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
本帖最后由 袁弘毅 于 2018-6-15 22:55 编辑袁伟时
简介
袁伟时，男，汉族。1931年12月15日生，广东兴宁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1949年5月参加革命，1950年6月参加共产党，现在是中山大学离休的教授和厅级干部。第七届（1988－199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6－1990任中山大学中山市分校——孙文学院首任院长。1987年当选中国现代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以后多次连任；曾是安徽社联主办的《学术界》和浙江社联主办的《浙江社会科学》的学术顾问，广州市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开放时代》的学术委员；2008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访问学者。已结集出版的著作有《中国现代哲学史稿》、《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路标与灵魂的拷问》等。主编《现代与传统丛书》、《荒原学术文丛》、《牛虻文丛》等。
学术理念自称“历史在哪里扭曲，就要在哪里突破”，他在《中国现代哲学史稿》的后记：“如果我们不愿再做受谴责的一代，就必须面对严峻的现实，从百年的屈辱和挫折中充分汲取教益……学术与盲信势同冰炭。因此，我的信念是：我只把我看到的历史本来面目写在纸上。”
著作
《中国现代哲学史稿》（1987年）
《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1992年），增订新版易名为：《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2003年）
《路标与灵魂的拷问》（1998年）
《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2004年）
《晚清大变局》明报出版社2006年6月初版。
《昨天的中国》浙江大学出版社
观点摘要
记者采访
袁伟时一直颇受关注，是个“争议”人物。
在中大校园，袁伟时已待了半个世纪。老先生的作息，似乎很规律。午睡时间，雷打不动，习惯把家中的电话机给挂了，免得外界打扰。他先迎我到客厅入坐，而后进厨房泡茶。他穿了件深蓝色的拉链夹克衫，深色裤，一双黑皮鞋擦得锃亮。听舒立说起，前不久，老先生晚上给学生上“中国近代思潮”课。讲坛上那把椅子有些年纪，不结实。坐着坐着，架子散了，快80的袁先生一屁股就摔地上了。听说，他的学生助理当时脸刷白了。袁先生自己爬起来：“没有事。继续上课”。
我问起他上课跌跤的事。他哈哈一笑：“我给他们本科生上第一堂课时，先自我介绍说，你们是90后，我是80后！”脸上，写满了老顽童的得意和满足。听学生说，每周选修或旁听袁先生的课，大教室总塞满了学生，常有300多号人。有时，窗口地板上也占满了。
“一些学生听了我的历史课，觉得很困惑。他们跑来问我，为什么你讲的历史，与我们以前学的那么不同？！我们到底应该相信哪个版本呢？”袁伟时说。
“我80了，大家想为我祝寿。我说，庆祝生日没有多大意思，还是开个学术研讨会，讨论一些问题”。于是，一些学界朋友就开始筹备一个“20世纪中国思想和文化”的研讨会。不过，两个星期前，广东省社联一位官员找到筹办研讨会的广东人文学会负责人，很客气拿出一个文件。他说，根据规定，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必须报请宣传部批准。因这次会议很多学者来自外地，属于全国性学术会议，得事先报批。人文学会负责人当堂表示，既然这样，研讨会我们就不办了。
袁家的客厅，并不大，挂了两幅字。一幅是启功先生所赠，题的是杜牧的诗。另一幅是广东书法家尚涛的墨迹，上面16个字：虚能养和，静能生悟，仰以察古，俯以观今。
“我们都是一等良民，奉公守法的。既然有关部门说了要审批，那么这个学术研讨会就不开了，就改为袁伟时生日庆贺会了。法律并没有禁止做寿啊！”。袁伟时摆摆手。
1950年，袁伟时考入中山大学，读经济系。后北上到上海，进了复旦经济系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生班，学的是老大哥苏联的政治和经济理论。他的导师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江泽宏教授。
15日那天，将有120位朋友前来为袁老庆生。我问他，八十的人生感悟，那天会对家人和朋友说些什么？
他想了想，说：
“第一，我要说的是感谢。我这80年，一路走来，有太多的人帮助过我。我的家人、朋友、编辑、记者。就说帮我修过电脑的朋友，就有20多人，其中还有世界一流的专家！”
“第二，我要说一声道歉。从1949年到七十年代。在那个革命年代，我受到过伤害，但是也伤害过别人。我是一个老共产党员。我尽力谨守良知。在复旦读研究生时，我是班上的党支部书记，我所在的研究生班没有一个人被打成”右派“。但是，另一方面，从学生时代开始，我就是校内大大小小的干部，参加过各种政治运动。自己做过的决定，在政治运动中的发言，都曾伤害到别人。对此，我是要道歉的！”
“第三，我还要继续努力。我的自我感觉是，我还没有进入老年。大家知道，我的学术成果，大部分是在退休之后产生的。我要继续偿还学术和思想欠债。近代中国经历那么多的曲折和苦难，应该产生巨大的学术和思想成果。但现在还没有。这是对人类的欠债。应该有众多学人自觉担负起还债的任务。今后的10年，我仍然要坚持不懈，尽绵薄之力！”
过去10多年，袁伟时挨的骂不少。不少人（包括学界中人）严词谴责他的史学观，更有人骂他是“汉奸”、“卖国贼”。他的专著《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和人物》，《路标和灵魂的拷问》等书都引起强烈反弹。
“面对谩骂，我向来的态度是一笑置之。它们多半是不可理喻的。乱骂人是羞辱自己。现代文明是无法抗拒的。谁的言行对社会有益，时间是铁面无私的审判官。每个人时间有限，我只做自己应该做的事，继续宣扬我的观点。”
“过去，中国宪政失败的原因之一，是社会的中下层没有充分参与。对国家道路选择这样的世界性难题，难倒了中国的精英。社会矛盾的尖锐，就迫使掌权者不能不改革。现在的政府上层，并不是都不思改革。只要国家上下一起努力，就能推动中国社会前进，完成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历程。从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打开国门，已经过去了170年。现在是完成中国社会转型的时候了！
“我一直说，我是个死不改悔的乐观主义者。以2003年孙志刚案和延安农民看黄碟事件为标志，公民权利意识正日益觉醒，中国的宪政正在生长。”
我匆匆打住采访。记者要拍照。天色转暗，袁先生很在意拍照的背景和光线，和我们一同下楼，带大家去校园取景。他走路时，腰板挺直，步伐大且轻。一头白发，在中大校园的柔和夕阳下。他边走边告诉我：“年轻的时候，我喜欢跑步，每天在操场上跑满10圈，4000米。后来，年纪大了，就改成做广播操和走路。在中大校园里，我每天走一万米，两次完成，每次1小时。”
（来源：百度百科）
从孙袁妥协到“二次革命”——政治策略与民初宪政的历史经验_袁伟时http://www.chinakongzi.org/rw/xszj/yuanws/200709/t20070903_2713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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