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了凡南稻北栽《劝农书》
本帖最后由 袁明辉 于 2020-7-26 12:59 编辑袁了凡南稻北栽《劝农书》（原题为《南稻北栽劝农书》）
撰稿：杨越岷
中国古代经济基本上属于农耕经济，那时候国家的财政收入除了盐、铁之外，主要是田亩收入，也就是收缴所谓的“皇粮国税”，所以县一级官员的主要职能是审案、收缴漕粮、兴修水利和派遣各种徭役。袁了凡来到宝坻后除了减免税赋、减少徭役推派，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外，就是放手发动农民抓农业。在生产方面，主要抓了两件事： 第一件，就是南稻北栽，推广水田耕作制度。使过去坑坑洼洼的盐碱地，变成高产稳产的米粮川。特别是他蹲点的葫芦窝村（今属宝坻区林亭口镇）试点，成了当时天津地区开垦水田，推广水稻种植的“样板村”，比徐光启在天津从事垦荒，发展水稻生产，早了三十多年。 第二件，总结农业生产经验，根据当地特点撰写、刻印宝坻《劝农书》，并每户一册，分发到农民手中。对普及农业技术，提高农民种植技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编书的初衷，他在序言中说得很明白：“吾将挟此书以告父母，吾土者推而行之，人人共乐之，吾顾亦足矣。” 以往我们只知道，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在天津从事垦荒，发展水稻生产，并根据天津经验写成了《农政全书》（历史教科书上有记载）。而许多人却不知道，明代最早在天津开发水田，引种稻子的前驱者袁了凡，更不知道他的著述宝坻《劝农书》。 袁了凡虽然是读书人，且居住在嘉善城里，但他对于水稻种植，还是有所了解的，因为他们家有祖传的几十顷“陶庄田”，平时常有佃户到城里来说些农事。秋收时节，他还常跟催收租米的老管家一道回老家，打小就听农民议论“春耕夏种”；听下乡催粮的官吏们议论“运送漕粮”的事。袁了凡认定，既立志举业，励精图治做大事，就必须要懂得农业生产，因为它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 袁了凡对农业生产很有兴趣，对稻米的收成特别关注。老家分湖沿岸盛产大米，据《湖隐外史》记载，分湖米“煮熟，粒长大而色泽光润，性柔滋而味甘香，即恐锡山亦未必胜之。”但上好的白米并没有给农户带来什么好的收益。一到秋收时节，陶庄镇上便热闹了起来。住在城里的东家来了，各地米号的商贩来了，催解漕粮的官吏也来了。 袁了凡从小就是菩萨心肠，他在与农家分享丰收喜悦的同时，又为被上缴“皇粮国税”逼得走投无路的农民而感到担心。当时，他曾想过，“天子脚下”难道没有种田、不产大米。非得那么远的路，运来运去的真是劳民伤财。在嘉善时，他亲眼目睹了“漕法之苛”。 每临兑如蹈汤镬，嘉善的农民为完成征收数目，只好剜肉补疮，吃糠咽菜，甚至于饿着肚子，而这一切都是漕运惹的祸。袁了凡深知，原本“善邑粮赋之重甲于全国”，而迁都北京后，漕运给当地农民又增加了额外负担。如运往京都的转运费用（加征耗粮）、路上的漕耗和优恤官军的行粮、月粮也要由粮户分摊，由于每亩耗粮增加，农户们不堪重负。 他来到宝坻任职不久，得知尚宝少卿徐贞明已在永平（今河北省卢龙）招募南方人引种水稻。对此，明廷朝野议论在京东地区推广水稻种植，若京东垦荒成功，水田种稻，可年取粮食数万石于畿内，将大大减轻“南粮北运”的压力。袁黄就是这一主张的积极响应者。 徐贞明在永平着力推广水稻种植，袁了凡则在宝坻发动农户垦荒，两人不谋而合，所见略同。袁了凡在《皇都水利考》中，曾反复阐述过在京畿之地，垦荒种植水稻的好处。他在《论畿内田制》中感叹“江南无寸土不耕，而畿内荒芜弥目”，实在是莫大的浪费。 土地不产出，“皇粮国税”安在？所以，袁了凡又在《论开田赏功》一文中说，应该倡导官员领衔垦荒、种粮，还拟定了相当具体的“按功行赏”的奖励制度。他认为，“徐尚宝（徐贞明）谈水田凿凿矣，然不与天下共功，而欲以一人之力相视，倡导岂不戛戛乎难哉？”提出了要组织发动人们都去垦荒，要建立健全激励机制，要靠政策指引，而不是靠你徐贞明一个人单打独斗。 为了大面积推广水稻生产，袁了凡还实地考察宝坻辖内湿地和主要河道，他根据宝坻的自然条件，提出了在宝坻“东部洼淀推行水田”，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生产的思考；在水利建设方面，他主张以疏浚河道、蓄水灌溉为主，做好“借水兴农”这篇文章。 与此同时，他还选择在葫芦窝等村率先进行水稻种植的实践，同时动员农民在耕作区开挖渠道，引潮白河之水灌溉水稻。“南稻北栽”试点，很快获得了成功，这在宝坻的历史上是件“破天荒”的事件。清朝的林则徐曾在《畿辅水利议》中，提及袁了凡在天津地区推广水田的事情，他说：“宝坻营田，引蓟运河、潮（白河）水。潮水性温，发苗最沃，一日再至，不失晷刻，虽少雨之岁，灌溉自饶。”对其的做法与经验评价甚高。 推广水稻生产，除了舆论宣传的开道外，试点村的经验推广和必要的种植技术培训也是很重要的，袁了凡想到了写一部有关农业技术的书。于是，他在宝坻任职期间，根据当地的生产实践，在吸收南方地区经验和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写成了《劝农书》（也叫《宝坻劝农书》）。 袁了凡著述的宝坻《劝农书》作为农业技术专著，它所讲授的内容不但通俗易懂，而且操作性很强，一般人都能看得懂。全书分天时、地利、田制、播种、耕治、灌溉、粪壤和占验等八个章节，共一万余字。 袁了凡在每篇中，除了介绍前人古法外，主要是向当地农民传播新的作物品种与耕作技术。比如，讲述如何顺应农时、辨别土质肥瘠；怎样播种与中耕管理、沤制肥料；还介绍了开垦荒地、兴修水利以及制作闸、涵、槽与汲水工具等方面的实用技术，并亲手绘制了翻车、水转翻车、牛拽水车、筒车、木筒、架槽、戽斗和高车等十七幅插图，大多数为水田灌溉所用的农具。 最为有趣的是，袁了凡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提出：凡青壮劳力，“人给一册，有能遵行者，免其杂差”，借以推广。这种技术推广的方法，以前是很少听到的。最近，有专家著文称，袁了凡写的宝坻《劝农书》是天津历史上最早的农业专著，后来的某些农技书籍，特别是水稻种植的专著，或多或少都要参考或引用宝坻《劝农书》的内容。 袁了凡在宝坻任职期间，还做了一件相当有意义的事，就是利用业余时间，对京津地区的水利和其他农业资源作了一番考察，并写成了一部极为重要的专著《皇都水利考》。袁了凡在此书卷首，开宗明义地说“水利乃经世第一事，畿内乃天下第一地”，天津卫东临渤海湾，又属于京畿之地，其治水工作尤为重要，“功亦伟矣”。 袁了凡一个七品芝麻官，不好好地呆在宝坻县，为什么偏要在京津地区满山遍野地跑？这不是瞎跑，因为治理水患是一项区域性的工作，它常常会涉及到一个流域，一个地区。倘若某一地方（或者局部）出了问题，它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到整个耕作区。 袁了凡在抓好辖内工作的同时，考虑到了如何做好整个流域（耕作区）的治理。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彻底解决畿内的水患问题。为了摸清宝坻以及周边地区的水利状况，他跋山涉水走遍了燕赵大地，先后对北易水、南易水、涞水（巨马河）、督亢沟、白沟河和卫河等流经华北的主要江河、湖泊进行了考察。 在考察期间，袁了凡不但对诸水系进行追根溯源的查考，还对诸流域的土地使用、农田灌溉和粮食产量等情况，也作了较为全面的调查记录。在此基础上，他陆续写了《泸沟河考》、《滹沱河考》和《大通河考》（包括《二易合考》）等11篇“考察报告”。可以说，它是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结晶体。 袁了凡平时勤于思考，“金点子”又多。他将沿途思考的一些问题和形成的想法，分别写成了《论建都当兴水利》、《论畿内田制》和《论沿海开田》等6篇有关沿海地带资源开发利用的论文，它与上述“考察报告”合成了《皇都水利考》一书。 袁了凡在京畿之地的考察与实践，得到历代治水专家的肯定，以致清代的林则徐在《畿辅水利议·总叙》中还在念叨：“近畿水田之利，自宋臣何承矩，元臣托克托（脱脱）、郭守敬、虞集，明臣徐贞明、邱浚、袁黄（即袁了凡）、汪应蛟、左光斗、董应举辈，历历议行，皆有成绩。”这里也提到了袁了凡的功绩。有专家称，《皇都水利考》对当今京津地区的生态保护和水利建设，仍具有较为重要的参考价值。这是袁了凡在历史上的又一贡献。
（来源：《嘉兴日报》2011年11月25日第B7版）
本帖最后由 袁明辉 于 2020-7-26 12:59 编辑
资料珍贵！拜读了！:):):):)
页:
[1]