙永泉撰2022年6月15日

袁卫卫

向袁老致敬，祝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